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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现代化》再版于2020庚子年
春夏之交。
值此“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挑战之时，东方出版社和我的科研团队把这本早期演讲录进行修改增删后重新推出，可谓恰逢其时！因为，出于比较研究之目的，此书再版时收入了我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的部分文章和讲座，那时正值以苏联为代表的本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中国也处于内外交困时期——国内1988—1989年滞涨危机正在发生之际，遭到美国带领的西方国家于1989年6月启动的“全面制裁”；随之是工业化加快必然追求“资本增密”的20世纪90年代，多次发生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危机，这也引发了大量维稳事件……可见，再版此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更在于帮助那些关注我的后来者，从中看到上一代人遭遇重大变故时的思想演变，而我们的问题意识，也确实是在客观世界的复杂演化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也许是基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客观性，我们的科研实践团队才有新世纪以来在社会上一以贯之的影响力。在今年5月份对新时代乡建20年经验的总结讨论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前后衔接的两代人的思想理论之所以逐渐结构化，是因为我们身历其境地体验了国内外复杂背景下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全程！我们在2020年这个世界变局中，没有随波逐流地按照西方中心主义传统话语“人云亦云”，而是坚持对本土问题进行“实践出真知”的调查研究，因而有了对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阶段的客观记述和分析。似乎，作为承上启下且身历其境的研究者，我们比正在成为主导力量的学术新生代有更多求真知的条件，能够直接在重大历史演变中形成更清晰的问题意识。
这也是我同意再版这本演讲录的原因。
本书定名为《解构现代化》，所谓“解构”，须让现代化理论回到与其被称为“理论”的那个时空条件相同的环境下，才能了解其被验证的程度；而这个同等条件下的验证程度，体现的才是该理论的科学程度；后来者只有把握了理论的科学程度，才不至于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陷入对过去观点差异的无休止争议中。想到此，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把作序当作发言机会。
此书再版时，正值美国发起的“新冷战”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中演化为世界乱象之际——体现着人类现代性最高层次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照搬西方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大都轮番上演着生存还是灭亡的“哈姆雷特之问”，令人目不暇接；与东亚从“封城”到“封国”、秉持生民为本对应的，是“不自由，毋宁死”的欧美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内含的、被进化论“丛林法则”所认同的弱肉强食。这种弱肉强食表现为放弃对疫情的控制，听任“群体免疫”的发展，不对“老弱病穷”承担救治责任，从而导致富人无虞而大批“低端人口”（lowlife）被疫情消灭……
于是，“新冷战”照搬的旧意识形态倏忽之间坍塌！遂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被迫陷于最高死亡率的“低端人口”，在体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地区符合规律地发生了“颜色革命”！
这个现象似曾相识——我这个年纪的人都记得，在以美苏对抗为主的“冷战”最紧张的20世纪60和70年代，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各类社会群体，举行过以反“种族主义”为名、以反抗压迫为实的大规模抗议。那时，也有很多白人和其他族裔的人民群众参与示威，也有“黑豹党”发起的暴力革命。但和平示威的群众运动领导人，是主张非暴力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他被暗杀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时过境迁，但很多当前的情况，让人觉得并不陌生。原本贫困率及犯罪率双高的底层社会群体，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活动，打破了此前各类族群分别聚居的“熟人社会”尚有的“非规范约束机制”，愤怒的人群一旦离开本社区，则不可避免地在大城市的商业区上演打砸抢烧的动乱……
若非亲身经历，很难体会我们失去话语权之后的尴尬。即使仍然保留着客观求实的基本常识，我们也会看到，在疫情对任何体制的国家都同样是巨大挑战的条件下，显露出来的东西方矛盾是明显的——西方长期“生产不足”而“话语过剩”，与之对应的则是中国长期“生产过剩”而“话语不足”。原殖民化宗主国各行其是，原殖民地国家则纷争频仍，世界乱象大致是在西方长期主导的殖民化区域翻云覆雨，不仅加重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趋于解体的危机，而且在美国大选年催生了“俄狄浦斯”
式的悲剧。
被疫情所催化的全球供应链断裂，将会造成全球化解体，这对那些已经在全球一体化之中获益的实体企业来说，确实是灾难；但是，对美国单极霸权的维护者而言，却“机会难得”！一方面，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借机推行“币缘”战略主导的全球产业“区域一体化”重组，既要实现美元结算体系“去中国化”，又要使全球生产体系的战略性部门和中国“硬脱钩”；同时，又要借助“冷战”意识形态发起软实力进攻，配合巧实力策动各类乱华运动，达到阻遏中国崛起，甚至肢解中国的战略目的。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贸易逆差和债务率双高趋势恶化，虽然美联储也像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那样，再次更大规模地增发货币，搞无底线“量化宽松”，但却因全球都遭遇疫情打击，而不可能再顺畅地对外转嫁成本，来化解其内部危机，遂只能在大选年党争白热化压力下，强行复工复产。
“人算不如天算！”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新自由主义推行金融资本全球化，这样搞了30多年，造成内部分化加剧，派生了社会治理失序条件下的疫情防控困境，拒绝担责的政治家们把疫情过分政治化，荒唐对外“甩锅”，造成官方、民间都在“大规模聚集”——官方为了维持低层次民粹主义，而举办大型竞选集会，搞政治动员；民间则因失业人数超过“大萧条”，低阶层族群纷纷加入街头示威。这两类内生于现行制度的“大规模聚集”，客观上都导致了疫情的扩散，使得防疫专家多次警告的疫情恶化成为事实。尽管其人口规模小于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医疗条件好于全球任何其他国家，但疑似、确诊和死亡人数均为世界之最……
这一切，都表明美国这个资本主义核心国家长期累积的制度成本已经“对内转嫁”！萨米尔·阿明的金融资本恶性扩张造成两极分化最终“内爆”的理论，正在成为现实。
这些此前无法预料的情况，不仅多角度地验证着国内“庚子年必有灾变”之定数，而且，鉴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达到的最高境地——“全球一体化”，显然已经败于疫情及其导致的大危机。海内外舆论大都认为，2020年是全人类社会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起点。
因此，就要先对“冷战”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做背景分析。
西方文明主导的人类资本主义历史，在“二战”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进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割世界、全面对峙的“冷战”阶段，把世界变成了以“意识形态”配套地缘政治的两大帝国主义体系。“冷战”产生的因“内在具有政治正确”而被强权推行着的、本无任何理性可言的制度框架，被两个同属于西方的超级大国包装成“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两个思想理论、教育文化体系，据以形成浸淫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制度权。
虽然“冷战”因苏联解体而演化为“后冷战”，但“冷战”所娩出的世界单极霸权体系和孪生的、在“后冷战”阶段几乎没有对手的单极霸权思想，几乎全面继承了“冷战”的制度遗产；其彰显霸气、霸道、霸权的意识形态，以及制度权和话语权体系，依然全面而深刻地统治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遂使霸权国家滑入“新冷战”乃是最低制度成本的客观过程。
对于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从“冷战”到“后冷战”的历史阶段性演变，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是从西化意识形态出发的、所谓理论给出的主观原因的归纳；但很少有人分析出这个事变本来就是客观规律使然。这次再版新收入的文章中，就有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直接调研和不同于主流精英所同样归宗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引领西方国家进入“金融资本全球化”，借此加速经济货币化和资本化以来，西方经济仍然停留在产业资本阶段，坚持“换货贸易”，因而属于非货币化经济体系的苏联及东欧国家，在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经济增长标准核算体系的竞争中被动趋弱，随之进入解体过程。
更少被关注的后续演变是：1991年，苏联名号取消之后，西方资本乘势利用新自由主义构建的话语权推进“制度转轨”，把控那些政治上解体国家的庞大的、未经货币化的资源性资产的“市场化”进程，使用西方投资作为主要工具，加速“资源资本化”，从而获取巨额收益。这才是这个世界正式进入单极霸权主导“后冷战”时期的真实内涵……
将这个逻辑在空间上延展到极致的，的确是美国单极霸权所控制着的西方——因力推全球化所必需的制度权和话语权，而对试图纳入全球化、跟从发起“转轨”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与之对应的，是大量发展中国家因资本极度稀缺，而在产业领域和制度体系对西方资本“大门常打开”，遂有在资本的大进大出中“醉生梦死”——醉着生，梦着死！
我们未曾例外。“后冷战”之初，西方资本因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而加入美国发起的制裁，并大部分撤出中国，遂使20世纪80年代末期本已遭遇滞涨危机、资本极度稀缺的中国，立即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深陷财政赤字与恶性通胀叠加的制度困境，并且，这种困境持续了整个90年代；也是在这种困境中，主流精英加快全盘西化的深改步伐。
实际上，此阶段西方政治家和媒体人，包括国内精英集团，绝大多数笃信“中国崩溃论”。
我们之所以指称中国在这个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下，经历了一次值得后人正视的凤凰涅槃，原因乃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中国为应对美国制裁、外资撤离的危机，而在政策上鼓励地方政府吸纳一切可能进入的海外资本，那些劳动力密集型、资源破坏和环境敌对型的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的低端外向型经济，本来在过去都不可能纳入官方计划，90年代却在“改革计划体制”的过程中，迅疾在沿海各地占据了主导地位。这虽然维持了一定数额的海外资本进入国内，改善了外资“绝对稀缺”的困境，但客观上也挤占了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上游设备制造业的国内市场空间，遂加剧了本来已经严重不景气的国企的“关停并转”，间接促使数千万职工“下岗分流”。同时期，此类仅靠地租和社会租生存的、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还催生了内地多个欠发达省区的上亿农村劳动力被“市场配置”向沿海地区和城市。这些导致中国“被全球化”的演变，在多个方面都使得中国制造业在“融入全球化”之际，日益失去自主发展的结构支撑，成为给发达国家以技术创新驱动的高端产业做零部件配套生产的“世界车间”，为其主导的“全球资本化”贡献了巨大的资源资本化收益和劳动剩余价值。
由此可见，至少在经济基础领域，“冷战”阶段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已经演化为“后冷战”阶段的“一个世界一个体系”——客观上看，“新冷战”的“去中国化”会给发动者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强行“硬脱钩”的制度成本会恶化金融资本“内爆”代价……
另一方面，中国在“冷战”初期时的1989—1993年，遭遇西方资本撤出。资本绝对稀缺，必然导致以规律性的通货膨胀为标志的经济危机频发，并且必然派生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在这种巨大压力下，“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和政治讨论贯穿于整个90年代，也客观上回应着西方给定的“中国崩溃论”……作为有两千多年大一统制度传承、长期民族独立战争和革命史的政治国家，领导人在官方文件中仍然坚持着与革命历史内生“合法性”密切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客观作用是，经济正常运作条件下，市场发挥顺周期作用，而在大危机派生的多重挑战下，则需对已经成形的多元利益集团的国家进行宏观调控，这就只能靠“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发挥“举国体制”的比较优势。
于是就有了90年代后期，西方从“中国崩溃论”陡然转向“中国威胁论”。
对此我们的理解是：中国在遭遇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的挑战下，本来应该发生和东亚其他国家类似的资产价格暴跌、被西方投机资本涌入“割韭菜”的局面，但中国却凭借国家主权直接干预——由中央财政直接出手“剥离”了国有银行高达1/3的不良资产，再用国家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很快使银行得以重生。这种被西方称为“资本管制”的体制，虽然达不到“自由主义”的标准，但使所有试图通过投机获利的西方资本，在中国铩羽而归！从此，中国凭借政治主权执行的资本管制，成了阻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资本攻城略地的最大障碍，当然也就构成美元滥发而推进全球金融化的“主要威胁”……
此后，西方提出的“中国威胁论”愈演愈烈，也算有更多的客观依据。因为，国有银行重生之后，变成国家采取“逆周期调节”的主要抓手：配合扩大国债投资的战略投资，投放于大型基本建设。同期，为了走出外需下降造成的“生产过剩”困局，中央政府相继推出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2001年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2004年的“中部崛起”等缓解区域差别的三大措施，虽然相当于借助中国版的“罗斯福新政”使以投资为主拉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演变成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但这不仅没有被西方认可，反而因资本账户管制，而被美国列为“邪恶国家”之一。
与之对应的则是国内思想领域的“自毁”演化出的混乱，这种“自毁”心态，不仅迎合着“后冷战”时期西方控制全球话语权而使国际舆论一面倒环境下的“友邦惊诧”论，甚而也被内部激进改革家自我惶恐于事实上强化了国家资本的基本制度的“妾身未名”！诚然，彼时海内外的思想理论界及其工具化了的教育界、学术界无不屈从于“楚王好细腰”，这在中国，也或多或少地表达着名不副实的、话语权缺失的尴尬……
回顾20世纪90年代，“后冷战”阶段的中国确实“祸不单行”！
在“中国崩溃论”这个西方给定的政治结局造成的仿佛“墙倒众人推”般的意识形态压力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激进增长方式，不仅经历了外资撤离、内需阙如所必然造成的此起彼伏的城市产业经济危机，而且在城乡二元结构基本体制矛盾下，势必延续危机代价向乡土社会转嫁的路径，演化出数亿农民“负担过重”和“三农”问题愈演愈烈等所谓向全盘西化的现代化“转轨”的制度成本……其所派生的社会代价是20世纪末的官场腐败前赴后继、社会矛盾尖锐严峻！更有新世纪初“群体性治安事件”年增过万的现象……
简言之，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构成了中国在“后冷战”阶段无以自语、在“新冷战”之初软实力阙如的困境！
诚然，“后冷战”阶段提出并且笃信“中国崩溃论”的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一度试图让中国“融入”西方制度体系。中国也确从20世纪90年代起，再度兴起“全盘西化”思潮，大批官员公费去西方学习考察，大量部门愿意更多招聘海归，以方便借鉴甚至照搬西方制度。然而，中国却因又“大”又“拙”，而既没“融入”，也没“崩溃”。甚至，就在美国自身发生房地产泡沫化的“次贷危机”、华尔街金融海啸，从而引发全球需求下降的更大危机中，表演了“一枝独秀”
的压轴戏！也就势必“树欲静而风不止”地造成西方政治舆论的根本性改变——从“中国崩溃论”改为“中国威胁论”！
从上可见，早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威胁论”问世之际，“新冷战”就呼之欲出了……这不仅与此前的“后冷战”形成演化更替关系，也与每个普通中国人的“八国联军进北京”之热战记忆隔着100年而遥遥相望……
只不过，恰在世纪之交，一场全球化大转型毫无预兆地来临了。
于是，中国人既赶上了一次机会收益，也付出了“双重输出”的巨大成本
。
2001年，就在美国虽然提出却没有来得及化解“中国威胁论”之际，其自身遭遇了“IT泡沫崩溃”造成的“新经济危机”和“9·11事件”——直击美国金融中心的恐怖主义政治危机。美国遂在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挑战下，把战略重点转向西亚、中东、北非。这虽然为美国的军工产业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但美国也不得不听任无利可图的一般实体产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这样做的后果有三点：一是使原本处于1998—2001年的4年通货紧缩危机下的中国，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FDI）直接跃为全球第一；二是跨国公司本来就是全球贸易，因此，刚刚加入WTO的中国当即被拉入全球化进程，并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就成为全球贸易总量和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三是中国迅疾进入连续10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经济高增长阶段（曾经在2013年被称为“黄金10年”），使其以经济成就表达政治合法性的话语建构，竟然在实践检验中得到有力支持！何况，因美国领导人的战略重点转向被“宗教极端势力”操纵的中东“恐怖主义”，中国在政治上转而被美国认作配合反恐斗争的盟友。
中国经济高增长方兴未艾，美国又遭遇2007年“次贷危机”和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这就又给以实体经济为主、正在进行货币深化改革的中国留下差不多12年的时间窗口……
延宕至2020年，美国两党政客无论有多少矛盾，在中国问题上却已经有了高度共识——既然美国确立的中国“融入”
策略，已经在中国反复重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并“坐大”的过程中失败，那就只能改回到“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以中国为敌”，重建所谓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美国于是要引领西方世界推动“去中国化”的“硬脱钩”，也就是以“美国优先”的“新冷战”政治策略决定其对华经济政策。但是，“新冷战”在中美现状上看都有点尴尬。
美国的尴尬在于：中国自从20世纪90年代全面“美国化”，这30年大量接受西方的投资及其产业转移，国内产业大类2/3是外资控制，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市场，获取高于其他国家的实际利益，早就与美国构成“一个世界、一个体系”。既然“冷战”的两个体系在经济基础上不成立，那就在客观上制约着政治对立！
而中国的尴尬在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扶持其在2016年获胜的竞选团队的主要智囊，都是“冷战”的亲历者，享受过整垮苏联及东欧，并将其未被货币化的巨额资源纳入全球资本化所带来的巨大制度收益！因此，这些人根本就不在乎重建冷战政治格局会对美国经济造成短期损失。而中国占据主流决策地位的精英群体，大部分受教于“灭国先灭史”的西化教育体系，更鲜有亲历“冷战”者，且国内早就在知识传播中，淡化了老一代应对美苏冷战期间先后封锁中国的斗争经验！因此，那种教条化的软实力斗争就会屡战屡败，若不深刻调整，则在“新冷战”话语竞争中几乎没有胜算。
由此，才需要作者毛遂自荐地对此书的思想性及对当下的现实意义做个提示。
自20世纪80年代末内外交困以来，三十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此刻的中国主流社会，再次虽自身极不情愿，但却显然无可奈何地被西方“硬脱钩”，且更深憾于没有早些解决“妾身未名”的基本制度问题。虽然领导层头脑清醒地指出我们置身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上层建筑却因失去话语权久矣，而无法跳脱出西方主导全球化所给定的思维模式。于是人们看到，不仅依据“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所谓“经济理性”派生的思想反应及其演化出来的各种议论，确乎莫衷一是；而且，其多年试图推行的参照西方金融资本运作模式的激进化制度转轨，也因疫情抑制GDP的增长，被领导集体再度借追求增长速度而加快推出。
身处大变局之中，我们团队刻意地要求自己不被外部环境左右，坚持做“客观研究”，而成为一股“清流”。虽然书中收入的我在官方试验区培训讲课中的很多观点和内容，大都顺遂于当年的政策导向，但我们这几十年来的基调仍然是，不敢贸然认同激进地与西化全面接轨。由此，我们到乡村基层操作的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建基于试验证伪得出的思考，也无疑地不同于主流精英群体。因此，在此“新冷战”爆发之际，有更多的与基层实践联系紧密的人愿意参考我基于广泛的实地调研和比较研究所形成的看法。
初版《解构现代化》是2000—2004年的演讲辑录。后来能够直接与此书对接的是2016年出版的《告别百年激进》，后者辑录的是我去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首任院长到2014年辞去院长职务这10年的演讲中的宏观部分。有兴趣的读者如果愿意把前后两个阶段的两本演讲录连起来看，则会对我这几十年的思想脉络有个相对完整的了解。
诚然，2014年美国结束“量化宽松”以后，原材料和能源出口国家应声落马，世界经济全面萧条，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严重不景气，中国也进入第二轮外需下降引发的“生产过剩”周期。加上美国2016年换届之后，当即针对中国做出根本性战略调整，国内外风云变幻，局势更加复杂严峻；对此，人们也更加需要对官方推出的“工业供给侧改革”，从客观实际出发，做“去意识形态化”的、平和而客观的解读。其间，我应邀去各地和海外做的演讲次数随之大量增加，仅2019年就有60次之多！这也造成各方面人士收集到的录音稿在内容和观点上多有重复。若读者需要，我再把2014年以后的演讲编辑出版，则需删繁就简、认真整理；那就还得等团队中有人腾出手，才能做成书。
学无止境，何况我本来就没有立志坐冷板凳去搞“学问”，只不过是在农村试验研究中成了个误打误撞地涉足思想理论领域的莽汉；之所以在思想界众说纷纭之中，还能够对读者，特别是对年轻人有一定的影响，也许恰在于我的思考本来就形成于调研和实践，本来就是接地气且与时俱进的。换句话说，我本来就没有所谓学科理论体系的约束，根本就不会像“规范研究者”那样遵循舶来的学科体系和给定的理论框架，“学术化”地解释客观世界；因此，希望在学科研究中，严谨著述的学问家们原谅我们在理论上的莽撞和在表达上的粗糙。
因为与时俱进，我在《解构现代化》初版问世之后的调查研究中，不断地纠正、修改或充实了过去的很多观点，出书乃为存照，只能做技术性调整；而在序言中则有必要挂一漏万地对读者交代一下这些年的思想更新。
1.关于农业问题
我在世纪之交向领导人提出“三农”问题的时候就强调：“三农”问题必须把农民排在第一位；要是从中国历史上看，农业问题本来是派生的，因为有了农民家庭聚居于农村社区之中，才产生出维持其家庭乃至氏族村社可持续生存的农业问题。在初版的《解构现代化》里，乃至一个时期以来我的大多数著作中，都是这么说的。但我们团队后来对这个观点有了很大调整。此书出版10年后，在关于“生态文明”与“三农深改”的讨论中，我们提出了“从农业1.0到农业4.0”的分析，形成了更深入一步的认识：诚然，农业问题在乡土社会中一般是被农民和农村问题派生出来的，这与后来形成共识的农村是“三生合一（生态、生活、生产）”的归纳在内涵上一致；但放到人类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则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被作为“第一产业”，都是工业化派生的；随之，在金融资本主导下，这种“一产化”的农业也是金融化派生的，都是要“资源资本化”。然而，在生态文明战略转型之下，农业作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传承的载体，当之无愧地成为“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尤其在中国告别资本短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农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有着远比过去丰富得多的开发空间；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确立，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态化空间资源开发的“六产融合”，也迫切需要有新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显然，我们强调这些“非常名”都不是“农业生产问题”和“第一产业”等“常名”所能涵盖的……
2.关于城乡二元结构
我们过去在政策研究体系中理所当然地接受和使用的观点，在没有被大量的实践去做“证伪”之前，很多是符合或体现所谓现代性的西方主流思想的，而我们当时还没有来得及清理思想意识。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城乡关系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把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对立矛盾，来做比较消极意义的分析。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我们也认同“只有减少农民、加快城市化，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政策主张。而对现代性的反思，是在大量开展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我们现在对于中国这种发展中原住民大国长期化的城乡二元体制的认识，则有实质性差别。差别如下。
一是逐渐在实践中去激进化，从危机软着陆的分析中认识到，乡土中国客观具有危机软着陆载体的作用。
二是认为其与西方一元论哲学为依据描述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西方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主要来自大多数殖民地化的非原住民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那里的城乡因被跨国资本占据资源开发权，而具有资本主义主导的殖民地经济的同质性。据此，所谓二元结构是乡村社会被跨国公司摧毁，造成贫困人口“空间平移”，进入城市贫民窟，遂有贫富差别固化，最终，西方与发展中国家构成“中心—边缘关系”的宿命！
三是在比较研究中发现，相对而言，在未被殖民化的、以原住民为主体的、未进入现代化的东亚国家，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是相对平等且可以互相转换的二元，恰如太极图中的阴阳两极。城乡经济社会文化不同质、治理不同构，按照各自所处条件的需要，有更多的制度选择余地。反观在东亚华人社会里被殖民化得比较彻底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虽然发达到只有城市而没有乡村，不再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但照样有贫富二元结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被打击的主要是其弱势贫困群体：新加坡2020年4月份以来的新冠肺炎确诊数的高速增长，主要暴发在外来打工者以低租金租住的组屋；而中国香港的疫情也是暴发在低收入者居住的出租屋。
但是，中国近年来“资本下乡”势不可当。名为“城乡一体化”，实为自毁长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下到乡村。金融资本支持房地产资本大量进军县域经济，一些地方政府不惜以增加负债、向后任和向中央“甩锅”的方式，来配合投机资本占有乡村资源，以实现“资源资本化”的获利！遂有各地普遍性地“集村并镇”、跨区出让“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来牟利；有关部门集中上收本属乡村的教育和医疗资源，迫使农民把户口转到中心城镇才能让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同时为地产商们消化掉过剩的县域房地产泡沫。这相当于有关权力部门向农民直接转嫁四线以下“加快城市化”的所谓现代化成本……
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已经发生稀缺要素回流“三农”领域的可喜变化，市民下乡与乡贤返乡也已经蔚然成风。近期与之相关的是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受疫情影响而反思，把晴耕雨读解释为“晴则耕于城市赚钱，雨则安于乡野修心”。
确实，只有乡土中国成为“海绵社会”的可持续基础，才能具有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作用。
基于以上观点调整，我们对中国领导人近年来提出的“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相辅相成”持积极评价，高度认同官方正在推动的“城乡融合战略”；这些重大的政策思想创新，都应该融入新确立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方针。
3.关于“成本转嫁论”
这个概念是我们团队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的重要归纳。这些年来，我们进一步揭示了成本转嫁的一般规律——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缘于其构建了对发展中国家次第转嫁成本的制度体系，以及与之对应的制度建构权，并且掌控着维护和推行这种制度的话语权；越是向西方体系做深度转轨的发展中国家，就越多承载西方转嫁的制度成本。我们还系统总结了全球化500年的三次重要成本转嫁，如果只用人们常说的殖民化、产业化、金融化来归纳，而忽略了这些历史过程中复杂的机制问题，那就未免太简单了！恰恰是这些客观、不可逆的规律，才值得今天的人们格外重视。比如，英国工业化鼎盛时期，因在全球殖民，占有资源和市场双重收益，并随之推高对国内生产制造的需求，而有恩格斯关于“英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看法。可见，是海外殖民化收益从经济基础上瓦解了工人运动的发动条件；另一方面，“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实体产业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最先移出的恰恰就是劳资矛盾最尖锐、对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的低端制造业部门；而发展中国家承接了这些低端产业，就意味着也将这些产业内生的对抗性矛盾承接了进来，却不再有当年英国靠全球收益来化解这些矛盾冲突的条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这样的另类归纳却难以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大多数还压在箱底，要整理出书还需时日。不过，也有可喜的进展：我们团队近期完成了关于全球化成本转嫁大趋势下，新兴国家发展经验的比较研究，书稿已经交付给出版社。
4.关于“可复制性”
我们对西方经验的可复制性及其是否具有科学真理意义的深化认识，也需要交代一下。一是西方经验的可复制性，其实内含着“以西方现代化作为样板、追求西方模式”的预设，本来就内在地具有意识形态给定的“政治正确”。在21世纪中国确立生态文明理念及其战略转型的重大调整下，中国已经不再以西方经验可复制性作为目标；由此，也理解和尊重各个国家、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历史地理的独特性，因而人类世界不必要确立统一的目标，也不需要任何单极霸权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二是社会科学即使把可复制性当作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一个检验标准，也需要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基本常识，不应在行动上追求简单复制样本，而是对所谓一般性规律的重复发生做“证伪”，才能提示那些自诩“削足适履”的学问家无论怎样拔掉头发也离不开地球给定的“本地化”约束。
第一，新世纪宏观形势变化对“三农”问题产生了新的影响机制，超出了本书的分析范围。
本书收入的大多数文字是2000年之后我的演讲整理稿。当年，受美国新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资本开始向中国沿海地区重新布局，直接推动2003年中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FDI）第一的国家；随之，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和工业开发区打工，导致2004年以后农村出现空心村、城市出现劳工荒……这个势头在2001—2003年经济复苏时表现得还不充分，也因此，书里所讨论的劳动力因为绝对供给过剩，而短期内难以通过对等谈判提高工资待遇等判断，在2004年以后再看，就显得和现实脱节。此外，其他对于劳动力构成重大政策性影响的，一是2004年《土地承包法》开始实施；二是2005年中央财政开始承担“三农”开支，同时落实农业税费全免的政策，使得过去按地亩缴纳的“农民负担”几乎归零；三是2007年《劳动法》开始实施，雇主需缴纳不低于工资额40%的社保开支，相当于承担“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真实成本……这些新世纪以来的制度性改进，都促进了乡村劳动者大量向城市转移，派生了劳动力、资金等要素价格被城市再定价造成的农业成本提高等问题，反过来既促进了土地流转集中和农业机械化占比的提高，又使得小农家庭简单再生产从农村转向城市，导致低端服务业发展。但，这些客观变化及理论思考，都是成书时所难以预见的。
同样，外资大量进入也在短时间内改变了中国工业化高增长时期资本严重不足的局面，使得中国迅速从“产业过剩”进入“资本过剩”；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原本比较困难的资金供给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局面。
进一步地，这也在新世纪初改变了政府财政和金融体系资金严重不足的老问题，而中国不仅在较短期间就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还在中央层次的政策导向上转向亲民生、亲环境，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等新政，进而在2005年开始实施中央财政为主要投入力量的新农村建设，以及后来在2017年确立的乡村振兴。此类涉及“三农”的重大国家战略转型，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多有积极意义。
以上提及的这些从“资本极度稀缺”向“资本相对过剩”的趋势性变化，需要纳入必要补充，以便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有所借鉴，只有结合最近十多年的宏观形势变化，才能比较辩证地看待当年我们的观点演化及其分析。
第二，本书另外两方面的参考价值。
本书还附带记录了我的其他变化。2000年我离开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接手了国务院体改办主管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身份上算半官半民。离开偏重于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农口政策部门，不仅讨论的问题变了，也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当然，也就有很多被实践不断改变的观点需要说明。
在此之前，我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任职期间的演讲，主要是在培训地方干部时的讲话，涉及的主要是时事形势、宏观政策分析，以及地方发展的制度设计，等等。进入新世纪、接手新工作之后，我的演讲更多地面对高校，还有各种学生社团，也就更多从学术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农村问题及当时热议的加入WTO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当时正值我接近完成中国农村问题百年历史变迁的系统梳理，有了很多独特的、去意识形态的研究发现，遂在几次演讲中都进行了比较通俗的阐释。这些在我的博士论文及以此为基础出版的《中国农村经济基本制度研究》一书中有比较学术化、规范化的表达，但也难免会有阅读门槛有点高的问题。而本书作为演讲辑录，则尽量做到雅俗兼顾。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把本书的这一部分作为理解中国百年“三农”问题的入门导读。
此外，在中国如何应对WTO挑战的政策分析中，我在演讲中给出了比较全面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框架，涉及方面比较广泛，也提到了资本市场对于促进城镇化建设，以及促进经济欠发达区域资源资本化的作用，还提到了东亚社会中日本、韩国的“三农”制度体系对于中国的可借鉴意义。直到2004年，我进入高校以后，带领团队开展比较精致化的学术研究，才提出东亚“原住民社会”的农户理性及村社理性，及其对于外部性风险的内部化机制作用的理论分析。进而又在生态化扶贫的广泛调研中提出，因空间生态资源“结构性粘连”内在性质所决定的价值化开发，必须遵循“空间正义”，应重构村社经济组织作为必要载体……相对而言，那些早期演讲中提出的体系设想虽然内容相对粗糙，但今天看来，仍然不失为一个全局性的、整体性的框架，对于致力于实践拓展的读者而言，仍然具有并不过时的参考意义。
首先，和我一道追求“国仁永续”的科研实践团队多年来负重前行，不舍涓滴地进行理论建设和实践推动，作为长期志愿者大家都很辛苦。
其次，跟随我多年的科研团队成员直接参与了再版修订，从贴近读者的角度，重新对本书进行了章节编排。
再次，东方出版社编辑李烨、吴晓月对全书进行了细致的审校，尽可能地使稿件减少错误。
在此一并感谢。
此外，应出版社一再要求，我自己题写了书名。在我的出版物中这还是第一次，值得记上一笔。
最后，第一版序言来自我在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个演讲的节选，再版序言则是专门成文。
特此说明。
温铁军
（起草于庚子年大寒时节，大疫发作世界之时；修改于芒种时节，中国确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方针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