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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团结，这种社会主义最荣光的行为模式也是病态的。团结本来是为了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谊，但因为这种情感被普遍化，也就变成了意识形态，并且又专门用来服务于政党，好像政党是一个对立的世界里的唯一代表。在危险面前，人们认为要把个人放到第二位，在既没有被抽象理念和个体希望来维系的处境中，他们彼此两肋插刀。团结前提是知识和自由选择：否则，盲目的个人利益就要卷土重来。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团结变成了对党忠诚，党有成千上万只雪亮的眼睛；变成了加入工人阵营——很久以前进一步成了穿统一制服——因为认为工人是强大的；变成了顺应历史潮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得靠不断地担惊受怕、阿谀奉承、机关算尽和口蜜腹剑来获得一时的安稳，曾经用来对付敌人的招数现在要用来对付领导的一时兴起，而后者比敌人更能激起内心的颤抖。个体之间的关系变化反映了这个问题。在刻板印象中，有的人一眼看上去就很上进，但并没有一道虚拟的宣言能让先进分子者们联合起来——无需思考，仅通过身体姿势和说话方式就能相互辨认，像一种密码，要求他们强制性地服从——他们总是有相同的经历。矛盾的是，保守派跟进步分子太像了，他们总是凑到一起，明确而含蓄地呼吁进步协议。但是当他搜寻二者是否真是一样的团结，或是对他自己所能提供的社会产品，对他遭过的罪表示出同情时，那帮人就开始冷眼相待，就像在教皇复辟时期，他们对待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态度一样。这些机构人员一方面希望知识分子诚恳地向他们忏悔，而一旦他们有些害怕自己也要忏悔的时候，就把对方看作锱铢必较的资本家，把先前的诚挚说成是荒唐的多愁和愚蠢。团结，在极端的意义上，来自那些绝望而忠于内心的人，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也来自那些既不想跟警察、也不想跟小偷发生丁点接触的人，结果他们的麻烦是被敲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