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6年，建筑师约翰·范布鲁格爵士（Sir John Vanbrugh）给马尔伯勒公爵夫人（Duchess of Marlborough）写了一封信，阐述其布伦海姆宫（Blenheim Palace）设计方案的各个方面。其中，“夫人，‘走廊’是外来词，用简单的语言表示，不过就是‘通道’而已”等内容让公爵夫人心生忧虑。之后，公爵夫人对这一细节仍持怀疑态度，但范布鲁格曾对另一个朋友吹嘘说，自己第一栋成功的巴洛克式建筑——霍华德堡（始建于1699年），无疑已经证明了这种创新设计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长长的通道、高挑的房间等，卡莱尔伯爵（Lord Carlisle）与她有几乎同样的疑虑。但伯爵认为，我所讲的是真的。这些通道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会聚风或引风。本来他还以为蜡烛无法在通道中燃烧，不过，最近一件事证明了我是对的：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灯笼里的蜡烛都亮着，连大厅里的都没有熄灭。 ^[1]

在卡莱尔伯爵和马尔伯勒公爵夫人的房子里，范布鲁格都设计了极为吸引人的入口和宽敞的楼梯，不过，他巧妙地将通往侧翼的通道藏在了入口和楼梯后面，通过长长的横向走廊将沙龙和主要的公共房间隔开。这明显产生了一种效果：巨大的建筑物更显宏伟，且从内部也营造出一种退行效果。“范布鲁格将走廊的功用发挥到了极致，”查尔斯·索马雷斯·史密斯（Charles Saumarez Smith）如此评论，“走廊成了独立的通道，可以通往拱廊两端的房间……此外，它们还扩展了空间，表现出从建筑角度看让人印象深刻的远景。”

科伦·坎贝尔（Coren Campbell）在《不列颠的维特鲁威》（ Vitruvius Britannicus ）的调查中称，“corridors”一词首次出现是在1715年的某份建筑平面图上。不过，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这一技术术语甚少出现。直到19世纪20年代，这个词才成为常用词（拜伦1814年的诗作《海盗船》是第一篇使用该词的文学作品——“他穿过门厅，穿过走廊/到达了房间”）。

范布鲁格曾是与东印度公司做生意的商人和剧作家，至于他受命承接建造房屋这一任务的过程，我们不得而知。他是伦敦贵族猫俱乐部的会员，俱乐部里的另外两名会员也是他的客户：第三任卡莱尔伯爵查尔斯·霍华德（Charles Howard）和战争英雄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 ——布伦海姆宫就是为他而建。尽管范布鲁格根本没有建筑经验，但贵族们都很欣赏他说话时的睿智。范布鲁格与专业建筑师尼古拉斯·霍克斯莫尔（Nicholas Hawksmoor）合作完成了这两个宏伟的项目。不过，后者才是完成两大设计的关键（范布鲁格被解雇后，霍克斯莫尔继续完成了布伦海姆宫项目）。

或许正是范布鲁格对英国建筑规范不够尊重，才使得他能更开放地接受新理念。他曾去印度旅行，曾在巴黎拒绝英国旅行者时被法国关押，还曾在17世纪90年代为德鲁里巷剧院（Drury Lane theatre）创作喜剧时了解过壮观的舞台空间。后来，正是因为对舞台的兴趣，他才设计了位于干草市场的皇后剧院（Queen’s Theatre）。此外，出资请他设计霍华德堡的人也曾在意大利旅居3年，同样深受海外环境的影响。

不过，放眼17世纪时的整个欧洲，现代贵族的宅邸为了凸显其宏伟，使用的元素并非走廊，而是对齐的门厅，因为它们朝彼此打开，形成后退的远景。在凡尔赛宫（1682年）皇家公寓中，这种设计被称为“连排”（enfilade）。有些公寓的隐蔽处可能建有狭窄的通道，但这种平行结构实际上只为仆人所用。在房屋设计方面，范布鲁格将通道从隐秘的边缘移动到了中心的位置。

“corridor”一词源自意大利语中表示“跑步”的动词“currere”，与“courier”的词根相同。在意大利语中，健步如飞的信使即为“corridore”。“corridoio”首次作为建筑术语出现是在14世纪，用于描述紧挨防御工事后方建造的畅通道路。这种道路的作用是保证信息能迅速传达给国防指挥官。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这种结构成为军事建筑的一部分，按照1830年的某一定义，它就像有遮蔽的通路，保证“各方的安全沟通，有利于进入和撤退，以及军备的接收……此外，通路的女儿墙也为后方的防御工事提供了保护”。 ^[2] “corridoio”也可以用来表示进出宫殿的秘密通道：1565年，美第奇家族就在佛罗伦萨的阿尔诺河处建造了这样的通道，用于连接皮蒂宫（Palazzo Pitti） 和韦基奥宫（Palazzo Vecchio） 。

后来，走廊摇身一变，成为意大利公爵宫殿的内部建筑工具。1653年，弗朗切斯科·博罗米尼（Francesco Borromini）重新设计罗马斯帕达广场时就建造了一条走廊：著名的“远近法之屋”（Galleria Prospettica）就利用了强迫透视，将较短的柱廊延伸到庭院中，造成错视，使之成为看似更为延长深入的拱廊。第一份用“coritore”表示笔直贯穿建筑物的通路的平面图可以追溯至1644年。 ^[3]

这条直接穿过整个宫殿的新路线旨在为统治者提供到达内室的最短通路，避免经过多个连续房间时的混乱。其实，这也是绕开大厅的一种方式，毕竟那个空间中各种礼节性的八卦消息和冗长枯燥的讲话都正发愁没有听众。尽管“权力走廊”这种说法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但自一开始，走廊就宣告了居住者的某种重要性，也表现了信息网络相互联通的需要。在整个欧洲，建筑是文艺复兴时期国王和贵族表达自己政治权力的方式和工具。“如果政治规则也是一种空间实体”，那么走廊就是沟通与调解这一隐喻的具体体现，能让人们迅速到达各个机构，传递消息。 ^[4]

霍华德堡和布伦海姆宫都旨在表现所有者的政治权力，因此走廊的出现似乎确有实际意义。查尔斯·霍华德承袭了爵位，并曾两次在重要的关键政府中担任财政部大臣，为巩固大英帝国的地位做出贡献。布伦海姆宫建在安妮女王（Queen Anne） 作为奖励赠予约翰·丘吉尔的土地上。1704年，丘吉尔率领英军在布伦海姆战役（Battle of Blenheim） 中战胜法军，有效确保了英国皇室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为新晋贵族马尔伯勒公爵建造的宫殿由政府出资，不过，英国财政部不久后就开始拖欠布伦海姆宫的建造费用。工程开工后几年，政治大气候逐渐转而对辉格党不利，资金问题便更显突出。

实际上，范布鲁格的大宅迅速变成了英国巴洛克式建筑的象征。不过，其由于过度繁复的风格，很快就退出了流行的舞台。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谴责称巴洛克式建筑“充满了野蛮和荒谬”，这标志着新古典主义作为民用建筑和政治建筑的规范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开端。 后来，直到19世纪90年代，范布鲁格的建筑才重新受人青睐。

切向走廊（tangential corridor）是房间布局的新方式，所有房间沿着中轴对开。在英国建筑史上，范布鲁格是这种方式得以引入的关键人物之一。同样，我要让时光倒流，描述这一空间出现的历史背景。有的建筑历史学家在追根溯源的过程中，即使在建筑平面图上没有走廊的时代，也会使用“走廊”这个词，这一点着实令人不解。尽管谈到不同类型通道的区分确实有卖弄学问之嫌——大抵最令人烦闷也不过如此，但大略勾勒这一空间的发展历程实有必要。因为这样才能让读者领会某些相似或重叠的术语间的区别，同时传递一种观念，即普遍意义上被称为走廊的空间其实更有象征意义。

[1] 范布鲁格，信件引自杰里米·马森（Jeremy Musson），《约翰·范布鲁格爵士的乡间别墅，来自〈乡村生活〉档案》（ The Country Houses of Sir John Vanbrugh, from the Archives of Country Life ），伦敦，2008年，第56、65页。

[2] 《美国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Americana ），费城，宾夕法尼亚州，1830年，第三卷，第604页，“带顶道路”条目。

[3] 请参见马克·扎伯克（Mark Jarzombek），《走廊空间》（Corridor Spaces），《关键问题》（ Critical Inquiry ），第36/4卷，2010年，第728—770页。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这篇文章对我始终有试金石般的作用。

[4] 克里斯蒂·安德森（Christy Anderson），《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 Renaissance Architecture ），牛津，2013年，第89页。另请参见凯特·马歇尔（Kate Marshall），《走廊：美国小说中的中介建筑》（ Corridor：Media Architectures in American Fiction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州，2013年。

走廊出现之前：古代世界

古代先例最好按照宗教、民用和家用等形式分类。可以说，很多古代庙宇建筑都是按照 横向 走廊平面图施工完成的。斯蒂芬·特鲁比的描述对我们颇有助益：

在大多数寺庙和宫殿建筑中，主塔或主建筑都位于空地中间，周围环绕着庭院走廊式的建筑。作为复式建筑而非单独内部空间的单体建筑，由不同的走廊相连，如庭院走廊、屋顶步道、天桥及外围走廊等——这些走廊或包裹或穿过空地。这就是横向走廊，即能够垂直连通一系列通道（或空间）的线路。 ^[1]

对天体的崇拜出现在很多文化中，太阳或月亮的轨迹往往映射了生与死，因此，横向通道的角度和对齐方式多数具有天文学意义。古埃及和古希腊的庙宇都有简单的矩形围墙，它们围成护佑神祇庄严雕像的圣殿。然而，进入圣殿的方式非常复杂，包括一系列从平凡到神圣的象征性过渡，即一系列越来越严格受限的通路。上埃及的伊德夫神庙（Edfu）建筑群中，祈愿人要穿过斯芬克斯大道，接着进入列柱廊前院——向天空敞开，但侧向受限，之后是带顶的圆柱门廊，跟着跨过门槛进入前厅，最后才到达内部圣所的门槛前。据马坦森（R.D.Martienssen）称，内殿或圣所“又黑暗，又狭窄，又低矮，与外界完全隔绝，只能通过一系列越来越有限的空间才能进入：这些空间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过，反映出与外部世界光明和自由的完全对立”。 ^[2] 至此，这些建筑就成了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所说的天地之间、圣凡之间的“通道”或“路途”。 ^[3]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最终揭开神祇的面纱前，总会先利用这些接连不断的限制性空间，创造一条让人迷失、期待、恐惧和惊讶的通道。显然，仪式是秘密的，消息只在同修的人之间传递。普鲁塔克（Plutarch）在一篇关于伊西斯崇拜（Isis，古埃及神祇）的文章中模糊地提道：“绕圈而行，黑暗中有些让人害怕的通道其实根本没有终点……有些莫名其妙的光会出现……还会有各种声响、舞步和庄严神圣的话语。”一队人从黑暗走向光明，就是这种仪式让人看到了显现的神。

这种仪式空间的另一版本就是迷宫。古代有两个著名的例子。第一个是法老阿门内姆哈特三世（Amenemhet III，公元前1839—前1791年）统治期间在法尤姆（Medinet el-Fayum）修建的埃及建筑。这一建筑的遗迹直到19世纪末才重见天日。公元前440年，古希腊旅行者希罗多德（Herodotus）描述了这座建筑，他的字句引人深思：巨大的建筑有3000多个房间，从精巧程度和建筑面积方面看，连金字塔都难以望其项背。希罗多德惊叹道：“房间与房间之间、庭院与庭院之间的通路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我们从庭院走进房间，从房间走进长廊，从长廊走进其他房间，再从其他房间走进其他庭院。一个个奇迹让我应接不暇。” ^[4] 希罗多德未被允许参观底层部分，所以未能看到地下的建筑，他推测说那是该地区统治者的神圣墓地。四个世纪后，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也曾到那里旅行，称地下部分有“数不尽的带顶长通道，蜿蜒曲折，相互连通，所以，对此地并不熟悉的人也能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出入各个庭院”。

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迷宫（Knossos）更具影响力。这一克里特文明时的建筑（于公元前1380年被大火烧毁）现在只存在于希腊神话和传说之中：有仇必报的米诺斯国王命令工程师代达罗斯（Daedalus）建造一座迷宫，将人身牛头的米诺陶（Minotaur）困在其中。因为这个怪物每九年就要吞噬献祭牺牲的少年少女。后来，忒修斯（Theseus）杀死了怪物，并在米诺斯女儿阿里阿德涅（Ariadne）的带领下走出了迷宫。奥维德（Ovid）在《变形记》中重述了这一故事，其中一个翻译版本如下：

该建筑由代达罗斯设计，那个著名的建筑师。外观让人深感迷惑；他让眼睛迷失运用扑朔迷离、蜿蜒曲折的通路……如此令人迷乱，恐怕他自己都无法走出，这样复杂的迷宫。

这个版本引入了现代走廊，代表拉丁语所说的“innumeras errore vias”（无数假路歧途），不过，有了这层关系，我们现在想到大型走廊的建筑群时，总会联想到古老的迷宫。或许这源于亚瑟·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他自1900年就开始对克诺索斯遗址进行挖掘，并坚信自己发现的是国王的宫殿。此外，他还用钢筋混凝土重建了建筑群的某些部分，并将之命名为“走廊大集合”，以此表示对自己发现的这一建筑空间功能的推测。现在，我们参观的克诺索斯其实是过去古建筑的“劣质”仿品，出自现在“混凝土时代的寺庙建造者” ^[5] 之手。19世纪90年代，埃文斯在牛津郡尤尔伯里（Youlbury）建造布局凌乱的房屋时，所有走廊中都已经使用了迷宫的图案。

很多早期的人类文化中都出现过迷宫的图案，有的作为进入逝者之地的地图，有的则代表入会的曲折之路：“错综复杂的迷宫象征着世俗人生，胸怀大志之人沿着曲折的道路前行。” ^[6] 有时，迷宫的符号会出现在门廊或门槛处，这代表陷阱，目的是让恶灵或魔鬼迷失方向。为祭祀之舞所用的草坪迷园一直到19世纪的英国还有出现。此外，人们设计暗含威胁意味的树篱迷园时，总会在其中混杂无数死胡同和多条曲折的树篱小路。在斯蒂芬·金的小说《闪灵》中，树篱迷园与瞭望旅馆中的走廊相互呼应，再次勾起了人们的恐惧感。迷宫已经成为一种隐喻，代表精神错乱的心理状态，不过，数千年来二者之间的强大关联就是这一隐喻的基础。走廊之下隐藏的是迷宫的神秘回响。

因此，古代的入会仪式实际就是走过通道、跨越门槛等一系列动作的执行。通常，门廊最具有象征性。在很多古老的文化中，塔架标志着圣地的入口，即古希腊人称为“temenos”的神圣区域。具有象征性的门槛也出现在基督教传统中。《新约》中，耶稣讲道时曾说：“我就是门。” 之后，奥古斯丁（Augustine）对这句话进行了扩展：“我们通过教堂的门进入天堂。” 早期中世纪教堂就已经开始对入口部分进行扩建，且入口也愈发繁复，目的就是扩展尘世与圣地之间的过渡区域。为此，人们增建了台阶、门廊、拱门和入口大厅（或教堂前厅），还增加了很多在教堂门廊门槛处举行的仪式。

在古典希腊时期，无论前厅、门廊和走廊结构变得如何精致，寺庙圣所本身仍是简单的房屋。寺庙建造时，总会以台阶为基础，但多立克式寺庙则变成了围柱式结构，寺庙的四面都被廊柱保卫。真正重要的是外部，而非内部。祭坛在外面，祭祀仪式则在里面的寺庙中进行。沿着仪式通道走过，跨越一系列带有记号的门槛，就如沿着泛雅典娜节日大道走向雅典卫城一样，这是信仰得以确立的过程。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讲，通往圣所的象征性通道都可以被称为“corridic”。它们指向某处，从这一角度看，这些通道是横向的，旨在将同修之人或观察者的目光引导至唯一的地方：神圣内殿的门槛。我想，尽管现代走廊本应是切向的，通往四面八方而非仅仅一处，但那些希望在人类心智中重现建筑原型的人，可能会将现代走廊与象征着生死的古老通路联系在一起。即便如此，我们之后会发现，有濒死体验的人经常会说自己沿着走廊朝远处的强光走去，正如古希腊或古罗马的同修之人朝着神祇慢慢前行。

确定古希腊神圣道路或勾勒古希腊神圣之地的方法之一是建造名为“stoa”的狭长结构。这是独立的柱廊。柱子通常为圆柱，一侧面向开放的空间，另一侧则是封闭的。柱廊既可以为观看队列行进的观众提供阴凉，也可以作为寺庙圣殿的外围框架，奥林匹亚（Olympia）或德洛斯（Delos）的圣殿就是如此。公元前4世纪时，柱廊的长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菲利普二世（Philip II）位于梅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的柱廊有150米长——有的时候还需要另加一排内柱扩展柱廊的宽度，结果，柱廊就变成了主要的独立建筑。贝尼尼（Bernini）于17世纪建造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巴西利卡式 建筑前的椭圆形柱廊，使用了大型巴洛克式圆柱。作为神圣之地的框架，人们不妨通过这一建筑深入了解柱廊的作用。

在古典时期的希腊，狭窄的柱廊逐渐出现在世俗城市的建设中。在雅典卫城的神圣巨石下，是一座混乱的城市。后来，历经几个世纪，一系列大型柱廊框定出一个城市广场，山脚下的这座城市慢慢演变成了具有意义的公共集会场所——阿哥拉（Agora）。柱廊将混乱的临时空间变成了界定清晰、更有纪念意义的空间。现在，阿哥拉废墟上的主要是后来重建的阿塔洛斯柱廊——佩尔加蒙的阿塔洛斯二世（Attalos II，约公元前159—前138年）赠予雅典的礼物。20世纪50年代，这里被改建成了博物馆。阿塔洛斯柱廊差不多有120米长，20米宽，高两层，设有双层廊柱，每层楼的后侧都有21家商店。柱廊既是一条长廊，也是一个集市。后来，在叙利亚的影响下，这里变成了封闭式东方集市的前身。此外，这条柱廊也是非正式公共辩论的场地：斯多葛派之所以得名“Stoic”，就是因为该学派哲学家们首次讲学的地点是在“Stoa”（柱廊）。由此可见，这也是与古典民主表达存在内在联系的关键空间形式之一。

其他民用建筑，特别是总督府（如雅典阿哥拉的议事厅），在设计上与神圣建筑之间的界限更为清晰。古希腊人在四四方方的建筑中建造了分层设座的辩论室。要保证视线清晰，就需要减少内部廊柱的数量。不过，古希腊的建筑师们并没有找到某种方法，能在没有廊柱的情况下支撑大跨度的屋顶。内部支撑墙体可以稳定分层设座安排，也可以在建筑物内部创造出狭窄的前厅空间。有些历史学家将这种空间称为“走廊”。其实，这一空间是“一小部分人在不干涉整个议会审议的情况下召开会议的场所”——换言之，这里就是议会“大厅”的前身。 ^[7] 最精致的议会大楼位于米利托斯（Miletos），可以容纳1200人。作为古希腊最大的无支撑顶板房间之一，这里还增建了前厅，三面增建了柱廊，另设有科林斯式入口。后来，世俗建筑通常会借用庙宇建筑中类似走廊的宏伟结构。

相比之下，古罗马建筑师逐渐开始运用屋顶桁架和其他工具。在古罗马帝国建筑中，穹顶和巴西利卡是宗教力量和公民力量的标志。古罗马人还建造带有桶形拱顶的狭长结构，支撑上层大型民用建筑地板的重量。这种地窖或储藏空间被称为“cryptoporticus”，是另一种走廊式建筑形式。近代早期的欧洲借用了古罗马的模型，通过各个公共大厅中毫无支撑的巨大空间和复杂的屋顶装饰，建筑物的宏伟壮观便会使来访者显得相对渺小，由此，宫殿里暗含的权力得以表达。所有走廊式的内部分隔结构都会削弱这种昭然著闻的力量。

再看民用建筑，尽管一些建筑历史学家对“走廊”一词的使用令人迷惑，但严格而准确地讲，古希腊房屋中并未包含任何走廊。在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们会使用简单的私人房屋公开表达公民身份。这种房屋外观朴实无华，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更是如此。后来出现的大型房屋，或是位于城市边缘的贵族居所，或是休闲处所，都是围绕列柱廊建造的。这种建筑由公共宴会厅演变而来，通常在柱廊里侧有供食客使用的房间。按照维特鲁威（Vitruvius）的描述，古希腊房屋的入口都很小（被称为“thyroron”）。这一空间通常只够容纳一间为“ianitor”（门卫）准备的房间。之后，从这里可以直接通向长方形的列柱廊，即四边形庭院：三面或四面建有圆柱，向中间的空地敞开，方便进入与中央庭院相连的各个独立房间。大型房屋有时会采用第二种列柱廊风格，可以区分主仆区域，对男女区域也有更清晰的划分。即便是在更宏伟的宫殿中，封闭式列柱廊的形式也更为流行，会在更大的范围内重复出现。在马其顿早期的首都埃加伊（Aigai，即现在的韦尔吉纳州），巨大的矩形空间中，列柱廊的面积达将近9300平方米。

理想的古罗马别墅进一步扩展了上述设计，但实际的建造方案多种多样。古罗马的维特鲁威显然对以“宽敞通路”为标志的古希腊建筑入口有些失望。在古罗马文化中，拱门的作用是纪念战斗的胜利，并作为对门神杰纳斯神（Janus）的崇拜，因此，古罗马建筑的入口非常重要。从门廊和主门走进去，会看到门厅。这是从公共场所到私人区域的正式通道，可以通往被称为“fauces”的更小空间的入口——有时，它们会被称为“前廊”。在后来的探讨中，甚至有人将之称为“走廊”。 ^[8] 一系列门槛过后是过渡式的矩形中庭，没有顶部建筑，地上部分配有相应的池塘，周围排列着小房间或小隔间。中庭通向房屋中心的列柱廊式庭院。穿过庭院可以到达其他房间：餐厅、“andron”（男子专用房间）以及供奉神灵圣坛和家族先人灵位的“lararium”。列柱廊作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和之后出现的走廊一样，作用非常复杂，且各种功能之间有所重叠。伊冯·泰伯特（Yvon Thébert）提到，在之后的古罗马帝国建筑中，出现了一些半封闭的内部柱廊，且门槛处保证私密性的内门数量也有所增加。 ^[9]

克莱夫·奈茨（Clive Knights）兴致勃勃地将这种古罗马建筑形式称为“穿孔船”，一种“门槛星云，即神灵和人类居住的有多个楼层和间隙区域的集合”。 ^[10] 庞贝古城就有这样的建筑案例。从帝国中心向其他地方过渡，会出现很多地方性变化，比如到达房屋主要部分的通道更为延长等，这通常是空间不足或当地地形限制所造成的。于是，轴向走廊逐渐出现，房间分布在走廊两侧。不过，专家认为这些变化非常少见，是“特例”。 ^[11]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地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民用建筑并非围绕分布式切线走廊而建。

[1] 斯蒂芬·特鲁比等，《走廊》（ Corridor ），威尼斯，2014年，第14页。

[2] 马坦森，《希腊建筑中的空间观念，特别提及多立克式圣殿及其周围环境》（ The Idea of Space in Greek Architect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oric Temple and Its Setting ），约翰内斯堡，1964年，第146页。

[3] 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亵渎：宗教的本质》（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The Nature of Religion ），特拉斯克（W.Trask）译，纽约，1959年，第25—26页。

[4] 希罗多德，《历史》（ Histories ），引自罗德尼·卡斯登（Rodney Castleden），《克诺索斯迷宫：关于克诺索斯“米诺斯宫殿”的新观点》（ The Knossos Labyrinth：A New View of the‘Palace of Minos’at Knossos ），伦敦，1990年，第64页。

[5] 凯茜·基尔（Cathy Gere），《克诺索斯和现代主义先知》（ Knossos and the Prophets of Modernism ），芝加哥，伊利诺伊州，2009年，第5页。

[6] 这是杰克逊·奈特（W.F.Jackson Knight）在其1936年出版的《库玛诸门》（ Cumaean Gates ）中的推测，引自珍妮特·鲍德（Janet Bord）的《世界上的迷宫》（ Mazes and Labyrinths of the World ），提普奇出版社，1976年，第11页。

[7] 弗雷德里克·温特（Frederick E.Winter），《希腊建筑学研究》（ Studies in Hellenistic Architecture ），多伦多，2006年，第143页。

[8] 格林诺（J.B.Greenough），《古罗马房屋中的前廊》（The Fauces of the Roman House），《哈佛大学古典文献学研究》（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第一卷，1890年，第1—12页。

[9] 伊冯·泰伯特，埃塞克斯（Essex），《罗马化非洲人的私人生活和家庭建筑》（Private Life and Domestic Architecture in Roman Africa），《私人生活史》，第1卷：《从异教古罗马到拜占庭》（ From Pagan Rome to Byzantium ），韦恩（P.Veyne）编，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87年，第313—409页。

[10] 克莱夫·奈茨，《罗马家庭环境的空间：象征性内容的诠释》（The Spatiality of the Roman Domestic Setting：An Interpretation of Symbolic Content），《建筑与秩序：社会空间建造的方法》（ Architecture and Order：Approaches to Social Space ），皮尔森（M.Pearson）及理查德（C.Richards）编，伦敦，1994年，第133页。

[11] 史密斯（J.T.Smith），《古罗马别墅：社会结构研究》（ Roman Villas：A Study in Social Structure ），伦敦，1997年，第115页。

回廊与廊道：前走廊时代的中世纪主义

从古典时代晚期到基督教欧洲早期，演变成通道的最重要的宗教建筑就是回廊或廊道这种形式。回廊，即“围场”，是周围环绕着廊道的大型方形场院，绝大多数都与教堂的南部相接。如此，人们就创造了神圣的围场，方便与俗世隔绝的修道士完成自己大部分的人生追求。

至于修道院的起源，现在尚无定论。早期基督教社区会聚集在一起，为信徒提供支持，毕竟隐士的独居生活很难独自维持。第一个修道社区是由帕科缪（Pachomius，292—346年）在埃及组织的。个别零散的小屋被排列成多条“相邻小屋带”，这或许是参照了古埃及工人住房的安排。 社区被围起来，表示隐士与俗世隔离，专心苦修生活。帕科缪在塔本奈斯（Tabennesi）伊西斯古疗养院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重要的社区，后来，经过扩建，这一疗养院足以容纳2000多名成员，且需要一系列正式规则管理那里的宗教和社区生活——这就是修道院主义的开端。随着这种模式的传播，有证据表明，修道院以古罗马别墅的空间为基础建立：因为其列柱廊可以被改造成封闭社区的中心。比如，洛尔希（Lorsch）一座建于8世纪60年代的修道院就是以罗马别墅为基础的。

欧洲标准修道院模式的整条社区链的创始人是努尔西亚的圣本尼迪克特（St Benedict of Nursia，480—543年）。他将本笃会规（Benedictine Rule）正式编纂成册，其中第六十六条坚持保留围场，“以免发生修道士不得不徘徊在外的情况，毕竟这样对他们的灵魂无益”。 本尼迪克特使用“claustrum”这一术语表示整个场地，但这个词所表示的含义范围逐渐缩小，最后只代表修道院生活中心有带顶走道的广场。

这座修道院的设计蓝图即著名的“圣加尔平面图”（Plan of St Gall）。这份建筑平面图画在小牛皮上，可能作为修道院理想图最终成稿于817年，也可能作为圣加尔修道院建筑图最终成稿于之后的830年。 ^[1] 这份平面图上的空间布局确实成为整个欧洲修道院的规范布局。在圣加尔修道院之后，双层回廊几乎总是紧挨教堂中殿的南侧，即修道士走进神圣空间的入口。广场对面最远处是修道士的厨房和公共食堂（同饮共食是本笃会规的重要规定）。与教堂在东侧成直角的是公共宿舍，宿舍下方是取暖房。夜间步道通常是从宿舍直达教堂，这条捷径方便修道士在午夜时分和黎明前去办公室。根据圣加尔平面图，建筑物西侧是食物和饮品的储存地。此外，封闭的修道院之外有用于耕种的土地，那里出产的农作物也会储藏在建筑物西侧。随着时间的流逝，几个世纪中，广场的第四条边在不同的修道院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回廊是过渡空间，是社区的内部场院，但始终混合着宗教和世俗功能。四条拱形步道按照一定计划与不同分区相连：北边是礼堂，直接与教堂本身直接相连；南边是住所；西边是劳动场所；东边是惩戒室。社区中除了有宿舍还有牧师会礼堂，是决定社区行政和律法事务的地方，也是讨论决定惩罚问题的地方。 ^[2]

回廊的建筑形式在中世纪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不同教会都摒弃相关形制，本笃会规受到挑战之后。在11世纪的法国，加尔都西会形制（Carthusian order）得以建立。此形制放弃了公共生活的元素，强调个人归隐的隐士生活。因此，回廊便成了服务通道，两侧是修道士的独立房间。房间门道上有开口，作为不用直接接触就可以传递食物和废弃物的窗口。加尔都西会还会把逝者埋葬在回廊的中央区域，认为此举有助于修道士冥想生死大义。

伦敦的查特豪斯（Charterhouse）修道院修建于14世纪，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为无数因黑死病而离世的人祈祷。现在，在保留着回廊的一侧，我们还能看到当初隔间的痕迹。这是非常好的例证，让我们能看到回廊不断变化的作用。修道院解散后，回廊的部分得以保留，成为通往诺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lk）室内网球场的拱形走道，这显然是回廊功能的世俗化转变。后来，查特豪斯被改建为学校，诺福克回廊被迫成为走廊和球类运动场所。有关查特豪斯修道院的传说表明，狭窄的走道是足球运动中越位规则的来源。 ^[3]

与加尔都西会严格的隐居相比，西多会通过与其他工人一起耕种的日常劳动突出表现了教会的谦卑。由于这种开放性，大批人加入了西多会。因此，带有回廊的修道院愈发复杂，数量也越来越多，宗教人士和教会世俗教徒之间的流动也因此更为开放。西多会的回廊由清晰的门槛界定，相对不太封闭，且不同的功能区之间有更多循环通路。如约克郡的里沃兹修道院（Rievaulx Abbey），回廊沿着东西两侧延伸扩展。一位历史学家称，公共宿舍一定打造出了“壮丽的景观”。 ^[4]

我花了些时间研究回廊，因为长期以来，它们与天主教和场院的关系限制着宗教改革后清教徒的想象力。修道院遗址是18世纪哥特式文学和艺术品的核心内容。我们会发现，被改建成现代走廊的古老回廊和通道仍是鬼魂出没的“场所”之一，过去顽固的痕迹拒绝接受时光的流逝，它们会回到这些适当的过渡空间。无依无靠的修道士们从小巷和廊道中悄无声息地走过，反映出他们不同寻常的修道隐居方式。然而，他们幽灵般的回归让修道院生活有幸留存的建筑空间充满了生气。此外，修道士的家园被新教徒篡夺者破坏，新教徒篡夺者“鸠占鹊巢”之后，修道士对此大行诅咒的民间故事，都带有对暴力侵占行为的愧悔色彩，这也为上述建筑空间带来了波澜。在霍勒斯·沃波尔（ Horace Walpole ） 著名的哥特式浪漫小说《奥特兰托堡》（ The Castle of Otranto ，1764年）中，地下室、地牢和密道使得城堡中神秘离奇的空间比比皆是。令人难忘的是，因看到城堡的合法地位被篡夺，廊道里肖像画中的一位祖先深感道德义愤，竟跳出画框，在高高的幽暗地下室中直跺脚。

廊道（gallery）这一更具世俗感的空间是带顶空间的另一表现形式。这种现代早期风格的通道通常位于建筑物房间的外侧，且（如列柱廊或回廊一样）一侧部分开放，配有支柱和护栏。廊道通常位于较高的楼层，既是进入房间的通路，也兼具其他多种功能，例如为下层大厅提供娱乐活动的舞台（比如室内小眺台）等。范布鲁格在霍华德堡和布伦海姆宫的中庭空间也使用了廊道，以此营造出剧院的效果。16世纪末，廊道成了独特的艺术品展示空间（因此主要被翻译成“画廊”，编者注）。这一结构的起源尚未可知，但应该与日耳曼传统的大礼堂和意大利凉亭（loggia）有关。《牛津英语词典》中称，“廊道”一词于16世纪进入英语之中，但在“走廊”还未于18世纪和19世纪固定含义之前，它与“走廊”完全可以互换使用。然而，廊道的功能与首次出现在17世纪的宫殿中的现代走廊截然不同。

[1] 关于“圣加尔平面图”更多内容的摘要，请参见查尔斯·麦克伦登（Charles B.McClendon），《中世纪建筑的起源：公元600—900年的欧洲建筑》（ The Origins of Medieval Architecture：Building in Europe ， AD 600 - 900 ），纽黑文，康涅狄格州，2005年。

[2] 请参见梅根·卡西迪-韦尔奇（Megan Cassidy-Welch），《修道院空间及其意义》（ Monastic Spaces and Their Meanings ），蒂伦豪特，2001年。

[3] 凯茜·罗斯（Cathy Ross），《查特豪斯：指南》（ The Charterhouse：The Guidebook ），伦敦，2016年，第50页。

[4] 迈克·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回廊、男修道院院长和管辖区》（ Cloister, Abbot and Precinct ），斯特劳德，2001年，第55页。另请参见马克西米利安·斯特恩伯格（Maximilian Sternberg），《西多会建筑与中世纪社会》（ Cistercian Architecture and Medieval Society ），莱顿，2013年。

私人视角：《走廊景观》，1662年

在1692年至1704年在迪拉姆公园（Dyrham Park）为威廉·布拉斯威特（William Blathwayt）所建造的意大利风格庄园中，整齐排列的门道尽头是一个让人惊叹的“风景”。由于挂上了著名荷兰艺术家塞缪尔·范·霍格斯特伦（Samuel van Hoogstraten，1627—1678年）颇有欺骗效果的画作《走廊景观》（ View of a Corridor ），连续出现的房间看上去比实际中的更多。1662年，刚到伦敦一年的范·霍格斯特伦四处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所以才有了这幅作品。在林肯旅馆（Lincoln’s Inn），霍格斯特伦为作战部长托马斯·波维（Thomas Povey）的大宅绘制了这幅画。波维将之挂在客厅，作为恶作剧以娱宾客——哪怕只是一瞬间的效果也好。1664年5月，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波维“打开壁橱门，我看见里面只挂着一幅普通的画作”。 ^[1] 佩皮斯认为，波维大宅中的内装最为精致。后来，迪拉姆公园内部以时下流行的荷兰风格进行装修时，佩皮斯的侄子威廉·布拉斯威特买下了这幅画。

画作的标题被翻译成《走廊景观》，这实际并不准确，与画作表现的空间很难对应。或许《门槛处的视角》这一翻译更为恰当。这是一幅典型的荷兰风格画作，为17世纪中期内室研究带来了重大转折。尽管人们认为这种画作不及历史画或风景画高贵，但优秀的荷兰内室画在17世纪50年代时大量出现，反映了商人阶层的家居情况——毕竟商人都热衷于购买这种相对廉价的艺术品。长久以来，这种风格的大师都被视为现实主义者，格里特·杜（Gerrit Dou）、尼古拉斯·梅斯（Nicolaes Maes）、彼得·德·霍奇（Pieter de Hooch）和塞缪尔·范·霍格斯特伦均属此列。他们用极具洞察力的双眼记录了原汁原味的家庭空间。很久之后，室内空间具有寓言性的神秘色彩才得以恢复，展现了开放与封闭之间神秘的相互作用。通常来看，人们的视角由门道框定，展示着远处的房间，或者只暗示画面还有其他未出现的事物，造成悬念。这类画作中通常有景中景、框中框、画中画，综合远景和小插图，与前景和背景形成互动，暗示危险出现的可能性。例如，范·霍格斯特伦的作品《从门口望去的室内风景》（ Interior Viewed through a Doorway ）之所以有“拖鞋”（The Slippers）这一更让人熟知的名字，就是因为画中有一双挂在闺房门外的女士鞋履，或许是暗示未为人所见的地方有欢好之事。

之所以在这段历史中提到《走廊景观》，原因有二。首先是技术原因。这幅画作的荷兰语标题暗示，范·霍格斯特伦用连续房间和通道上的石板图案制造了一种退后的视错觉，即垂直于地面的纵深感。佩皮斯认为，这幅画应主要被当作“透视图”，而非画作。此外，范·霍格斯特伦还尝试运用了透视框，创造出多个观察孔窗，以对建筑空间描绘入微的细密画营造出对纵深的错视效果。范·霍格斯特伦的《荷兰室内透视图》（ Perspective Box of a Dutch Interior ，1657—1661年）是此类幸存画作中的一幅。在作者生活的时代，对光传播方面的光学科学研究逐渐被应用于艺术作品中。因此，现代统一的绘画空间的惯例得以确立，这在早期艺术品中前所未有。实际上，在表现后退效果时，早期技术效果图通常会运用棋盘格，《走廊景观》几乎可以说是构建这一空间的代表画作。在荷兰艺术中，后退效果到17世纪50年代时已为人熟知，即“doorsiens”（透视图），这是“一种多重组合手法，制造出夸张的空间倒退感”。 ^[2] 范·霍格斯特伦自己的绘画手册于1678年出版，他在其中称：“远景能让画面丰满且优雅，既令人赏心悦目，也不禁让人用心琢磨。” ^[3] 倾斜的透视图可以产生层次感和纵深感，是眼睛看向画作的起点。

正如17世纪的通道或倒退的远景增加了荷兰艺术作品中画面的纵深，之后出现在绘画、摄影和电影中的走廊也成了首选工具，为画面带来向内集中的效果，即单点透视或消失点（这一术语首次进入英语是在1715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线性透视的论文中）。走廊的图像总能让视线沿着墙面的收敛线望向消失点。斯坦利·库布里克在电影中大量运用了这种手法，将观众带入到透视框中。荷兰室内风景画是首先运用这一手法的现代艺术形式。

第二个原因更侧重于历史方面。内室油画不仅是对某些荷兰家庭的室内空间的记录，也是整个17世纪欧洲私人生活观念转变的重要标志。这些作品通常以半开放的廊道或巷道为起点，之后描绘远处的私人空间。我们可以透过窗户或门窥见房间里的人物，比如正在谈论私人事务的家人、站在危险楼梯上偷听的女人、站在门廊处收信的人，或私下里阅读私人信件的人，等等，但至于白纸黑字写下的秘密，我们则永远都看不清。《私人生活史》（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在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的支持下得以发表，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作品。早期荷兰内室的作用发生了转变：最开始，荷兰的内室是公共空间，后来在内室进行私人活动的情况逐渐增多。因此，民用建筑也随之发生变化，出现了更多隐蔽的空间。奥雷斯特·拉纳姆（Orest Ranum）对这些出现于中世纪后的“亲密感的庇护所”进行了跟踪。那时，家中只有逃避的角落和独处的缝隙，没有真正的隐私这一概念。后来，供个人反思之用的小围墙花园，“camera”（家庭文件和财产被锁起来的地方）、“ruelle”（一种私人空间，位于卧床和离门最远的墙之间）、让男性暂时远离家庭生活“封闭自己”（如1592年使用的表达）的男性专用“studiolo”或“cabinet”以及女性专用的“boudoir”逐渐出现。 ^[4]

这些需求的出现使房间之间沟通空间的新形式应运而生。罗杰·沙蒂尔（Roger Chartier）指出：“私人楼梯、大厅、走廊和前厅的出现，很快就让人们能在不穿过其他房间的情况下进入其他房间。” 在英国，史密森（Smythson）建筑师家族于16世纪末期逐渐将廊道和走廊加入建筑物中，减少人们在大宅中的活动量。 ^[5] 在荷兰，菲利普·冯伯斯（Philips Vingboons，1607—1675年）等建筑师借用走道和内部庭院，将厨房和仆人的房间剥离出主体结构，增强主人房屋的私密性。此外，他们还区分了到各个房间的不同入口。该时期的名作之一是出自彼得·德·霍奇（Pieter de Hooch）之手的《庭院中的女人和小孩》（ The Courtyard of a House in Delft ，1658年），这幅作品向我们展示了经典的后退视角的透视，将庭院中的仆人与主屋通道中的女士分隔开来。内部和外部、崭新的房屋和破旧的庭院、主人与仆人位置上相互靠近，然而却完全有别。房屋通道入口上方的牌匾是从代尔夫特德夫特圣杰罗姆修道院取来的纪念石碑，这一细节可谓精妙。改换过去的功能是房屋现代性的体现（代尔夫特这座城市的大部分毁于1536年的一场大火）。现在，私人空间成了神圣的空间。 ^[6]

荷兰商人阶层的财富逐渐积聚，曾经平面图中非常开放的房屋入口也因此重新设计。现在，房屋入口都位于一层的“前室”（voorhuis）周围，即西蒙·斯特芬（Simon Stevin）于1590年提到的“voorsael”：

进入前室的人完全不用经过四个房间中的某个才能进入其他房间，直接从前室就可以通往每个房间。前室就是整座房屋的公共空间，也是陌生人进屋与屋子里的人说话的地方……前室应予安排在此……方便人们自由进出每个房间。 ^[7]

随着发展历程的演进，我们离走廊的出现越来越近。这里所说的走廊为富商的家庭带来了新的隐私空间。房间中有相互联系的空间，对此进行描绘的艺术家断言，这种新兴的形式对家庭布局的转变极为重要。一些历史学家推测，房屋对主权意识的影响与17世纪中期荷兰的政治动乱有很大关系。可与此同时，家中的家族肖像展现了新的社会和经济力量。艺术家在画作中描绘了人们对室内空间和角度的趣味性使用，暗示私人空间在家庭内部的多次出现可能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走廊对资产阶级所住房屋进行了区分、分隔和划分，但令人不安的一点是，走廊也会让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更容易实现：将性别和阶级、家人和陌生人混在一起。1864年，罗伯特·克尔出版《英国绅士之家》后，走廊正式出现在英国家庭建筑中，最终与所谓的“隐私发源地”整合到一起——这种空间形式完全被北方新教徒关于个体自我及其天命的观念而塑造。

若说这是较晚的日期，那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奥雷斯特·拉纳姆的评论：

撇开旧建筑中无数廊道、门、前厅和隔断不谈，1860年之前，隐私少有增加。富人自然增加了自己可用的私人空间，但于其他人而言……隐私的概念一直仅限于卧室之中，或许永远也无法延伸到床帷之外。

漫长的史前史证明了我的感觉：走廊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建筑空间。然而，我并不想让读者认为这是一场稳步进行的历史运动：它经历了从古希腊市场的开放式柱廊，到中世纪时期回廊围成的场院，再到分布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家庭中的私人空间的发展过程。走廊始终维系着两组元素：公共与私人、开放与封闭。实际上，18世纪初的建筑平面图就开始将走廊作为内部空间分配的重要方式，其吸引力首先就体现在开放性上。接下来，走廊的乌托邦将带我们步入现代性的曙光中。

[1] 塞缪尔·佩皮斯，《塞缪尔·佩皮斯日记》（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第5卷，1664年5月29日条目，莱瑟姆（R.Latham）及马修（W.Matthews）编，伦敦，1971年，第161页。

[2] 玛莎·霍兰德（Martha Hollander），《眼睛的入口：十七世纪荷兰艺术中的空间与意义》（ An Entrance for the Eyes：Space and Mean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Dutch Art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2002年，第8页。

[3] 塞缪尔·范·霍格斯特伦，《油画艺术高贵学派入门》（ Introduction to the Noble School of the Art of Painting ），1678年，引自霍兰德《眼睛的入口》，第43页。

[4] 请参见奥雷斯特·拉纳姆，《亲密感的庇护所》（The Refuges of Intimacy），《私人生活史》，第3卷：《文艺复兴的激情》（ Passions of the Renaissance ），罗杰·沙蒂尔编，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89年，第207—263页。壁橱上的引文摘自安吉尔·戴（Angel Day）的《英国秘书》（The English Secretarie），该书在艾伦·斯图尔特（Alan Stewart）的《早期现代壁橱考察》（The Early Modern Closet Discovered）中进行了讨论[《代表，50》（ Representations ，50），1995年，第76—100页]。

[5] 马克·吉鲁亚德（Mark Girouard），《罗伯特·史密森和伊丽莎白女王的乡村别墅》（ Robert Smythson and the Elizabethan Country House ），纽黑文，康涅狄格州，1983年。

[6] 布赖恩·杰伊·沃尔夫（Bryan Jay Wolf），《维米尔与视觉的发明》（ Vermeer and the Invention of Seeing ），芝加哥，伊利诺伊州，2001年，第66页。

[7] 西蒙·斯特芬（Simon Stevin），《公民事务》（ Civic Matters ），1590年。引自霍兰德，《眼睛的入口》，第122页。 Lw1nmBReBmspC30aU78Ir3BYH/isj7J1WbLdYlUQ+DG7dJc7TEglNZSFybeFbj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