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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苏州高德正老书记的话讲，苏州的乡镇企业应该最早要算江阴和原来的沙洲县等几个地方的人搞起来的。另一些老同志向我补充道：原属苏州地区的无锡县是更早的乡镇企业发源地。我调查和考证的结果是：他们的话都有一定依据，但不十分完全。苏州的乡镇企业如果包含了乡和镇上的那种企业的话，就很难从时间上断开来了。因为苏南地区的乡镇从立镇建乡起，一般是将集镇作为乡镇的所在地，这些乡镇集市，除了作为商品交换地和当地政治与文化中心，从明清开始就已经有一些工业在此聚集了。比如我的出生地常熟一带，在19世纪末，不少镇上就有了一定规模的工业。像常熟的支塘镇，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时，就有一位江西籍的盐商独资27万银圆，在这里建了一家裕泰纱厂，占地200亩，所引进的设备都是1888年英国道勃生和汉斯顿制造的纺织机，其生产规模在当时的中国也算一流水平。从20世纪20年代起，又有一批上海商人到苏州乡下的小镇上开厂。抗战开始后，这样的厂子从上海等城市迁到苏州乡下的就更多了。
因此苏州人在20世纪80年代前并没有把农村社队办的小企业叫成乡镇企业，而是叫社队企业，其道理也就在此。社队企业是特指由公社和生产队创办的小工业，它们最初通常是一些小加工厂和小修理厂，主要是为从事农业生产或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工程上用的相关农具等服务的。然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工业，后来成了大器，帮助苏州从一个纯粹农业的鱼米之乡，推进到今天全世界所瞩目的现代化城市。
30余年历史，弹指一挥间。我无法想象当时父辈们搞的那些在田埂边、仓库内的“小打小闹”竟然为日后的苏州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铺设了快速轨道，并成就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苏南模式”。
老同志所介绍的苏南乡镇企业先行者之一、原属苏州地区的江阴县华西村老支书吴仁宝当年是怎么搞社办小企业的呢？又专门搞些什么东西呢？2005年，我采访吴仁宝，他站在如今一年已经可以为他的华西村创造几百个亿产值的“华钢”基地上，笑呵呵地对我说：“那时我们华西村有一个‘小五金’厂，说厂其实也就是用大队仓库的几间空房子，那么十几人在里面敲敲打打。白天要关着门干，晚上要点着煤油灯干，因为那时不能让人看到，看到了就得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了，所以我们经常只能停停关关、关关停停地干。上面来检查我们就把门一关，让工人们回到自己的生产队干农活去了；等检查的人走了，再回到厂里敲敲打打起来。所谓‘小五金’，就是给农民们做些生产用具和生活日用品，可就是这个‘小五金’厂，它成就了我们华西村的发展。当时‘小五金’厂一年能有几十万元的利润，我们靠它慢慢地壮大了集体经济，一直到后来办大厂，办钢厂，办外贸公司，现在我们华西村一年可实现四五百亿工业经济产值和近三十亿的财政收入，起家靠的就是当年的那个‘小五金’厂。”
1983年邓小平同志到苏州时，江苏省负责人向他介绍苏州在1976年至1982年间实现了经济水平翻一番，这主要靠的就是社队企业经济。
有个事实须说明：苏州社队企业（或者后来叫作乡镇企业）经济的发展，早于改革开放的1978年，是因为苏州人民在计划经济时代早已对封闭式的统得过死的经济形式厌倦了，他们一直在寻求新的生活和发展模式。这个时候，他们通过创办社队企业（乡镇企业）获得了出路，也获得了希望，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社办企业之风仿佛在一夜之间席卷苏南大地……
在这阶段的苏州，有一个人格外引人注目，他是一个县的领导干部，他的嗓门和他那为了办企业而发出的咄咄逼人的口号让人激动、让人敬畏！
他就是高德正，时任沙洲县委书记。
“我记得那是1979年，在县里召开的学‘两桥’（指欧桥村和塘桥镇）争富裕的‘三干会’上，高书记高着嗓门，他从头到尾讲的是解放思想、大胆冒尖的话题，直把与会干部鼓动得个个心花怒放。而原先好多干部思想僵化，不敢越雷池半步。有一回，港口乡里开大会，我请人在主席台两旁写了两条大红竖联：‘聚精会神想富，理直气壮抓钱’。那些村干部一踏进会场，就蒙了，有人惊叫起来：‘哎哟，谁写错了！’高书记做报告，时常挥动手臂，气势磅礴，震撼人心。尤其是他那富有思辨性、形象性和强有力的鼓动性语言，诸如‘政策一落实，小布衫全出湿’‘穷不会生根，富不是天生’‘小鸡吃米，粒粒下肚’‘社队工业不姓资，治穷致富才姓社’‘时候已到，只欠东风’，等等，至今仍萦绕在我们耳际，激励我们去开拓新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沙洲人的思想开化，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其后沙洲出落得如此秀美，思想解放是第一篇。”
“解放思想，使人们在贫乏的心田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在荒芜的沙滩上看到了绿意。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请进姓‘工’的财神爷，大批青壮劳力走出田埂，登上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历史舞台，主演了一幕幕既悲壮又激昂的活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使沙洲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而伟大的历史性巨变，沙洲农民的生活开始富裕、美满、幸福起来。沙洲人有点神气活现了。”
一位“老沙洲人”用笔这样记录了当年高德正书记在沙洲轰轰烈烈搞乡镇企业的情形。据我所知，在其后的几年里，昔日被人瞧不起的沙洲全县就有20个乡镇工业产值实现翻番，并冒出了塘桥、乐余、南沙、妙桥等多个“亿元乡”，还有欧桥、闸上、包基、巨桥、花园等“千万元村”，一颗颗新星冉冉升起。沙洲因此一时威震四海，成为苏州地区的富足县。
30年过后，当我见到高德正老书记，向他询问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老人笑了，深情地说：“我难忘那几年的乡镇企业发展历史。所谓的‘苏南模式’和‘半壁江山’就是这么出来的……”
这段历史，我这个苏州人也清晰地记得，那时正值我在故乡读书的中学时代。我的姐姐和那些没有上高中的同学们，多数进了社队企业，成为第一代拿工分的工人。
对于那一段历史，我记忆很深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父亲带头办了两个社队办企业，一是绣花厂，二是眼镜厂。与沙洲相比，我的出生地常熟在办社队企业方面更有优势。常熟的花边在过去就有名，即使在“文革”时，农村的妇女也没有停止过这种赚钱的手工工艺。据说我们那儿在“文革”时还能够留那么一个“资本主义尾巴”，是周恩来总理确定的“外交需要”——出口所用。但绣花边不是社队企业行为，它是由供销部门代国家的外贸部门分包给广大农村妇女的。
我父亲办的绣花厂其性质则是真正的社队小企业，它是承接苏州某绣花品厂的业务，直接由生产大队办的小厂。我知道的这个厂当时大约有三四十个年轻绣娘，她们大多数是各生产小队按名额分配选进去的，基本上属于本生产大队的那些手巧貌美的女子。那些能进绣花厂的青年妇女当时特别荣耀，因为她们可以不用整天背对太阳面朝黄土了，令没能进厂的青年妇女对她们极其羡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们的收入比种田的要多，而且可以拿到部分现金，这在当时的农村算得上是一群脚不离土地但却不用晒太阳的“白领阶层”了。
我父亲还是另一个眼镜厂的厂长，工人以男性青年为主，因为办厂，我父亲成了当时的“红人”，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最主要的是，这两个厂子的收入很丰厚，父亲所在的“先锋大队”真正成了常熟乃至苏州一带的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先锋大队。父亲说的“吴仁宝都来取过经”讲的就是这个时候。
苏州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已经离开老家，踏上了从军的征途。四五年后当我第一次探亲回到故乡时，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年代。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虽在异乡，却常常能听说关于故乡的一件件令人激动的事：比如第一支农民乐队（后来有人将其搬上了电影银幕），比如第一个“亿元村”，比如第一所农民幼儿园，等等，这在当时都是能上《人民日报》的大新闻哩！而这样的新闻在我们苏州地区，几乎年年可以涌现出一大箩筐……
苏州乡镇企业的发展，走的是集体经济的富裕之路；集体富裕了，各种有利于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新鲜事便层出不穷。
那时，苏州的广大农村，可以说“无村不厂，无村不工”。三五个人也可以成一厂，几十人、几百人的厂子同样随处可见。
听苏州老乡讲，乡镇企业搞得最早最好的要算江阴和无锡人，“他们那里起步最早，而且会用人——用那些过去下放到农村的城里人，用这些亲戚和朋友在城里厂子里工作的关系来武装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
有人向我解释：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城市工商业改造和20世纪60年代国家困难时期，曾经有二三十万上海、无锡、苏州的城市居民下放到了苏州地区的广大农村。这些人虽然户口在农村，但他们与城市始终连在一起。当苏州的“乡下人”开始想办些小厂而缺少技术和物资时，这些人派上了大用场。他们出面回城向自己在国营企业的亲戚朋友张一下口，问题就基本能解决。苏州地区的社队企业起初的业务，都是为本地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小五金”和农具加工等服务，后来开始做赚钱生意，帮助城里的一些企业加工辅助配件，赚些薄利。没有技术，他们就请城里的工程师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到乡下来帮助指导，这一来一回，就把城乡连在了一起。
老乡热情好客，每当城里老师傅过来，总要备好一些农副产品，比如上海人爱吃的鸡毛菜、家养鸡，还有河里的螺蛳、活鲜鱼、螃蟹等，待师傅回城的时候，就让其带回去。师傅们很乐于接受这种“等价交换”，他们一方面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到稻谷飘香、空气清新的乡下换换环境，一方面又能为家人带回一些新鲜的食品，很是高兴。有的干脆连工钱都不拿，一来一回，就像走亲戚似的，跟苏州农民关系处得特别好。农民也高兴，一是在师傅们的帮助下办起了厂，二是学会了技术，并且没花多少成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可以直接交给城里的大厂子，赚的是实实在在、没啥风险的现钱。
“星期天工程师”就是苏州老乡叫出来的，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风靡一时，促使苏州乡镇企业快速提升和空前发展。
这种“星期天工程师”从另一个方面又大大促进了城乡关系和商品交易。
吴江的一位如今已是“亿万富翁”的老板告诉我，他的电缆厂开始就是靠上海“星期天师傅”帮忙搞起来的村办企业，后来越搞越大，技术要求和人才要求也高了，以前上海那几个帮助他创业的“星期天师傅”干脆辞掉了上海的铁饭碗，跑到乡下当了他的工程师。“二十多年过去了，有的上海师傅还在我厂子里办了退休手续，有的今天还在我厂里，他们中间还有第二代人在我这里工作，甚至连家都安在吴江……”
苏州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使当地的那些能工巧匠跟着纷纷办厂开店。童年和少年时我所认识的不少乡友在这个时候抓住机遇，发了大财。现在的苏通大桥旁边过去是东张乡，那里有不少我中学时的同学，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们纷纷办起了红木家具厂，如今上海市场上的红木家具就是他们这些人折腾出来的。
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他初中毕业后没有再读书，进了大队的木器加工厂，因为他父亲是当地有些名气的木匠，所以这个小厂由他父亲挑头当厂长，儿子算是“走后门”进去的。“大约是1974年办的厂子，起初只有六七个人，名为木器加工厂，也就是因为公社建了一个新礼堂，我们厂子把这批活接了下来，之后就开始接周边几个大队的社员们的一些零星活。有一年一家有钱的人说他的儿子在上海城里工作，要结婚了，问我们能不能做一对红木椅子。我父亲以前做过，就答应了。红木材料是那个人从上海外贸公司下面的单位搞到的，于是我父亲带着我们几个人用了一些时间把这对结婚用的红木椅子做成了。那个时候结婚一般讲究‘三大件’——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这户人家结婚比别人多了一对红木椅子，一下子在同事中引起反响。于是这个上海人就不断来找我们，说是他的朋友们都要做红木椅子。就这样，我们越做越多。开始是偷偷地做，因为‘文革’时红木家具曾经被当作‘四旧’，是造反派见了要砸烂的古董。后来改革开放了，也没人管这些，所以我们就公开专做红木家具了。时间一长名气也有了，上海市场最初出现的红木家具，基本上都是我们东张人做的。我们最红火的时候，连美国前总统卡特都请我们去为他家定做红木家具……”
老同学是不是在吹牛？
“绝对是真的！”他拿出一组卡特坐在亚特兰大家中的红木沙发上的照片向我证实。“卡特的这套红木家具就是我们厂为他专做的。他对中国红木家具的钟爱可谓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有一次他的一把红木沙发椅不小心碰掉了一只角，他十分惋惜，有美国名匠知道此事后上门想讨好卡特，但他执意要请中国的红木匠师去帮他修复。后来我们的东张师傅陈运来真的不远万里专程去了美国，帮助卡特把那把沙发椅修复好了。美国后来的几任总统，如老布什、克林顿，都挑选过我们做的红木家具。”
东张离我老家不远，上海人买红木家具的车辆至今仍常从我家的老宅房前经过。
二十多年前我回老家时，这个镇的江镇长曾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了他的镇由当年社办企业的“一根木”（红木），发展成了“一件衣”，再由“一件衣”发展到“一根针”，后来又由“一根针”发展到“一棵菜”，使得长江边这个东张镇集体经济越来越红火，全镇人民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实现了“小康”。
“所谓的一根木，就是靠办红木厂，引发了全镇多达几十家小厂汇成红木产业群；由于红木生意，使得东张与大上海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买红木家具的上海人到东张一看，这里的条件好，农村里手巧能干的姑娘们多，于是就来办服装厂。上海人对市场的感觉好，做什么一般很少失败，所以没几年我们全镇的服装业又起来了。服装业一多，就得有纺织业跟上，于是‘一件衣’又带动了‘一根针’……社队副业上去了，乡亲们的日子好过了，农业生产上的机械化、科技改进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也有钱上规模项目了。这样通过办乡镇企业所获得的集体利益又反过来有力地支持了农业生产。我们还瞄准上海这个大市场，在农村普及了特色蔬菜的种植，这就是‘一棵菜’。这样一来，每家每户基本上既有人在厂子里工作，又有人在家种特色蔬菜，农工两方面都有丰厚的收入，使得全镇人民的日子节节高。”江镇长现在已在常熟市开发区工作，回忆起那段乡镇企业创业史，他依然心潮澎湃。
“现在你看到的我们东张镇一些公共设施和通向各村的水泥马路及农民们的两层小楼，多数是在乡镇企业大发展时建造的。”江镇长这话也许是对曾经辉煌的苏州乡镇企业所带给苏州社会和农民们最直接和最实惠的种种变化的形象概括。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次亲赴苏州对乡镇企业进行调研，“半壁江山”的概念也是从他嘴里传播出去的。费老这样评价过苏州的乡镇企业：“这里的社社队队，因地制宜办起的小厂，使一些能工巧匠有了用武之地，并且通过集体的力量，使散落在民间的智慧和经济活动形成了强大的集体经济活动，从而对促进当地经济建设，加快农民发家致富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想到一个人——这人与我年龄差不多，但他却远比我出名早，且影响力在中国和世界上都很巨大。他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羽绒服品牌“波司登”的老板高德康。
高德康与苏州的老书记高德正毫无血缘关系，也不沾亲带故，他们完全是两个不同年龄段出生在不同地方的人。但高德正对高德康的影响很大，因为高德正在沙洲当县委书记及后来到苏州地区当专员时，曾扯着大嗓门到处喊“政策一落实，小布衫全出湿”“穷不会生根，富不是天生”“社队工业不姓资，治穷致富才姓社”一类的口号，对高德康影响极深。
高德康的家，在原来的白茆乡山泾村。白茆乡是苏州腹地常熟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鱼米之乡。闻名遐迩的“白茆山歌”，不仅是我国吴文化的代表，还是日本民歌的鼻祖。高德康家门前的那条白茆塘，是太湖至长江的重要泄洪道和苏南水乡交通要道。“小裁缝”高德康在我当兵那年，也出师自立门户了。但那个时候走家串户的单干并不是他所追求的，所以当听说邻乡邻村的人办社队企业也能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时，高德康心动了。凭借自己过硬的缝纫技术和很好的人缘，他把11位师兄弟拉到一起，组成了山泾村缝纫组，成为本村的第一个村办企业。当时企业里除了11个人外，有的就是他们从自己家里抬到一起的8台缝纫机了。起初干的活不是来料加工，就是代别人做活，但后来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白茆处在上海通往常熟和无锡的国道旁，交通方便。而上海过去的许多服装生意就是通过这条国道往来于上海和常熟、无锡之间。上海设计—苏锡常一带加工—返销上海市场，过去几十年上海服装市场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跨区域“流水线”。这一过程，使苏州、无锡地区的民间小裁缝获得了手艺和技术上的极大提高，因为上海服装不少是要出口的，质量讲求精益求精。高德康自从带着11个师兄弟独立成厂之后，起初干的就是这样的活儿。时间一长，他有些不满足。“给人家干，还不如自己做，自己卖！”都说苏州人头脑灵光，这话一点不假。高德康是属于苏州农民中比较聪明的那一部分，尤其是他的经商意识和生意技艺更是出众。他不愿给别人做嫁衣，所以就自己闯天下，而且非常有品牌意识。在别的乡镇厂已经成了“亿万企业”，他还在给别人干来料加工时，高德康就有了自己的“波司登”品牌，并上工商部门明明白白地注了册。
小裁缝很有头脑，山泾村缝纫组此时也被他改名为“白茆服装厂”。当上海人再来叫他加工服装时，高德康说，再要干，就得算我们两个厂共同的产品。上海人瞪圆了眼珠问，什么意思？高德康回答说，很简单，以后我们做的衣服，必须算我们共同的产品。如果你们还信得过我们，那么我们的厂从此以后就是你们上海的联营厂。怎么样？我们发挥两方面的积极性，厂子发了，我们有好处，你们也有大赚！上海人看了这位农民出身的小裁缝半天，突然张开双臂搂住高德康，好，我们办联营服装厂！
联营后的白茆服装厂像村姑坐进了轿子——完全换了个样儿，“波司登”品牌经上海人之手，就变成了“洋气”十足的引领新潮的中国名牌，先是在上海滩发威，后来在北京市场上发威，到登陆东北三省的市场时，“波司登”简直成为消费者的必抢之物。这时，小裁缝高德康又来了个大手笔——筹3000万元引进一批世界最先进的数控设备代替了双脚踩踏的那8台台式缝纫机。一个好品牌，加上最先进的数控设备，再加上一批会市场运作的营销人员，高德康的“波司登”在短短几年里，名扬大江南北，尤其是在北方市场，连年荣登同类产品的销售榜首。
许多年里，许多国人以为“波司登”如同“皮尔卡丹”一样，是国外的著名服装品牌。可我这个苏州人知道它“波司登”是一个农民创建的村办企业的服装品牌！商标上那“波司登”三个字并非“洋味”十足，而是土得不能再土！我的老乡高德康没念过几年书，他连握笔的姿势还没有学会，就被父母赶到农田里去干活了。后来他赶上了大办乡镇企业的浪潮，于是放下锄头，扛起缝纫机，竟然也当起了厂长。产品有了大市场，品牌也被消费者认可了，于是他的那双握剪刀的大手，也潇洒地抓起狼毫，挥舞着给他的产品商标题字……
多少次我回苏州路过白茆和“波司登”厂区时，想去探望儿时认识的“小裁缝”，但终未跨进那扇庄严而豪华的“波司登”大门。毫不夸张地说，这么多年里我虽身在外地，却由于“波司登”在北京和北方的市场影响力，高德康这人从来就没有在我的视野里消失过。每每看到他在中央电视台节目和各种新闻里出现时，我总是默默地为这位同乡高兴。以前坐在飞机上，总能看到座椅靠背上的“波司登”广告饰品，如果有同行者，我一定会告诉他：“波司登”就挨着我老家……
社队企业像“波司登”一样走出来，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州地区的一大特色，几乎每个乡村都能寻到这样的典型。假如你有机会到今天的苏州走一走，当你看到一些规模颇大，仍在乡镇那块土地上扎根的企业，感兴趣地去问一问该企业的历史，你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当年的社队企业演变过来的，而且走的路，跟高德康的“波司登”十分相近。
万里长江进入吴淞口的入海口前，在一个地方开始出现分叉，一望无际。除了最大的崇明岛外，还有数个珍珠般的堆沙沉积岛屿，其中紧靠大江南岸有个双山岛，现属苏州地盘。站在小岛上往前看，可见十分壮观的苏通长江公路大桥；往后看，便是江阴长江大桥。两桥之间隔着一块帽子形的土地，那便是张家港市。历史上有关长江下游的故事在这块帽子形土地上发生得比较多。
我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叫“长江村”的江边小村，这里的故事正好与我所要写的苏州当年的乡镇企业之路十分吻合——
“长江村是过去的长江大队改名过来的，长江大队始于1959年。现在全村共有7200人，2004年前是3500人，因为前些年合并了周边一个村，所以村上的人口总量增加了一倍多。”老村长郁全和告诉我，“长江村过去很穷，20世纪50年代土改时只有一家评上地主成分，这个地主其实家里也只有几十亩江边薄地。但我们村上却有80个海盗，富人是不会当海盗的，吃不上饭，又没地种的人才去江上干土匪的活，可见长江村的过去是什么样……”
“但我知道现在你们长江村了不起啊！总资产超过20亿元了！”从苏州市政府那里我早听说了长江村现在是苏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大典型之一。
老郁笑了，说：“这得从我们发展乡镇企业那会儿说起。”说完，他朝身边的一个漂亮姑娘说：“你给何作家当翻译吧！”
其实长江村与我出生地也就二三十里的距离，但他的话确实有近一半我都听不懂。这是我所遇到的身边要带“翻译”的三个苏南农民干部之一，其余两人分别是吴仁宝和秦振华，但我和吴仁宝、秦振华对话时用不着“翻译”，他们的话我基本能懂，然而郁全和老村长的话实在让我难辨——这也证明了郁的老家其实也是一个“移民地”，尤其是靠近长江边的村子，许多人的祖先也非吴王后裔，他们有的是直接从海上或长江北岸闯荡到江南的。老郁说他的祖辈就属这一类移民。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在吴地苏州，像张家港人那种敢作敢为的性格，其实可能更多地沿袭了他们祖先的非吴文化传统。只是岁月漫长，使这些外域的流浪之人渐渐被平和温柔的吴地文化所熏陶，才使得他们的后代彻底与吴文化融合，成了地道的吴人，然而一旦有机会自我发展，他们血脉里的那种豪放和敢为的性格便会自然而然地迸发出来。长江村的变化可谓是这种典型中的典型。
这一切都是从老村长郁全和身上开始的。
“我是1975年开始正式当大队长的。当时有15个生产队，1147亩地，平均每人只有四分地。四分地上闹革命，这是长江村在没有乡镇企业之前所走过的路。那时我们也提出过建设新农村的口号和目标，叫作：‘房子两边站，面貌彻底改。腾出土地来，增产再增产。’农业学大寨呗，可学来学去，全村的人连饭都吃不饱。所以有人说张家港是苏州的苏北，我们长江村则是‘苏州苏北的西伯利亚’。老百姓穷到什么程度一般人想象不出来，特别是那些连四分地都没有的渔民，大冬天孩子不敢上岸，因为他们连一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只有待在船上钻进芦苇叶编成的草被子里……1976年7月15日至8月13日，时任我们沙洲县委书记的高德正带领我们到邻居华西村吴仁宝那里学习，那个时候江阴县也是我们苏州地区的，华西村和吴仁宝就是我们苏州树起的农业先进典型。到华西村学两件事：一是吴仁宝带领群众改天换地的精神，二是通过办乡镇企业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经验。这一个月对我教育很大，我想：我们长江村如果学吴仁宝的第一条经验，我们没法干成事，因为我们只有人均四分地，四分地上再‘革命’，也恐怕只能革出个半饱的命来，所以我想学他的第二条经验——办乡镇企业。”
郁全和就是从办乡镇企业这条路将长江村带到了光明大道上。
1978年到1980年那会儿，就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忙着按手印分田到户，广东东莞一带农民冒死私渡到香港，深圳还有人在议论圈块地搞“特区”是不是资本主义时，郁全和及他的长江村已经轰轰烈烈地学着周边的兄弟生产大队，开始了创造“半壁江山”的伟业——大办乡镇企业。
长江村与苏州其他的乡村还有些不同，最初苏州搞的乡镇企业叫“多种经营”，长江村的“多种经营”算是从实际出发，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长江边的长江村自然是靠长江吃长江。成立人民公社后，长江村一直没有撤销的是一个渔业队。郁全和当生产大队长后，特别是看了吴仁宝办的作坊式小五金厂后，觉得自己生产大队搞“多种经营”的潜力比华西村大，于是他一方面加强渔业队，另一方面借渔业队积累的资本搞起胶木五金厂及造船厂，而且由于搞的是“特色”生意，有独家经营的优势。1980年，他已经把长江村的队办经济搞得有声有色，他本人也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
有一天苏州地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找到郁全和，告知他上级准备提拔他当副县长，并问他什么文化程度。郁全和说，小学。组织部副部长笑笑，你的实际水平已经到初中文化了，再锻炼锻炼就是高中了，这样吧老郁，你到学校开个证明，弄个高中毕业证书，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郁全和一听，脸就红了，憨笑道，这哪行！最后这位组织部副部长只好对沙洲县领导说，老郁不愿开学历证明，所以他的副县长就不好办了。
“我一个农民，哪想过当啥县太爷！”郁全和向我回忆这事时，丝毫没有悔意地说，“我的本领和兴趣倒是在办乡镇企业上。”
这年郁全和积聚了35万集体资金，创办了长江村第一个比较像样的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而且提出了“借梯上楼，借资生财，借船出海，借腹生子”的“四借”战略。这与坐镇在苏州城里的高德正书记提出的“横向型经济”不谋而合。
老郁是个“活络人”，很会做生意，又加上有个省劳模的身份，与外单位联合办企业很见效。“那两年我一下办了6个厂子，采取的土政策是：用地不要钱，把村上原来的老厂、旧厂改头换面都变成了苏州、无锡等市的大企业的分厂，这样一下便成了气候。”这是长江村办乡镇企业跨上的第一个台阶。
“借壳办分厂之后，又通过几年的发展，集体资金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我就开始把目光放出去。”郁全和这时想做的事是：争取有一个哪怕是半个属于长江村的“拳头产品”。后来他打听到了上海三菱电梯厂正在进行一项电梯导轨国产化工程。于是郁全和便找到上海人，提出要揽这活。上海人问，你凭啥本领要搞这么个项目？郁全和说，这电梯导轨不就跟我们造船厂最后验收船只差不多的道理嘛！我们有造船验船的经验，所以来接你们的活。上海人笑出了声，你……你这个乡下人胆子倒是蛮大啊！又说，人家上海冶金研究所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我们还给了他们90万元试制费，结果啥也没成功，你乡下人能行？郁全和不服了，把胸脯拍得“咚咚”响：我一分也不要你们的试制费，但产品要是合格，你就得收下！上海人面面相觑，负责该项技术工程的总工程师是个开明人士，说：“你要敢说这样的话，阿拉就跟你签协议。”“签吧！”郁全和卷起袖子，像上船去打鱼。
不知道世界工业史和世界科学技术史到底怎么发展起来的！许多权威和专家没有干成的事，竟然让一些完全不懂行的人搞成功了。
郁全和清楚：长江村百姓和他郁全和搞出这个“电梯导轨”玩意可能会发大财，当然搞不出来也没关系，反正农民嘛，没啥丢脸的。但他想的还是假如搞成功后的“发大财”景象。郁全和与上海人签完这份协议，心里喜滋滋的。
电梯导轨？那是什么玩意呀？郁全和在这之前甚至连电梯都没有乘过，现在却要来完成一项关于测验电梯的技术工程设备的研制，听起来有些像天方夜谭。
开始几天郁全和拿着那份协议书一直发呆，后来想到了找建筑公司，因为建筑公司给人家盖楼时就会接触电梯的安装。
行啊，你郁老板付钱我们就试试。建筑公司的朋友说。后来公司请了一位上海专业工程师，那个时候苏州很多乡镇开始请“星期天工程师”，这位电梯专家也是属于这个类型的聘用者，每月2000元酬金，但最后没能搞成，便悄悄溜走了。
这前后花去长江村8万元费用，郁全和感到很心疼。他到现场问情况，有人告诉他，公司的院子风水不好，里面有个坟地……“扯淡嘛！”郁全和一甩衣袖，说，“我自己来弄弄看。”
这是一个月亮高挂天际的夜晚，郁全和让几个参与研制的工人不停操作着那台失败了的导轨，左右前后、上下来回地一次次试验，又来回上下、前后左右地再一次次试验……
“问题出在这儿！”突然，俯身钻在试验机下端的郁全和大叫一声，“停！停停！”只见他拍了拍头上的屑尘，吃力地直起身，然后对身边的一名师傅说，“我们一起去做个小附件再试。”
花200元弄来的一个小附件安装上后，电梯导轨一举试验成功！喜讯报到建设部，领导和专家喜出望外：苏州的乡镇企业还真了不得啊！
上海人不能不服，有协议在先。于是郁全和一举在上海滩出了名，当然得到最多实惠的还是长江村的百姓。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长江村的乡镇企业已有相当规模。郁全和从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成立了长江润发集团公司，由于“润发”顺顺当当地发了大财，因此多次被农业部和江苏省评为“明星企业”。之后的十几年里，乡镇企业几经风浪，可长江村的“长江润发”始终激流勇进，一路高歌，企业发展蒸蒸日上。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人相信长江村，相信郁全和。宝钢下属的几个子公司搬到了这里，这样的“大块头”来到小村子，你说长江村能不发大财吗？
“长江润发”后来成为“长江润发集团”，还是上市公司。关键是郁全和这位被秦振华誉为“张家港精神的典范，江苏省农村工业的典范，全面协调发展的典范”的长江村领头人思想与作风时时处处显示了共产党员的风范，因而长江村不仅发展快速、健康，而且百姓实惠富足。我今日去采访所看到的长江村，实在令人羡慕。这里家家户户有别墅，村子里有四星级豪华宾馆，昔日水盗出没的小渔村早已变成了热闹繁华的江边城市……
滔滔长江水，堂堂长江人
荒滩创大业，新村四季春
丰产万里，五谷丰登
林荫道上车轮滚滚
……
长江儿女有长江的气魄
长江儿女有长江的风韵
我们心灵手巧壮志凌云
要把家乡打扮成人间的仙境
……
这首名为《我们是堂堂长江人》的歌曲，是长江村的村歌，它可能是全国唯一的一首村歌。郁全和告诉我，村里的乡亲们和这些年成为长江村新村民的几百名外地籍大学生都会唱这首歌，并且以此为骄傲。
我还知道一件事：在长江村的乡镇企业发展非常好的时候，他们以“长江人的胸怀”，伸出双手热情帮助过许多贫困地区的农民兄弟，其中有为“18个农民按手印分田到户”的安徽凤阳小岗村修建了1000米长的村庄大道，并给每家每户送了一台电视机。至于长江村在江苏自己的省里帮助穷兄弟的事就更不知其数。郁全和对我说，长江村能做这些事，都是在当年创办乡镇企业时确立的“立村宗旨”——“艰苦创业，八方相助，效益为上，永不自满”指引下取得的。
长江村是20世纪80年代苏州乡镇企业潮中涌现出的一朵绚丽之花。这朵绚丽之花一直没有凋零过，越开越艳丽，成为万里长江流域的万个村寨中最著名的“长江名花”之一。
再说常熟的城东，这里也有一片气魄非凡的工业开发区，前些年它的名字叫“李桥村工业城”。有一次我路过那儿发现改叫“申大工业开发区”了，现在还真不知道它是不是又有了新名字。但我知道这块地还是叫李桥村，常熟市郊的一个农民开发的工业园区。
这片开发区创业者的名字叫杜根根，很土的一个农民的名字，可这个人很了不得。1980年时，这位庄稼汉站在村头的那片低洼地上，面对远处隐约可见的常熟县城，对村民们说：“我们要修一条通往县城的康庄大道，否则就永远富不起来。”
“杜书记啊，你看看天，还亮着呢！你是不是在白日做梦？哈哈……”当时有村民这样嘲讽杜根根。村民们这样嘲讽自己的村支书不是没有道理。常熟城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处在县城十几里外的李桥村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这一城一乡就差那么十几里路，可在农民看来就是两重天——城里是天堂，我们农民只能过“面冲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
李桥村处在一个十年九涝的低洼地，除了种水稻，别无选择。虽然这里与县城近在咫尺，但就是这隔田隔村的十几里路，将李桥村人与常熟县城分成两重天。农民们不是没有想过要改变面貌，可就是想了也没有办法呀！
杜根根说：“你们嘲笑我也罢，讽刺我也罢，路我是修定了。只要我这个村支书不下台，你们就看着我修这路有没有道理！”
杜根根毕竟是村支书，群众中的威信摆在那儿。后来村民们听他细细一说，也就都过来支持他的修路计划。不过通往县城的路真的不那么容易修，除了李桥村穷得叮当响，这条路还必须经过邻村的地盘，这可是一件比没钱更难的事。
“行啊杜根根，你要修路，拿钱来吧！”杜根根刚刚做完本村的思想工作，踏进邻村还没怎么开口，人家就把手伸得老长老长的——他们也是在讥笑杜根根“白日做梦”。
“这路修好了，你们上县城比我们李桥村还近，最得利的是你们。噢，你们不仅不谢我，反来敲我的竹杠，岂有此理！”
“嘘——你老杜要这么说，那你就别修这路！你既然要修路，你就是占我们的地，你不赔行吗？”人家回敬他。
“好！路我肯定是修定了！不过我们李桥村是穷得出名的，大队上就那么一点家当：一张办公桌，一间旧房子，你们随便搬。如果你们要，可以马上去搬！”杜根根说。
“那值几个钱？不行，你修路占地，不补偿十万八万的，我们怎么向村民交代？”
“你话说到这儿，我也只能如实告诉你：我李桥村确实拿不出其他值钱的东西，可有低洼水稻田里打出的大米！”
“这不就得了，大米也是钱嘛！”
李桥村跟邻村的条件就这么谈定了。于是杜根根便率领全村所有壮劳力包括妇女在内，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修路大战。那情景对农民来说十分熟悉——“大跃进”“人民公社”时的学大寨都是这么干的，但这回李桥村百姓干的劲头比过去大不一样，他们心里清楚：这回杜书记是诚心诚意让咱乡下人往城里奔——虽然他们并不全然明白杜根根修这路的根本意义，可有一点实实在在的眼前利益农民们是清楚的，至少路修好了，不用再像从前骑自行车总往稻田里倒而沾一身泥水！
路修到一半，杜根根说：“我们李桥村穷，但这路是为我们李桥村子子孙孙修的，所以大伙儿干活的工分就不记了。”
村民们说：“不记就不记，只要你杜书记领我们走的路对头就行。”
杜根根听到这话，泪水直在眼眶里转，于是这位铁塔似的庄稼汉弯下腰，朝众乡亲深深地鞠了个躬……
不计报酬——但李桥村人照旧你追我赶，比学赶帮。
不给饭吃——他们自带饭盒，另加一壶凉开水。
路终于修好了，从年初一开工一直修到大年三十。来年新春，村民们穿着崭新的衣服，骑上崭新的自行车，喜气洋洋地进了城。大伙儿见面的第一句话都说：“这哪里像是进城！倒像是在自家屋里跨门槛——抬下腿就得了！”
哈哈哈，这路修得值！
值——这时的杜根根也在说值，但他的心里却并没有如村民们般轻松。为这路，他跟交通部门不知磕了多少头才办好了那些报批手续；为这路，他还得带领村民连续三年给人家邻村送去8000斤大米——赔人家的！还有许多许多冤屈的事杜根根就不想提了。总之你们看着我杜根根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路修好了，杜根根马上将村上那个又破又烂的布厂改成了可以与县城内大纺织厂抗衡的新厂。后来又与县城内大名鼎鼎的色织四厂联营办“四联染纱厂”。与此同时，又在村上集资24000元办了一个汽修厂——别看这个小汽修厂，后来它利用城郊优势，像滚雪球似的发展，没几年就成了江苏省挂牌的“一类企业”，年修客车量达7000余辆次，成为李桥村的一棵“摇钱树”……李桥村的村办企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后来苏州地面上把李桥村的“想致富，就修路”的经验当作一条法宝，迅速形成了环市区、县城的“城镇郊区经济带”——农民们拉近了与城镇之间的距离的结果是，很快获得了经济新生命。
杜根根带领村民修的那条路后来成了常熟城郊的“黄金之路”，尤其是他通过多方引资后办起的“李桥村工业城”，吸引了众多有钱没地的国营、合资和私营企业到那里投资落户，没用几年就初具规模，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农村经济开发区。后来他又将自己的村办企业扩大成一个集纺织、机械、化工、房地产、商业和贸易等十几个产业于一体的申大工贸集团。
申大工贸集团公司今天已经是全国著名的企业了，“李桥村工业城”现在已经属于常熟市区的“城中城”了，当年的那条“李闸路”上今天来来去去的人也已经都是穿着时尚的市民了……
杜根根和李桥村所走过的路，是苏州千千万万乡镇企业和农民们所走过的路。这路从梦想到修建完成时间并不长，但之后的二三十年里所发生的变化则是惊人的。它改变了农民们几千年来的命运，同时也影响和改变了传统形态下姑苏的命运。
2007年的金秋时节，我应邀到苏州各地采访。一日我被宣传部的同志带到长江边的一块广阔的金色田野上。这里离长江很近，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江面，坐在车上都能听到东去的大江之水的奔腾声响……
“你看，前面就是永联村了！”同行的苏州老乡拍拍我的肩膀，指着一片望不到边的“钢城”这样对我说。
“这……这是永联村？这不是一个大型钢铁厂吗？”在我眼前，明明是一片足有几十平方公里的钢铁之城嘛！
“对，是钢铁厂，可也是永联村呀！”主人解释说，“这钢厂就是永联村的。”
“一个村子办这么大的一个钢铁厂啊！”我无法相信，但这是明明白白摆在我面前的事实。今天的永联村就是这个样，它是由十里钢城和十里绿原组成的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为了让我目睹村办钢城的完整雄姿，苏州老乡驾车足足用了半小时在钢城里转了一圈。老实说，我还是第一次感受如此雄伟的钢铁企业，而一路走的时候，内心一直在想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村子能办起这么大的钢铁企业？一年能赚多少钱呀？
“永联钢厂2007年的年销售收入是160亿元，上缴税收为13亿元。”
“永联村村民有多少？”
“本籍村民有5330人，这也是新永联村的编制。”
“怎么理解？”
“过去老永联村只有2000来人，现在的永联村是兼并了永新、永南等邻村后新组建成的。”
“原来如此。”我又问，“那这钢厂职工有多少？”
“比村民总数要多。大约有上万人吧！”
“那么这里到底是钢城还是农村呢？”
“我们这是田野里的钢城，钢城里的花园。你看看，我们的农村像不像一个绿色花园？”
我笑了，可不是：近处，是连绵十里的钢城；举目远眺，我看到的是金色田野里花红草绿，树木葱葱……好一个田野里的钢城，钢城里的花园。
“永联村现在还有一半农田和一半从事农业的村民，这里是个农工结合非常和谐的地方。钢厂的厂长还是村党委书记，村干部有相当一部分还是钢厂的董事，永联村现在是苏州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之一。”苏州老乡很自豪地告诉我。
我们随后走进永钢集团的办公大楼。钢厂里的永联村村民、钢厂副董事长带我登上大楼顶部的“望江阁”——在这里，几里外的滔滔长江尽收眼底……“十里钢城”和绿色田野更是气势磅礴地呈现在眼前。
关于永联村的故事也是从这一刻我才渐渐知晓。原来永联村的历史很短，是我1975年底离开苏州的前5年才诞生的一个江边小村子。最初它的名字叫“七○圩”，其意是1970年才在长江沙滩地上围垦成陆的一块沙地。永联村先天不足，它的地势非常低，平均海拔只比长江入海口的吴淞水平面高出0.9米。1970年成为围垦地后，它是苏州地区沙洲县的一块新添陆地，当时政府动员了附近几个村，搬来的200多户农民成为第一批永联村“土著”居民，由此开始了永联村的历史。
永联村初创时的几年，水灾不断，唯一能种植的水稻，产量十分低下，农民们的日子很难过。到1978年时，全村的人均分配收入才只有68元，是全苏州收入最低的村子之一。由于收入低，新村民人心不稳，许多人不愿再留在这块低洼地上。上级党委每年要派一个工作组到村里，而且连换了四任党支部书记，情况依旧没有改变。1978年8月，当过学校老师和生产队副业队长的吴栋材被派进永联村，担任第七个工作组组长和第五任党支部书记。
面对一片沙滩地，吴栋材这位曾经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的老战士，心潮起伏。他将班子成员叫到长江边，迎着炽烈的太阳，掷地有声地立下三条规矩：一、要深入了解群众思想脉络，群众想什么，急什么，我们必须心中有数；二、要做好长期扎根打算，不当“飞鸽”牌，以免让群众一次又一次失望；三、要当好一个农村干部，干点实实在在的事业，不改变永联面貌，谁也别想走。
吴栋材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永联村履新。经过调查了解，他和新的党支部感到，永联村千差万差，最差的还是人的精神面貌。走马灯似的更换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一无干劲，二无信心，三无凝聚力，群众人心不涣散才怪呢！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地薄利少，百姓看不到过上好日子的希望也是根本。针对这些情况，吴栋材提出：当务之急是必须找出永联村的致富门道来。
是啊，永联村的致富门道在哪里呢？走高德康那样的“波司登”之路？可永联村既不靠国道，又连个“小裁缝”都找不出来！走杜根根的路？可永联村通往县城最近的路至少也有三四十公里，再者，永联村不足千个劳力，能把自家的地种好已经够全村人一年从头忙到尾的了！如此偏远，如此贫困之地，那些聪明的上海人和城里人别说让他们把钱投到这里，就是诚心诚意拉他们来永联看一眼也不会有人心甘情愿。
“我们自己干！干好了是我们自己的！”吴栋材在全村干部会议上这样说。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永联村不是离水最近、地势低洼吗？那我们就挖塘养鱼！”于是在吴栋材的带领下，村里将150多亩“锅底田”，开挖成120亩精养鱼池。第七个工作组进村的第一年，全村就实现了“水中生效益，岸上增产量”的初步目标。第二年吴栋材趁热打铁，着手建起几个作坊式的小工业项目，虽说小打小闹，但也有几万元的收益。如此三年下来，全村积累了近20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
“20万元？你那村子，连狗都不愿拉屎的地方，我们没啥想法！”当吴栋材带着这么一点实力走出村子去跟人家谈合作时，人家这样笑话他。
“我不信发财就是你们的事！”他重新寻找出路，分析了当时的市场，认为：国家各行各业都在大建设，肯定缺钢材。钢材生意一定好。于是他回来将自己想办轧钢厂的想法跟支部一班人说了。“那得多少钱呀？我们这么个穷村能干得了吗？”有人听了直发蒙。
“我请人估计了一下，办一个小型轧钢厂大约30万元。我们自己筹点，再通过政府贷点。永联村要想翻身，就得有自己的工业！”吴栋材心中早已有数。
“同意！”
“我也同意！只要吴书记你的心留在永联，我们就支持你！”
干部们纷纷举手。
说干就干！永联村办轧钢厂的消息让百里长江沙滩奔腾起好一阵热浪。十里八乡的老百姓和干部们都在关注这个过去穷得连年底分红都要靠借钱来“意思意思”的江边小村。那个时候他们多数是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认为吴栋材和永联村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永联村下的这一招棋竟然是迈向幸福天堂的高招。办厂的第一年，永联村就收回了投资成本。第二、第三年……产值连年翻番，到1985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24万元，跨入全苏州百个“千万元村”的行列。
“这么一个穷地方，也能蹦出个‘千万元’的富裕村，我们苏州就没有一个村子再可以说没有条件上了！”一位苏州市领导听说永联村的事后，在全市三级干部大会上挥动着右臂，冲台下的干部说，“我要的就是永联这样的精神！既然永联村在芦苇滩上都把村办企业办到这个水平，那么我们全苏州就没有一个地方不能了！向永联学习！”
“向永联学习！”全苏州上下一片呼应。永联村靠办轧钢厂，比滚雪球还见效地壮大了集体经济。有了钱，百姓的生活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村里很快有了自来水，昔日靠点煤油灯过日子的村民家家户户也有了电灯，什么“电视村”“电话村”……永联样样走在别人的前头。常熟的杜根根不是修了一条通向县城的黄金致富路吗？我们也修！于是村里出资90万元，修通了永联村到张家港市区的一条30公里长的公交汽车线路。城里人能上电影院看戏，我们为什么不能？修个更高级的电影院！孩子读书不要钱了！老人退休也拿退休金！沙滩地上为什么不能建个大花园？建！
哈哈，有钱的永联村，想干啥事就干成啥事！不几年，永联村完全变成了一个田野上的花园式新农村。而钢厂也几年换一个样，一直发展成气魄雄伟的“十里钢城”……钢城的大发展，又使永联村的集体经济如造山运动一样不断攀高、壮大。
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永联村。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苏州大地向全国人民展示的乡镇企业所带给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新的领跑式的万千景象片段……
1984年早春，中央的一次重要会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刚刚结束，2月2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要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碧溪乡发展农副工建成新型集镇》的报道，并且加了一段“编者按”：
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蓬勃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土地，经营、从事林牧渔等生产，并将有一部分人转入小集镇从事小工业和服务业。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可为农业生产向深度广度进军，为改变人口和工业布局创造有利条件，并使集镇逐渐建设成为农村区域性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建设成为农副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的集散地。常熟市碧溪镇从事社队工业生产的农民做到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生动反映了新兴集镇的特点。碧溪镇已成为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文明的集镇。
次日，新华社又播发了同样加了“编者按”的长篇通讯《碧溪之路》。在那篇文章的开头，记者对当时的碧溪镇进行了一段现场描述，至今读来仍让人激动不已——
新年伊始，正是农家闭门欢聚、休闲生息的时光。然而，在江苏常熟市碧溪乡，却是另一番景象。清晨，通往碧溪镇的几条宽阔的马路上，自行车的铃声响成一片；数以千计的人高高低低，熙熙攘攘，犹如起伏的波涛，从四面八方，向碧溪镇滚滚而来。人们浩浩荡荡地涌进镇上的布厂、羊毛衫厂、塑料厂、针织服装厂。路上的积雪和薄冰转眼间被潮水般的人流冲刷了，消融了。然而，不到半个钟头，喧闹的马路上重归于宁静，各工厂门口的车棚里黑压压地挤满了自行车……
记者笔下的这幅画面，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什么新鲜动人之处了。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那个时代，这种情景除了像深圳那样少数的开放城市可以看到外，在内地的城乡是罕见的。尤其是一个乡间小镇，能有如此繁荣壮观的“农民工大军”，这不能不视为一种奇迹！
这就是我的老家——苏州的乡间情形。
在那个时代，我有几次从部队探亲回家，站在自家故宅后的那条田埂上，傍晚快收工的时候，会看到从生产大队的厂子里突然飞扬出一群延绵近一里路长的、骑着自行车的年轻绣娘们下班回家的情景。那景象很好看。姑娘们个个穿得漂亮，而且肩上似乎还无一例外地披着那种用来遮挡阳光的纱绸，随着自行车的飞动，那五颜六色的纱绸会随风而飘，特别好看。姑娘们一边骑车，一边发出阵阵银铃般的笑声，笑声又伴车铃声和风儿走，飘动的纱绸又伴笑声和车铃声跃动……那情景，我至今一想，仍会感到它是最美的乡间欢乐图。那是个集体经济刚刚走向开放，农民们第一次在自己的田野上感受到当工人和拿工资的那种喜悦与快乐的年代。那些下班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开心欢乐地在工厂劳动了一天后，如果是农忙，就会马上换掉干净、漂亮的衣裳，重新卷起裤腿，挑起担子，回到农田；如果是农闲，他们会成群结队地赶到附近的集镇去看电影、唱卡拉OK，甚至还有的去水泥溜冰场练滑冰什么的。那个时代的农民们真的非常幸福和开心。他们挣的钱有时还会被生产队拿去换成工分，到年底再作分红给他们。但我看到农民工人们仍然特别地高兴，似乎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对我的苏州老乡们来说，那确实是一段改革开放后最难忘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它让人既怀念集体经济时仍然保留下的大家庭式的欢快与激情，同时它又让人第一次体会到大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条件下那令人着迷的金钱诱惑力……
碧溪镇，就在距我出生的老宅地十几里的地方。我从小就知道那是个棉产区，而发明和总结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苏南乡镇企业典型经验的碧溪镇原党委几任书记后来都成了我熟识的亲密乡友，所以对碧溪走过的那段历史，我比较熟悉，并且不用专程采访就能道出一二。
碧溪从公社改为乡——碧溪乡的时候，正值苏州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土地承包了。苏南地区由于人多田少和社队企业搞得早，因此土地承包的方式与其他地方也就不一样。不少乡村采取了把地承包给种田好手，让他们集中精力种好田，多数农民还是留在社办企业里当工人的方式。1983年的碧溪乡，19000多个劳力中有11000多人已经是脱离土地的农民工人了。农民进厂的越多，这个地方的乡镇企业肯定越兴旺；乡镇企业兴旺了，农民的生活就好。农民手里有了钱，就想往城里跑。可是县城、市区一般离乡间集镇比较远，再说县城和市区的生活农民能不能习惯和适应还是个问题，于是，发展集镇建设成了当时碧溪乡党委的一件不得不认真考虑的大事。这事如果处理不好，农民工人就可能会离土离乡，而大批农民工人一旦离土离乡，乡镇企业哪有优势可言呢？农村建设和农忙时的农耕农作谁来承担？凡此种种问题，摆在了碧溪乡党委一班人面前。左思右想，他们想出了一条路：把集镇建设好，让有钱的农民们不进城也能享受到城里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和城市生活的种种优势，特别是孩子的读书和老人的业余生活，还有时尚年轻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与物质生活。
“用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和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条件，就能把大伙留在这块土地上。这样，我们的农民工人即使工作离了土，但人没离乡；即使人进了厂，可所有的生活方式还在农村。这叫‘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乡党委一班人这么一总结，村干部们听后拍手称好。于是乡镇企业发展后，农民工人们仍能“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经验，从碧溪开始传遍苏州大地，并传进了中南海。
“很好，这有利于发展农村现代化，同时也减少城市的压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好，苏州的这个经验应当好好总结，推广到全国！”中南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党的几位最高领导听了“碧溪之路”的汇报，齐声赞扬。
1985年的金秋时节，常熟南郊的元和村。
这一天，村民唐桂芬正与本村的几位种田“女老板”驾着收割机在田野里收割，突然来了一批警察，后来又来了很多小轿车，再后来便是大大小小的干部出现了……
“几位女场长快过来，你们看看谁来看你们了！”第一个跟唐桂芬她们打招呼的也是位女干部，不过唐桂芬在报纸上见过她，便惊诧地说：“你是顾省长啊！”
“是是，我是顾秀莲。”顾省长一边说，一边笑呵呵地把唐桂芬等三姐妹拉到一位被人围在中央的干部面前。
哎，这位领导怎么这么面熟呀？对，像是电视里经常看到的那个……哎哟，这不是胡耀邦总书记吗！天哪，是胡总书记呀！这下几位种田女老板的手脚都不知如何放了。
“好嘛，听说你们是庄稼地里的女老板！不简单，不简单哟！”胡耀邦伸出手一边跟唐桂芬她们握手，一边嘴里直夸，“做得好，你们办农场的方法好。几个人种几百亩地，养活几百口人，搞机械化农业，扩大集体经济，让参加乡镇企业工作的同志安心做工。这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小平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嘛！好。我支持你们！”
胡耀邦到元和村视察前后虽然只有几小时，但这对当时轰轰烈烈的苏州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和农村工作给予了巨大鼓励。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初的“元和模式”和“碧溪之路”是后来形成的“苏南模式”的代表。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元和模式”。
元和村位于常熟市区的南门边上，是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这个村的村支书叫姚得平。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响应中央号召，全面推广了土地承包制。苏州地区也不例外，农业联产承包和农田包产到户工作如火如荼地在广泛推进。但过去样样走在前头的元和村，这回有些落后了——他们村的土地迟迟没分下去。上面已经有人指着姚得平的鼻子责问道：“中央政策，你想违抗？”
那些日子里，姚得平很痛苦：分田到户，肯定没错。但咱们这里人多地少，而且在社队企业工作的人又多，田一旦分下去，没进企业的嫌活少，进了企业的家庭忙不开，这可怎么办？
村民会上，大伙眼盯着姚得平，看他拿啥主意。这是决定元和村未来命运的时刻，姚得平不抬头，也知道村民们一双双眼睛都在盯着自己。几天来，他姚得平的心情就没有平静过，也一直在琢磨：一旦按人头分了地，那刚刚办起来的企业肯定垮台；如果不分地，上面追查下来又怎么办？
怎么办？大伙等的就是答案。
“分肯定是要分的，”姚得平说话了，第一句说得非常沉重，令所有村民忐忑不安，“但都是分田也要看怎么个分法……”
怎么分？一双双眼睛向姚得平聚焦而来。
“我们还是按照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姚得平说得不紧不慢，“我们元和村的情况与国家的一些贫困地区不一样。一是我们的村办企业经济已经有了一定实力，工业产值已占全村总产值的80％，农业发展有了坚实基础。二是村里的农田水利、种收管都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三是大部分劳力已转向工副业生产。面对这样的实际，我的意见是：建议实行‘专业承包、分组联产’。啥意思呢？具体说，就是把全村的粮田给4个工区下辖的11个小组承包。组与组之间打破大锅饭，实行定产量、定收入、定奖惩制度管理。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好！这样一方面顾及我们元和村的实际，一方面也跟中央的号召一致。”
“我看行。咱们搞企业就是讲的效益，种田也得讲效益。姚书记，我看就这么定了！”
“对，就这么定了！有人帮我们种地，我们也就安心在厂里为集体做贡献了！”
“好，既然大家赞同，那我们也得来一次表决。赞成的举手——”姚得平站起身来，第一个把手举过头顶。
“同意——”村民们齐刷刷跟着举手，有人还高高地将双手举起。
“全体通过！好，我们元和村搞专业联产承包！”姚得平最后大声宣布。
在全国性的学习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的高潮中，在苏州乡镇企业面临一次严重考验的时候，元和村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又符合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的“联产承包制”之路，引起各方关注。
这路能走得通吗？
元和村不仅走通了，而且越走越光明：第一年，他们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386万元，比没有实行联产承包前增长了46％，村民收入比上一年增长了40％，务农劳力人均产粮9266斤，也比以前增长了23％。
尝到联产承包、规模经营农业甜头的姚得平想把步子迈得更大一点儿。1984年，他在全村联产承包制基础上，进行了一次更大胆的尝试：以村委会名义，同本村四名手脚勤快的女共产党员、种田能手签订了“合作农场”协议。协议包括了以下四项主要内容：
一、按照历年生产水平，核定全年向村上缴平价粮油的数量，超出部分实行村场五五分成。
二、按照每年劳力负担25亩地的标准，平时由农场自我调节，大忙时由村办企业负责提供劳力，随叫随到。
三、为稳定职工种粮积极性，村农场职工实行“工资保底”办法，保证农场职工每月工资不低于村办企业职工同等水平（当时为75元——笔者注）。
四、强化农机服务工作，村农场农机服务队专门为农场提供从耕种、管理到收获的一条龙有偿服务。
别小看了这几条并不复杂的协议内容，它可是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第一次出现集体经济条件下个人承包性质的“农民农场制度”，也就是农民工人种田制度，它是苏州人的发明，是苏州农民在改革开放、乡镇企业大发展后土地实行联产承包时期的一个伟大发明。这种“农民农场制度”，使得农民与土地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也有效地解决了乡镇企业发展与家庭土地联产承包之间的矛盾关系。正是因为这一发明了不起，元和村的做法被中央命名为“元和模式”，并且介绍到全国广大农村。
实践证明，这一“农民农场制度”对元和村实用而有效。四名妇女与村上签订协议后，她们便以“女老板”的身份，又聘了18名志同道合的本村妇女，共承包了全村550亩地，人均负担25亩。第一年她们每个劳力平均生产粮食和油料达14300公斤，平均产值4681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7.5倍和10.6倍，等于每个妇女劳力养活50个人。如此惊人的奇迹，不仅让中国的老百姓和官员们感到骄傲，就连联合国粮食署的专家们都感到中国农民做出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一时间，关于苏州有个元和村办起农民农场、一个妇女能养活50张嘴、一年之内实现全村小康生活等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的新闻，从苏州传遍大江南北……
“元和模式”和“碧溪之路”是20世纪80年代曾经被中央认定的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和必由之路，它使苏州乡镇企业在农民与土地之间发生变化的历史时期寻找到了一条可以共生共荣、不断前进的发展道路，因此它对苏州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起过历史性的作用。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们理当记住当年创造“元和模式”和“碧溪之路”的时代英雄，并向他们表示敬意。
2007年和2008年，我专程重访过元和村的老书记姚得平和原碧溪乡党委书记之一的闻永昌。闻永昌后来当了常熟市政府领导，他说当年的“碧溪之路”对后来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小城镇起到了先导作用，就今天而言，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他希望我再到碧溪看一看。“那里的农民都是民营企业的工人了，他们仍然坚持着‘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基本工作与生活状态，这是当年抓碧溪镇建设所起的作用。农民们不用出小镇，同样可以享受城里人的精神文化和物质生活方面的种种条件，再者，小镇挨着大伙的家乡，什么事都方便。就是像我这样早在城市工作的人，也愿意经常回到小镇上住几天，因为那里有我的亲朋好友，有我生命的根……”闻永昌说。
当我再访元和村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唐桂芬她们当年的农场了。
“我们全村都划归为常熟市区了，当年的农田，现在都变成街道和商场，村也不叫村了，叫社区。”老书记姚得平有些失落地对我说，“比起当年，我们元和村现在冷清多了，但你看看，这条路，这些设施，还都是当年建设的，要是没有当年的努力，元和村今天的城市化进程也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和谐。所以我对昨天的‘元和模式’怀有深厚感情。”
姚得平和元和村人民绝对有理由为昨天的辉煌感到自豪，因为正是他们的不懈探索与大胆实践，苏州农村和全社会的改革开放浪潮才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