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和本体论趋势

胡塞尔犹豫地开启但又迅速取消了的本体论转向，受制于宏大体系的崩溃，正如这一崩溃突然并因此极大地威胁了康德的理性批判那样。本体论想成为第一哲学，这种哲学似乎摆脱了强制，似乎能从一个第一原则出发演绎出自身以及需要演绎的东西。本体论试图从体系那里获得好处，而同时又不想付出代价；本体论试图从精神出发恢复秩序的约束力，但没有从思维出发、从主体的统一性出发来为此作论证。本体论的这一双重要求是任意的，因此，本体论的超越了体系的进步，同晚期资本主义的大多数进步一样，是模棱两可的。复活后的本体论倒退了：它切断了体系强制，为的是攻其不备夺取第一者，而这种第一者因其普遍的中介而是相当可疑的。本体论从内在性中逃离出来，这种逃离在与一个堕入了直接统治之黑暗的社会进行客观和解时，牺牲了合理性与批判。但是，这种逃离的主观任意性自食苦果：它失败了。心理学与人类学试图通过歪曲事实来遮掩神圣的最高规定的同语反复的空洞性，但这种企图是徒劳的，因为从它们那里一眼就能看出主观印记。最终，起源所幻想的东西，不过是研究三坟五典，这是与德国“青年运动” （Jugendbewegung）中针对19世纪的过敏反应相伴随的，这种过敏反应既没有证实压制，也没有证实不可控制及对自由的背叛。关于直接第一者的问题与当今精神的状态是不相适应的，而且必然对中介视而不见，因而该问题就要求一种过时了的历史情境。它所安排的那种永远先于本体的东西，是一种狸猫换太子的把戏，是一种被弄得不可辨识的过往。布伦塔诺的学生胡塞尔不情愿地屈服于古物，一些同时代人觉得他是个经院哲学家，在他的实证描述方法中，批判的痕迹几乎完全消失了。在他看来，由于从批判那里继承了约束性（Verbindlichkeit）假设，批判性的沉思完全地、悖谬地停息下来了；放弃了对范畴的反思，而是将之仅仅作为实事状态记录下来，用为此设计的行话来说就是“说出来”。因而，概念的逊位与对一种不在场之物即否定之物的无望需要，被选为实证的先天。关于自在存在的实证性的法令通过理性来反对理性的所谓破坏性动力，这一点的确与城市资产阶级的哲学同样古老。但是，这种哲学的传统与复活了的形而上学之间的差异关乎全局。康德认为从意识的内在性出发重构真理是恰当的，而且，“何以可能”是他的所有问题的规定性形态，因为对于他来说，可能性自身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像他之后的黑格尔那样，他接受了全面执行那种重构的负担。胡塞尔对此是不抱希望的。 ^[28] 在他这里，先验研究是适用于体系的，而思想则戛然而止了。他停留于单一的规定，而且有幸重获胜利的具体化应归功于少了些哲学，而不是更多了。胡塞尔的后继者们思考思想只是为了削弱它，并且他们推崇一种有约束力的，因而抽象的独断。如果已经凝结为现象学的那些动机的批判性进行暴露了现象学的漏洞，而现象学试图通过变换概念来徒劳地堵塞这些漏洞，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象学在其本体论的最后阶段上是想要得到那些漏洞本身的：其最内在的非理性意图得益于其不知不觉的非理性。因而，现象学谈论本真的行话，这种行话同时摧毁了德国的整套教养语言（Bildungssprache），并将之变成神圣的呓语，这种行话奏着全无内容的神学音调，除了自身崇拜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内容。它捏造出第一者的切身的当下，而这第一者实际上既非切身的，也非当下的。它的权威类似于被管制的世界的权威，这个世界只依赖于管制本身这一事实。从社会角度来看，完成了的抽象之物的“登基大典”也使得无视其社会内容的单纯组织形式登上了王位，这种社会内容出于好的理由而被忽视了。亚里士多德与托马斯的学说架构依然希望容留整体性创造，相较而言，当代本体论似乎是将自己置于一个拥有不可穿透但又可透视的外墙的玻璃房中，并且在其中窥探真理，就像窥探不可捕捉的恒星、语词那样，只要人们问它们意指着什么，他们就十分接近它们的神圣性了。然而，所有含有实事的东西，即概念的生命，被鄙夷地抛进具体科学当中，如历史学、心理学与社会学，然而，这些科学并未因摆脱哲学而得到什么好处。而后，哲学只应关心全无差异之物，而且它的威严随着它的最高术语的无差异性而增长，该术语包含一切，因而什么都没包含。新的本体论忏悔着转回到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并在抽象的同一性中死去了，而整个游戏曾从这种同一性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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