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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哲学绝不仅仅是统治。其最初的目标是摆脱自然关联，并且合理性从未抹去对自律及其实现的回忆。但是，一旦当它被绝对化了，它就几乎不断地接近令人生畏的分解。从始至终，起源哲学总是在有限之物面前逃之夭夭，而转向主体与纯粹同一性，同时，这种哲学又害怕迷失在纯粹主观之物的有限性中，恰恰是这种纯粹主观之物，作为孤立的因素，从来没有达到过纯粹同一性，并且它的缺陷作为它的对立面很好地保留下来了；伟大的哲学并没有摆脱这种二律背反。思维主张自己是存在的基础，同时又总是禁止自己成为存在的干扰因素。就连唯心主义的思辨也只是在表面上违反了这一禁令，如此，似乎将主体去主观化了。遮蔽了自身的抽象机制内在地倾向于它所反对的那种本体论。凭借这种趋势，饱受困扰的起源哲学逃离了主体反思，躲进了柏拉图主义，同时必然绝望地尽力凭借这种不可取消的主体—批判主旨，将这样一种主体主义还原为一种一般的“公分母”。这可以追溯至康德。他既试图反驳第一者是直接性这一结论，又试图在“构成”（Constituen）的形态中证实第一者，他清除了存在问题，然而却到处教授“第一哲学”、教授“原理”（Grundlegung）。就连黑格尔针对它的英勇斗争也是无效的。主体—客体依然是伪装起来的主体。现在，面对这种先验主体主义，存在问题没有如它的辩护士们所希望的那样，作为摆脱了数千年废墟的真实问题再次呈现出来。毋宁说，存在问题的绝对自在，仅仅是对内在于存在问题自身当中的、它自己的主体的中介性的绝对遮蔽。以认识起源为目标的思维运动，因其独断地、空洞地设定存在而宣告破产。它以认识为代价来庆祝起源。哲学上绝对化了的“理性”消亡在非理性当中，这种非理性承认，一切试图消除任意的做法本身就是任意的。不是在谈论计划（Entwürfe）时才这样的，在胡塞尔那里已经是这样了，他宣称，现象学还原应当产生出“绝对起源的存在领域”，就好像人们能够任意做到似的。这与康德伦理学中的“逼迫”（Nötigung）概念或康德对哥白尼转向的援引是最为明显地对立着的，在康德看来，这一转向是必要的，并且理性需要这场革命，因为它想要控制那些它依然必定纠缠于其中的矛盾。今天，本体论的要求越出了所有的反思思维并向神话延伸，这种要求越是总体的，它就越是依赖于一种单纯的“态度”，在胡塞尔那里，这种单纯的“态度”似乎发挥着认识之本质（Existential）的功能。正是在处理所谓的构造问题时，这种哲学研究方式竭力模仿数学，后者能够以最严格的说服力的名义任意推进，而且能够随意地设定与改变流形，与此同时，绝对之任意性不久就履行了其政治功能。总体哲学的形式适用于总体国家，因为该形式将口号的随意性（在其中，口号的必然性消失了）同无异议的承认的独裁命令关联起来。权威与篡夺再次直接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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