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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方县采访前，我很惭愧于自己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这个叫大方的县城。资料显示，大方县属地级市毕节管辖，是出了名的贫困县。
恒大扶贫帮困前的大方，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全县31个乡（镇、街道）中有贫困乡镇24个，其中一类贫困乡4个、二类贫困乡15个、三类贫困乡5个，非类别乡（镇、街道）7个；290个行政村中有贫困村175个。2014年，全县贫困人口达24万。截至2015年11月30日，全县贫困人口约18万。
如果说大方县是中国贫困地区的一块硬骨头，整个毕节就是一块特大的硬骨头，共有110万等待脱贫的父老乡亲！
110万贫困人口，放在一个地级市内，绝对是个巨大数字！全毕节有多少人？搜一下百度，出来的数字：毕节市2017年的人口约为931万。
毕节的贫困原因有三个。一是自然环境不好，“九山半水半分田”。此地山高水险，沟壑纵横，生态极为脆弱。全地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境内山地怪石嶙峋，洞穴密布，所剩土地无几，且极为贫瘠。国际机构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宣布，此地“不适宜人类生存”。但千百年来，由于战争影响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次人口迁徙，此地的人口不仅没减少，反而一代比一代增多。
人口不断膨胀，是毕节贫困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有资料表明，1962年至1981年，毕节全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9.19‰。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8人，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人，比贵州平均水平高出35人。另一份资料表明，1988年，毕节全区人口约为570万，而到了2017年，全毕节总人口已达930多万，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人口增长了约360万！山，还是那么多的山；地，还是那么少的地，但多出来相当于三个县的人口，毕节能不贫困吗？
毕节人“苦甲天下”名不虚传，几十年来也从未真正“摘帽”过！
贫困的第三个原因也与人多有关。人多了，都想吃饭，于是在寻求生存方式时存在不正确的发展思路。在政策不对头的年代，人们大举上山砍伐，毁林造田，加剧了土地流失和生态恶化，于是这个地方便形成了“越穷越生，越生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从以上三个原因出发，我们来认识一下中国贫困地区的真实状况吧。
下面是2010年3月份的一则新闻：
自去年7月以来，贵州出现夏秋连旱叠加冬初春旱，到目前干旱范围和强度均突破了气象历史极值。记者3月9日从贵州旱情新闻通报会上了解到，自2009年夏季，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出现夏旱，入秋后降雨持续偏少，干旱时间逐步延长，范围逐步扩大。截至2月28日，全省累计出现重旱以上78个县（区、市），比例达92.9％，其中特重旱55个县（区、市），重旱23个县（区、市）；2月28日到3月7日，达到重旱以上的县（区、市）比例一直维持在85％以上，干旱的范围和强度均突破了气象历史极值。贵州省气象局局长向红琼说：“贵州此次旱灾具有时间长、范围广、旱情重、危害大、仍持续等特点，是贵州有气象资料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干旱灾害。在长时间严重干旱的情况下，由于无透雨，难以有效缓解当前旱情，全省大部分地区旱情仍将持续。”
据气象专家分析，导致此次贵州持续干旱的原因，一是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强偏西，阻断了来自南面海洋的暖湿气流，同时，北方冷空气虽然强度大，但是主体偏北，很少南下，在贵州境内冷暖气流少有交汇，造成降水持续偏少；二是自2009年6月以来，一次新的厄尔尼诺现象出现，导致印度季风衰退，贵州受其影响，降水偏少；三是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的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加。
（摘自刘子富：《攻坚：毕节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纪实》，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
这样的极度干旱情况，在贵州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去过贵州的人或许要问，那边老下雨，怎么会缺水呢？问题就在于，贵州是“九山半水半地”的山区，又多数是喀斯特地貌，即使有降水，也绝大部分渗到了地下，通过溶洞流走了，山、地、畜、人便只能渴得直喘气。在贵州的喀斯特地区，平时就有“滴水贵如油”之说，遇上干旱年份，山起野火焚及百岭之事常发，经常有庄稼颗粒无收的情况发生。人类学家早有结论：历史上的中国，旱灾频发，而且旱灾波及的范围要远大于其他灾害，是为害最甚的天灾。而旱灾因具有隐蔽性、潜伏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极易使人心存侥幸，消极等待，一旦酿成重患，损失很难挽回。所以，旱灾既是自然变异过程和社会变动过程共同作用的产物，又是该地区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对自然变异的承受能力的综合反映。
贵州又是个多民族的地区，有隐山而居、藏洞而居的生存传统，甚至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百姓在岩洞之中生活，一则可以防风防雨，二则冬暖夏凉。但多数“穴民”的生活极其贫困：靠自制的一盏麻线绳油灯照亮阴黑的洞穴，把岩石裂缝里滴下的泉水当作生活水源，靠不出洞、不下山掩盖身无衣裳的羞涩……近年来，当地政府花了很长时间和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将这些“半原始人”移出山洞，“穴民”渐渐少了，但那些遍布于丛岭之间的农舍大多破旧衰败，仅用竹木草禾搭起四堵泥墙，被狂风一吹，或是一场大雨之后，就算不倒塌，也面目全非。
“居无舍，食必饥，只剩两眼泪汪汪。”贵州山民之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贵州山民的骨头硬，有苦不言、以苦作乐，是他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山岩般的血脉精神。
当代对贵州贫困问题的关注，应该是从一位重要领导对一篇报道做出批示后，正式拉开了序幕，时间为1985年6月2日。
贵州省赫章县各族农民中已有12001户、63061人断炊或即将断炊。
5月29日，记者到这个县的恒底区四方乡苗、彝族杂居的海雀村的3个村民组，看了11户农家，家家断炊。彝族社员罗启朝家生活属于中等水平。记者走进罗启朝家，只见他妻子梁友兰满脸愁容地待在家里。她对记者说：去年因低温，收的粮食本来就不多，又还债200斤，现已断炊了。她丈夫只好外出借粮，至今不知有无着落。她家去年卖了5只鸡、200多个蛋，收入31元，买盐买油就花得差不多了。她还说，当着区乡干部的面，还不敢讲没吃的，讲出去担心今后受打击。记者看了她家的全部家当，充其量值百把元钱。
记者走进苗族人家，安美珍大娘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她家4口人，丈夫、两个儿子和她。全家终年不见食油，一年累计缺3个月的盐，4个人只有3个碗，已经断粮5天了。
在苗族社员王永才的家里，王永才含着泪告诉记者：全家5口人，断粮5个月了，靠吃野菜等物过日子，更谈不上吃油、吃盐。耕牛本是苗家的命根子，也只得狠心卖掉，买粮救人命，一头牛卖了250元，买粮已经花光了。耕牛尚且贱卖，马、猪、鸡就更不用说了。在他家的火塘边，一个3岁多的小孩饿得躺在地上，发出“嗯、嗯、嗯”的微弱叫唤声。手中无粮的母亲无可奈何。
记者在海雀村民组一连走了9家，没发现一家有食油、有米饭的，吃的多是玉米面糊糊、荞面糊糊、干板菜掺四季豆种子。这9户人家没有一家有活动钱，没有一家不是人畜同屋居住的，也没有一家有像样的床或被子；有的钻草窝，有的盖秧被，有的围火塘过夜。
离开海雀村民组，不远就是学堂村民组。记者走进苗族大娘王朝珍的家，一下就惊呆了。大娘衣不蔽体，见有客人走来，立即用双手抱在胸前，怪难为情地低下头。她的衣衫破烂得掩不住胸肚，那条破烂成线条一样的裙子，本来就很难遮羞，一走动就暴露无遗。大娘看出了记者的难堪，反而主动照直说：“一条裙子穿了三年整，春夏秋冬都是它。唉！真没出息，光条条的不好意思见人！”大娘的邻居是未正华家。主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早在去年年底就把打下的粮食吃光了；几个月来，找到一升吃一升。”
苗族青年王学方边带记者一家家看，边告诉记者：目前，全组30户，断炊的已有25户，剩下的5户也维持不了几天。组里的青年人下地搞生产，由于吃得差，吃不饱，体力不支，一天只能干半天活，加上主要劳力都得外出找吃的，已经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
这些纯朴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尽管贫困交加，却没有一个外逃，没有一人上访，没有一人向国家伸手，没有一人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情景令人十分感动。
据了解，1984年，赫章县粮食总产量是1.833亿斤，人均占有粮食396斤，纯收入110元。全县89个乡中，贫困乡有88个。全县贫困面太大，钱粮缺口大。从春节过后就陆续发放救济钱、粮，但仍不能解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区乡干部对农民的疾苦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不少人由过去的怕富爱穷转向爱富嫌贫，缺乏起码的工作责任心，比如海雀村距恒底区委12公里，区干部对这个村的贫困状况也知道，但就是没有认真深入调查了解，真心实意帮助农民脱贫。
这篇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的报道，是驻贵州的新华社记者刘子富写的。时隔三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看完这篇“内参”后，感慨万千，挥笔批示道：
有这样好的各族人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政府，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的警告！！！请省委到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
时隔二十九年后的2014年3月7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的审议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拿出当年父亲的这段重要批示，满怀深情，用感慨万千的口吻一字一句地在现场朗读了起来。末了，他勉励贵州省各级领导要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埋头苦干，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向改革要动力，实现脱贫目标，让百姓早一些过上小康生活。
也是在这个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个“内部故事”：不久前他去看望胡锦涛同志，两位前后任总书记一起深情地谈到与他们都有特殊关系的一个人，就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胡锦涛向习近平介绍，1985年7月他从团中央第一书记改任贵州省委书记，临离开北京前，习仲勋代表中央跟胡锦涛谈话，专门给他介绍了新华社的“内参”内容，要求他到贵州后，一定要抓好毕节的脱贫工作。也因此，1988年中央批准毕节成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习近平总书记讲完这个故事的40多天后，正值毕节试验区成立26周年之际，他专门做出了一段很长、很重要的批示：
毕节曾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典型。毕节试验区创办26年来，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普遍贫困到基本小康、生态环境从不断恶化到明显改善的跨越。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及全国工商联长期支持，广泛参与，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助推贫困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建设好毕节试验区，不仅是毕节发展、贵州发展的需要，对全国其他贫困地区发展也有重要示范作用。
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贵州“贫困面广、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是全国扶贫开发的一个主战场”。我们可以从当地贫困人口的巨大数量上感受摆脱贫困之艰难，也可以身临现场，近距离感受什么是真正的贫困，以及贫困人群的心态。
下面三则“现场”相隔三十二年时间，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许多“一样”和“不一样”的东西……
第一则发生在1985年7月底，新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到任后，立即到“内参”上所说的赫章县调研。那位叫刘子富的新华社记者随行，他写下那次胡锦涛调研的情形：
1985年7月25日清早，胡锦涛、朱厚泽一行从毕节出发前往赫章县调研，沿途考察了野马川大田乡农村和土法炼锌，夜宿条件简陋的县委招待所。晚饭后，在招待所小会议室听取县委、县政府汇报。谈到恒底区四方乡海雀村的贫困状况时，县委书记王国兰说，那个缺粮断炊的极贫村，有一家养了45头羊，却没有饭吃，不懂得牛羊出卖可以换钱买粮，没有商品意识。26日清早，胡锦涛一行便乘面包车向最贫困的恒底区进发……先看望的是河边村岔河组彝族农民余德华。他家5口人，无牛、无马、无羊，只有一头小猪。退耕7亩地，被水打沙壅了2亩。上年只收4斗6升玉米，约合360斤，人均72斤，进入农历冬月就开始买粮吃。上级安排他家80斤救济粮、500斤退耕还林补助粮指标，才买100斤就没钱再买了。
……走进毕节海子街镇思源村苗族农民杨德才家，得知夫妻俩生育8个儿子、1个姑娘时，胡锦涛惊讶地说，嗬，真是“杨八郎”呀！……胡锦涛顿感震惊，陷入深深忧虑：杨德才的家简直就不像个家，全家20多口人蜗居在仅30多平方米的杈杈房里，细木棒搭成框架，铺上茅草就算是房屋，根本无法遮风挡雨。低矮的茅棚中仅有一张木床，没有被褥，茅棚内挤满了七大八小、面黄肌瘦的一群孩子。
（摘自刘子富：《攻坚：毕节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纪实》，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第二则“现场”，是1996年10月的事。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后一个月，就专程到了在他脑海里打上烙印的贵州毕节。
10月25日，江泽民同志到达贵阳后，立即换乘火车北上遵义，在列车上匆匆吃过午饭，就打开贵州省委提供的关于农村贫困状况的汇报材料。看着看着，他坐不住了，提议当夜再乘火车，直奔他牵挂的赫章县。他想早一点了解那里的实际贫困程度。
10月26日清晨，列车穿山越岭，经过一夜奔驰，停靠在大湾小站里。江泽民走下火车，换乘面包车，向乌蒙山区腹心地带赫章县进发。在崇山峻岭间颠簸近两小时，来到海拔2300米的珠市彝族乡兴营村。这里居住着153户彝族、汉族农家，有97户、413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年人均口粮105斤、人均纯收入266元。
沿着坎坷泥泞的山间小路，江泽民一行走进兴营村，地里无人干活，路上没有行人，山村一片静悄悄。
江泽民走进彝族村民杨世明家，只见低矮阴暗的茅屋四面透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当，一家人待在屋里围着煤炉烤火。江泽民纳闷起来，轻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下地干活呢？”随行的原成都军区司令员廖锡龙是贵州省思南县人，熟悉贵州农村情况，上前解释说：“贵州山区阴冷潮湿，高寒山区四季都得烤火。”江泽民走近用木棒搭的“床”前，看到上面铺的是破旧棉絮，半晌沉默无语，当场递了一个装着慰问金的信封给杨家人。想不到木讷的彝族农民以为是慰问信，并不伸手去接。江泽民又递给两床军用棉被，杨世明立即接了过去，目光也不对视江泽民，随即用停滞在20世纪50年代的思维，连续两遍“感谢毛主席！感谢毛主席！”
江泽民看望第二家贫困户时，细心的贵州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将装在信封里的500元慰问金抽露出来，由江泽民递给贫困户主人，只见贫困农民迅速伸手接过去，赶紧塞进荷包里……
据记者介绍，那时的赫章县，还有相当一批山民仍然穴居山洞之中，其景其苦，更是文字难以形容。
（摘自刘子富：《攻坚：毕节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纪实》，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
第三则“现场”是我2017年11月到贵州毕节采访到的。
从1985年到2017年，时间已经过去三十二年，几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将目光投向这个“苦甲天下”的地方，而且每每中央扶贫工作轰轰烈烈展开时，人们都会对这块土地投以特别的关注与热情。如今，毕节试验区的名声已响彻四方，从脱贫的绝对人数看，毕节的贫困人口也有大幅度的下降。那么，今天毕节地区仍存留的贫困百姓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呢？这是我最关心的。
因为这份关心，我对接待我的当地官员说，必须带我去最贫困和最原生态的农民家里，不能“提前打招呼”，更不能弄个已经脱贫了的人家来糊弄我。
“那不会。您放心，绝对不会的。”当地官员表示。
第一站到的是大方县大山乡，名副其实的大山深处，从县城到乡里，汽车整整开了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山路。我们走进大山乡沙土村，这是一个自然村落，我被领进沙土村村民周某的家，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出来接待。刚接近他，我立即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左右瞅一瞅，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再走近一点，发现原来是主人身上散发出的……这股浓厚的味道说明主人至少有几十天没有换洗过衣服，或者很长时间没洗过澡了。后来随行的人告诉我，山里人很少洗澡。
“你家为什么是贫困户呀？”我问。
周某咧着嘴苦笑，说：“人多呗！”
“全家几口人？”
“十一口。”周某说，“母亲还健在。夫妻俩，再加八个孩子。”
“天，你有八个孩子？！”我不可能不吃惊，好奇地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1975年生的，虚岁四十三吧！”周某说。
“四十二岁生八个孩子！大概就是为了生一个男孩吧？”我有些沉不住气，立即说出自己的猜测。
果不其然，周某瓮声瓮气地说：“是。农村嘛！”
“第几个是儿子？”
“第七个是儿子。”
“那你干吗又生了最后一个女孩？是不是还想生第二个儿子？”
周某笑笑，算是默认。
我隐隐有些气愤，便问他：“你有没有想一想，你父亲生了你这个儿子，他过上好日子了吗？现在你为了生一个儿子，弄得全家人穷到这份上，这不是让你的儿子一出生就过苦日子吗？别说将来能不能靠上他，就说现在，你能让他不那么可怜，过得幸福一点吗？！”
周某沉默不语。
“生八个孩子，就是部长、省长这么干，也会穷得一塌糊涂！更何况像你这样生活在大山里的农民，你就没有想过这些？”那天，我在周某家狠狠地批评了这个四十二岁的农民一顿。后来我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这一番批评，能改变得了一部分祖祖辈辈住在大山里的农民的落后意识吗？能解决得了他们“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老大难问题吗？
我走访的第二家贫困户在毕节市区的七星关区。这个地方非常有名，当年诸葛亮南征孟获时，曾在这里燃灯祭祀七星，祈求上苍保佑其早日平定南方，恢复汉室，统一中原，因此此地得名“七星关”，与遵义的娄山关、六盘水的胜境关并称贵州三大名关。
七星高照，有吉祥、和美、幸福之意，然而，时至今日，在毕节市区的七星关区，贫困百姓仍然数以万计。
我是第一次到毕节，不熟悉当地情况。当地的官员说带我到七星关区去探访贫困户，我马上提出反对意见，说要看真正贫困的人家。当地官员马上解释：“您尽管放心，我们一定满足您的要求。从这里出发，只要二十分钟车程，就能见到不折不扣的真贫困户。”
我半信半疑地跟着他们上了车。
他们没有蒙我，出市区不足十分钟，我们的小面包车就陷在泥潭一样的山道上。我们下车，高一脚低一脚地沿着泥泞的依山斜坡道步行。经过一番艰苦跋涉，总算到了七星关区海子街镇的大垭口村。他们将我领进一个破旧的小院，两排老房子，一排没有人住，另一排的屋子里走出一个中年男子，他是户主，姓王。
王某全家四口人，夫妻俩带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那你不该是贫困户嘛！”我很奇怪，王某看上去非常精明能干，为什么也成了贫困户？
王某的眼皮立即垂下，默默地带着我往屋里走。
屋子里阴暗无光，我进去半天，直到眼睛适应了屋里的光线，才分辨出火炉边坐着三个人，看模样是王某的妻子和儿女。还没等我说话，火炉边的小伙子突然噌地站起来，嘴里嗷嗷乱叫，手舞足蹈地摔打起东西，两个女人根本拉不住他……场面令人生畏。
“别动！儿子听话！别动！”王某立即蹿上前，迅速制住儿子。
“他的儿子是脑瘫，从小就这样。”村干部说。
王某看上去很无奈，又将我领到屋外，解释说：“他害怕生人……”
我顿时怜惜起这一家人，说了几句安慰的话。王某说：“以前我在外面打工，能勉强维持家里的生活，可儿子越来越大，他母亲根本管不住他，一天发作十几次，到处乱跑惹祸，我只能回家来守着他……现在家里人什么都干不了，所以穷到这个份上。”
当地干部说，这种因疾病丧失劳动能力而造成贫困的家庭，占当地贫困户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
这样先天不足的家庭，应该如何走出贫困的泥潭？想到此，我的心情异常沉重。
接下来，大方县县领导亲自带我去村里采访贫困户，而此行主要目的，是想让我亲身感受一下当地自然灾害的肆虐和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去的地方叫理化乡偏坡村金星组，2016年7月1日，受连日强降雨影响，一场山体滑坡让这个大山深处的村庄祸从天降——山洪造成的汹涌泥石流，顷刻间就将大片房屋冲毁，23人遇难。县领导感慨说，长期以来，当地没有保护好山丘上的植被，暴雨一来就很容易发生灾害，一场大灾过后，就会增加一大片贫困户，这就是大方乃至整个毕节的现状。
在前往偏坡村金星组的路上，我们途经理化乡，县领导带我爬上山坡，来到一栋农舍门前。这是座典型的破房旧屋。
“这户是个老光棍，姓熊，苗族。原本兄弟三个，其中一个去世了，另一个刚找到媳妇，搬到别的地方住了。留下的是老大，五十岁，穷了一辈子，靠种一亩三分地和养猪度日，根本娶不上媳妇。六七年前政府就在他家旁边给盖了新房子，可他宁可给新房子上锁，也不愿意搬进去住。”
听到县领导如此说，我大为惊诧，百思不得其解。
果不其然，离那栋破房子几十米远，就是一栋建得规规整整的平房，白墙黑瓦的两间，约四五十平方米，看上去还有几分新。但两扇木门已旧，挂在门上的锁都锈坏了。从门缝往里看，屋内堆了许多杂物，显然没有住过人。
我问县领导，熊某为何不搬进新房住。他一脸无奈地给我讲了此事的来龙去脉。
在盖这新房前，干部们跑到熊某家跟他说，你一直打光棍，就是因为家里太穷，人家姑娘一看你家这穷样，就被吓跑了。现在政府给你盖新房，等有了新房子，你的媳妇就进门了。
政府出钱盖的新房子很快建好了，熊某满心欢喜地等着媳妇上门，一起搬进新房子住。他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始终没见着媳妇的踪影。
乡里的干部有时下村，见熊某还没有搬进新房子，就关切地问他原因。熊某不说话，只用渴求的目光盯着干部，盯得乡干部心里直发毛：“你……你想干啥？”
“你说我想干啥！你们不是说，等有了新房子，我的媳妇就来了？可为啥到现在都没来？”熊某终于说话了，这一句话把干部们全都噎住了。
听县领导说完，我不免也有些哭笑不得：面对这样的帮扶对象，扶贫工作该从何做起！
细看熊某的破房子内外，破旧、低矮、阴暗、狭小、脏乱……哪个正常的女人会愿意进这个门呢？
县领导和我进屋时，熊某正端着一个大碗吃饭。当时大概是上午十点多，我们问他吃的是早饭还是中饭，他回答说是头顿饭。又问他一天吃几顿，他伸出两个手指头，表示吃两顿。问他只吃两顿饿不饿，他不言语。再看看他饭碗里的东西，是苞米饭，一种把玉米磨成粉后煮的饭，我曾经尝过一口，怎么也咽不进喉咙，但据说是当地大多数人的日常饭食。灶上搁着半盆菜豆花和酸菜汤，锅里有小半锅的苞米饭，熊某说，这些东西能吃两天。
屋内的光线太不好了，我眯着眼，才能勉强看清周围。漆黑一片的墙上似乎挂着铲、勺等，可布满尘垢，看样子几十年都没动用过了。抬头看，屋顶有电线和一只小灯泡，也全是灰尘。我对熊某说，屋里太暗了，白天也得开灯。他说，干吗要开？有啥可看的！
熊某家没什么正经家具，杂物都堆在地上，确实没啥东西值得一看，最触目的便是他睡觉的那张床。床上的被褥乱堆在一起，又油又黑，气味刺鼻。
“旁边的新房那么好，你为啥不搬呀？”我问熊某。
他木然地盯着我，就是不回答。
“老乡，现在有这样的好政策，免费给你盖了新房子，怎么不搬进去呀？”县领导帮我问。
他用同样的目光盯了县领导半晌，说了一句让在场的人都无言以对的话：“我习惯住这里。”
这就是中国真实的贫困，和贫困者的真实心态——他们穷怕了，生怕被剥夺最后一点在自己家里睡觉和蹲坑的权利，因此他们宁可坚守苦难，也决不轻易挪窝。
唉，皇皇我中华民族，惶惶我蜗居小民，怎不让人心痛与心酸！
有位专家曾这么比喻过贫困：就像长在身上的牛皮癣，很难根治。乌蒙山区的贫困远非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国家层面一届又一届政府给予特别的关注与支持，尤其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与部署下，在全国政协协调下的各民主党派所给予的支持与帮助，随处可见，局部地区和某些产业的成效也是十分明显的。而贵州省委、省政府，尤其是包括大方县在内的毕节市历届党委、政府所付出的代价，更可写另一部史诗。有一个数据是可以充分说明问题的：1988年至2016年，全毕节市减少贫困人口达585万人，贫困发生率从65％下降到13％，这中间的工作的艰巨与付出，可想而知。大方县在恒大开始帮扶之前的扶贫脱贫工作更是见效卓著，从原来的贫困人口总数超过五六十万，下降到18万人，也就是说，基本贫困面在恒大到来之前已经得到了控制。
然而，我们都清楚，脱贫攻坚战越到最后阶段越艰巨，越到后面的那十几万、几十万贫困户的脱贫也是最难的。他们中间一户的贫困，也许会比原先的贫困群众脱贫难度要复杂和艰巨得多，因为这一部分贫困户或在最偏远的地方，或是一个家庭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承担起致富的“顶梁柱”，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则是半痴半呆半病半残人员，他们很难独立担起已经为其创造了一定条件的脱贫致富责任，只能纳为社会保险救助对象。
恒大的帮扶，面对的将是最后一批这样的人员，需要攻克的就是脱贫攻坚战的“最后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