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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知识分子毫无例外都有点残疾，他们都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以免被人奚落，因为他们的自尊心已经轻轻关上了门。流亡者生活在一个必须保持在不可思议状态的环境中，无论他对工会组织或是汽车工业已经有多么完善的了解，他在这个环境里也总不得要领。大众文化垄断之下，重塑个体与创作负责任的作品之间，有一个难以弥补的缺口。开始流亡后，流亡知识分子先是被剥夺了可自由使用的语言，滋养了他们学识的历史维度也日渐衰竭。封闭的、政治管控的团体既不党同，又热衷于伐异，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可怜的人被孤立的局面。供给外侨的社会产品并不充沛，他们不得不在第一轮常规资源竞争时靠边站，等到第二回合时才能无望地争夺一些残羹冷炙。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带标签的。就算是个臭不要脸地参与了纳粹一体化的家伙也有个特殊的标签，他是社会生活中一种不真实的存在，是一种错觉。流亡者之间的关系比定居者之间的关系更要命，所有被强调出来的东西都是错的、褊狭的。私人生活看起来总是没节制、手忙脚乱、吸血鬼似的一惊一乍，因为它真的没法再证明自己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而公共生活呢，不言而喻，已经沦为对讲台的效忠。狂人有一双冷眼，他用目光在攫取、吞食，发号施令。对于自己和他人而言，都只能诊断，却没有治疗方法。就算知道有病，如果不能逃脱厄运，至少也要想办法减弱它那可怕的暴力。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但择友又需要最大限度的小心翼翼，如果还有朋友可以相交的话。一言以蔽之，伴君如伴虎。唯利是图正是一切人类关系的致命对手，人们总是事前肝胆相照、两肋插刀，事后却利欲熏心起来。有权有势的人更是膨胀，总有马屁精一看到这些金主就跟在屁股后面唯唯诺诺，那些仿古的礼仪只有在经济上治外法权的情况下才行得通。这帮小人在炫耀他们家大人的财大气粗时其实就害了他，他将不得不在一个孤立无援的陌生国度里不停地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在欧洲，如果众人皆醉我独醒常常意味着一种最为无知又自私的观点，那么像苦行这样的概念，尽管远非有序、完美，对于流亡者而言仍然看起来是最适合接受的救命稻草。只有零星几个人有值得上下求索的漫漫长路，对于大多数只有中人之才的修道者，它只带来了饥饿与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