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真实之物的持存之物
（Bleibendes）

通过将持存之物谎称为真实的，真理的起点就变成了欺骗的起点。 持存之物比消逝之物更真实，这是一种谬论。那种将世界改造为可供支配的财富的秩序佯称自己是世界本身。只有无视概念所掌握的东西的短暂的规定性，概念的不变性才是可能的，而这种不变性与自在存在的不可变性相混淆了。那位现象学的行家里手 能够运用怪诞诡计，来对付他所谓的关于不朽的问题，因为他虽然坚信每一个个别灵魂是会毁灭的，但他又因如下一点而沉静：每一个这种灵魂的纯粹概念，即它的个体“埃多斯”（ ）是不腐的。这种无能的诡计，因其拙劣而只表明了被掩藏在宏大思辨深处的东西。黑格尔与尼采都曾致敬的赫拉克利特 ^[22] 还是将本质等同于消逝之物；而自理念学说的第一次真正表述 ^[23] 以来，消逝性就被归入了显现、归入了“意见”的王国、归入了假象，而永恒性则留给了本质。只有尼采对此表示反对：“哲学家们的另一种特异体质危险性同样不小：这就是混淆始末。他们把那最后到来的东西——可惜！因为那根本就不该到来！——把那些‘最高的概念’，这就是那些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现实那蒸发着的最后的雾气，作为开端设置在开端。这又是他们进行崇拜的表达方式：高级的东西不允许从低级的东西里长出，根本不允许长成……教诲就是：所有第一等级的东西，必须是其自身的原因（causa sui）。来源于其他被视为异议，视为价值的不可靠。所有最高的价值均隶属第一等级，所有最高的概念，存在者，绝对者，善，真实，完美——这一切不可能是生成的，也就一定是其自身的原因。不过，这一切也不可能彼此不同，不可能自相矛盾……那最后的、最单薄的、最空洞的东西被设置为起始，自因，最最真实的存在者（ens realissimum）。” ^[24] 为了生命，尼采所认为的“病蜘蛛” 的亵渎是“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但这种亵渎恰是因生命本身的野蛮而犯下的。他从“第一者谎言”（ ）中解释出的、作为精神疾病的灾难，源自实在的统治。胜利者以更优者自居，以此来编纂胜利。按照成功的残暴行为，被征服者应当相信，幸存者比已逝者更具正当性。为了使思想能够将幸存者易容（transfigurient）为真理，幸存者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他必须死去，为的是被圣化为永恒：“您问我，哲学家都有哪些特异体质？……比如他们缺乏历史的意识，他们对于生成之表象自身的憎恨，他们的埃及主义。当他们从永恒的视角出发（ sub specie aeterni ），对一件事进行非历史化时——当他们把它做成木乃伊时，自以为在向一件事表示尊敬。几千年来哲学家们处理过的一切，是概念的木乃伊；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生动活泼地出自他们之手。这些概念偶像的侍从，当他们朝拜时，他们在杀戮，他们在制作标本——当他们朝拜时，对一切的一切造成生命危险。死亡，变化，年岁，如同生育和生长，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是异议——甚至是反驳。存在的不生成；生成的不存在。现在，他们全都，甚至带着绝望，相信存在者。因为他们无法弄到它，他们就寻找理由，别人为何对他们隐瞒它。” 但同时，尼采低估了他所看透的东西，因此，他依然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思想的自身反思依然有必要摆脱这一矛盾。“从前，人们把变化，转换和生成，统统看成假象的证明，看成某种会把我们引入歧途的事物存在的标记。今天，我们相反地看到，恰恰是理性的偏见迫使我们，设定统一，同一，持续，实体，起因，物性和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自己卷入谬误，强制我们陷于谬误；根据我们这里的一种严格的复核，我们对此十分肯定，即此处有谬误。” 关于持存之物的形而上学，从与物的显现相对立的物之恒常那里获得了它的认识基础，并且，尼采所恢复的这种启蒙了的批判（从根本上来说是休谟式的批判）瓦解了这种形而上学提出的关于物的假说。但是，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在被统治者那里没有一种固定之物（Feste）的因素，那么固定之物要反对混乱并控制自然的企图从来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否则，这种因素将不断证明主体在撒谎。以怀疑的方式完全拒斥那种因素，并只将它定位在主体中，这表现出的主体的傲慢，并不比它将概念秩序图式绝对化时表现出的傲慢少。在这两种情况中，主体与客体已经凝结为“基础”（ ）。进行反思的精神为了其绝对权力而将世界贬低成一种单纯的混乱，而这种混乱恰恰就是这种精神的产物，就像它建立起来并对之崇拜的宇宙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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