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名论

根据康德，一旦思维超出了可能经验，二律背反就出现了。但是，经验危及的是“第一哲学”、危及的是体系。因此，康德的理性批判已预想到了自己的死亡。然而在此，关于“第一哲学”的问题，绝不等于要在实在论与唯名论之间作出选择。现代的所有起源哲学都是在唯名论的支持下产生的。的确，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因其“实体”（ ）概念的模糊性已经站在了门槛上，并问道，每种第一者哲学，在从思维出发、从形成概念的操作出发来规定它的基质时，在这种反思中，它是否遵守了它所反对的唯名论。向主体的转向使概念变成了主体思维的产物；对纯粹自在，即“不需要任何物的存在”（quod nulla re indiget ad existendum）的坚持，将它转变成了一种为他存在（Für anderes）。如实在论那样，唯名论服从于第一者的优先性。就像在猜硬币正反面的游戏中那样，所有对反面的谈论都暗含着正面，这种谈论在作为存在者原则的“物”（re）中并不比普遍的原则中少。当然，唯名论曾经意味着别的东西：反驳高尔吉亚的诡辩术与安提西尼的犬儒主义，反驳拜物教化了的一般文化以及存在哲学。但是，自从同科学与伟大学派（包括从那些不值得信任的团体发展而来的学派）的胜利相融合之后，这种反对的冲动被转移开了。一旦唯名论向被给予之物，并因此向主体内在性及其副本宣誓效忠时，它就陷入了必须说B的境地，因为它已经说了A，这么做并不是出于它自己的意愿。作为为科学作论证的理论，唯名论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极端的经验主义” ^[27] 。但是，如胡塞尔明确注意到的那样，极端经验主义与它自己的概念是相矛盾的。自休谟以来的更新的经验主义虽然闭口不谈逻辑实证主义，但它在关注绝对确定性的标准并因此关注基础时，是在尽可能地胜过绝对主义的形而上学。相反，唯名论的与经验主义的取向宣告了向绝对的臣服，这对于绝对主义的形而上学来说并非完全陌生的。对于胡塞尔而言，这种臣服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关于第一者本身的问题是可以追溯的；再也不可指望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回忆绝对的思维了。对不可变之物的赞扬表明，除了总是已经存在的东西之外，没有什么是应当存在的。一项关于未来的禁令被颁布出来了。这项禁令在所有由已知来解释未知的“方法”要求中被合理化了，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就已经是这样了，他按惯例将已经建立起来的语言中的共识，悄悄地假定为规范。凭借如完备性、连贯性之类的公理，同一性思维的确总是已经预设了总体上的一览无余和已知性。新的东西被过滤掉了，它仅仅被视为“材料”、被视为偶然的，好像是某种干扰因素。能够帮助主体摆脱其自身拘禁的东西被强调为否定性的，是一种必须被克服的危险，并且被立即再次纳入已知之物的庇护之下。在这点上，经验主义与其对手是一致的，并因此与起源哲学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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