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化

由于哲学上的第一者必须总是已经包含一切，因而精神就同化了与自己不同的东西，并据为己有。精神把这些东西编目列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跳出这个网络，原则必须确保完备性。这些被编列起来的东西的可计数性（Zählbarkeit）变成了公理。可支配性造就了哲学与数学的联盟。这一联盟始于柏拉图将爱利亚学派传统、赫拉克利特传统与毕达哥拉斯学派传统结合起来，自此一直持续着。根据他的晚期学说，理念是数。这可不仅仅是异域思辨的放纵。从这个思想的特异性上就可以觉察出重要的东西。数的形而上学以具有示范性的方式执行了关于秩序的假设，凭借这种秩序，精神彻底网罗了被统治者，直到这一网络成为它所遮掩的东西自身。柏拉图中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认为，“一定要求助于某些概念，在探讨事物的真实本质时使用它们” ^[7] 。但是，精神的面纱越是紧密，作为统治者的精神也就会变得愈加物性，正如在数中发生的那样。第一者概念统治了西方哲学的最初文献，并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中被主题化了。在这种第一者概念中，数与可计数性是一起被思考的。第一者已经自在地属于数的领域；谈及一种“第一者”（ ）时，必然会出现一种“第二者”（ ），它必定是可计数的。甚至爱利亚学派的“一”（它应当是唯一的）的概念，也只有在同它所否定的“多”的关系中才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在巴门尼德诗作的第二部分中发现其关于“一”的论点是前后不一致的。然而，如果没有“多”的观念，“一”的观念是完全不能被规定的。在数中反映出来的，是能够进行组织与把握的精神同它所面对的东西之间的对立。精神为了将这对立面与自身同化，便将这种东西还原为未被规定的，之后才将它们规定为“多”。虽然精神依然没有将之说成是与自己同一的或可以还原为它自身的。但是，对于精神来说，这种东西已经变成类似的了。作为众多单位的聚合，“多”丧失了其特殊的质性，直到它被揭示为对抽象中心的抽象重复。定义数的概念之所以是困难的，是因为数自身的本质就是那些规定它的概念的形成机制。概念本身是归摄（Subsumtion），并由此包含一种数的关系。数是整理，也就是使非同一物在“多”的名义下，变成对于主体来说、对于一种统一性典范来说是可度量的。它们将经验的杂多抽象化。一旦作为统一性的意识与世界相对立时，世界就会变得混乱，而“多”便在二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但是，如果统一性已经作为一种因素自在地包含在“多”当中（如果没有这个因素，“多”就不能被思考），那么，数与复多性（Vielheit）的观念就需要“一”。当然，关于复多性的思想还没有通过综合将与主体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世界统一性的观念属于一个较晚的阶段，即同一性哲学的阶段。然而，自柏拉图以来，数字序列的连续性一直是所有体系之一贯性及其完备性要求的模型。由这种连续性已经可以导出笛卡尔式的、所有以科学自居的哲学都遵从的规则：不能略过中间环节。在之后的哲学同一性要求的独断预期中，这一法则将闭合性（Geschlossenheit）强加于待思考之物，哲学是否应当获得那些待思考之物，取决于这种闭合性。精神与自身的同一性，以及随后的统觉的综合统一性，通过单纯的操作被投射到实事上，而且这操作愈是严苛，实事就会愈加整洁和严格。这就是“第一哲学”的原罪。恰恰是为了加强连续性与完备性，它必须清除一切与它判断不相符的东西。哲学体系性（Systematik）的贫困最终使哲学体系（Systeme）矮化为怪物；这种贫困并非哲学开始衰落时才有的征兆，而是早已被操作本身以目的论的方式设定了的，在柏拉图那里，这种操作已经无可反驳地要求，美德必须通过还原为其图式（Schema）来得到证明，就像一种几何图形那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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