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的强制

内在性关联作为绝对自足的、无所不包的关联，必然总是体系，无论它是否明确地从意识的统一性中演绎出来的。因此本质上，尼采对“第一哲学”的不信任也必然是针对建立体系者的：“我对所有建立体系者充满疑虑，并且对他们退避三舍。建立体系的愿望是不正直的。” 恰如最近的作者们出于说教的需要（按照这种需要，他们推导出了自足的并用来说服听者的陈述 ^[25] ）推导出法权体系的思想那样，哲学体系的确也可以回溯到一种类似的需要。最早的两位宏大体系的建立者也是有组织的学派的最早首脑。如体系没有遗漏任何东西那样，导师、言说者、煽动者对他的听者也是如此表现的。他的非理性权威是由“理性”中介的；领导权的要求是由逻辑—论证的强制中介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已经是以“他们是无知的”这种绝不高端典雅的证明来打发他的对话者了：《会饮篇》（ Gastmahl ）的末尾，在阿比西泰德的颂词中，回响着不安的低声回音。智慧越是成问题的，它就越是必须不知疲倦地强调它的说服力。这就要求一贯性逻辑，这种逻辑允许在忽视对象的经验时运用思维强制，即“形式”地并因此不可抗拒地运用思维强制。柏拉图哲学谴责修辞学家形式地处理他们所不理解的对象，然而，在概念规定的方法中，他自己也致力于一种当时盛行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只是在逻辑一贯性方面超过了智者学派的形式主义。在同设计出来的那些对手的竞赛中，苏格拉底虽然是“一无所知的”，但也因为他是“一无所知的”，他几乎必然总是正确的。并非偶然的是，柏拉图是讽刺地模仿修辞学作品，还是展示出了真理的一个阶段，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一问题，无论是在阿伽松的谈话中，还是在《斐德罗篇》（ Phaidro ）中都是悬而未决的。许多前苏格拉底说法的言过其实是由如下一点造成的：它们归于自己的总体知识，总是同时将体系的包纳性（Einschließende）排除在外。这可能是第一哲学最为隐秘的秘密。它那伟大的发现，即强调本质与显象之间的区分，同时具有“我知道而你不知道”的观点，即便是自身异化的麻木生活也需要这种区分来矫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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