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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今天的典型文化进行精神分析是可能的，如果经济的绝对优势并没有使一切试图用受害者的精神生活来解释经济状况的努力变得徒劳无功，如果精神分析学家们不久之前还没有宣誓效忠于这些状况，那么就需要用结果来表明，这种病态是怎么成为了一种常态。保持身心健康才能获得力比多的满足，让外向者遭受最深刻的摧残和内在化的阉割，是这个过程的代价，就像孩子最初总是模仿父亲。从普通人一跃而为交际达人，不仅要压抑欲望和洞察力，甚至还要压抑那些在资产阶级时代由压抑引起的症状。正如闪耀的灯光、清新的空气和洁净的卫生不可能让不义变成正义，大公司用明亮大堂和透明玻璃来掩盖沆瀣。我们保障这个时代的内在健康，其实也是治标不治本。人们觉得暗橱太占地方，就把它搬到了浴室里。在精神分析成为心理卫生的一部分之前，它所怀疑的已经得到了证实。越明亮的地方，越是隐秘的排泄场。诗云：“当所有都已表达，苦难依然存在／它无法连根拔起，生死两难。”比起物质领域，精神领域反映出的问题更真实，因为物资的丰富暂时掩盖了物质的不平等。科学还没有对炼狱进行探索，灵魂在炼狱中扭曲，在日光下又显露为快乐、开放、善交际、成功地适应不可避免的事，以及一种平和、实用的心态。这些特征在儿童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形成，甚至比神经官能症还要早。后者是本能被击败的冲突结果，前者就像它所破坏的社会一样显得再正常不过。它源于一种可以被称为史前外科手术的干预，这种干预使对立的力量在相互较量之前就丧失了能力，因此，随后不再有冲突的现象反映了一种先定的结果，即集体权威的先验胜利。沉着冷静的性格本来就是获得高薪职位的申请者的先决条件，但这是事后诸葛亮。把一个健康的人诊断为病人的唯一客观方法是，找出他们的理性存在和他们的生活可能由理性所决定的过程之间的不协调。疾病的痕迹还是暴露了出来：他们的皮肤上似乎覆盖着有规律图案的皮疹，就像无机物的伪装。那些突然爆发出旺盛生命力的人，很容易被当作是回光返照。由于人口政策方面的考虑，他们的死讯一直被隐瞒着。就算我们都不得病也难逃一死，健康时的运动类似于生物心脏停止跳动后的反射活动。届时，人们总会愁眉苦脸地皱起眉头，仿佛在见证着被遗忘已久的努力：他们或是做了有悖常理的蠢事，或者是进退维谷，这些面容透露出死者生前的痕迹。社会规定的牺牲确实是如此普遍，以致只能在社会整体中显现，而不能在个人中显现。事实上，社会假定所有人都有病，在这种情况下，在被压抑的法西斯行为及其无数种先行和中介形式的疯狂中，埋藏在个人内心深处的宿命论找到了可见的客观对应物。认为正常人得病并不一定与病人健康时的状态相反，以及后者通常只是换了种方式呈现着同样的灾难模式，这些想法是多么令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