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一切都完成了。代达罗斯把翅膀缚在身上试了试。他像鸟一样飞了起来，轻轻地升上云天，然后重新降落下来。他又指教儿子伊卡洛斯如何操纵。他已给他做了一对小羽翼。“你要当心，”他叮嘱道，“必须在半空中飞行。你如果飞得太低，羽翼碰到海水，沾湿变得沉重，你就会被拽进大海里；要是飞得太高，翅膀上的羽毛会因靠近太阳而着火。”代达罗斯一边说，一边把羽翼缚在儿子的双肩上，但他的手却在微微地发抖。最后，他拥抱着儿子，还给了他一个鼓励的吻。

两个人扬起翅膀渐渐地升上了天空。父亲飞在前头，他像带着初次出巢的雏鸟飞行的老鸟一样，小心地扇着翅膀，不时地回过头来，看儿子飞行得怎样。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不久他们就到达萨玛岛上空，随后又飞过了提洛斯和佩罗斯。伊卡洛斯兴高采烈，他感到飞行很轻快，不由得骄傲起来。于是，他操纵着羽翼朝高空飞去，可是惩罚也来了！太阳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封蜡，用蜡封在一起的羽毛开始松动。伊卡洛斯还没有发现，羽翼已经完全散开。不幸的孩子两手在空中绝望地挥动，一头栽落下去，掉入汪洋大海，万顷碧波把他淹没了。

——G.斯威布《希腊神话与传说》

那一晚，陶芷衡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长乐街。

按照某种纯属无稽且荒谬的分类法，全世界的城市乃至一切事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处于永不停歇的变化之中；第二类则恰恰相反，在流光闪烁的外表之下保有某种永恒常在、坚不可摧的内核。在我们的主人公看来，“大多数美国城市”笼罩在光彩夺目的资本主义迷雾之中，是前一类的典型写照；伊斯坦布尔、京都、纽约、北京、维也纳、巴黎（这二者属于我们刻板印象中的“老欧洲”）甚至柏林（“一度被撕裂的新老欧洲伤口的缝合处”）则归为后一类。可是，香港？香港就是香港，某种程度上比任何亚洲城市都繁复、璀璨，却又保守、固执，一成不变，从万花筒无穷无尽的幻象中生长出来，不会太年轻，也不会老，不会死。

十一年前，陶芷衡第一次以大学新生的身份下了飞机，好奇又胆怯地走进这座城市；七年前，她暂住在长乐街1号，那间位于二十一层的小而旧的公寓，成了她在这座城市最后的居所。

在散发着不祥的芍药香气的夜晚，在醒来就被迅速遗忘的梦里，她整夜整夜地走过长乐街，拐上更宽阔的弥敦道，如同走过大学图书馆的长廊。在排得满满当当的书架之间行走，如同在密集的窄楼间一样，她不时会陷入被无数长方形物体挤压的恐惧，想叫出声来，在长条形的空气格子间大声叫喊。在梦中，长乐街和图书馆总是构成同一段旅程的起点和终点，她不是在从公寓回学校的路上，就是走相反的方向。平淡乏味的卵黄色教学楼令人安心，因为它提示你正从梦的主路缓缓驶出，滑入现实的匝道。她必须回去，回到那个被称作“家”的安全之所。

作为一名“精神上的波西米亚人”（这个词往好听点说，大概是精神上的“无根者”或“世界公民”；难听一点说，则是不愿付出责任也无法获得认同的虚无主义者——不管从何种意义上来看，这样的称呼都是自取其辱），陶芷衡认为，她并不曾将北京之外的任何城市视为家。但随着时间流逝，她越来越感觉到香港岁月的重量——那些日出日落，那些海水敲击海岸的不眠之夜，尤其是最后的半年——她怎么可能忘记呢？即使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即使整个香港被海水吞没，长乐街却是永恒不变的。一切格格不入的痛苦都凝成了沉默而珍贵的黑白胶卷。七年后，当她再度站在长乐街和弥敦道的交汇点时，一切就像暗房显影池下的影像般缓缓浮现出来。

这沉默也是易于打破的，是脆弱的谎言。 你可知道，陶芷衡，那个声音对她说，长乐街绝不是什么美好的出发点，那只是你被“监视居住”的居所，从一场战争迈向下一场的过渡。香港也不是你的光荣故里，因为你并没有荣耀可言，只是像重返曼陀丽的那位无名的德温特夫人一样，孤魂野鬼一般，怀着对于毁灭的追忆，心有戚戚而无法解脱。七年以来你从未获得过平静，那之后也不会 ——真是个恶毒的诅咒啊。

不过，如果仔细凝视这些画面，就会发现诅咒的效力之有限。不同于曼陀丽的命运，今天的长乐街1号仍是细高的旧式公寓楼，门面却修饰一新，颜色和线条都愈加柔和清新了，周边阴郁的气息也消散许多。公寓地下的理发店还开着，对面的老字号潮州菜馆也在，后巷里那家卖椰丝蛋挞和凤尾包的老式点心铺子和弥敦道上她常去蹭网写作业的星巴克，都一如既往留在原地。新的商业也起来了，有中学辅导班的广告，有川菜馆，有小型二手服装店，所有这一切都和理发店的“螺丝转儿”标志、外置空调机一起嗡嗡转着。街道入口，写着“长乐街”的旧路牌未改，整条街的面貌也没有大变，背后就是佐敦站的地下通道入口。时值下班时间，这条短街却分外安静，仿佛好莱坞电影里CG技术重建的圆形古罗马剧场，与外面弥敦道的繁华决绝地被分隔成了两个世界。总而言之，长乐街变得更美丽了。变得更苍老、更丑陋的不是这条街、这座城，是她自己。

但芷衡并不为之伤感。七年前她所做的一切，也无非是为了弃绝这种天真无用的伤感和它的副作用，虽然并不太成功。她知道长乐街不是故乡，九龙塘不是，香港不是，加州也不是。怀有复杂感情的母校，不论高中、大学还是研究所，如今都像是前世的金色梦幻。为了一个据说不值得的名字，她放弃了那条金色的光荣的荆棘路。但不论是之前还是之后的数年，长乐街依然是她无数梦境的核心，仿佛是某种神秘的精神地标，一座从不停止旋转的孤岛，孤寂，突兀，却令人敬畏。

七年前，她在这里第二次接过了翅膀，却带着人类愚蠢的骄傲再次折断了它们。

七年后，当她准备跳上小巴回酒店的时刻，手机开始振动，传来了冬的死讯。这个瞬间恰恰发生在长乐街——而她并未感到十分诧异。

冬上周在医院去世了 ，一个共同的朋友在Instagram消息里写道， 她父母希望我给认识的人都说一声。她走得很平静 。

下一辆小巴正抵站，她后退一步，敏捷地在人群中躲闪，下意识地抓紧了手机。队伍里有人好奇地回头望了望。

是巧合，但并不令人惊诧 ——这是她第一时间的感想。在她重新回到香港的这一周，尤其是在重访母校和长乐街的这天，一切都显得怪异，不合时宜，但“不令人惊诧”。因为，长乐街是长乐街，是一切秘密的保留地，包括太多悲伤的秘密。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是此时此地呢？如果不回答，他们就不停地追问下去，嗡嗡的询问声不绝于耳。她捂住耳朵，缓缓蹲下身去，试图去包里摸一根烟。她没有烟瘾，但此刻她觉得自己需要一点温暖的气息，一束明亮的火，而城市之光无法代替。月亮升起来了，安闲而冷漠地俯视着一切。一旦走出长乐街，香港立刻陌生起来，空气也浓重得不愿流动，充满有机玻璃一般的异质感。这种转变是何时开始的呢？她机械地往下想。

冬的死并不具备任何戏剧性，是心脏骤停，甚至无须那位朋友详细说明。芷衡对此一清二楚，因为她本来非常可能以同样的原因死去，完成一个完美的悲剧闭环，从而避免很多一再重复的苦难。 本应死去的或许是你。不，或许多年前你已经这样死去一次，甚至不止一次，现在的你只是勉强依靠残余的记忆苟延残喘罢了 。但她们的命运在岔路口分开，她活了下来，必须目睹朋友的死亡，而不能尖叫着从名为生命的荒谬之梦中惊醒。

真替她的父母难过 。她回复道，同时意识到在现实中她们从未见过面。对方是那样一种你不会也不敢主动打扰的人——安静、羞涩、过于文雅，以至于她终于错过了结识冬的机会。

对不起 。这三个字在她心头浮现，隐隐作痛，又像泡沫一般散去。为什么而道歉？ 对不起，为什么不是我呢？为什么一定要先是你呢？

冬的死讯乃至死因（ 准确地说，死于神经性厌食症并发症引起的心脏衰竭 ）会以何种形式为人所知？除了她的家人和最亲密的朋友——也许也包括芷衡这样从未谋面的网友——还会有人知晓，有人哀悼，有人流泪吗？“当一棵树倒在林中而无人听见，是否等于它不曾发出任何声响？”

我会通知其他有资格知道的人 ，她向冬的友人保证。消息已经在微信群里小范围传开了。确实，此时此刻为冬哀悼的更多是素未谋面，却在某种程度上无比亲近的人。她恍惚地想着，却没有流泪的冲动，甚至感到了一丝不合时宜的羡慕，随即为这种自私冷漠的感情感到羞耻。 是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因为我知晓这一切黑暗，也任其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审判者、犯人和死刑执行者是同一个人 。但较之于向外部世界宣泄黑暗的人来说，自我毁灭的倾向又算得了什么？ 如果是我，她们会为我哀悼吗？你会为我哀悼吗？

批判个人是容易的，批判时代则是大逆不道。芷衡冷冷地想：一些事情明明是时代的悲剧，但归根结底还是说成是个人的错误要合适些。年轻人的幼稚病，即对环境的适应不良——还有比这更大的原罪吗？拿破仑之所以到了圣赫勒拿岛，和于连上了断头台一样，都属于“适应不良”。因为他们的清高最终背叛了野心。是时候轮到斗兽场上的观众欢呼了。

记忆是会自我更新的。一个将过去全盘否定、忘却、消解的自我，早已是另一个自我。如此看来，曾被她视为最重要的生命核心的那一部分，那个充满智识上的野心，自由而欢乐，像浮士德一样热切渴望知识、爱情、探索和游历世界的自我，早已随风逝去了。但在它腾出的空隙里，有新的灵魂生长了出来，填充了进去，是嫣红滴血的恶之花。那时候她并不在意——只要美就好，只要这种美能照亮她彼时黯淡无光的生活，只要花香常在，生命就有意义。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可笑啊！

但她不想放弃。如果放弃了，这七八年的努力也好，牺牲也好，包括冬的死在内，都会沦为笑谈。在这样的耻辱中活下去，要数倍悲惨于死亡本身。她耻于承认的正是这点：比起悲伤，她更羡慕冬的死亡——那么光荣，那么平静地离去，像一个英雄。

因此，她怎能忘记长乐街呢？

长乐街，那记忆的荒原，青春的坟场，万物流转，周而复始之地。七年前那场绞杀自我的悲剧绝非由此地开始，也不会在此结束，但它无疑是一系列凶险转折的开端。要说元凶的话，大可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某场考试、某些人、某些基因、社会新闻、方程式、镜子里的影像，她的家庭、她的“原罪”……但最终，作出选择的是她自己。不应怪罪香港这座城市，不应怪罪她的家庭，因为一切伏笔都已早早埋下，她注定会变得如此残忍，如此冷酷地对自己下手。也是从那时开始，她对香港和长乐街，怀有了一种被痛苦升华过的复杂感情，它们已和这注定毁灭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和冬的友谊也如是。她们是一类人，懂得那黑云压城般的生命之痛——要活下去，却是在钢丝上跳舞——不惜一切代价。

倘若代价是生命本身呢？

七年转瞬即逝，命运充满讽刺。

你走了，把我的精神生命也带走了一半，就好像在嘲笑我的痛苦也是不值得的。

那些背负着“正常”之名生活下去的人，也终于可以挺直腰杆嘲笑我们了吧？不，他们不会的。他们是如此善良，如此正直，只能是为我们一掬同情之泪而已。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错，我们的不幸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你走了，世界仍然安静地缓缓旋转。除了父母和少数素未谋面的朋友，又有谁会为你哭泣呢？

“你还好吧？”

耳畔有关切的话语传来。她点点头，抓住站台旁的栏杆站了起来，朝那位路人递了个感谢的眼色，机械地汇入了小巴站前的队伍中。

你的善良、聪明、敏感、隐忍里，有一种照亮黑暗的光，然而这光终究不能照亮你自己。

啊，我会带着对你的怀念努力活下去的。一切为了理想的“牺牲”也不过如此吧。但这“牺牲”值得吗？世界上真的存在值得为其“牺牲”的事物吗？

希望你是幸福的。希望那里没有痛苦，没有任何让你感到抱歉的东西。因为你完美无缺，不可替代。

开往尖沙咀的车很快到了。头顶的天一片惨蓝。她依稀记起那年一月离开长乐街时的那场月食——即使是在全食点，月光也没有这样病态地惨白，空气也没有这样凝重到停止流动的程度。

以下是陶芷衡为冬而作的悼亡诗。诗歌起初发表在某博客平台，后被作者删去。感谢一位匿名网友的记录，这首“过于拙劣之作”才得以重新出现在这里。

长乐街

——致一位朋友和一个季节的消逝

一字之差。

跳下大巴。幽深的巷子

在后视镜里飞速退去

我像笨拙的盗墓者一样巡视：

不变的路牌、门牌、沿街的楼宇

西班牙式公寓——斐波那契式贝壳装饰线——

垂直横过夜晚的霓虹灯牌，从上到下：

理发店、潮州菜馆、“大中国”；

出售热气腾腾的蛋挞的糕饼房

（“早六点到晚十点”）

国语声鼎沸的名品店、土特产馆、刺耳的喇叭声

挤满学生的星巴克——

（我曾无数次下楼，为一杯白巧克力星冰乐

“加覆盆子糖浆和奶油”和一个有电源的座位）

在无法享受日常风景的不安时刻

合起电脑，推门，汇入热浪与人流。

急促的叮当声里，无数次横过弥敦道

无数次游荡在海港尽头

琉璃房子，复古马戏团，流动冰激凌车

被烟火气染成绛紫色的夜，和海对面

浓绿，鬼魅如猫眼的港岛之光

幽幽地在我的梦里闪烁

那些无法入睡的夜里，我总是想着

无数棵榕树盘根错节的阴影——从铜锣湾到上环：

无数次走过的小道两旁

它们遮天蔽日，遍布每一寸土壤

上山、入海——

一直延伸到永远澄澈的水域

（“天下的水都是一体的”）

它们必将汇合，且汇入永恒。

那时我得知了消息：你走了。

你在秋天到来，终在二月离去。

你也变成了榕树中的一棵吗？

你的气根，也会远远地伸入海洋吗？

“从大海到大海”，那么远

远到给了大洋彼岸的我

一点虚无缥缈的勇气

当你倒下时，我确实听见了声响。

“别犯傻了，”我所爱的人告诫过我，

“一切都不值得；

这只是个无关道德或真理的试验。

你本应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上。”

可是，为什么，这算不上“重要”？

是谁设定了标准——在虚空的虚空之前

谁为我们设限？

谁制造这种误解，仅仅是因为

你不穿这一副身体

便不懂得她的重量吧

但与你相比——和她相比

我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七年后，我重又回到长乐街

我重读了你的日记

（从早已关闭的博客里，抢救下来的只言片语）

你说过：一切都是自由的

“像克里斯蒂娜 一样自由”

我知道，你只是过早洞察了一切

这出悲剧，这些闹剧

却一刻都不曾屈服

“为美而死，与为真理等同。”

巴士站上，人群依然低头密语

我快步掠过他们。

在长乐街

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国

二〇一八年；

一如经过六七年前的

美好年代。

二〇一八年九月七日 paHqGE8jRfLpAyjrEtltb/MtI3mcQPd8kbycJaOhAZ5sNgnC9EX+QXqshkdUT/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