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2
本着辩证法的精神来讨论胡塞尔纯粹现象学的这种尝试，一开始便似有武断之嫌。胡塞尔的计划处理的是“绝对起源的存在领域” [1] ，以避免“被组织起来的矛盾精神”，黑格尔在同歌德的对话中，曾将他自己的操作标明为这种矛盾精神。 [2] 黑格尔所构想的，之后又转而反对他的辩证法，就其所有亲缘关系而言，在质上都有别于诸肯定哲学（positive Philosophie），而他却以体系之名被归入肯定哲学之列。尽管黑格尔的逻辑学像康德的逻辑学那样“固着”在先验主体上，尽管它可能是彻底的唯心主义，然而，它却表明，它超越了它自身，就像歌德关于所有完成之物的辩证格言所说的那样。无矛盾者（Unwidersprechlichen）的力量就是矛盾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转而反对其自身，反对绝对知识的观念。黑格尔曾广为散布此种无矛盾者的力量，于此绝无第二人能比。之后的资产阶级哲学，也包括胡塞尔哲学不过是试探性地、零散地重新发掘出了这种力量。思维通过积极—注视，在所有存在者之中重新发现了自身，它打破了要将其所有规定性都建立在一个固定的终极之物上的约束，而不是容忍这种约束，它也因此动摇了体系的优先性，动摇了它自己的总和（Inbegriff）。黑格尔的体系的确必须预设主体—客体的同一性，并因此预设它所试图证明的精神的优先性。但是，在它具体展开时，它却驳斥了它给予总体的这种同一性。而以反题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并非如当今人们所想的那样是自在的存在的架构，而是对抗性的社会。表现为概念的自身运动的精神现象学，在其所有阶段都表明了这个对抗性的社会的各个阶段，这并非巧合。辩证法与体系所共有的强制性的东西，不能从辩证法的内在性特征或“逻辑性”中分离出去；因辩证法自身的同一性原则，这种强制性的东西近似于实在的强制，即社会性的罪责关联（Schuldzusammenhang）。思维屈从于这种实在的强制，并以掩盖性的方式将之视为自己的强制。思维的封闭循环导致了自然之物不可打破的假象（Schein），最终导致了存在的形而上学假象。而辩证法则不断地将这种假象化作虚无。与之相对，胡塞尔在晚年关于现象学的简要综述的文章中，还在诉诸被作为哲学之绝对根据的笛卡尔式假象。他反思单纯存在者的每一印记所组成的精神，试图以此来复活“第一哲学”（prima philosophia）。标记着时代开端的这种形而上学构想，在时代终结之处出场时变得极端的纯粹和圆滑。然而由此，愈益不可避免、愈益不断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是：存在学说是在唯名论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是在将概念回溯到思维主体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但是，这种现象学的构想恰恰将辩证的分析、将黑格尔的否定性视为必须拒斥的敌人。一切事物包括作为支撑的直接性都是被中介的，这种学说是不能与“还原” [3] 的冲动相兼容的，而且被污蔑为在逻辑上是荒唐的。黑格尔质疑的是如下做法，即选择一个绝对第一者作为哲学的不受质疑的确定出发点，而这一质疑无异于使下述动机坠入深渊，这一动机后来在源自胡塞尔的学派中迅速恢复起来，以反对概念的所有劳作与努力，并因此要在思维之中取消思想。谁要是对此动机毫无警惕，那看来他从一开始就错失了那个他与之比较的目标，同时从一开始就沉溺于毫无结果的超验批判，其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空洞地要求一种高于一切的、不受约束的“立足点”；并且，这种批判完全不介入争论，反而如胡塞尔所说，“从上到下”地预先决定了整个争论。
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