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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批评而言，最悠久、也最核心的动机就是为了戳穿谎言：文化批评指出，文化试图制造出一种社会幻象，而能在那个社会幻象里生活的人压根不存在。它还揭露了，物质条件的改良只是让人们干更多的活，结果人们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中，仅能维持在没饿死的边缘。这就是那种所谓意识形态文化的观念，尼采和马克思都曾提到，乍一看，在资产阶级的暴力与文明中它很常见。但恰恰是这种劝别人不要听信意识形态鬼话的理念，本身最可疑。我们拿私人生活做个例子。爱财和不爱财的斗争毫不留情地延伸到最温和的色情和最崇高的精神关系中。文化批评打着本质性和真理性的大旗，要求把人类的精神关系减至其物质起源，两者之间必须不讲情面，完全公开，只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意义同其起源之间并不是毫无关系，在所有遮蔽和中和着物质的事物中，很容易发现什么是伪善和多愁善感。贯彻这个原则，必须擦亮眼睛，无论多少次试图逃避普遍实践，空想一种高贵的状态，其结果都是付诸流水，只会间接导致人们指责发展文化的问题，并且直接地让野蛮主义乘虚而入。在尼采之后的文化批评中，这种立场的逆转一直是显而易见的：斯宾格勒为之欢呼雀跃，连马克思主义也没能为之证伪。在理解了社会民主党对文化进步的信念后，面对日益增长的野蛮行径，他们不断地倡导野蛮，说这是出于“客观趋势”的考虑，并且绝望地等着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的对立面来拯救他们，以一种盲目而神秘的方式迎接大团圆结局。除此之外，强调物质而避开谎言，这就让他们与政治经济学产生了一种可疑的亲和力，这种政治经济学就像警察跟黑社会狼狈为奸的关系一样，对它的批评源源不断。乌托邦被丢在一旁，人们不断地要求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结果我们变得越来越市侩。因为担心理论可能是无能为力的，就向生产之伟力屈服，结果更要强调理论总是空谈。即使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说，邪恶的特征也绝不陌生。如今，在商业头脑和清醒的判断力批判之间、朴素唯物主义和其他唯物主义之间，差别越来越小，因此有时难以恰当地区分开。仅仅用谎言来识别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要命，现在文化完全被谎言吸收，并且急切地要这种辨别方式来让每一种思想对立成为中庸的。如果物质现实被称为交换价值的世界，而文化无论如何都拒绝接受这个世界的统治，那么只要存在者存在着，这种拒绝就只是妄想。然而，由于说交易有可能是自由和诚实的，这本身就是在说谎，推翻这个谎言就等于说出真相：面对商品世界的谎言，即使是谴责它也会成为纠正的行为。文化已经如此失败，它并没有理由掩耳盗铃、破罐破摔，就像在童话故事中的女孩那样，撒上面粉以为就没人能看出地上曾经洒过啤酒。试图团结的人不必避而不谈他们的物质利益，也不是要跌到形而下的水平上，而应该反思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超越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