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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方法论上的质疑在形式上终究还是与辩证法相对立的，辩证法根本不会恪守实事与方法的区分。辩证法的操作本身是一种内在批判。辩证法不是通过一种外在的、异于现象学的方式或“计划”来驳斥现象学，不是利用现象学自己的力量将现象学方式推向其不愿前往之地，也不是借助于现象学方法对自身非真理性的承认而将真理强加于它。“真的驳斥必须在对手强有力的范围内，和他角力较量；在他以外的地方去攻击他，在他不在的地方去主张权利，对于事情是没有进益的。” [4] 对于一种针对由学院共识（Convenus）而武装起来的意识来说，一种从历史上错乱的（irrevokabel）唯名论中获得的本体论观念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先于一切主体性、高于主体性批判的存在学说，应当是在公开地或隐秘地回退到主体性的过程中被发现的，但是，恰恰是这种主体性将存在学说视为独断的而否定掉了。然而，辩证思想没有让这种矛盾流于抽象，而是将之作为概念运动的动力，这种运动要对现象学已经断言过的东西作出令人信服的裁决。这不是要在纯粹现象学的构造之物中，挖掘出一种层面，在该层面上，可以将原初存在捶打为真正的第一者，并从而尽可能地超出现象学的要求。毋宁说，所谓的原本概念，尤其是在胡塞尔那里出现的认识论的原本概念，全部并且必然是被中介了的，或者借用科学的术语来说，都是“有前提的”。绝对第一者概念本身就是有待批判的。显而易见的是，认识论所处理的被给予性预设了物化机制，在被给予性这一术语所属的内在哲学中，物性的定在回溯至被给予之物的结构当中，不过，这种哲学并未反过来由此得出结论说，物性的东西优先于被给予性。但是，作为支撑的第一者以及源出于此的东西所构成的等级图式是不合理的。任何为一种特权化了的范畴作辩护的企图都会陷入二律背反之中。在内在的方法中，这种二律背反表现为：关于物性的东西的分析与被给予之物相冲突，同样地，关于被给予之物的分析与物性的东西相冲突。但是，这不是反对一种不符合可还原性规范的操作，而只是针对遵循这种可还原性准则的方法。如果对第一者的批判最初不去试图追踪绝对第一者，那么它也不应该反驳现象学，不应该反驳现象学自身及其某些后继者所认为的东西：以内在哲学的方式来论证超验存在。问题的关键是这种论证的概念与合法性，而不是最终根据可能是什么这种命题，这种命题是有关内容的而且总是变化无常的。哲学的强制特征，必须通过严肃对待、直接面对来打破；而不是建立另一种新的甚或旧的禁令（Bann）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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