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格拉底时代

西方文明的源头便是古希腊，其基于2 500年前始于米利都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在这一点上，它与世界上其他伟大的文明并不相同。贯穿于古希腊哲学的主要概念是“逻各斯”，除其他含义外，它还指“言语”和“量度”。所以说，哲学讨论与科学探索是密切相关的。从这种联系中产生的伦理学说发现了知识中的“善”，这正是不带偏见探究的论题。

首个科学的哲学学派诞生于米利都。这座位于伊奥尼亚海岸的城市在当时是繁忙的商贸中心。它的东南方有塞浦路斯、腓尼基和埃及，北方是爱琴海和黑海，西向越过爱琴海便是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东向紧邻吕底亚，并借此通达美索不达米亚诸帝国。米利都人跟吕底亚人学会了铸造金币。米利都港挤满了来自许多国家的商船，货仓里堆存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由于人们可以使用货币作为存储价值和交换各种商品的通用工具，所以米利都哲学家提出“万物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一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据传，米利都的泰勒斯认为“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于是哲学和科学由此产生。在传统文学中，希腊人将泰勒斯列为“七贤”之一。我们可以从希罗多德那里得知，泰勒斯曾预言过一次日食。天文学家推断出那次日食发生于公元前585年，由此确定了他的在世时间。泰勒斯未必了解日食的原理，但他必然熟知巴比伦人关于日食现象的记录，因而能够得知日食发生的时间。恰巧，在米利都能观察到这次日食现象。这对研究年代学的人是一件好事，对泰勒斯本人的声誉无疑也是一件好事。同样，他是否曾创立了三角形相似的几何学原理也很值得怀疑，但他确实能够运用埃及人测量金字塔高度的“经验测算法”估算海上的船只及其他无法接近的目标距离。由此可见，他已经对“几何原理具有普遍应用范围”有了一定的概念；这个有创见的普遍性概念源自希腊。

“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是泰勒斯最为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并非一瞥定论，也非脱离观察的纯粹臆想。现如今，我们认为可转化为水的氢是一种化学元素，所有其他的元素均可由它合成。这种“万物归一”的观点是一种卓越的科学假说。单从观察的角度来说，近海观察似乎使这一假说更有说服力：人们会留意到海水在阳光下蒸发，雾气自水面上升而形成云，云又形成降水。依照这种观点，大地便是以水凝聚的一种形式存在的，其中的细节或许颇为虚妄，但它仍然是一份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它揭示了一种物质在不同的聚合状态下保持不变。

米利都的下一位哲学家是阿那克西曼德，他约出生于公元前610年。与泰勒斯一样，他既是一位发明家，又是一位实干家。他是首个绘制地图的人，还是黑海之滨一个米利都殖民地的首领。

阿那克西曼德对其前辈泰勒斯的宇宙论进行了批评。的确，为什么要选用水呢？构成万物的基本要素不能是它自身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应该是不同于这些形式的某种东西，或者说它是一种更为基本的东西。因为物质的各种形式会不断地相互对抗，如热对冷、湿对干，这些相对的形式总是在此消彼长，大概就像希腊人说的，它们处在“不公正”的状态，也就是“缺乏平衡”。倘若这些形式中的一种是基本物质，那它大概早就战胜了其他形式。原始物质被亚里士多德称为“物质因子”，而阿那克西曼德则称它为“无际”，即充斥上下四方的一种无限的物质。世界由此而生，终究又回归于此。

在阿那克西曼德看来，地球是一个自由浮动着的圆柱体，我们就处于其中的一个截面上，而且我们的世界被数不清的其他世界所围绕，其中之一便是我们现在所称的银河。每个世界的内部功能受控于一种旋涡运动，这种运动将地球向中心聚拢。天体都是被气遮蔽起来的火轮，仅仅有一个点是例外的。我们不妨把他们看成是自行车轮胎，没被遮蔽的那一点便是气门。我们当然还记得，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气是能够使万物变得看不见的某种东西。

关于人类的起源，阿那克西曼德有一个极为“现代化”的观点。他观察到幼儿需要长时间的照顾和看护，于是得出一种结论：如果人类自始至终都是现在这样，就不可能繁衍至今。所以，他认为人类必然有一段时间与现在不同，也就是说，人类必定是从某种能够迅速独立生活的动物进化而来。这种论证之法被称为归谬法，即你通过一个给定的假设推断出一些明显错误的东西，比如这里所说的人类不可能繁衍至今。这显然是错误的，因此这种假设应该被排除。假如这种论证正确，即最初的人类与现在的人类一样在年幼时需要长时间的照顾和看护，便知道人类不可能延续到现在（我基本就如此认为）。那么，我们无须再多说什么，其间必定发生了某种形式的进化的论点便成立了。然而，阿那克西曼德并未止步于该论点，他进一步认为人类是由海洋鱼类演化而来，并以对生物化石及鲨鱼哺育后代情况的观察所得作为其论据。毫无疑问，阿那克西曼德便是因为这个缘故才告诫我们别吃鱼。至于居住在深海的“同胞们”对我们是否也如此多情，那就不得而知了。

米利都的第三位著名的哲学家是阿那克西米尼。除了了解他在三人之中最年轻外，人们对他所处的具体年代一无所知。相比于其前辈，他的理论有些倒退，他的思想不够大胆，因此他的观点总体上容易经受时间的检验。跟阿那克西曼德一样，他也认为存在一种基本物质，不过他觉得这种基本物质就存在于空气之中。我们周围的各种物质形式均产生于“气”的聚散过程。如此说来，一切的差异便都是量的差异，那么把某种具体的物质视为基本物质就完全是正确的了。“气”是构成灵魂的物质，它维持着世界的延续，正像其维持着我们的生命那样。后来，该观点被毕达哥拉斯学派采纳。在宇宙论方面，阿那克西米尼误入歧途，所幸毕达哥拉斯学派继承了阿那克西曼德的宇宙观。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倾向于支持阿那克西米尼，这在某种意义上没有错。阿那克西米尼为米利都学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他继承了该学派的全部传统。此外，正是他的“聚散学说”使米利都学派的世界观得以真正完善。

新哲学精神的先驱是萨摩斯人毕达哥拉斯，人们对其生活的年代和生活细节所知很少。据说他曾在公元前532年名噪一时，当时刚好是波吕克拉底僭主统治时期，萨摩斯城可与米利都和其他大陆城邦（公元前544年波斯人占领萨狄斯后沦于波斯）相抗衡，萨摩斯的船只在地中海上纵横穿梭。波吕克拉底曾是埃及国王阿玛西斯的亲密盟友，这无疑为毕达哥拉斯前往埃及并从那里获得数学知识的故事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无论如何，他离开了萨摩斯，因为他难以忍受波吕克拉底的暴虐统治。他定居于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希腊城市——克罗顿，并在那里创建了自己的社团。他在克罗顿住了20年，直到公元前510年发生了一场反对这个学派的内讧他才离开。之后他到梅达彭提翁居住，直到去世。

正如我们所知，对米利都人来说，哲学是一种非常实际的东西，因而哲学家无疑都是行动派。可在毕达哥拉斯的传统里，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占据上风。在这里，哲学成了超然于世界的冥想。这种看法与毕达哥拉斯对生活的态度有关，其受到了俄耳甫斯的影响。对于人，我们可以依照生活方式将其分为三类，就好比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三种人，其中最底层是那些做生意的小贩，其次是参加竞赛的人，最后就是观众，也就是书上常说的理论家。最后这种人就相当于哲学家。哲学的生活方式是唯一有希望超越存在的偶然性，并逃脱“轮回”的生活方式。依照毕达哥拉斯的说法，灵魂会受到一系列“轮回”的支配。

这方面的传统与一些原始禁忌有关。我们将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再次发现生活方式的三分法，但它将更多地出现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学说里。可以说，它是早期哲学家种种学说的一种总结。

另一方面，毕达哥拉斯学派又开创了一个科学的传统，具体来说就是数学传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真正继承者其实是数学家。虽然在俄耳甫斯复兴时产生了神秘主义因素，但是该学派科学的一面并没有被宗教思想改变。科学自身不会变为宗教，尽管对科学生活方式的追求带有宗教色彩。

毕达哥拉斯很可能由音乐上的发现导出“万物皆数”的观点。因此，如果想了解我们身边的世界，就必须找出万物中的数。一旦掌握了数的结构，我们就能主宰整个世界。这确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尽管在古希腊人文主义时代之后这一观点的重要性曾被忽视，但在文艺复兴到来之际，它再次得到了认同。这是近代科学观念的一种显著特征。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我们还发现，他对数学的兴趣起初并非缘于实际需要。埃及人掌握了一些数学知识，但他们只不过用它来建造金字塔和测量土地；希腊人开始研究数学，正如希罗多德所说，是“为了探索”，他们中的主要人物便是毕达哥拉斯。

至于世界观，毕达哥拉斯直接以米利都学派的理论为基础，结合了自己数的理论。上文提及的用于排列计数的数字，叫作“界石”，这自然是因为它源于对田亩的测量或“几何学（Geometry）”的字面意思。拉丁文的“界石（Term）”一词在字面上也有相同的意思。依毕达哥拉斯来看，无限的气分隔出各种基本单元，而基本单元又成为无限的量度；而且，无限相当于黑暗，有限相当于火。显然，这种观念源自对夜空和星辰的观察。同米利都人一样，毕达哥拉斯也认为存在很多个世界，尽管按照他的数学观来看，他不会认为有不计其数的世界。毕达哥拉斯发展了阿那克西曼德的观点，认为地球是一个球体，而摈弃了米利都人的旋涡说。后来，他的学说又被另一个萨摩斯人引申为“太阳中心说”。

毕达哥拉斯对数学的专注，引发了我们将在随后遇到的诸如理念论或共相论。当一位数学家证明一个有关三角形的命题时，那所涉及的只是他想象中的一种东西，而非他所说的绘在某处的任何图形。这样就产生了可知与可感的区别，而且已确立的命题将永远且完全正确。从该观点到如下观点仅一步之遥：可知事物才是真实、完美和永恒的，而可感事物只是表面、有缺陷和暂时的。这些是毕达哥拉斯理论的直接推论，此后它们一直支配着神学和哲学思想。

我们还应该记住，虽然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仰中含有俄耳甫斯因素，但他们的主神依旧是阿波罗。欧洲的理性主义正是依靠气质上的阿波罗倾向才与东方的神秘主义区分开来。

哲学谱系中的下一位代表人物是另一个伊奥尼亚人——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末，他的思想达到了全盛时期。关于他的生平，人们仅知道他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其他情况几乎一概不知。他的一些著作残篇留存了下来，根据这些残篇我们不难看出人们为何觉得他难以捉摸。他的看法总是带着预言色彩，而这些残篇上的文字简洁而优雅，满是生动的隐喻。谈到无始无终的生死轮回，他表示：“时间是个玩跳棋的孩子，它的权力胜似国王（即时间支配一切）。”他鄙视那些反应迟钝的人，总是无所顾忌地说些尖刻的言语：“傻子即便听着也像个聋子：对他们来说，在场跟不在场一个样。”又如：“如果他们的脑袋不理解自己的语言，那么即便有眼睛和耳朵，也不能说明他们是人。”

赫拉克利特提醒我们，值得求取的成就需要以大量工作与努力做代价。他说：“那些挖金子的人，虽掘了很多土却收获甚微。”他挖苦那些觉得这种考验太艰难的人：“驴子宁可要草料，也不要金子。”即便如此，他也预先展示了一种思想，即我们不要因为学有小成就沾沾自喜。后来，苏格拉底用一句名言将其表述为：“尽管上帝被人们称为圣婴，但在他看来人类才是婴儿。”

较为认真地研究一下赫拉克利特的理论，将有助于我们更明白他的这些名言。他对科学不像他的伊奥尼亚前辈那般感兴趣，但他的理论依然基于伊奥尼亚学派和毕达哥拉斯。

阿那克西曼曾说过，对立的双方将归于无限，来抵消他们的相互侵犯；而毕达哥拉斯则提出了和谐的概念。赫拉克利特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真实世界于平衡调节中蕴含着对立倾向。这是他卓越的发现，也是他对哲学的贡献。世界就是这样，在对立的冲突背后，不同程度地暗含着和谐或协调。

这种普遍性的概念往往不能轻易地看出来，原因在于“大自然喜欢遮遮掩掩”。的确，他好像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和谐必定意味着不能立刻可见。“潜在的和谐强过显在的和谐。”事实上，和谐的存在常常被人忽略。“人们不明白，事物本身既然存在对立又如何实现统一。这是一种相反的牵引力所形成的和谐，就好比弓与七弦竖琴。”

因此，冲突可以说是世界保持生机的动力源泉。“‘只希望众神及人类之间再无冲突！’荷马这话说得不对，他没有看到自己所祈求的恰恰是宇宙的毁灭。倘若应了他的祷告，万物都将消亡。”“战争是万物之父”，我们必须从逻辑学的角度来采纳他的这一论断，而不能将其作为军事准则。这种观点要求存在一种新的基本物质，借以强调运动的重要性。他在原则而非细节上追随米利都学派，选择了火这种物质。

“万物皆可转化为火，火亦可转化为万物，就像货物可兑换为金子，金子又可兑换为货物。”这种生意般的明喻点明了其理论的关键。例如，一盏油灯的火焰看起来固定不变，但油不断在被汲取，然后作为燃料化为火焰，同时油烟则随着燃烧落下。由此可知，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与此类似的转化过程，没什么事物可以保持原状。“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在你面前流动的总是不同的河水。”正是这类举例说明让后世作家将“万物流变”这一名言归到赫拉克利特名下。在提及赫拉克利特及其信徒时，苏格拉底还用了“流动者”这个绰号。

我们很有必要将赫拉克利特的这一名言与其另外一些语录做一下比较。他曾说：“我们既踏入又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乍看起来，这一说法似乎与前一种说法并不一致。然而，现在的这一说法实则是同一理论的不同表达，其线索就在后半句。“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听起来令人费解，其意思是我们存在的统一性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或者用后来柏拉图的话来说：我们的存在是一种不断发展的过程。仍然以河流为例，如果今天我踏入了泰晤士河，明天再踏入，尽管我踏入的是同一条河流，但河流中的水却不是一样的。我觉得这论点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劝读者不用再做实验。还有一种说法出自这样一条语录：“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在谈到火焰的时候，我们已经观察到了这种情况：灯油被吸上来，烟尘掉下去，两者都是燃烧过程的一部分。当然，首先这种说法必须要从字面上理解。路是倾斜的，是上坡还是下坡全看你怎么走。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理论提示我们，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有冲突的因素，实际上是事物的本质部分。最让人吃惊的说法便是“善恶一体”。当然，这并不是说善恶是完全一样的东西。相反，就像一个人不能设想一条上坡路上没有下坡路，人们在不理解恶的概念时也就没办法理解善的概念。实际上，打个比方来说，你铲平了山坡，就既毁掉了上坡路又消除了下坡路。善恶也是同样的道理。

由此看来，“万物流变”的理论实际上并不新鲜。阿那克西曼德刚好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不过，对于事物为何总是保持不变的解释，赫拉克利特却要领先米利都学派一步。关于量度的主要概念源自毕达哥拉斯。正因保持了适当的量度，事物才能在不断变化之中保持原样。这一点对人和对世界来说都一样，都是正确无误的。

自然界的事物依据量度发生转化，人的内在灵魂也是如此，那里存在干与湿的变化。湿的灵魂倘若没有火来抑制，将有堕落或毁灭的危险。对一个醉酒的人来说，这一点或许是对的。另一方面，“干的灵魂是最具智慧、最优秀的”——尽管我们不应该过分地赞誉它。过多的“火”如同不受节制的“湿”，定然会杀死灵魂。可无论如何，毁灭于火会被人们当成是光彩的结局，因为“死得越壮烈，获得的荣誉就越多”。之所以这样说，大概是因为火是永恒的物质：“这是一个万物共享的世界，它并非为任何一个神或任何一个人而被创造；它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始终是一团永生之火，依照某种量度时而旺盛时而微弱。”

自然界的种种演变过程，全都遵循各自的量度。阿那克西曼德坚持认为，不要在对立双方的冲突中寻找“不公正”，而要在对量度的漠视中去寻找，“太阳不会超出的它的量度，不然正义之神的侍女爱林尼就会揭发它。”然而，各种量度又并非绝对固定，只要尚未超出界限，它们实际上会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存在自然界的昼夜交替、人类的醒与睡，以及其他与此种变化类似的周期现象。将量度波动的概念与毕达哥拉斯的连分数构成无理数的理论（这里的连续近似值交替地大于或小于精确值）相联系是颇为有趣的。尽管可以肯定这种方法在柏拉图时代就已经众所周知，但我们并不知道早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不是发展了它。我们很难将这一知识归功于赫拉克利特。

与色诺芬尼一样，赫拉克利特痛斥当时的宗教，不管是奥林匹亚教还是俄耳甫斯教。人们并不会因为仪式和献祭而变得良善。他看清了各种宗教仪式活动的肤浅性与原始性。“他们徒然地将血涂抹到自己身上，以求净化自己的灵魂，就像一个人踏进烂泥里而企图用烂泥洗净自己的双脚。无论谁看到他这样做，都会觉得他疯了。”这样做下去毫无益处。

不管怎样，获取智慧的唯一途径便是掌握事物的基本规律。这种规律就是对立双方的和谐，尽管它无处不在，可人们并未认识到。“我们所说的规律，人们在听闻之前甚至听闻之后，往往都不能理解。原因在于，尽管万物都依此规律产生，但他们根本感受不到。即便我将事物分门别类地区分开并解释其中的缘由，甚至他们用心体会我做出的解释时，他们似乎仍旧难以感受到这种规律。”

倘若我们认识不到这种规律，任何学习都将是徒劳的。“学了很多东西并不等于真正掌握了。”这种观点我们还会在黑格尔的著作中看到，而赫拉克利特则是它的创始人。

因此，智慧在于掌握万物共有的基本规律。我们要遵循基本规律，正像一个城邦必然要遵守它的法律；甚至还要更严格一些，因为那是具有普遍性的共有规律，而不同的城邦可以存在不同的法律。赫拉克利特因此坚持认为共性具有绝对特征，反对当时在对不同民族的不同习俗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对主义概念。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与诡辩家的实用主义观念相对立，后者在之后被普罗塔哥拉表述为“人是万物的尺度”。

尽管基本规律或“逻各斯 ”随处可见，可很多人却对之视而不见，似乎人人都独有自己的一套智慧。这样看来，共同规律便绝非大众的意见。赫拉克利特看不起普通民众，因为他们在这方面一无所知。他是一位真正的贵族，他赞成让最优秀的人来掌权。“以弗所人最好把自己吊死！把他们中的所有成年人都吊死，把城市交给尚未长胡子的少年，因为他们抛弃了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赫尔莫多罗，并表示‘我们当中不需要最优秀的人，如果有，那就让他走开，到别人那里去’。”

毫无疑问，赫拉克利特自己也自视甚高。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可以原谅他。除了有些偏执，他确实是一位颇具权威的思想家。他总结了前人的主要观点，并对柏拉图产生了非比寻常的影响。

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学说提及了万物皆处于某种运动之中这一事实。在希腊哲学的下一个转折点，我们将被带入另一个极端——彻底否定运动。

到现在为止，我们谈及的所有理论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都试图用单一的规律诠释世界。尽管各个学派相继给出了各异的答案，但每个学派都仅仅提出了一种涉及万物产生的基本规律。不管怎样，到现在还没有人批判地验证过这种普遍性的观点——承担这项任务的第一个批判者是巴门尼德。

有关他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就像别的很多哲学家一样。他是意大利南部城邦爱利亚的居民，创建了一个以所在城邦名称命名的学派——爱利亚学派。他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假如我们相信柏拉图的说法，那么巴门尼德及他的门徒芝诺曾于大约公元前450年访问过雅典，并在那里见到了苏格拉底。在希腊所有的哲学家之中，仅有巴门尼德和恩培多克勒采用诗歌的形式阐述自己的理论。与其他很多早期哲学家的作品一样，巴门尼德的诗作也题名为“论自然”。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真理之路”，主要包含着我们所感兴趣的巴门尼德的逻辑理论。在第二部分“意见之路”中，他提出了一种基本上属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宇宙论，不过他甚为明确地指出，我们必须将一切看作虚幻之物。巴门尼德曾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追随者，但是当他开始系统地阐述自己全部的批判观点时，却舍弃了该学派的理论。他还刻意在其诗作的这一部分记录了该学派的种种错误，而他本人则已经摆脱了这些错误。

针对所有前辈理论中的一个共同的弱点，巴门尼德开始了他的批判。他发现了“万物皆由某种基本物质构成”与同时谈到的“虚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对于物质，我们可以说“它存在”，而对于虚空则说“它不存在”。以往的所有哲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说“它不存在”，好像“它”存在似的。赫拉克利特甚至可以被认为同时说了“它存在又不存在”。与所有这些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巴门尼德仅断定了“它存在”。重点是，不存在的事物甚至无法被想到，因为人不可能想象出没有的东西。无法被想到的事物不能存在，而能存在的事物则可以被想到。这便是巴门尼德观点的主导思想。

由此可以马上得出一些推论。“它存在”代表世界充满了物质。无论在世界内部还是外部，虚空都是不存在的。另外，一个地方必定与其他任何地方都存在一样多的物质，因为倘若并非如此，我们就不得不说密度较小的地方是不存在的，可这是不可能的。“它”一定得在任何方面都相同，而且不能达到无限，因为这将意味着“它”是不完整的。“它”是自存的，是永恒的；“它”既不能凭空产生或化为乌有，也不能产生某种物质，因为和“它”一起的没什么别的东西。如此，我们便看到了一幅世界的图景：一个坚实的、有限的、均匀的物质球体，没有时间，也没有运动或变化。对于常识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可它又是纯粹的物质一元论的合乎逻辑的论断。倘若这触犯了我们的感知，那对它们来说就更不妙了。我们必定会将这些感性经验当作幻觉放到一旁，而这刚好就是巴门尼德所希望的。他将一元论搞到了极致，迫使后来的思想家不得不另辟蹊径。巴门尼德的球体理论阐释了赫拉克利特的话：如果冲突终于要结束，那么世界也就终结了。

巴门尼德的学说在其语言形式上无非就是，当你想或说时，你想到或说到了某种事物，那么，必然存在让人们思考或谈论的，不受约束的、外在的事物。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你都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想到或说到的东西必定是永远存在的。倘若它不存在，也就必定不可能发生变化。巴门尼德忽略了一点，即依照他的观点他将永远无法否定任何事物，因为如此必定会迫使他承认“它不存在”。然而，倘若果真如此，他也就永远无法断定任何事物存在了，于是所有的言说和思想都将变得不可能。剩下来的除了“它存在”，什么都不存在，这是一个空洞的恒等式。

不管怎样，他的理论提及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如果我们能够明确地使用一个可理解的词语，那它就必定具有某种含义，而它所指的东西必定在某种意义上是存在的。倘若我们还记得赫拉克利特的话语，那么自相矛盾的问题便会消失不见。一旦问题变得十分明确，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一个人真的以为“它不存在”，而只是觉得“它不属于某一类”。所以，如果说“草不是红色的”，这并非说草不存在，而是说它跟那些红色的事物不同属于某一类。倘若我无法列举其他的红色事物，如公共汽车，我便绝不能说“草不是红色的”。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便是，此时是红色的事物或许明天就成了绿色，你是可以在红色的公共汽车上涂上一层绿色的。

接下来要说的事已带我们进入了公元前5世纪后期。事实上，很多应该在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中探讨的问题，在苏格拉底时代也出现了，这样一来某种程度的重复便不可避免。为了进行连贯的叙述，我们有必要时时跨越单纯的编年史的界限。这是困扰所有历史研究的一个难题，因为历史并不会充分考虑为编年史作家提供便利。

阿那克萨哥拉是首位到雅典定居的哲学家。自波斯战争结束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他在那个地方生活了30年。他是一个出生于克拉佐美尼的伊奥尼亚人。他是米利都爱奥尼亚学派的继承者。在伊奥尼亚人起义时，他的家乡被波斯人占领了。他好像就是跟随波斯军队进驻雅典的。据记载，他在那里成为伯里克利的老师和朋友，甚至有人说欧里庇得斯也曾是他的学生之一。

阿那克萨哥拉专注研究的是科学和宇宙论方面的问题。至少有一件事能够证明他是个敏锐的观察家。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467年期间，有一块巨大的陨石掉进了爱格斯巴塔摩河。无疑，他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现象才发展出了星体是由发光发热的岩石构成的观点。

尽管在雅典有些有权势的朋友，但阿那克萨哥拉还是招致了心胸狭隘的雅典保守主义者的恶意中伤。即便在开明的时代，特立独行地思考都是一件让人担忧的事，更何况这种思想还触犯了一些人所笃信的宗教成见；而且，这些人还自以为是，那么对“异教徒”们来说的确是太危险了。对于阿那克萨哥拉来说，情况更为复杂，这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曾同情波斯人。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2 500年，他的情况似乎并没有多大改变。不管怎样，阿那克萨哥拉因被指控渎神、归顺波斯和不忠于希腊的罪名受到了审判。至于他被判了何种惩罚，又是如何逃脱的，我们完全不知道。有可能是他的朋友伯里克利帮助他越狱了。后来，他定居于兰普萨库斯，继续从事教书职业，直到逝世。颇值得称道的是，该城市的居民对他的活动持有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阿那克萨哥拉应该是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其逝世后受到学校每年放假纪念的哲学家。他的思想被汇编为一部书，还有部分内容在其他史料里保存了下来。后来，同样以渎神罪受到审判的苏格拉底曾告诉法官，他被指控所持有的那些不合传统的观点其实是阿那克萨哥拉的，任何人只需花一个银币便能买到阿那克萨哥拉的书。

阿那克萨哥拉的学说，跟早前的恩培多克勒的相似，是系统整理对巴门尼德的批判的一种新尝试。恩培多克勒将对立双方，如“热与冷”“干与湿”的每一部分看作是基本物质。与此相反，阿那克萨哥拉则认为它们的每一部分都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存在于每个不能再小的极微小的物质之中。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他求助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他的推论是，仅仅将事物分割为更小的事物，并不会获得不同的事物，因为巴门尼德已经提出了看法：不管怎样，存在就不可能不存在，也不可能变得不存在（即不可能通过分割使事物变得不存在）。物质无限可分这一概念是颇为有趣的，还是首次被人提出来。在此，这个假设的错误并没什么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假设清清楚楚提出的无限可分的概念适用于空间。后来的原子论者似乎便是将此作为起点，提出了虚空的概念。如果我们认可这一假设，那么到目前为止，阿那克萨哥拉对恩培多克勒的批判是最为合理的。

万事万物之所以存在差别，是因为对立双方中的一方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故而，阿那克萨哥拉才说，雪有几分黑，只是白色占优而已。在某种程度上，这有点儿赫拉克利特的意思。对立双方结合起来，所有事物都能够转化为任何其他事物。阿那克萨哥拉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不是分离的，也不能用斧子劈开”，“除理性外，一切事物之中都包含着一部分别的事物；同时，某些事物中也有理性存在”。

这里提到的理性或智力，是能动的要素，它取代了恩培多克勒的“爱与冲突”。不过，它仍然被看作是一种物质，尽管它极其罕见而微妙。理性不同于其他物质，它是纯粹的，不掺任何杂质。驱动事物进入运动状态的正是理性，而且是否拥有理性是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分界线。

有关世界的起源问题，阿那克萨哥拉提出的观点与近代思辨相类似：理性在某处激发一个旋涡运动，当它的能量增大时，不同的事物便按照自身轻重被分开，比如笨重的岩石会被地球旋转抛出去更远。由于运动如此快速，它们开始发光，这就表明了天体的性质。与伊奥尼亚人一样，他也相信存在很多世界。

对于知觉，阿那克萨哥拉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生物学原理，他认为知觉是由对比决定的。于是，视觉便可以解释为光明闯进了与之对立的黑暗；极其强烈的感觉会引起痛苦和不适。这些生理学观点至今仍很流行。

在某些方面，阿那克萨哥拉提出了比前人更精辟的理论。至少有一些迹象表明，他曾试图建立虚空的概念。尽管他有时候想使理性成为一种非物质因素，但不太成功。所以，他也和恩培多克勒一样，并没有完美达到对巴门尼德的根本性批判。不过，他提出的无限可分的设想标志着在探索世界由什么构成方面有了新的进步。接下来的一步便是承认“无限可分性属于空间”，这就得让原子论者登上舞台了。

如果认为阿那克萨哥拉是个无神论者，那就错了。不过，他的神灵观念是哲学性的，与雅典的国教并不相符。正因为他持有这种非正统的观点，他才被指控为渎神，原因在于他把神等同于理性，也就是一切运动的原动力。这样的观点注定会引起政府的不满，因为那显然是对政府所确立的宗教仪式价值的质疑，触犯了政府在这方面的权威。

另一方面，芝诺试图证明，倘若一个假设推导出两个相互矛盾的结论，那么这些结论不仅在事实上非真，而且也不可能。他由此论证说，据以得出结论的假设本身是不可能的。这种论证法无须将结论与有关事实进行任何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限于问答范围内的纯粹辩证。芝诺是首个系统运用辩证法的人，该方法在哲学领域内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自爱利亚学说中继承了辩证法，又依据自身的方式加以发展。从此之后，辩证法便在哲学研究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

芝诺的论证针对的是毕达哥拉斯单元的概念。与此有关联的，还是他提出的否定虚空和否定运动的可能性的论证。

首先，我们要聊聊他那一场证明单元概念为谬误的论证。芝诺指出，人物事物必有大小的量值，倘若压根儿没有大小量值，它就不可能存在。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就不得不同样地承认，事物的每一部分也存在一定的量值。接着，他又郑重说明，这样说一次或始终这样说都一样合理。这是一种引出无限可分性概念的一种简便方法；不能说任何一个部分是最小的，不然事物如此之多，这些部分必定变成既是大的又是小的。无限可分性表明事物部分的数目是无限的，它们必定可以小到难言大小，所以单元也将没有大小量值，因而这些没有大小量值的单元总和也没有大小量值。可是，单元又必须存在一定的大小量值，所以事物可以无限大。

这场论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证明毕达哥拉斯数的理论在几何学中是失败的。拿线来说，依照毕达哥拉斯的理论应该可以说出一条线里存在多少个单元。显然，如果运用无限可分性来假设，单元理论便立即破产。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并不足以证明毕达哥拉斯是错的，而只是证明单元理论与无限可分性不能共存，即两者不相容，因而两者必舍其一。数学需要无限可分性，因此毕达哥拉斯的单元理论必须舍弃。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便是归谬法本身，一个讲得通的单一命题是不会立即导出不相容的结论的，只有和其他命题结合在一起时，才会产生矛盾。也就是说，在两项不同的论证中，其中一项的附加命题与另一项的附加命题不相容时矛盾才会产生。我们目前所举的例子中便存在两项论证：第一，事物众多，单元无大小，所以事物无大小；第二，事物众多，单元有大小，所以事物在大小尺寸上是无限的。加入其中的两个不相容的附加命题便是单元无大小和单元有大小。显然，不管就哪方面来说，结论都是非常荒谬的。每项论证的前提都存在错误，而错的刚好是毕达哥拉斯的单元理论。

为了支持巴门尼德否定虚空的立场，芝诺提出了一项新的论证，即如果空间果真存在，那它就必须包含在某种事物中，也就必须存在更多的空间，以此类推至于无穷。芝诺并不想采用这种倒推的方式，于是他断言不存在空间。实际上，这就等于否定了“空间是一个空的容器”的观点。因此，依照芝诺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将物体与其所处的空间区分开来。显然，容器理论与巴门尼德的球体理论是相冲突的，原因在于，假如世界是一个有限的球体，也就是等于说它存在于虚空之中。芝诺试图保全其老师的理论，但值得怀疑的是，在谈到一个有限的球体时，如果说它外面什么也没有，能不能讲得通呢？

这种能够一再重复的论证方法被称为“无限回归”，它并不会总引出矛盾的结论，事实上如今已经没有人再反对“任何空间都是较大空间的一部分”的观点了。芝诺之所以会出现矛盾，是因为他想当然地认为“存在的事物是有限的”。他所面临的便是“谬误性的无限回归”。

事实上，这种谬误性的回归论证便是某种形式的归谬法，它所证明的是，论证的基础与其他某个被看作是真的命题并不相容。

芝诺最有名的论证是有关运动的四个悖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阿基里斯与乌龟的故事 ^[1] 。在此，他又一次间接地为巴门尼德进行了辩护。他认为毕达哥拉斯学派有责任拿出更完善的解决办法，因为他们的理论也无法解释运动。他的悖论是这样的：阿基里斯与乌龟进行赛跑，他永远也不可能超越他的竞争对手。假设乌龟先跑了一段距离，那么当阿基里斯到了乌龟的起点时，乌龟已经又向前跑出一些距离；而当阿基里斯追到那个新位置时，乌龟又到达了稍靠前一些的地方。如此一来，阿基里斯每逼近乌龟的前一位置，这个慢吞吞的家伙却已经跑到前面了。当然，阿基里斯会一点点逼近乌龟，但他却永远也追不上它。

要知道，芝诺这次论证是针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所以他借用了他们的假设，也就是一条线是由单元或点构成。因此，结论便是乌龟跑得再慢，它也在跑完全程以前跑了无限长的距离。这如同论证的另一种方式，前提是事物的大小量值是无限的。

显然，虽然证明这个结论的错误并不难，但运用这一论证来驳斥毕达哥拉斯的单元理论算得上无懈可击。只有舍弃了这个单元的观点，才能提出一个无限级数理论，从而指出该结论的问题所在。例如，一个级数中包含了一系列按固定比例递减的项，相当于比赛中相继各阶段的路程长度，由此可以算出阿基里斯会在什么地方追上乌龟。我们将这一个级数的各项之和定义为某个数，无论多少个项的和都绝不会超过这个数，但是足够多的项之和将会非常接近它。任何一个给定的级数，有且只有一个这样的数，这里暂且不做解释。在赛跑中涉及的这种级数被称为几何级数。现在，人们只要稍微熟悉初级数学就能对之应对自如。不过别忘了，正是因为芝诺的批判性工作，才使充分的连续量理论的发展有了可能，而该理论是和数的基础，如今我们似乎已经把它们看作小孩的游戏。

芝诺的另外一个悖论，有时候被称为“跑道论”，它揭示了辩证攻击的另一面。该悖论是这样的：从跑道的一边绝不可能跨到另一边去，因为这样做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横跨无数多个点。说得更确切一些，即在到达任何一点之前，必须先到达半点的位置，以此类推直至无穷。故此，人们便永远也不可能起跑。这一论证和阿基里斯与乌龟的悖论，表明人一旦开始起跑便永远也不能停下来，从而推翻了一条线上包含无限多个单元的假说。

芝诺的另外两个悖论表明，即便假设一条线上仅包含有限的单元也是没用的。先取由同样多的有限个单元构成的三条等长的平行线段，设其中一条静止不动，其他两条做等速反方向运动。当两条移动的线段经过静止的那条线段时，三条线并排在一起。两条移动的线段间的相对速度是任何一条移动的线段与静止不动的线段之间相对速度的两倍。现在，论证又进一步假设时间与空间也都是由单元构成，那么通过计量在给定时间内经过一个给定点的点数便可以算出速度。当其中的一条线段经过静止线段长度的一半时，实则已经过了另一条移动线段的全长。所以，后一时间是前一时间的两倍。可是，两条移动线段到达相互并列的位置所花费的时间是相同的。这样一来，两条移动线段的速度看起来是它们实际移动速度的两倍。这个论证有些复杂，因为我们通常会依据时间间隔考虑速度，而不是依据距离上的间隔。不过，对单元理论来说，这倒是极为有力的批判。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飞矢的悖论。飞行中的箭矢在任何时候都占据着与它自身体积相等的空间，所以说它是静止的，而且是永远静止的。可见，运动是根本不会开始的，但前一个悖论说的却是运动永远快于实际速度。芝诺就是这样颠覆毕达哥拉斯的离散数量理论，从而为连续量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出于对巴门尼德连续球体理论进行维护的需要。

爱利亚学派的另一位著名哲学家是萨摩斯的麦里梭，他与芝诺是同时代的人。有关他的生平，我们只是知道这些：他是萨摩斯起义时的一位将军，于公元前441年打败过一支雅典舰队。对巴门尼德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麦里梭做了修正。如我们所知，芝诺一再坚持否认虚空，但他却不能就此把存在说成是一个有限的球体，因为这容易让人联想到球体之外存在着什么，或者说就是虚空。只要抛弃了虚空，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物质世界在所有方向上都是无限的。这便是麦里梭的结论。

在为爱利亚学派的“太一”说进行辩护时，麦里梭实际上已经预见了原子论。他申辩说，如果事物是“多”，那么每个事物本身必然跟巴门尼德的“太一”是一样的。因为任何事物都不生不灭，所以唯一成立的理论便是将巴门尼德的球体分解为很多小球体，如此才能得到“多”。这正是原子论者至今仍在继续探究的课题。

总体而言，芝诺的辩证法是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次破坏性打击，同时它也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尤其是后文将提到的假说方法奠定了基础。此外，我们在此初次见识了针对一个特定问题该怎样系统地运用严密的论证。想来爱利亚学派一定是对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很精通，所以我们希望看到这种方法应用于该领域。遗憾的是，我们对希腊数学家做分析时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多。但不管怎样，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数学的快速发展，显然与关于论证的一些既定原则的出现有关。

究竟怎样才能解释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呢？显然，解释的本质是它自身的立论基础不能变来变去。最先提出该问题的是早期的米利都学派。据我们所知，后来的学派逐渐修正了这个问题。最终，有一位米利都学派的思想家给出了最后的答案，他就是留基伯。留基伯是“原子论之父”，但除此之外，我们对他及其成就一无所知。原子论属于爱利亚学说的直接产物，麦里梭差一点儿就发现它了。

留基伯的理论处于“一”与“多”之间，他提出了用无数粒子作为组成部分的概念，其中每个粒子都与巴门尼德的球体一样，具有固定、立体、不可再分的特性。这些不可再分的东西就是“原子”，它们在虚空中运动。所有原子的成分都被假设为是一致的，但在形态上可能各异。说这些粒子不可再分，是指它们无法进行物理分解，而它们所占据的空间在数学上自然可以无限地进行再分。不过，一般情况下，原子是看不到的，原因在于它们实在是太小了。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对万物的产生和变化做出解释。正是因为原子的各种重新组合，世界才恒久变化。

如果拿巴门尼德的话来表述，原子论者便会说“不存在”与“存在”一样真实。也就是说，空间这种东西是存在的，但至于那是什么东西，就不太好解释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直到今天我们也不一定比古希腊人高明。虚空就属于这类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几何学对于它是适用的。事实上，人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这样说。早期唯物主义之所以遭遇困难，是因为他们固执地认为万物必定有形。巴门尼德或许是唯一对虚空的概念有清晰认识的人，尽管他不承认虚空存在。无论如何要明白，“不存在的是存在的”在希腊语中不等于用词上的矛盾，原因在于，在希腊语中与英语中的“不”类似的词语有两个：一个是范畴性的，比如说“我不喜欢……”；另一个是假设性的，用以表示命令、祈愿等。爱利亚人用在短语“不存在”中的“不”是假设性的那一个。倘若将范畴性的“不”放在“不存在的是存在的”里面，就显得莫名其妙了。在英语中是没有这种差别的，所以在此不得不多解释几句。

人们经常会问，古希腊人的原子论是根据观察得出的，还是偶然的意外收获？除哲学的沉思之外，他们有没有做别的基础工作？该问题的答案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简单。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原子论显然仅仅是常识与爱利亚学说之间的一种可行性妥协，而爱利亚学说是对早期唯物主义学说的一种逻辑性批判。另一方面，作为米利都人的留基伯，熟知其伟大同乡及前辈们的种种理论。他的宇宙论接受了阿那克西曼德早期的观点而非追随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显然，在某种程度上，阿那克西米尼的“聚散学说”是以观察诸如雾气在光滑面上凝聚的现象为根据的。因此，这可以说是将爱利亚学派的批判纳入粒子理论中的问题。原子应该处于永恒运动之中的说法，也很可能出自相同观察或是对尘埃在光线中飞舞的观察结果。可是，除非我们想象的是一团密集的粒子，否则阿那克西米尼的理论就很难成立。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希腊的原子论并非瞎猫碰见死耗子式的猜想。当近代的道尔顿复兴原子论时，他熟知古希腊人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而且他发现，这一观点为他观察化学物质按照固定比例结合提供了解释。

还有更进一步的理由，足以说明原子论并非偶然的发现，这要联系到解释自身的逻辑结构。我们为何要对一个事物做出解释？那是为了证明所发生的一切如何成为事物构型变化的结果。如果要解释一个物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必须说明所假设的各种成分（无须解释这些成分本身）排列组合情况的变化。只要情况不涉及原子本身，那么原子的解释功能就不会受影响。一旦涉及原子本身，原子便成了经验探索的对象，而起解释作用的实体则成了次原子粒子，而这时候，对次原子粒子则无须进行解释了。在原子论的这一点上，法国哲学家梅耶松做过十分详尽的讨论。所以说，这样的原子论符合因果解释的结构。

德谟克利特对原子论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是阿布德拉人，大约活跃于公元前420年。他特别有名的原因在于，他可以将事物的本质和表象进一步加以区分。依照他的原子观，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由运动的原子构成，而我们则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体验它，于是很久之后才产生了被称为本初性与从属性的区别。一方面存在着形状、大小和物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色彩、声音和味道等。从属性需要用原子自身具有的本初性来解释。

在本书以后的相关探讨中，还要多次提及原子论。关于它的局限性，我们将在适当的章节里进行讨论。在此，我们仅仅是想表明原子论并不是异想天开的结果，而是历经150年发展起来的、对米利都人提出问题的一个严肃回答。

原子论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仅影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还衍生出一个新的灵魂理论。该理论认为，与其他事物一样，灵魂也是由原子构成。灵魂的成分要比其他种类的原子更加精细，并且分布在整个躯体中。伊壁鸠鲁及其门徒依据这种观点，得出了这样的推论：死亡就意味着瓦解，个人的永生并不存在。幸福美满作为生命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与灵魂的平衡状态相一致的。

[1] 公元前5世纪，芝诺发表了著名的阿基里斯（又译阿喀琉斯）悖论：他提出让乌龟在阿基里斯前面1 000米处起跑，和阿基里斯赛跑，并且假定阿基里斯的速度是乌龟的10倍。比赛开始后，若阿基里斯跑了1 000米，设所用的时间为 t ，此时乌龟便领先他100米；当阿基里斯跑完下一个100米时，他所用的时间为 t /10，乌龟仍然前于他10米；当阿基里斯跑完下一个10米时，他所用的时间为 t /100，乌龟仍然前于他1米……芝诺据此认为，阿基里斯能够继续逼近乌龟，但绝不可能追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