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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的人，背后里都管王超叫“江处长的狗”。
这个外号有两个意思，一是因为他办案时总能发现别人注意不到的细节，江洋有次夸他对线索的直觉“跟狗鼻子一样灵”。可另一方面，总有人嫉妒王超在江洋手下最为得宠，叫起这个外号时的味道就有些复杂，暗讽他对江洋忠心耿耿，像条听话的恶犬。
但王超挺喜欢这个外号，他比别人对江洋的了解更深，也是真的从心底里服江处长。王超二十岁出头就能混成侦缉队一组组长，实际上的副处长，都是因为江洋的着力提拔。能成为江处长的得力干将，他觉得是件很自豪的事。
“什么事？”王超不以为意，笑嘻嘻地打着招呼，“手气正好着呢，您再晚来一会我非得把他们裤子都给赢过来。”
“对不起啊超哥，就耽误您两分钟。劳烦您先看看这个。”江洋皮笑肉不笑。
听到江洋口气不对，王超再也不敢多话，乖乖接过江洋手里的《号外》看起来。
他的反应和之前的江洋差不多，先是目瞪口呆，然后勃然大怒，“这不是和我们叫板吗？是不是老徐那帮人搞的？我这就去找他们，这帮狗日的吃了豹子胆吗？”
“别找了，电话我都打过了，不是我们认识的人干的。这案子不一般，别掉以轻心——先走常规程序吧。我等下去一趟张家，回来之前你把这案子里所有有关的人都查一遍，把该做的都做好，别让我失望。从现在开始，张家绑票案就是侦缉处的头号任务。”
说着，江洋忍不住骂了一句：“他妈的，警察办案得先从报纸新闻上找线索，这事真新鲜了。”
王超狠狠地说：“您放心，咱们处的兄弟从来都不信邪。”
打发走王超，江洋拿着皮包转身进了警察局的办公大楼。在专心办这个绑架案前，他要先把今天早晨那件忽然冒出来的破事解决掉。
档案室位于警察局地下室，是个里外两间的套间。里间是存放档案的大房间，四面封闭，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大门，是那种漆着黑漆的实心大铁门，防火防盗，看上去十分像银行金库。
外间是一个小办公室，里面有张办公桌和一些简单的办公设备。原本是供档案室的人员值班用的。日伪投降后没人顾得上管档案，这间屋子就一直闲着，张若离来了以后，这里就成了她的临时办公室。
江洋走进屋子的时候，张若离正在打电话，见到江洋进来，她对话筒说了两声就挂断了电话。
江洋把皮包随意地扔在桌子上，“特派员，您点点吧，里面的党国机密可别少了几个字。”
皮包如此快速就找回来了，张若离却没有表达任何谢意。她没去碰桌子上的皮包，只是冷冷地说道：“江处长，请你出去等一下，包里的东西不能给外人看到。”
张若离这番话说得理直气壮，江洋差点被气死，想到今天的破事已经够多了，于是硬生生忍住没有发火。但出门前还是忍不住冷笑一声，“您叫我小江就行。处长只会在办公室里作威作福，谁会大早晨的出去找皮包。”
张若离没接话。江洋冷笑着走出办公室，前脚刚离开门槛，后脚“咣”的一声，办公室的门就从里面关上了。
走廊里冷冷清清的，江洋一时间觉得自己好像是个从教室里被赶出去的小孩。他有心不理这事直接去办案，又怕张若离再闹着少了什么东西。他只觉得一口恶气堵在胸口，下意识地掏出烟卷叼在嘴上，却发现找不到火柴。上衣摸完了摸裤子，裤子摸完了摸衬衣，越摸不着心里越烦躁，一把将嘴上的烟扯下，扔到地上狠狠碾了几下。按说自己现在应该赶紧到张家了解情况，却被这种狗皮倒灶的小事给绊住了。
过了好半天，办公室的门再次打开，露出张若离的冷脸，“江处长，请进。”
江洋气哼哼地走进来，强调道：“是小江。”
张若离没搭理他，她面前摆着一份牛皮纸袋。张若离指了指纸袋的封口处，“这个纸袋被人打开过。请你把所有接触过这个皮包的人都交给我。”
江洋想拿过纸袋细看，刚伸出手却被张若离一把挡开。
江洋知道这个女人不可理喻，也不跟她计较，问她：“这包里的东西有没有少什么？”
“没有。东西都在。但是——”张若离提高声音说道，“但我要明确查清楚纸袋里的东西是否被其他人看过。保密条例第十七条……”
“把绝密文件丢在大街上，是违反了保密条例第几条啊？”江洋忍不住反击了一句。但他不想在这时候和张若离闹僵，见张若离脸色涨得通红，语气缓和下来，“您看，这也不是正规的档案袋，上面也没有蜡封。也不能就肯定说被人看过了吧？”
“我们有专门保存文件的手法，我说动过就是动过。”
江洋倒没有怀疑张若离的话，但他一点都不担心张若离的文件会泄露出去。他了解街面上的那些小混混，都是些大字不识的家伙，这些文件对他们来说和废纸没什么区别。更重要的是，这帮人懂得做事情不能过线，江洋既然已经打过招呼，盗窃军统文件这种够枪毙一百回的事他们肯定没胆子做。退一万步说，就算知道这东西值钱，他们也不知道该卖给谁去。
“您要这么说那这事可就没边儿了，您说有人看过就看过？我还觉得每天出门的时候总有小姑娘偷着看我呢。特派员您要是闲着没事也帮我查查？”
“江处长，请您严肃点！事关党国机密，这是正常的保密制度流程。”
江洋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了：张若离和自己是完全相反的两类人。
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他相信张若离并不是有意刁难自己，只是她这种在军统机关工作的人，性格严谨，凡事都得严格按照条例来做。她对街面那一套完全不懂，根本不明白按照道上的规矩，东西拿回来，事情就解决了，江洋绝不可能再把人交出来。他江洋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能在杭城所有街面横着走，靠的就是混出来的义气和信用。一旦他破坏了规矩，将来一定会有无穷无尽的难事等着他。
但这些话也没办法摆在明面上讲，总不能告诉张若离说“特派员你放心，那些小偷我都特别熟，我江洋担保他们不会泄漏这些文件”吧？
江洋看了看手表，不能再这样耽误下去，他准备用绝招了。
“张特派员，你说的对，我还是原则性不够强。”江洋突然诚恳地说道。
张若离有些狐疑地看着他，对于江洋态度的忽然转变，本能地保持警惕。
“我这就找人去。一定不能让机密外泄！就算把杭城翻个底朝天也保证把捡到包的人找出来！”
“捡到？什么意思？”张若离愣了，“包是被偷的啊！”
江洋一拍大腿，“怪我没给您说清楚。是这样的，刚才有人把您的皮包给送回到警察局门口。你看，我们杭城市的治安还是不错的嘛，还是有很多拾金不昧的人。我这就去把这做好事的市民给找出来，这种事得好好表扬一下……”
他一边满口胡扯，一边向门外走去，“我还有事，等找到人了我再给你送来啊。”
张若离知道自己被耍了，但江洋已经迅速溜出了她的视野。她原本冷冰冰的脸上露出恼怒的神情，对着门口的空气喊道：“江洋，你浑蛋！”
江洋开着车刚拐到张家所在的淮海路上，就感觉不对。
平时清净的街上现在全是人，有踮脚看热闹的，有聚一堆聊天的，本来就不宽的马路被堵得严严实实。江洋一面按着喇叭缓缓朝前开，一面把车窗摇下来一点，街边看热闹人们的议论声立刻传进车子里。
“我早就知道他们家要出事，那女人本来就不正经。”
“……听说全都叫人扒光了，把照片都寄回来了。可是都叫警察局收走了，不许报纸登！”
“嘿，那帮警察不等于白占便宜了吗？”
……
等开到张家公寓的院外，更是人挤人，最外面是看热闹的，里面是记者，再里面是几个巡警，拼命地把记者往外面拦。江洋下了车，费了好大劲才挤进去。
张家的大门口有两个下人在把门，江洋把自己的名片递进去，等了好一会儿，下人才出来说：“老爷说了，今天这事跟警察局无关，我们家自己解决。请江处长先回去，改天老爷请江处长和汤局长吃饭。”
江洋听明白了，这正是他之前一直担心的情况：张家准备自己交钱赎人，不想让警察插手。
可这是江洋绝对无法接受的。真要让张家老老实实交钱，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变了。如果绑匪拿了钱撕票，那么警察局肯定倒霉，这不用说了。最好的情况呢，是绑匪拿了钱后把人放回来。那人质倒是安全了，可绑匪就难抓了——钱到手后傻子才会露头！这样一来，事情的结果是绑匪拿了钱又成功逃跑，这将成为杭城警察局的奇耻大辱。恐怕到时候全国的报纸都会当成大新闻，自己这辈子就别想再抬起头来。
想到这江洋也不再客套，推开下人直接往里走，“这是刑事案件，不是你说自己解决就行的，让我进去。”
那下人还想阻拦，“要不您再等等，我再给您进去通报一下？”
江洋一把推开对方，“走开，侦缉处办案，用不着你通报！”直接闯进了张伯谦的洋房。
洋房里人头攒动，客厅中央的椅子上，坐着个双手拄着拐杖的老头。他就是张伯谦的父亲、杭城市候补委员、杭城市商贸协会会长、杭城爱国自救委员会会长、杭城市五家工厂的董事长、数十家店铺的所有人——张益之张老爷子。
老爷子周围，站着七八个男女，毕恭毕敬地听着老爷子说话。江洋进来的时候，正听见后半句：“……最不好办的是金条，得从上海调……”
这些人江洋大多认识，张老爷子不但自己来了，还把所有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叫来，在这开家庭会议呢。江洋弯着腰窜到张老太爷面前，“老太爷，晚辈江洋给您请安了。”说着身子一低，俩腿一弯，这就要往下跪——当然他不是真的要跪。两腿虚着弯了弯，旁边自然有人把他给搀起来。
张益之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小江，别来这套，咱不兴这个好几十年啦。”
“那可不成，规矩还是要兴的。”江洋嘴上依然恭恭敬敬的。
“规矩？哼，张家的规矩都被败光了！”张老爷子怒气冲冲，后半句却不是冲着江洋说的。
脸色苍白的张伯谦站在一边，听到这句话身子一抖，轻车熟路地跪在地上，“爸……”
江洋同情地看着他。张家公子的事他过去听说过一些，都是当成笑谈——之前在美国留学好些年，回来后也没学到什么好，反而冲着老爹高谈什么“新时代新生活，男人和女人要平等，儿子和爹也要平等”，气得老爷子摔断了一根拐杖。但今天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落到身上，还是立刻就怂了。
这边张老爷子已经开始絮絮叨叨地教训起儿子了。江洋有心要说正事，一时间又不好打断，心里正焦躁，忽然感觉胳膊被人轻轻捅了一下，转头一看，是张伯谦的三哥。
张家三少爷的年纪和江洋差不多，却是张家几个兄弟中最撑得起门面的。二十七八岁就接手了张家最重要的外贸生意，在杭城也是呼风唤雨的那类人。老爷子训张伯谦的时候，其他几兄弟都低头垂手老老实实地听着，只有老三神色自若。
张家老三拉着江洋的袖子轻声说道：“我们去抽根烟。老爷子训人说话不留情面，你在旁边看着，伯谦没面子。”
江洋心里明白的很，这肯定是张老爷子的意思，人家明摆着懒得理自己。不过这也没办法，侦缉处长的身份也就在普通人面前好使，面对这倔老头，估计汤局长来了也是一样没辙。
跟着走到一间客房里，江洋立刻关上门，直截了当地问：“绑匪有联系过你们吗？”
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按新闻上说的，绑匪虽然列出了赎金的要求，却没有提出赎回人质的具体时间和方式。江洋最担心的就是张家已经和绑匪谈好，准备私下交易。这个过程充满风险，如果出现意外，绑匪拿了钱却撕票，绑架案变成凶杀案，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整个杭城必定将掀起狂风暴雨。还好，张家老三摇了摇头，“绑匪没打过电话，也没再有别的信息送来。”
江洋只是稍稍松了口气，依然十分焦虑。绑匪人质在手，随时会再联系张家。虽然他已经让王超去调查其他线索，但经验让他明白，和绑匪的直接接触才有可能获得最直接最有用的线索。
“老三，你给我透个底，张家现在是怎么个意思？”和张家老爷子在杭城市的超然地位不同，张家三少爷和江洋都算是场面上的人物，也打过交道，所以江洋干脆直接问道。
张家老三没立刻回答，从怀里掏出一盒雪茄，递给江洋一支。江洋摆摆手，拿出自己的哈德门叼上一根。
两个人默不作声地抽了整整一根烟，张家老三才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吐出两个字：“丢人。”
江洋没有说话，等他的下文。
“老爷子从来没丢过这么大的人。本来老爷子就不同意伯谦这桩婚事，这事一出，他都吵着要把伯谦从族谱除名了。可是，你也了解我们老爷子那人，”老三咧开嘴笑了，“儿子毕竟是儿子嘛。”
听得多了虽然动不动就打骂，但其实也是一种疼爱的表现。
“不过老爷子气归气，也应该先找人啊。这毕竟是件意外，老爷子对着张伯谦发火有什么用啊？”江洋问道。
“你不明白，老头子气的不止这一件事。”
听了张家老三的讲述，江洋倒也有些理解张家老爷子这样的态度了。
老爷子这些年开始修身养性，除了蒋委员长视察杭城这样的大事之外，一般的活动一概不参加，在险恶江湖混了大半辈子，如今喜欢待在家里读孔孟之书。张伯谦娶新式女人，闹着分家这几件事，被老爷子当成奇耻大辱。尤其是老爷子听说儿媳妇婚后还经常一礼拜有好几天不回家，勃然大怒，甚至把挂在客厅正中，自己写的最满意的一幅字都给撕了，指着上面写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个字说，我连儿子都管不好，没脸再看这个。
张伯谦是张家最小的儿子，早年深受疼爱，还是张家唯一出国留过洋的，本来承载了老爷子最大的希望。所以后来分家的时候，老爷子的气有一多半是生在被绑架的这个儿媳身上，觉得儿子是被她带歪了。其实等过了气头，老头子慢慢习惯了，说不定也就捏着鼻子接受儿子儿媳的新作风了——老头子虽然嘴上“孽子孽子”地叫，但还不是给了这套淮海路的宅子给小两口住么。
张家老三朝客厅那屋努了努嘴，“这不，杭城十几家铺子里的现金都取出来了。金条还差一些，得从上海调。”
“不能和绑匪私下交易！”江洋急了，“这帮人肯定是图谋已久，一旦他们轻易拿到钱，八成会撕票。这是人命关天的事，老爷子一时情急，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张家老三叹了口气，“如果是想抓绑匪，老爷子早就给你们汤局长和警备司令部打电话了。但是老爷子就是想把人救回来，不想横生枝节。对张家来说，这些钱虽然不少，毕竟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
“更何况……”张家老三顿了顿，干脆说出心里话，“我不是说江队你啊——但警察办事还真没法让人放心。”
这话说得不留情面，江洋却没法反驳，警察局这些家伙平时都是什么干活的他最清楚。不怪张家这么想，要想平安救人，找警察还真不是最好的选择。
“江处长，我知道你是好心。老爷子是讲道理的人，事后不会为难你们。总之这事您就别操心了。”
江洋知道说再多也没用，平心而论自己若和张家换个位置，多半也会做出这种选择。他又问了一些例行公事的问题，比如张家儿媳的交往圈，昨天什么时候出门等等，张家老三也没隐瞒，都告诉了江洋。
“既然老爷子拿了主意，那我就告辞了。”江洋顿了顿，知道没用，还是说了一句，“万一老爷子改变主意了，给我说一声。”
走出张家，江洋有些沮丧，没有了人质家属的配合，破案的难度陡然大了几倍。他发动了汽车，心想王超你小子争点气，一定要发现些线索才行啊。
王超没有让江洋失望。
去张家一来一回，也就两个小时的工夫。等江洋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桌子上已经放着几份笔录，还有几个和案子有直接关系的人也被王超带了回来。这小子知道事情重大，认真起来一点都不含糊。
江洋问了问王超都带来了哪些人，决定先见见《杭城民报》的编辑。整个绑架案都是从《杭城民报》的那则广告开始的，江洋要见的，就是负责接洽广告业务的编辑，因为他当时接待的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绑匪之一。
陈编辑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戴着一副玳瑁眼镜，一看就是那种见过世面的文化人，到了警察局里也没有什么拘谨的感觉。他没有喝江洋递给他的茶，主动开口问道：“你们不会怀疑我是绑匪吧？”
“怎么会呢？就是了解下情况。”
“那就好，我就说嘛，江处长肯定不会那么糊涂，像你手下那样，觉得是个人就是嫌犯。说起来我进局子还是第一次，不过感觉还挺新鲜，回头可以考虑在报纸上多登登这方面的事，读者肯定也都好奇嘛。”
这番话夹枪带棒，多半是王超把人带来的过程中发生了不愉快。江洋只能当没听见，“请你再描述一下那个人的长相，和当时的具体情况。”
说到案子，陈编辑很配合，回答得很快：“大概三十出头。戴个棕色帽子，穿着蓝布长袍，围着深蓝色的围巾，戴眼镜，黑边的，手里拿着个皮包，嗯……就是教书先生最常用的那种。因为有帽子和眼镜，所以长相没有什么印象。说话很有礼貌，话不多，没有口音。”
江洋翻了翻笔录，基本一致，说的也很清楚，但没有什么有用的。于是又问：“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感觉是个教书先生或者坐办公室的。办事利落，多一句话都没有，干脆得很。”
“你们登广告，内容都不审查核的，对吗？”
“审，怎么不审？”提到这个话题陈编辑激动起来，“今早上张家小少爷就为这事儿打电话来骂过，但我们也委屈啊。这广告本身的内容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不信可以查查，我们一个月光结婚、办酒、乔迁的广告就少说有几十个吧。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说，这么反常的广告，你就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吗？”
“奇怪当然是有一点。别人登广告都是登一小条，意思到了就行了。这个人要登半个版，而且没说是发布什么新闻，这种情况的确是第一次。”
“那你为什么没有多问几句？”
“因为是张家登的啊。”陈编辑理直气壮地回答，“一想到是张家登的，这么大手笔也就觉得正常了。”
“别人让登你就登？”江洋对他的态度有些不满，“报纸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简直无法无天！”
“呵呵，江处长，这是新闻自由。”陈编辑昂起脖子，“报纸是对社会进行监督，我们……”
“行了行了。”江洋不想和他扯这个，继续问正事，“你说审查核对过广告的内容，那个人是怎么回答的？”
“他说他是张家下面哪个公司的账房，东家把广告内容拟好了让他来报社办，他就来了。我当时也有点好奇，就多问了几句到底是什么事搞得这么神秘，他说不知道。我还以为他是嘴严，就给同事说了这事，让他们明天早点去等着，哪知道……哪知道事情变成这样！”
江洋又问了几句，发现问不出更多的线索，就送走了陈编辑，让王超带下一批人进来。
这次进来的是往张家送点心的几个伙计，年纪都不大。表情也都差不多，畏畏缩缩，有些害怕，态度也很老实，问什么答什么。但问来问去也没什么收获，这几个人的回答基本一样：有人来订东西，给了钱，留下地址，吩咐什么时候送到。这过程再平常不过，伙计们对订东西的人也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回忆了半天，拼凑出一个大概的形象。最后江洋只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人，和之前去报社的那人应该是同一个。
不管是登报，还是到店里订点心，都是昨天白天的事，张伯谦的媳妇却是昨天傍晚才出门的。这让江洋肯定了之前的猜测：整件事情是绑匪提前计划好的。
唯一例外的是送最后那个小包的药铺小伙计，他是今天早晨才见到那个人的。这也不意外，张家媳妇是昨天夜里失踪的，那么装着她贴身衣物的小包自然也只能在昨天夜里之后被绑匪拿到，找到药铺也就只能是第二天早晨的事了。因为他的情况最特殊，江洋把他单独留下，多问了几句。
“你是上午什么时候见到那男人的？”
“大概八、九点钟吧——我真记不清了。”
“你在药店当了多久的伙计了？平常都干些什么？”
“才两个月。就给东家打打杂，跑跑腿什么的。”
“见到那人时，你在干吗？”
“早上店里没什么生意，我扫完地就在门口蹲着休息。那人走过，又转过头来，问我有没有空。如果有空的话，就帮他送个东西。我答应下来后，他给了我两块钱，还说送到了后别人还会再给我钱。”
看来绑匪选中这个小伙计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而是在大街上随意选择的。除了再次确认这个人和昨天出现的是同一个人之外，并没有其他有用的线索。
打发走小伙计，江洋发现该问的人已经问完了。
剩下要解决的，是一份王超刚刚交上来的笔录。笔录里被问话的两个人，是警察局请不动的大人物，一个赵小姐是某某委员的女儿，一个宋小姐是某某少将的侄女。
她们两个人，再加上被绑架的张家儿媳黄萍萍，三个人都是留过学的年轻人，思想新潮，也都是让各自的老子们头疼的主儿，所以三个女孩关系很好。黄萍萍结婚后，三个人还是一天到晚腻在一起。出事那天，黄萍萍出门就是去找她们的。等到约好的时间，黄萍萍却没有露面，她们以为黄萍萍临时有事，也没多想，玩了一晚上就散了。
这种级别的姑娘，王超是请不动的。是王超带着汤局长的名片，恭恭敬敬地敲开宋小姐的门，说了前因后果。好在宋小姐既没架子又关心女伴的下落，一个电话把赵小姐叫进家来，让王超少跑了两趟。
江洋迅速浏览那份笔录，好几大张纸，幸好王超把重点内容都标了出来：
王超：请问昨天晚上你们三个人约会的事，还有谁知道？
赵小姐：是我下午打电话临时约萍萍晚上八点在酒吧见。至于她告诉过谁，我们就不知道了。
王超：电话是几点打的？
赵小姐：应该是四点左右。
王超：她一直没赴约，你们有没有再打电话问过？
宋小姐：没有。我们玩到十点，喝得有点多了，就各自回家了。
隔了一段，王超又标上一段重点：
王超：冒昧问一句，据说之前你们和黄萍萍在一起经常夜不归宿？
赵小姐：哪有经常？一个月也就那么三四次吧。
王超：一般你们都是去什么地方呢？
赵小姐：国际饭店。
王超：那都干些什么呢？
赵小姐：打牌、跳舞、聊天……可以干的事儿多了。
宋小姐：对对对，这叫闺蜜之夜，在外国都这样。
王超：这事儿有多少人知道？
宋小姐（有点迟疑）：知道的人应该，不多吧。
标出的内容出奇的少，江洋把那几张纸翻来翻去，看不出多少有价值的内容，放下笔录认真思考起案情来。
既然黄萍萍昨晚的约会是临时决定的，也就是说绑匪提前知道的概率很小，说明绑匪早就盯上黄萍萍了，有极大的可能是在张家附近蹲守埋伏，等待人质单独出门的机会。那么，侦查的重点应该是查问最近几天淮海路上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出现。
另外，虽然约会是晚上八点，但从张家得到的信息，黄萍萍晚饭前就出门了，具体干什么谁也不知道。而且黄萍萍出门的时候没有提前叫车，说明她想去的地方不会太远。绑匪也有可能是见她离开家后，跟踪到僻静的地方才动的手。那么还应该搜查淮海路附近的两三条街上，绑匪动手的时候，有可能有人碰巧路过。
想到这里，江洋拿出纸笔，总结起今天得到的所有信息，大概能确定这么几条：
首先，到目前为止，出来露面的只有这一个中年男人。这个人（或者这伙人）受过教育，能识文断字，不是那种动不动就开枪放炮的土匪。
关键是，这帮人行事周密、事先有计划、办事果敢、敢下本钱——那男人找报社、订点心的时候，张家媳妇可还没被绑架呢，说明他们一早就策划好了整件事，而且舍得先花大价钱。不过按他们提出的赎金金额来看，这点投资倒也不算什么。
最后一点，绑匪至今没有再联系过张家。按照他们之前的行为，这恐怕也是事先计划的一部分。
江洋越想越嘀咕：这是一场完全不合常规的绑票案，比普通的绑架要大费周章得多。大费周章，就意味着罪犯的花费更多、被抓获的可能性更大。这背后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犯案者没经验、愚蠢、弄巧成拙；另一种可能是，犯案者认为大费周章是必要的，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回报。
刚接到这个案子时，江洋以为它属于第一种情况，是最好破的那种。可现在看来，罪犯事先精心策划，执行精确冷静，做了那么多事却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意味着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罪犯大费周章是有目的的。
那是什么目的呢？
如果是为了钱，最好的选择是静悄悄的，尽量谁都不告诉，让苦主家悄悄给钱——张家老爷子现在不都还想悄悄地给钱吗？这种事先张扬的绑架法是反着来的，说明罪犯并不只想拿钱。可不为了钱又是为了什么？有什么比钱还重要？是和张家有仇，让张家丢人，故意搞得满城皆知？
无论目的是什么，罪犯一定还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这个动作，可能才是最要命的。
从绑架案曝光出来到现在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了。对江洋来说，案子还没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但他逐渐适应了这种压力，似乎又回到了当年以小巡警的身份，一己之力连破几起大案时的状态。
江洋在办公室的脸盆里抹了一把脸，感到精神抖擞。他把王超喊进来，“我去趟张家，你在值班室守着，随时等我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