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她不记得这是第几次了。

每在一个陌生城市的地铁站登上扶梯，缓缓朝着地面上升或下降时，陶芷衡都无数次产生过回到原点的幻觉——忽然失去了对时间、地点和一切重要事物的概念，忘记了出发或抵达此处的缘由。四下里有风，还有窃窃私语，风声和人声以一种无序的形式交织成细密的音幕，进一步阻碍了人们对时空的判断。灯光强有力地闪了一下，刺痛了她的眼睛，还有人在低声惊呼。她看见木偶般僵硬的自己，站在一个纯白的方盒子里，和身旁的其他人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流水线上的产品，等着被送往一个不知名的空间。在这种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等待，等待这一似真似幻的时刻快点过去，时间重新开始流动。广播响起，列车开动——人群纷纷涌下站台。

不，也许不只是幻觉。真实仅仅是我们感知到的一种可能性，她偶尔会这样想。这些荒谬的念头从她脑中像银光闪闪的鱼群一样逡巡游过，很快就会被紧随其后的理性的巨鲸吞噬。

白色盒子先是合上，又打开了，其中空空如也。她莫名地在其中醒来，睁开眼，疑惑地望了望四周。幻觉的时刻过去了。不再有什么干净空旷的白色，周围到处挤满了人，混杂了汗水、香水和灰尘的肉体的气味，各种口音的谈话声、抱怨声，卖艺者的胡琴声，单调的报站声。列车在某一站停下。当人流像开闸的洪水一样涌入时，她蜷缩起身体，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手臂，汗湿的肩背，仿佛她是唯一一个可以不占据空间而存在的人。

她掏出了蓝牙耳机，不再理会那个声音。那是不可能的，她对自己说，你不是悬浮的柴郡猫或阿季卢尔福，你只是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不起眼的一个分子或原子，由于太过普通，几乎没有抹去自身存在的必要。 别太过自以为是了。你什么也不是。

列车重新开动时，陶芷衡朝对面窗户迅速地瞄了一眼。巨大的玻璃窗黯淡而模糊，又被素不相识的面孔挤满，她只能在一闪而过的五光十色的广告牌背景上隐约辨出自己的脸。这一眼是十分不必要的，因为出门前她已在穿衣镜里打量过自己——水蓝的亚麻无袖连衣裙提前挂了一夜，除去了不必要的褶皱，显得平展飘逸，一字领露出深陷的锁骨线条。夏天最热的时候尚未到来，她却早早穿上了无袖或吊带的裙子，以至于肩膀和手臂都晒成了浅褐色。这可不是太妙，所以出门前她检查了防晒霜涂得是否均匀，眼镜片是否洁净，用手指将唇膏匀在嘴唇上，再一次确认手包里的内容后，才走出冷气过足的房间。在身处外部世界的时间里，她需要保证一切正确无误，是她所期待的样子——外表一丝不苟，服饰整洁，包里有水笔，水笔有墨水，电子产品有充电线。只有在一一确认之后，她才能放松下来，像现在这样，裹挟在拥挤的人流之中而感到悠然自在。她满意地朝窗上看了一眼自己在人群中显得苍白的脸。

到站了。她拎着手袋，沿着几乎空无一人的楼梯走上地面。地表蒸腾的热气和炎炎烈日一起扑来，熟悉的胡同口，熟悉的咖啡馆，熟悉的猫儿，熟悉的阁楼上的花布沙发。一黑白一橘的两只猫盘踞着，见到她就竖起尾巴。它们也感觉热了，烦躁不安地转来转去。窗外是被暑热模糊成灰白色的漫无边际的下午，低矮的房屋，胡同里的孩子，晾衣架，斑驳的墙，墙角的旧自行车，像一幅爱德华·霍普早期的画。这一切把她拉入某种支离破碎的回忆之中：那些爬满爬山虎的墙，红砖碧树，齐齐整整，傍晚时游泳池上升的水汽——大学时代的每一个夏天，乃至高中时代。

一个梳马尾的女孩微笑着朝她打了招呼，适时地打断了这不令人愉快的回忆。

“还是冰滴越南咖啡？”

“对。——炼乳不用加。我自己来。”

等待咖啡的时间里，她留意到书架上多了几册新书，她随手拿下一本《孤独星球》胡乱翻了几页。去年她看了旧的电子版，为夏季的欧洲铁路之旅做准备。她还记得那些甜美而忧伤的细节：无忧宫花园里的落日；路过德累斯顿车站时的大雨；巴黎像一个苍白、神经质、有肺结核的十九世纪少女般郁郁寡欢，却不由得人不想念；最后她在机舱窗口看见的血红晚霞，仿佛正朝着太阳坠落——那些美好得不能久留的时刻啊，究竟是因为它们的美，还是它们给予人痛苦的能力，才如此地令人念念不忘呢？

她窝进椅子里，打开电脑，开机页面随机出现一段话语：

我想我那时正惦记着你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成功者所要面对的问题。我想，触碰过太阳是重要的事。你所做过的一切才是最重要的事，管它接下来发生什么呢。

——安妮·塞克斯顿致W.D.斯诺得格拉斯，1960年

是的，我还远不够完美。但我将忠实于我的目标。我会变得更好。好到让所有人无话可说。

她盯着咖啡滴滤壶，视线缓缓移向天花板。我保证。

2

她永远是在闹钟响起前便醒来了。

半闭着眼睛，翻了个身，把压得发麻的手腕从枕头下抽出来。紧闭的窗帘外隐隐透出天将亮时的微光。她对着光伸出手去，张开五指，小心地旋转试探着角度，直到手掌变得半透明，薄薄的皮肤下淡蓝色的血管都清晰可见为止。那是一只小而精巧的手，除了手指和手腕处突出的骨节之外，还看不到明显的骨骼突出的痕迹。她把左手食指按压在右手腕上，听着自己的脉搏和心跳声。拇指和食指弯成一个圆环，精确无误地环绕过自己的手腕。还好没有太紧。

她漠然地看了一会儿，重新躺平，双手交叉放在肩上。深呼吸。手指慢慢下滑，从棱角分明的肩胛，弯曲下陷的锁骨，到线条分明的两肋，扁平的腹部，突出的盆骨边缘——那是不带任何情欲色彩的、冷冰冰的触摸，像外科医生检查病人身体一样。她想象医院里刺鼻的消毒水味道，做B超前涂抹的显影液的冰凉触感，针管刺进静脉时液体缓缓注入的安详的舒适感，受惊吓的孩子的哭声，不耐烦的大人的呵斥声，来来往往的细碎的脚步，和夜晚并无分别的白日里的死寂。要仔细地，一丝不苟地检查身体，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被忽视的细节——凹陷的大腿内侧，裸露的瘦削的膝盖，绷紧的小腿。双手交叉握住脚踝，像猫伸懒腰一样将身体翻折过去。屏住呼吸，听自己的心跳。

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瑜伽动作，目的无非是唤醒昏昏欲睡的身体。但对她来说，这是一种仪式，给予她安全感和确定性的仪式。三分钟时间到了，她直起身来，集中在大脑的血液顺着颈椎倒流回背部，她感到一阵清爽。她把手指放在锁骨上，重新确认了一下那凹陷的轮廓，满意地舒了一口气，下床去洗漱。

清凉的水润湿面颊，她对着雾气迷蒙的镜面短暂注视着自己，侧过脸去，用余光检视侧面的轮廓，看自己是否一天天趋近于她所向往的坚毅的线条，那种在意志坚定的人和禁欲主义者脸上才能看到的简练、清瘦，没有任何冗余之物的线条——修长的脖颈，坚定的下巴，平静的眼神。梳好头发，抿紧嘴唇，清洗眼镜，用面巾纸小心翼翼地吸去面颊和镜片上的水滴。程式化的动作。五分钟后，她迈出洗手间，站到电子秤上。33.7千克。

她皱了皱眉。并没有比昨天轻嘛，她对自己说，总归还是平台期。但平台也比体重不降反增好。反复称量第二次、第三次，确定误差不大后，她跳下秤，把拖鞋穿回脚上。

八点半。她一手捋着湿漉漉的发梢，拖着长长的睡袍穿过客厅。她的母亲坐在早餐台前，漫不经心地翻着报纸。桌上摆着一盘烤好的面包片、煎好后又放了很久的软塌塌的荷包蛋、黄油、黑胡椒和果酱瓶。她把水杯放到桌上。“早上好，妈。”

“今天吃什么？”

你知道的 。何必明知故问呢。

她打开冰箱门，取出一瓶酸奶，倒入天蓝的玻璃小碗，又撕开一包抹茶粉倒入碗中，用纤长的不锈钢勺细细搅拌。如同高中化学实验，一切精确定量，从热量——209大卡，其中酸奶160大卡，抹茶粉49大卡；到用餐时间——30分钟。

母亲放下报纸，目光尖锐地打量着她，视线仿佛要穿透她单薄的身体：“芷衡，你最近这两周越来越瘦。现在你肯定没有70斤。这样下去……”

70斤。她冷漠地想，那已经是她一年前的标准了。现在她有了新目标。

“够了。”她冷静地放下勺子，“很好，我也想说说这件事了。回家这几个月，我一直喝你做的豆浆和果汁，你往里面偷偷加什么，我都睁一眼闭一眼。果汁里面加半瓶酸奶，豆浆里掺了芝麻核桃杏仁粉——可是加整只鸡蛋，也太过分了吧？”

那是上周六的事。她一早跑进厨房想找只空碗，却在密闭的橱柜里发现了豆浆机。一切都真相大白。她忘不了那令人作呕的场景：容器最上端是一层浑黄油腻的鸡蛋黄，不乏突兀地浮在各色豆类、芝麻、核桃和大枣的碎片上。她默默地看了一会儿，把豆浆机推回去，关上橱柜门。她跑进卧室——母亲上学校开会了，和她一样夜猫子属性的父亲刚刚起床。

“喝豆浆吗？”父亲迷迷糊糊地问。他一向是疼爱她的，只是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她们母女的冲突上，软弱得几乎没有发言权。

“不用了，谢谢。以后我自己做早餐。”

她转身离开，心里燃烧着怒火。一整只鸡蛋。她的大脑已经在自动计算这在她设定为250大卡的早餐中增添的热量和脂肪含量了。更不要说那些芝麻核桃之类了——坚果等于油脂，赤裸裸的高热量。卡路里就是敌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人在这件事上都成了她的敌人：父母、医生、朋友。他们是共谋者，他们的劝告、哄骗、恫吓、眼泪、苦口婆心、胡萝卜加大棒的谋略，都只为了一个目的：让她长胖。

她也只有一个目的。为此她必须拒绝。

事后母亲对这件事的解释是：“如果告诉你，你还会喝吗？”

看，信任是多么愚蠢啊。别傻了。他们只是想控制你。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尤其是当打着“爱”这块金字招牌的时候，任何手段都不过分，可以经得住最严格的道德审查。

她想起去年和母亲同住在香港长乐街公寓的那段时光。短短三个月仿佛三年。那时她已经不太瘦了，37千克，对她一米五七的身高而言。但她还是在严格监视下被“建议”采用了一套饮食方案——说是“强迫喂食”也不过分。每一顿营养餐都经过精心调配，母亲要看着她把每一口食物送进嘴里，每一分，每一秒。鸡蛋、牛奶、浓汤、豆浆、米粥、安素全营养液。简直煞费苦心。三个月，从37千克到45千克。反抗？没有可能。母亲放了话，不到她大学毕业是不会放手不管的。于是她选择了忍耐，权当是为了她的毕业年，她的申请计划，她的奖学金和出国前的回京实习期。她有的是时间可以等。忍耐和意志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她还有什么输不起？比这更残酷的，早就遍历过了。

她想象着那台豆浆机里的混合液体，想到回家后她喝母亲做的豆浆的每个清晨。午餐在单位吃（她在图书馆工作，除了整理书和资料，几乎没什么体力劳动），一个苹果，一杯奶茶或星冰乐。晚餐是酸奶加果汁，也是母亲调配的，她当然可以猜到里面动了什么手脚，只是懒得发挥想象力罢了。她想着她的45千克体重，多长的16斤肉，想着她吃下去的所有食物在皮肤下面积聚，下沉，注满淡黄色的脂肪细胞，直到它们鼓鼓胀胀，变圆发亮。她想着她再也穿不进去年夏天的牛仔裤，想到不敢注视镜子里自己的大腿，想到高三毕业那年，乃至之前整个暗无天日的高中时代。15岁时忽然飞速增长的体重，因长了青春痘而惨不忍睹的脸，夏日里的自卑和自我厌弃，游泳池畔偷偷窥视其他苗条女孩子时羡慕的眼光。她感到耻辱。她怎么可以容忍自己胖回90斤？

90斤是一个门槛。她还记得几个月前的那一次上秤，看到那个数字那一刻，是何等的天崩地裂。看到了吧，如果任他们为所欲为，那就是我的下场。 他们想把我拉回到一个黑暗的时代，那个黑矮、肥胖、土气、除了学习成绩一无所有、毫无自信和自爱，易于控制，对一切权威言听计从的高中时代。只有如此他们才能留住我。

但是现在，她摆脱束缚了。她是自由的，而且将一直自由下去——比过去的所有时刻都更加自由。

芷衡被母亲不耐烦地敲桌子的声音拉回到现实中。她低下头，用勺子一点点挖着碗里的酸奶。她用舌尖品尝，感觉到一种奇异的滋味，像是自由的概念本身一样甜美而令人愉悦。没有饥饿感，也没有令人烦躁的被填满的感觉。

“是，我是说过不再干涉。可是作为母亲，你觉得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这样重蹈覆辙？难道我可以看着你饿死自己？”

“哦？”她冷笑道，“是出于作为母亲的本能，还是说教的本能呢？”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

“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虽然你不支持，但我不能因为别人不理解就改变自己的行为和观念。”

母亲怒气冲冲地看着她。她平静地挖着酸奶。

“观念？任何一种观念都不能违抗普遍规律，正常的成年女性一天需要1200—1500大卡的热量。可是你只吃到500——”

“但我现在好得很。活蹦乱跳。每天去图书馆搬书毫无压力。”

“现在是如此，三个月以后呢？以你现在体重下降的速度，能不能去成美国还难说。你也知道北美研究生的学习压力比本科大得多。拿着奖学金，你就能保证你拖着这六十几斤的骨架到了那儿，不会在路上晕倒，不会被劝退，不会被送进医院强制治疗？这也是你的选择。你选择了风险，芷衡，你在走一条危险的路。”

她当然知道。但只有危险的路上才有她想要的风景。

母亲又开始向复读机一样流利地向她灌输从医生、健康专家、亲朋好友、报纸和网络等各处搜集的消息：“目前只是低热量状态下身体的短时期适应而已，不会持续多久的。虐待自己的身体，总有一天会被报复。看，你的月经又停了吧。体检报告也显示又开始心肌缺血了。你的头发——你看看你掉的这些头发！你的领口下面都能看见肋骨了。别穿那些衣服了，你以为自己很美吗？作为一个成年人，为什么你一定要重蹈覆辙呢？”

是啊，为什么呢？她偶尔也这样问自己。 大概因为这是我唯一真正想要的东西了吧。大概因为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为自己而活的理由了吧。

所有你们认为好的，我都不再想要了。如果不能得到完美，只伪善地沉浸于次等品甚至伪物之中，所获得的幸福也是虚无的，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他人的认同和标签，有那么重要吗？

“为了你这病，我们不知花了多少医药费，费了多少心血。所有医院的专家号都看过。所有的药都吃过——中药西药，甚至奇怪偏方。为了陪你去香港，我不惜拉下脸来请了半年的假。如今你却……”

她只随母亲说去，漠然看着对方阴沉的脸和眉间聚起的青筋，想象着那些没有出口的词语。永远都是那些话，永远都是这件事—— 不知好歹，忘恩负义，没有良心，自我伤害，还要牵连别人。用自己的不幸一手毁掉整个家庭的幸福。 这才是对方真正想说的——至少，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她这一毫无理智、自我毁灭的行径只是走火入魔，为了一种肤浅的虚荣心，一个体重计上毫无意义的数字。她不仅要毁掉自己，还要毁掉这些爱她的人，让他们担惊受怕，坐卧不安，精神崩溃。天哪，她为何如此偏执、自私、邪恶！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固执的女儿！”母亲一再悲叹。

可是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如果她只是想讨要迟来的“自由”呢？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自由是多么重啊，重过生命；又是多么轻，轻如波光粼粼的溪水，轻如秋日山谷里湛蓝的天空。她感到那种呼唤，感到追求轻盈的激情在皮肤下涌动，因此才这样做。这之于她，也不过是追随另一种隐藏的本能而已。

“别说了，妈妈。”

她平静地说，抬起头注视着母亲的脸，恍惚看到她昨夜的泪痕，心头一紧。在她心中母亲一直是不老美人，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到二十一世纪，她的骄傲、她的榜样——母亲会说，她们“互为彼此的骄傲”，但她明白这种崇拜一直是单向的。学生时代的母亲有才智、美貌、交际的风度，当过兵，是最小的80届大学生，擅长体育，能歌善舞；她却是个笨拙自卑的女学生，除了书本上的成绩一无所有。她一向对母亲言听计从，几乎不曾让她如此生气落泪——自从去年开始。是的，自从她获得了自己迟迟未来的自我意识开始。22岁了，却忽然像个中学生一样开始反叛起来。旁人尽可以分析，说这是“叛逆期来得晚”，但对于身处漩涡中的两人来说，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呢？

她想告诉母亲， 无论如何我都是爱你的 ，却怎样都说不出口。她们彼此都明白，一年多来反反复复围绕食物和体重问题的争辩，一系列争夺主导权的拉锯战是多么乏味，多么令人心力交瘁，多么让50岁的母亲和23岁的她深恶痛绝。因为食物，她们亲密无间的关系被损坏了，生生地断裂了——但她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罪过永远在她，因为是她从一个“好好的正常孩子”变成了“进食障碍患者”，一个有病之人。她被打上标签，永远是有债要偿的那一个。更何况，现在的她是个成年人，不该像个中二少年一样任性！（可是，在此之前她又何曾“任性”过呢？叛逆期晚也并不是什么好借口！）但她是多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自由啊！去年12月在香港，母亲当面对她说出“我不再管你”时，她感到一丝混杂了内疚和负罪感的释然。她当然不恨母亲——说到底只有她最爱她的女儿，而且她只是在尽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长的责任罢了——但难道她就该因此恨自己吗？

她摇了摇头。不，她当然爱自己，但她的爱是有条件的。只有当这具身体符合她的条件时——瘦下去，瘦到合适的程度，她才能重新开始爱它。只有这样的肉体才配得上她的灵魂，她觉得自己就应该是这样——轻盈、空灵、无拘无束，可以自由地出现或消失在世界上的任何场所。轻是她的铠甲。不再做那个囚禁在沉重皮囊内的谨小慎微的可怜灵魂，不再成为灰暗青春的残余物，体重计上数字的每一次下降，都是她朝自由行进的胜利一步。她已经为自己胜利过一次了，不论代价如何惨烈，她终于可以摆脱她所痛恨的那具肉体，以及它所象征的少年时代的阴影，重新变回她想要的样子： 不复有年龄和性别的限制，澄净、透明、超然、近乎精神 。她打造自己的身体，不是为了取悦他人，或附和大众的审美。她是为了变成自己理想中的形象，做自己的创造者。

她想起诺瓦利斯，这位早逝的浪漫主义诗人不幸（或是幸运地）成了她在整个孤独的大学时代最好的精神导师和朋友之一。他在《新断片》中写道： 人常常抉择明明有害的，常常故意伤害自己——这仍是自由的表现。

只可惜她不可能把这种思维解释给家长来听。他们不会理解，永远不会。

我这样做，不是为了任何人，只是为了我自己——我镜中的形象，我的自尊，我的命运。我只是想过我想要的生活。

她再一次打断了母亲的长篇大论。

“……我知道我没有‘好’。按照你们的定义，也不会‘好’的。但我没有办法。这是一种信念，只要我还活着，它就在我的脑内扎根，永远不会改变。也许，妈妈，我永远都不会改变的。除非用《黑客帝国》里芯片植入的方式给我洗脑，让我变成另一个人。——看着我，妈妈。我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变成另外的人你才能爱我呢？”

“这不是你的信念。你不是生来如此的。这就是你的病，像被魔鬼附体，像被诅咒了一样。——天哪，我怎么这么苦！”芷衡觉得她就要哭了，或是又一次神经质发作，“我的好女儿哪里去了？”

“也许她确实死了。”芷衡尖锐地说，并且站了起来，“另外，或许我是个不可知论者，但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上帝或魔鬼都会站在自由意志一边的。我只相信自己选择的命运。”

“哦？即使是厄运吗？”母亲换回了居高临下的讽刺语调。

她笑了起来。

“是的。即使不幸也无所谓。”

对自由的渴念是人类无法熄灭的本能——如果她允许自己存在任何本能的话。

不欢而散的谈话结束后，她潜回房间，靠在紧闭的门上，听着自己毫无规律的心跳声。拉上窗帘，站到穿衣镜前，掀开睡袍，一遍遍检查平坦的腹部和肋骨突出的轮廓。她静静地注视了那具消瘦下去的身体好一会儿，心头涌上复仇般的快感。她做到了啊。那些人想要填充进她身体的，煞费苦心留下的影响和改变，如今已经大半被移除了，抹消了，脂肪的消退就是他们权力消逝的证明。她重新拿回了对身体的控制权。

我正在变回我自己 。她想。

3

亲爱的安娜……

她再一次觉得自己被语言架空了。词语是虚幻的，带有欺骗性，只有行动是真实的。但此刻，显然不止此刻，语言的魔力又一次胜利了，变得过于强大，足以扭曲一切不合主人心愿的记忆。难道她不是在反复的叙事中一次又一次欺骗着自己吗？难道她不清楚这些伎俩，这些游戏吗？不不，凡论及文字的哪里谈得上“欺骗”呢！

她烦躁不安地站起身，走到镜子前。镜中那双眼睛闪烁着不确定的、疑惑的光泽，就像空白屏幕上闪烁的光标。这一次不是检视肉体，而是检视灵魂。她揉了揉干涩的眼角，抻平裙角，期待着那个文字重新开始自由流动的神奇时刻。她很久没有过特别流畅的写作体验了。然而，一旦写下去，某种东西就像开了闸门似的倾泻而下，不论产物好坏（多半不忍卒读），其结果总是令人感到轻松的。

亲爱的安娜：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想着给你写这封信，却不知该如何动笔。多年来，我已习惯对自己的内心保持缄默。你明白，沉默或语无伦次都是我自我表达的方式。如果有任何言不及义之处，请不要嘲笑我。听我讲，让我把记忆的伤疤一层层掀开。

我常常设想，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现在我将过着怎样一种生活。作为一个23岁的成年人，是依旧像个中学生一样，鸵鸟一般埋首于心爱的音乐、书籍和戏剧，过简单快乐不闻窗外事的日子。还是该按部就班“做正确的事”，积极地为自己谋划“前程”，早早努力适应做一个社会人？我想现在的孩子们，我的同龄人们，都对后一种生活轨迹再熟悉不过了吧。但它却令我心生厌倦。同时，前一种青春期般的无忧无虑也不能带来更多的乐趣了。每一条道路看似都是好的，但都不能使我满足。

我无法满足。大学的头两年，我像一只围着图书馆转圈的甲虫一样无所适从。后来渐渐地学会了给自己贴上很多标签（“政治学”“写作”“二次元”），但仍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到了20岁，我仍然无法确定自己是谁。渺小软弱如我却贪婪地醉心于太多太好的东西——“学术道路”（被家长和自己默认设置好的“正道”）和写作作为事业，理性、美和自由作为价值。这些康德式的概念听起来雄心勃勃，但我太了解自己的局限性了。我不认为自己具有任何特别的天分和出类拔萃之处，有的只是一个普通人的弱点——拖延，优柔寡断，悲观又好抱怨，想法永远多于行动。这样的我，并不能够给世界带来什么不同，甚至不能让自己得到快乐。快乐是什么呢？活在世上像是完成一系列设定好的目标，尽管能够做得差强人意，并因而获得某些赞誉，我心中仍然空无一物。

是时候承认了，我是怀着无可奈何的绝望接受这一切的，就像出生年月、名字、家庭背景一样。某种意义上我应该被视为幸运者——出生在中等发达国家的一线城市的中产家庭，父母严厉但非常爱我。因而我有义务尽职尽责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一个好学生、好女儿，未来的好雇员或好的“学术工作者”。前方大路已经铺好，我也被给予了时间、条件、机遇和一定程度上够用的天赋去完成这些义务。但这些真的是我想要的吗——这所学校，这个专业，这条道路？真的有其他选择吗，还是说我的要求太高，要得太多，不知餍足？

当然，这不是我想要的专业。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一次，我想学自然科学或者艺术史，哪怕“不好找工作”也好。但在高考意外失手的情况下，自主招生去香港时的选择也有限。阴错阳差，我们，或者说是妈妈，替我选择了政治学。真是可笑——因为我是天底下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的人。这门学科除了可以肆无忌惮地读历史外，我尚未发现太多乐趣。然而，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命运的玩笑。

我失去了动力。大学的前两年，这种内在的虚无令我在每一个夜晚筋疲力尽。我不断地问自己，我如今所做的一切意义何在？即便浪费生命，最好也找些理由，比如革命、恋爱、“热血青年的愤怒”或道尔顿式的对生活的厌烦。而我却过着老气横秋的平淡生活——不摘眼镜，不打扮自己，不参加社团，不游行，不巴结前辈，不交男友，不找实习，甚至也没怎么好好学习，只是一心宅在电脑前，沉醉于书影音动漫同人的虚拟世界。在这座全亚洲乃至世界最繁华的城市里，在20岁的开端，我却过着孤岛一样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一个死宅、悲观的怀疑论者、半吊子梦想家，像渴望一大笔财富一样渴望着自由，却不知道去何处寻找。

是叔本华的随笔救了我。将他的话复述一下，就是我对自己生活的总结：活着，与其说是寻求快乐，不如说是逃避痛苦——逃避社会强加给我的喧嚷的人群、复杂的人情世故和令人喘不过气的责任。那时我天真地以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并不可能使我快乐，它只是一面护身符，让我在适时适度地扮演某个社会角色之时，私下里可以不受干扰地过自己的日子。从意识到这一点开始，生命之河在我面前鲜明地分成两条支流：一边是险恶的生活之流，是为生存以及“想要看清地面上的事物，就要与地面保持距离”所付出的一切艰辛努力；另一边则是宁静的金色水塘，水面上洒满阳光和散发馨香的点点睡莲。我清楚后者才是目的，前者不过是达到它的手段，一切进取的事业仅仅是为了谨慎地自我保全。因此，为了维持自我的宁静的小世界，我必须投身于大世界的滚滚洪流之中。那便是我20岁时对自己命运带着哀叹的洞察。

大二某门政治哲学课上，我第一次读到以赛亚·伯林解读康德、费希特和德国浪漫派的自由观的文章，从此对自由的两种概念发生了兴趣。伯林说，自由分为消极和积极两种，前者是个人权利免于被侵犯的自由，而后者是有主观能力去做某事的自由。与英法等国以消极自由为司法底线不同，十九世纪的德国人的观念更偏向于积极自由，即自由不仅仅是个人权利的保障，也更应该是某种更高目标的达成。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理论：自由是对某种绝对道德律的服从。这即是说，如果这律令并非他人强加给我，而是出于我自己的意志，那么即使身处束缚之中，我依然自由——因为是我自己为自己下命令。在费希特那里，这一更高的道德目标被引申为国家或民族的光荣。而浪漫主义者则把对民族、传统和土地的爱和中世纪式的田园牧歌的乡愁混杂在一起，歌颂某种神秘的绝对精神和意志，民族国家成为了它的容器。于是一切就此便有了看似矛盾实则圆满的诠释：服从现实便是实现梦想，服从国家和民族的意志便是个人最高自由的实现；通过服从自己选定的统一化标准行动，即使看上去戴着服从和责任的脚镣，也无愧于自由的灵魂。

多奇妙的想法呀！当时的我对这个概念一见钟情，它仿佛为我这种分裂的生活提供了理论基础。从那时起，我豁然开朗，明白了自己的责任：既然上天注定要我扮演好学生、好公民、主流社会的一分子，不妨就此行事。与其逃避现实，不如把它转化为追逐自由的动力。如果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外在的务实主义者和内心的梦想家（以普鲁士的“哲学家国王”腓特烈大帝为典范），如果追求现实便是追求自由，那还有什么矛盾可言？我将愉快地（至少表面上如此）扮演这个社会分配给我的角色，余下的部分则退隐到旁观者的位置上去。我想成为空间上的一个点，可以观察万物而不被看见，可以呼吸而不受重力束缚，那便是我理解自由的方式。

我第一次为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而欣喜若狂。实际上，那段日子可以说糟糕透顶——在美国交换时大病一场，GRE作文首战失利，喜欢上的某人也推心置腹地跑来跟我讲他对别人的感情。如果没有这一精神支柱，那段时间会难熬得多。但我很快挺了过来，不再害怕了。对自由的信念是最好的武器。在离毕业只有一年半时，我思考，并作出了如下决定：

1.重考GRE（时间可以说是相当紧张）；

2.申请个人能力范围之内的最好的美国大学（我放弃了欧洲，同时也放弃了“学术道路”之外的可能性）；

3.减重到80斤。

第一条属于现实，第二条属于梦想，唯有第三条看似无法归类。一个人想减肥固然可能是对外在世界的妥协，但是我的计划里本应与外表无涉。之所以加上这一条，可能是完美主义的天性使然。我心目中只有一种美，就是个人能力的“整全”，而美自然应该包括外表和心灵。之于审美，我并不十分符合“政治正确”的标准，我喜欢的女性形象永远是那些纤弱外表和超人般的强大意志的综合，即“普鲁士男性和法国女性的综合”，比如《源泉》里的多米尼克和《龙文身的女孩》里的莉斯贝丝·莎兰德。这大概是最后一点个人化的浪漫主义表达，尽管使用了如此偏激、充满反讽的形式：看，你想变得更优秀，就要各个方面都更优秀。我注视着镜中那个陌生人的面孔，感到她与我理想中的形象相去甚远：她缺少普鲁士少年的潇洒，也没有法国少女的精致柔弱。看似矛盾的二者却有一个交叉点：瘦。我无法选择我的性别、容貌，但瘦下来是可能的。这里固然有受社会影响的虚荣心的成分——人们总是误以为，瘦是美的必要条件，就像有钱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一样。但更根本的原因完全是私人化的。

是某种内在的，可称之为命运的东西，使我不知不觉，而又心甘情愿地一步步走到了你的面前。

时至今日我仍不敢评价你的功过。你给了我作为一个女性从未有过的荣耀——比如，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样强大的意志可以对抗本能，从来不知道瘦下来真的可以有勇气随心所欲地穿任何衣服，也真的会受人称赞；我也从来不知道自己会在学习上爆发出如此大的潜力，不知道柔弱与强大并存的苛刻标准有朝一日真的能在自己身上实现。你给了我一切：美、世俗成就、众人眼中的光荣。你让我成为更好的人。但你同时也毁了我——你一点点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毁坏了我的健康，破坏了我和家人、和好友的关系。你让我变成了一个如此自私、冷酷无情的怪物，凡事只凭自己的意志和原则行事，似乎要把多少年来没有自我的空虚补回来。你让我日渐虚弱，也给了我更大的野心，更大的权力，更多不切实际的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渴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更惨痛的失败。

后来我明白，母亲和澄美是对的。没有健康——确切地说，没有了自己赖以为生的肉体和精神世界的平衡，我将一败涂地。在理想和现实的悬崖之间的钢筋上跳舞是一种危险游戏，不是任何人都能玩好，一不小心就有跌落深渊的风险。而我，一个凡人，注定要为这种野心付出代价，且不止一次。

我并不怨恨你。或许因为你是我自己的选择，或许是我对这样的结局早有隐秘的预感。但即使了解你造成的伤害，我对你的爱依然远远超过了恨。你把我从一个软弱游移的避世者变成了一个意志坚强、积极进取的人（至少表面上如此），你让我看到人类得以超越自身的弱点、仅凭意志改造自己的某种可能性。这不仅仅是为了变瘦、变美、变优秀、引人羡慕——一想到更加广阔的未来，我早已不在意任何人的眼光。我这样做，完完全全是为了自己。我不需要自然规律，不需要与社会的潜规则合流，不需要家人的赞同、朋友的鼓励、情人的赞美。我是自己绝对的主宰者、死神、温柔的暴君，一个新自我的创造者，既是皮格马利翁又是他的少女。你让我第一次成了胜利者。

（最隐秘的，最令人欢欣鼓舞的骄傲是：你战胜了本能。你克服了你的肉体的贪欲、惰性、不思进取，那些是大多数人孜孜以求的东西。你比你的肉体优越，你证明了你的精神更纯洁，更坚强。当你不再被身体的沉重牵绊时，你便获得了一个崭新的、轻盈的灵魂……当你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

最终我却错了。原来我并不是自己的主人，你才是。你寄居在我的体内，渐渐取代了原来的我的位置。你使我和原先的自己形同陌路，你也给了我那些在忧郁、死亡和精神崩溃的边缘挣扎的可怕时刻。但不知为何，我仍然感激你的存在，只因为在一个又一个瞬间，你使我看到了理念世界的美好光芒。“见过太阳的人回到洞穴，不再在乎墙上的影子哪个更妖娆”——我怎么可能回到过去呢？回不去了。你是我的意志之本，力量之源，带给过我这般美好的自由，却也将沉重的锁链套上了我的脖子。

从法国回来之后的事你也知道了。消化功能紊乱、抑郁、令人难以忍受的暑假、一次次医院之行、山野里的散步、令人头痛的毕业论文、申请季。最后一学期，母亲不是特地请了假去香港陪我吗？我们住在一起，她一顿一顿熬汤、做饭，看着我一口口吃下去。我竟然屈服了，听话地吃饭、吃药，但我心里清楚，我并不想真的“好起来”。当听到“你长胖了，气色好多了”的称赞时，我的内心就已崩溃了。回到90斤？——不，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啊。讽刺的是，我需要这短时间的健康来完成学业，来写出漂亮的申请文书，来实现想象中的“前途”。但是夜深人静之时，我躺在床上，想象今天吃下的每一餐、每一杯营养素，是怎样化作一团团脂肪长到身上。我把手按在自己不再清晰的肋骨轮廓上，听着自己的心跳和子夜时分隐隐的市声，开始病态地，疯狂地想念能数出自己有几根肋骨的日子，想念苍白手背上的淡蓝血管，想念体重秤上越来越低的数字，想念任何衣服都能穿上最小码时游刃有余的快感。我不能再否认自己的感情，我想念你。失去你的日子黯淡无光，比失去恋人还难以忍受。在我的生命中，还未曾出现过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像你那样对我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抛开所有你对我的伤害不谈，我深深地热爱并感谢着你。

因此我再次做了决定：

我，一个有完全意志和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自愿回到你的身边。如果有可能，我情愿将我的一生交付于你。

我不怨恨我的父母、医生，以及一切“与我作对”的人。我知道他们恨你入骨，也知道他们令人发疯的种种举动都是为了我好。他们只是在做他们分内正确的事，而且视我的举动为疯狂——也许是吧。我确实为你而疯狂，但我需要这种疯狂——你是我如此畸形地、热忱地活下去的唯一动力，是我饮鸩止渴的甜美甘泉。我无法再等了，必须赢回主宰自己身体的权利，重新用自己的尺度丈量世界的权利。

我需要你，安娜。现在就要。我要一切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我知道其中的风险。也许我会再输一次，输得更惨，跌得更狠。但我决心已定，不会回头。我要与你跳这支死亡舞曲，直到死神在某个不可预知的时刻狞笑着出现在我们背后。我下定决心，要以平静和勇气面对一切未知的可能性，绝不抱怨，也不悔恨。如果末日真的存在，就把这一切都吞噬吧。我只想穿上我的红舞鞋，与你共舞，直到这个世界终结。

永远属于你的陶芷衡
2012年4月15日 UEn2NvIRkmPnWIuvbGNmm/ZeYe9olFNju1etO/pkXMNNM9mTBMLcK8SRSMz6bX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