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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公所处之时势，虽极艰巨，然以其不世出之才，遭遇大有为之主，其于拨乱世反诸正也，宜若反手然。顾其成就不能如其所期者，何也？则朋党累之也。宋之党祸，盛于荆公以后，而实远滥觞于荆公以前，是不可不追论之。政党之为物，产于政治进化之后。国之有政党，非其可吊者，而其可庆者也。虽然，有界说焉：一曰，政党惟能生存于立宪政体之下，而与专制政体不相容。二曰，为政党者，既宜具结党之实，而尤不宜讳结党之名。三曰，其所辨争者，当专在政治问题，而宫廷问题及个人私德问题学术异同问题等，皆不容杂入其间。若宋之所谓党，举未足以语于是也，吾故不能许以政党，仍其旧名曰朋党而已。中国前此之党祸，若汉之党锢，唐之牛李。后此之党祸，若明之东林、复社，皆可谓之以小人陷君子。惟宋不然，其性质复杂而极不分明，无智愚贤不肖而悉自投于蜩螗沸羹之中。一言以蔽之，曰：士大夫以意气相竞而已。推原宋代朋党所以特盛之故，一由于右文而贱武，二由中央集权太过其度。宋祖之政策，既务摧抑其臣，使不得以武功自见，怀才抱能之士，势不得尽趋于从政之一途。而兵权财权，悉集中央，牧民之司，方面之寄，以为左迁贬谪，或耆臣优养之地，非如汉之郡国守相，得行其志以有所树立，且严其考成黜陟，使人知所濯磨也。是故秀异之士，欲立功名者，群走集于京师。而彼其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有国会，容多士以驰骋之余地也，所得与于国政者，二三宰执而已。其次则少数之馆职台谏，为宰执升进之阶者也。夫以一国之大，人才之众，而惟此极少极狭之位置，可以为树立功名之凭藉，则其相率而争之，亦固其所。故有宋一代之历史，谓之争夺政权之历史可也，——不肖者固争焉以营其私，即贤者亦争焉以行其志。争之既急，意气自出乎其间，彼此自诋，而以朋党之名加人，于是党祸遂与宋相终始矣。
宋朋党之祸，虽极于元祐、绍圣以后，而实滥觞于仁英二朝。其开之者，则仁宗时范吕之争，其张之者则英宗时之濮议也。初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夷简去，仲淹相，石介作诗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而孙沔读介诗曰：“祸自此始矣。”仲淹相数月，史称其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于上。反对党乘之，尽力攻击，而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罢。王拱辰昌言曰：“吾一网打尽矣。”其气焰与石介之诗，若出一吻。后世论史者，莫不右仲淹而抑夷简。夫仲淹之规模宏远，以天下为己任，诚非夷简辈所能望。然夷简亦不过一庸材贪恋大位者耳，若指为奸邪，则宋百年来之宰相，若夷简者比比皆是，宁得尽曰奸邪乎？况当时党夷简以攻仲淹之人，亦多有后世所目为君子者，则又何也？要之，宋之朋党，无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以相倾轧，自庆历时而已然矣。此风既开，至英宗治平间而有濮议之一大公案。
濮议者何？仁宗崩，无子，以兄濮安懿王之子为后，是为英宗。英宗治平二年，议追尊濮王典礼，廷臣分党相哄，汹汹若待大敌。朋党之祸，于兹极烈。台谏至相率请斩韩琦、欧阳以谢先帝，驯至因公事以诋及私德，遂有诬欧阳修以帷薄隐慝之事。而当时以濮议被攻者，如韩欧之徒，固后世所称君子人者也；其以濮议攻人者，如吕诲、范纯仁之徒，又后世所称君子人者也。宋世朋党之真相，于兹毕见。此事虽若与荆公新法之哄争无与，然其现象极相类，且前此首攻濮议之人，即为后此首攻新法之人，吾故不避枝蔓之诮，取欧阳公濮议原文全录之，以见当时所谓士大夫者，其风气若是，而知后此荆公之地位，一如韩欧；而新法之公案，亦一濮议而已。
（附）欧阳修濮议：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庆于天下，群臣并进爵秩，恩泽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诸王，亦已加封赠，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书以为不可与诸王一例，乃奏请下有司议合行典礼，有旨宜俟服除，其议遂格。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释服，乃下其奏两制，杂学士待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圭等议濮安懿王高官大爵极其尊荣而已，中书以为赠官及改封大国，当降制行册命，而制册有式，制则当曰“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其册则当曰“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而濮王于上父子也，未审制册称为何亲及名与不名，乃再下其议，而圭等请称“皇伯”而不名。中书据《仪礼·丧服记》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又据开元开宝礼皆云：“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为所后父斩衰三年。”是所后所生皆称父母。而古今典礼，皆无改称“皇伯”之文，又历检前世以藩侯入继大统之君，不幸多当衰乱之世，不可以为法，唯汉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称其父为“皇考”，而“皇伯”之称，既非典礼，出于无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礼及汉孝宣光武故事，并录皇伯之议，别下三省集官与台官共加详议。未及集议，而皇太后以手书责中书不当称“皇考”，中书具对所以然。而上见皇太后手书，惊骇，遽降手诏罢议，而追崇之礼亦寢。后数日，礼官范镇等坚请必行皇伯之议。其奏留中，已而台官亦各有论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决意罢议，故凡言者一切留中。上圣性聪睿英果，烛理至明，待遇臣下，礼极谦恭，然而不为姑息。台官所论濮园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从者又多寢而不行，台官由此积忿出怨言，并怒中书不为施行。中书亦尝奏云，近日台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谓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为拒谏之主，乞略与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当以至公待天下，若台官所言可行，当即尽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难行，岂当应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强行之，岂不害事耶？”中书以上语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请。上仍问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韩琦已下相顾曰：“实无之。”因曰：“如此则未有。”是时杂端御史数人，皆新被擢用，锐于进取，务求速誉，见事辄言，不复更思职分，故事多乖缪，不可施行。是时京师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无数，而军营尤甚。上以军士暴露，圣心焦劳，而两府之臣，相与忧畏，夙夜劳心竭虑，部分处置，各有条目矣。是时范纯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听所言何事。而第一札子催修营房，责中书何不速了。因请每一营差监官一员，中书勘会。在京倒塌军营五百二十坐，如纯仁所请，当差监官五百二十员，每员当直兵士四人，是于国家仓卒多事阙人之际，虚破役兵二千人当直，五百员监官，而未有瓦木笆箔，一并兴修未得，其狂率疏缪如此。故于中书聚议时，臣修不觉笑之，而台中亦自觉其非。后数日吕大防再言，乞两营共差一官，其所言烦碎不识事体不可施行多类此。而台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故吕大防又言，今后台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书具因何不行，报台，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渐传于士大夫间，台官亲旧，有戏而激之曰：“近日台官言事，中书尽批进呈讫，外人谓御史台为进呈院矣。”此语甚著，朝士相传以为戏笑，而台官益怏怏惭愤，遂为决去就之计，以谓因言得罪，犹足取美名。是时人主圣德恭俭，举动无差失，两府大臣，亦各无大过，未有事可决去就者，惟濮议未定，乃曰此好题目，所谓奇货不可失也，于是相与力言。然是时手诏既已罢议，“皇伯皇考”之说，俱未有适从，其他追崇礼数，又未尝议及，朝廷于濮议，未有过失，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议而已。中书以谓前世议礼连年不决者甚多，此事体大，况人主谦抑，已罢不议，有何过举可以论列？于是置而不问。台官群至中书扬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无使他人作奇货！”上亦已决意罢议，故言者虽多，一切不听，由是台官愈益愧耻。既势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买名，故其言惟务激怒朝廷，无所忌惮，而肆为诬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为首议之人，恣其丑诋。初，两制以朝廷不用其议，意已有不平，及台宪有言，遂翕然相与为表里。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识礼义者，不知圣人重绝人嗣，凡无子者明许立后，是大公之道，但习见闾阎俚俗养过房子及异姓乞养义男之类，畏人知者，皆讳其所生父母，以为当然，遂以“皇伯”之议为是。台官既挟两制之助，而外论又如此，因以言惑众，云朝廷背弃仁宗恩德，崇奖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语云，待将濮王入太庙，换了仁宗木主。中外汹汹，莫可晓谕，而有识之士知“皇伯”之议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尝有议请称亲，议未及上，而台官交章弹之，由是有识之士，皆钳口畏祸矣。久之，中书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礼数行之以息群论，乃略草一事目呈进，乞依此降诏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亲也，群臣咸请封崇，而子无爵父之义，宜令中书门下，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令王子孙岁时奉祠。——其礼止于如此而已。乃是岁九月也，上览之，略无难色，曰：“只如此极好。然须白过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时渐近南郊，朝廷事多，台议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书亦更不议及。郊禋既罢，明年正月，台议复作。中书再将前所草事目进呈，乞降诏。上曰：“待三两日间白过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简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谕云：“濮王许皇帝称亲。”又云：“濮王宜称皇，三夫人宜称后。”与中书所进诏草中事绝异，而称皇称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谕。从初中书进呈诏草时，但乞上直降诏施行，初无一语及慈寿宫。而上但云，欲“白过太后，然后施行”，亦不云请太后降手书。此数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书本意。是日韩琦以祠祭致斋，惟曾公亮、赵概与臣修在垂拱殿门阁子内，相顾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为。因请就致斋处召韩琦同取旨，少顷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见，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书三事，其称亲一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乞陛下辞免，别降手诏，止称亲。而却以臣等前日进呈诏草，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令王子孙奉祠等事，便载于手诏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诏施行。初，中外之人，为台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夺仁宗正统，故人情汹汹，及见手诏所行礼数，止于如此，皆以为朝廷处置合宜，遂更无异论，惟建“皇伯”之议者，犹以称亲为不然。而吕诲等已纳告敕，杜门不出，其势亦难中止，遂专指称亲为非，益肆其诬罔，言琦交结中官苏利涉、高居简，惑乱皇太后，致降手书；又专指臣修为首议之人，乞行诛戮以谢祖宗。其奏章正本进入，副本便与进奏官令传布。诲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对见，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数谕中书云，诲等遇人主，无复君臣之礼。然上圣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犹数遣中使，还其告敕，就家宣召，既决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盖濮园之议，自中书始初建请，以至称亲立庙，上未尝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虚怀恭己，一付大臣与有司，而惟典礼是从尔。其不称“皇伯”欲称“皇考”，自是中书执议，上亦无所偏执。及诲等累论，久而不决者，盖以上性严重，不可轻回，谓已降手诏罢议，故称“伯”称“考”，一切置而不议尔，非意有所偏执也。上尝谕韩琦等云，昔汉宣帝即位八年，始议追尊皇考；昨中书所议，何太速也。以此见上意慎重，不敢轻议耳，岂欲过当追崇也？至于中书惟称号不敢用“皇伯”无稽之说，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礼数，皆未尝议及者，盖“皇伯”“皇考”称呼犹未决而遽罢议，故未暇及追崇之礼也。其后所议，止于即园立庙而已。如诲等广引哀桓之事为厚诬者，皆未尝议及也。初，诲等既决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赵瞻者，在数人中尤为庸下，殊不识事体，遂扬言于人云：“昨来官家但不曾下拜留我耳。”以此自夸有德色。而吕诲亦谓人曰：“向若朝廷于台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辈遮羞，亦不至决去。”由是言之，朝廷于濮议，岂有过举？逐台官岂是上本意？而诲等决去，岂专为濮议耶？士大夫但见诲等所诬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诲等用心者，但谓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争为之誉，果如诲等所料。诲等既果以此得虚名，而荐诲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扬君之恶而彰己善，犹不可，况诬君以恶而买虚名哉？呜呼！使诲等心迹不露，而诬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谕于后世，臣等之罪也。故直书其实以备史官之采。
读欧公此文，则当时所谓清议者，其价值可以想见矣。彼建言者之意，不过欲借此以立名，但求因言得罪，则名愈高，其唯一之目的在是，而国家之利害，一切未尝介其胸也。故惟日日搜求好题目，居之以为奇货，稍有可乘，则摇唇鼓舌。盈廷不得志之徒，相与为表里，愚民无识，从而和之，势益汹汹。有抗之者，即指为奸邪，务箝人之口而后已。争之不得，则发愤而诬人私德，至谓韩魏公交结中官，谓欧阳公盗甥女。夷考当时攻韩欧之言，曰：“乱大伦，灭人理。”曰：“含生之类发愤痛心。”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宠，自为身谋，害义伤孝。”曰：“百计搜求，务为巧饰，欺罔圣听，支吾言者。”夫韩欧二公之立身事君，其大节昭昭在人耳目，曷尝有如言者所云云。使如所云云，则此二人之罪，不在施政之失宜，而在设心之不肖，是则真不可以立于天地间矣。而岂其然哉？若其不然，则攻之者之设心，又居何等也？夫濮议不过皇室私事耳，曾无与天下大计；即在皇室私事中，抑其细已甚。而当时所谓士大夫者，以沽名泄愤之故，推波助澜，无风作浪，不惜挠天下之耳目以集矢于一二任事之人。而况乎荆公之变法，其事业之重大而不适于庸众之耳目，有过此万万者乎？其一人狂吠而举国从而和之，固其所也。濮议之役，韩欧所为，无丝毫悖于义理，既已若是，而言者犹指为乱伦灭理，希恩固宠，巧饰欺罔，则夫后此之以此等种种恶名加诸荆公者，其又可信耶？以琦之耿介，而得诬为交结宦寺；以修之高尚，而得诬为盗污孤甥，则凡后此所以诋荆公私德者，其又可信耶？区区之濮议，其是非可一言而决者，而有一孙固欲与彼等立异，章未上已群指为奸邪，则后此凡有为新法讼直者，一切指为奸邪，不当作如是观耶？濮议一案，以有欧公此文，其是非曲直，尚得略传于后，而熙丰新法，以荆公《熙宁日录》被毁，后世惟见一面之辞，于是乃千古如长夜矣，哀哉！
且尤有一事极当注意者，则治平间攻濮议之人，即熙宁间攻新法之人也。荆公初参政，而首以十事劾之者，实为吕诲。吕诲即于濮议时主持最坚、首纳告敕者也。攻新法最力者，范镇、范纯仁。元祐初为执政以破坏新法者，司马光、吕大防。而镇、纯仁、光、大防，皆与诲为一气者也。彼等后此之攻新法，自以为有大不得已者存也。而后世读史者，亦以其为有大不得已者存也。夫濮议之役，在彼辈岂不亦自以为有大不得已者存耶？然按诸实际，则何如矣？
夫以当时朋党之见，如此其重；士大夫之竞于意气，如此其烈，为执政者，惟有实行乡愿主义，一事不办，阉然媚世，则庶可以自存。苟有所举措，无论为善为恶，皆足以供给彼辈题目，而使居之为奇货，如欧公濮议所云云者。而荆公乃毅然以一身负荷，取百年苟且相沿之法度而更张之，其丛天下之谤于一身，固其宜耳。夫范文正所改革者，不过裁恩荫之陋，严密吏之典，补苴时弊之一二事耳，然已盈廷讧之，仅三月而不安其位，亦幸而仁宗委任不专耳。使仁宗而能以神宗之待荆公者待范文正，则荆公之恶名，文正早尸之矣，故虽谓范文正为未成之荆公，荆公为已成之范文正可也。夫以当时之形势，其万不能不变法也既若彼，而以当时之风气，其万不能变法也又若此，吾于荆公，不得不敬其志而悲其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