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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哲学过于热心地向庸人们宣扬它的知识，但正是这一点证明了它的不安。第一哲学按照绝对之要求粉墨登场，而这种要求是撼动绝对本身的中介。体系以闭合性与完备性的名义，将这一要求简化为一种程式（Formel），但它不可能满足这一要求。唯心主义只有通过向一般“我思”的绝对统一的还原才能变成包罗万象的体系，这种唯心主义已经按照自己的激进主义标准，表明自己最终形成的东西是多么可疑。在《纯粹理性批判》（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的二律背反学说中，“第一哲学”达到了对此的意识。对最终的第一者即绝对原因的寻找，导致了无限后退；无限之物不能被设定为最终结论，然而，对于总体性精神来说，这一设定又是不可避免的。被给予之物的概念，即不可还原之物在唯心主义中的最后避难所，与作为完全可还原性的精神概念、与唯心主义本身是冲突的。二律背反炸毁了以实现了的同一性观念为自己观念的体系，这种同一性是被期望的同一性，是与自身并不同一的无限之物的有限性。只是为了清除未包含在第一者中的东西，向主体内在性的回退才发生了；否则内在哲学就放弃了它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但是，内在哲学自己的进程即对意识的分析表明，意识不包含这样一种绝对的第一者，这种第一者应当独立于其材料，独立于“适合于”意识的东西。本体论上的第一者是本体论上的非—第一者，由此，第一者观念动摇了。康德机巧地、不自然地求助于形式与内容的区分来摆脱这一困境。对矛盾及其必然性的规定实际上禁止了康德所欲做出的调和，在这种规定中，同后来的唯心主义相比较的话，有着不可调和的真理。但是，作为“第一哲学”的辩护士，康德依然主张形式的优先性。他所实现的形式与质料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并未影响到体系的进路。对他来说，形式作为“自本自根的”（sui generis）被给予性，变成了绝对的第一者。根据第二版先验演绎 [26] ，对于那些形式来说，不可能列出“进一步的理由”。这是胡塞尔后期用来描述先验结构的操作的模型。当然，康德试图解开先验结构的秘密，并试图推演出诸形式的一定程度上悖谬的被给予性。因此，他走向了纯粹同一性，走向了纯粹的思维本身，走向了摆脱所有内容的“纯粹的”主体，这种主体被做成简单的非—存在者（nicht-seienden），但又是可以被实体化的。先验演绎最终走向作为绝对存在的理性，而先验辩证论则批判存在与理性的绝对性；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先验演绎是落后于二律背反学说的。尽管如此，二律背反学说是以这种演绎以及对范畴的主体特征的证明为前提的，为的是避免“幼稚地”、未经反思地设定无限之物。通过退回到形式主义（首先是黑格尔，之后是现象学家们批判康德的这种形式主义），康德对非同一物致以敬意。他并不打算将非同一物丝毫不剩地纳入到主体同一性当中；但因此，他将真理观念本身狭隘化了，这种真理不再敢于以秩序概念来将异质之物归类。胡塞尔的恢复现象学（restaurative Phänomenologie）极其提防这一点。这是这种现象学自己的前批判因素，该因素证明这种现象学是本体论的先驱，但也证明了它对形式主义的合法反对。只有如下这点能将这种现象学及其所表达出的东西同与之关系相当密切的新康德主义明确区分开：在对于后继者来说具有典范性的著作中，胡塞尔要么是不允许讨论无穷小问题，要么就是将它中立化为任意的变更性（Variabilität）与“不受限制的视域”的可能性。无限之物是一种悖谬的形态，在其中，绝对的、在无限之物的管辖范围内开放的思维，控制了没有彻底纳入思维当中并阻碍了思维绝对性的东西。自从人性真正开始被吸收进闭合的控制体系中以来，无限性概念就萎缩了，空间有限性的物理学规律开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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