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大书,”亚历山大诗人卡里马科斯 说,“就是一大罪孽。”基本上,我倾向于赞同这一看法。而今我之所以敢于把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无非就是因为相对于罪孽而言,这本书并不大。前不久,我写过一部与本书主题相同的书,因而我需要做一下专门的解释:《西方的智慧》 是一部全新的著作——当然了,倘若没有之前的我那本《西方哲学史》,它是绝对不会问世的。
这本书力求概述从泰勒斯到维特根斯坦这段时期的西方哲学,并对这些事迹涉及的历史背景做一些提示。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书中集纳了人物、地点和文件的图片,所选择的来源尽量接近它们所处的年代;最为重要的是,我尽可能想办法将一般用文字表述的哲学思想图解化,用几何的象征意义来传达相同的信息。在这方面我几乎得不到任何帮助,因此结果总不能尽如人意。但不管怎样,这样的表述方式似乎值得探索。到目前为止所能实现的图解,显示出了更先进的优点:它不受限于任何特定的语言。
说到为何仍要再出一本哲学史,可以说两件事作为理由。首先,既简明扼要同时又颇为全面的哲学著作少之又少。的确,有很多涉及范围极广的哲学史著作,用大量的篇幅探讨了每个问题。对于那些著作,本书显然无意与之一争高下。那些对此有浓厚兴趣的人,无疑能随时查阅它们,甚至还能去找找它们的原始文本。其次,目前日趋激烈的专门化趋势,正使人们忘记他们对先辈的知识债。这本书旨在抵制这种健忘行为。在某种严格意义上来说,所有的西方哲学均为希腊哲学。切断我们与以往的伟大思想家联系的纽带而沉溺于哲学思考,是徒劳无益的。原本人们认为,哲学家应该对任何事物都无所不知,这或许是错误的。哲学要求了解相关范围内的所有知识。无论如何,认为哲学家可以对任何事物都一无所知的普遍看法,无疑大错特错。那些认为哲学“真正”始于1921年或早不了多久的人,都没有意识到,当代的哲学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的,也并非凭空产生的,因此为希腊哲学提供相对较大的篇幅,也就合情合理了。
哲学史的记叙可在两种方法中选其一来进行:要么纯粹叙述,表明这个人说了什么,那个人受到了怎样的影响;要么夹叙夹议,以展现哲学讨论是怎样进行的。本书采用了后者。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样做不应该让读者误解为只因发现一个哲学家的观点有缺陷,就置之不理。康德曾说,他不担心被证明有错误,却担心被误解。我们应该先搞明白哲学家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再将其搁置一旁。同样还必须承认,有时候努力似乎并不与达到的理解程度成正比。说到底,这是一个判断力的问题,每个人都得自行解决。
本书主题的涉及范围和处理方式,均不同于我早先那本。新材料的搜集在很大限度上归功于我的编辑保罗·福尔克斯博士。他帮我编写了文本,选择了许多插图,还设计了大部分图表。本书旨在考察哲学家们已经探讨过的一些首要问题。倘若读者在详读之后,有兴趣进一步深入研究哲学,那么本书的主要目的就达到了。
伯特兰·罗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