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们都是有着强烈历史癖的人，两人间的学术文化合作长达半个多世纪。当年大学学的是历史，毕业后工作的岗位尽管不同，但仍坚守在史学这一行当范围内，同时兴趣相似，在踏上社会那么长时间里，最钟情、最放不下的还是中国史学，阅读和写作得最多的也是这一老本行。

一面是读着前人和别人的作品，一面又是写着自己的课题，读多了和写多了，就会想到怎么写和写什么的问题。

这是个积压了几千年的老问题。粗粗推算一下的话，由古及今的史著至少经历了这样三个大的阶段：一是百体杂陈的时期。最古的时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凡是史官记下的，都算史，体例也随意得很。后来有了《尚书》，有了《春秋》，体例和侧重不同，但都称为史。《礼》是记典制的，也是史。《诗》是文艺，但在我国也算是史，美其名为史诗。孔子的《论语》中引述最多的是《诗经》。除此之外，笔记、杂录、随笔也被归入史类。二是所谓“全史体”时期。太史公作《史记》，使中国的史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形成了本纪、列传、世家、书、表综合的史书形式，刘知幾在《史通》中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有人称太史公的这种史学体为“全史体”，之后的所谓“二十四史”都是仿作，当然都没太史公写得好。三是近世以来的“中国通史”体。当年章炳麟、梁启超都筹划过写作中国通史，但未如愿，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通史是夏曾佑的《中国通史教科书》，大约是著于1902年的，首次把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尔后，郭沫若的《中国通史》分章、节、目而编排之，这种体例一直沿用到现今。

上面这些主要回答的是怎么写的问题，还有个问题是写什么？综观浩如烟海的历代史著，基本的倾向是“述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就是写帝王公卿这些人的“祖世”，也就是祖宗八代。这样，一部民族史缩水成了王者的家族史。在这点上，太史公是有突破的。他当然也十分重视“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记述，在家天下的历史时期，不写帝王将相是不行的，不写这些整部历史就会散了架。但他除了写这些外，太史公他“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后汉书·班彪列传》）他是被称为“是非缪于圣人”的中国史学之祖。在他的笔下，大量的游侠、勇士、农夫、商贾，甚至于鄙人牧长、穷乡寡妇、山野烈女，都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从而“礼抗万乘，名扬天下”。在他看来，“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在这点上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他说：“农末俱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太史公的这些突破，怕是让后世的诸多史学大家为之汗颜的吧！

关于成语，有权威学者作了这样的界定：“成语是长期习用、结构定型、意义完整的固定词组。”从词义学的维度看，这是正确的。在这里，我们是想进一步从历史学维度对成语进行再界定：

成语是民间的历史记忆。尽管三言两语，可内容丰富，是浓缩的历史精华片断。“三请诸葛亮”、“三顾茅庐”这些成语记述的是三国时代刘备邀请诸葛亮出山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通过民众阅读《三国演义》等小说渐次世俗化，经过民众“添油加醋”式的加工整理，点化成了不一定与历史真实完全相符的历史记忆。又比如“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这一成语，你去查正史《三国志》，没有这种说法。你去查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也没有这种说法。它的出典何在？就是民众凭历史记忆进行的再创作，它最初一定是流行于民众口头的口头文学，后来才被小说家写进《孽海花》第二十九回中去的。“无巧不成书”，“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之类大量的成语都出于这样的民间历史记忆。

成语是百姓的憎爱情感。现在我们常使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成语，表达对那些爱做小动作、自作聪明、实则蠢笨的家伙的蔑视和忿恨情结。这句成语中的“路人”就是指百姓。有些人好耍小花招，可是，这些小花招连“路人”都骗不了，也瞒不过，你还想怎样？不要看“路人”地位低微，但他们有智慧，能识破自以为聪明人的“司马昭之心”。成语中寄寓着民众的憎爱情感。

成语是大众的借鉴标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很多成语，就是一面镜子，足以引以为镜。“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说的就是殷要以夏亡为镜，周要以殷亡为镜。成语让更多的人拿起历史这面镜子，照一照“古往”，也照一照“今来”；照一照自我，也照一照他人和整个社会。中国成语不仅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还传承了中华优良品质，成了我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励志名言，如“厚德载物”“克己奉公”“临危不惧”“卧薪尝胆”“鞠躬尽瘁”“破釜沉舟”“愚公移山”“礼尚往来”“临池学书”“不耻下问”“闻鸡起舞”“赤子之心”“精忠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振兴中华”等等。

成语中既然有历史记忆、憎爱情感、借鉴标尺，那么如果我们把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成语编排和串联起来，那岂不就是一部鲜活而富于民众气息的“中国通史”吗？

我们读着、写着、想着，产生了一种感悟：民众口口相传的中国成语是语言的精华、智慧的结晶，成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纽带，把一则则成语典故串联起来，就是一部丰富翔实而充满现场感的中国通史。于是，我们两人多年前就酝酿并撰写了一部《成语里的中国通史》，篇幅当在近百万言上下，以表达“民为邦本”的中华传统思想观念。

在具体编写过程中，我们注意了如下数点：

其一，不去打破王朝体系。王朝体系是一种客观存在，可以说，它是历史的一种时空框架，把王朝体系打破了，历史的时空概念就模糊了，整部历史就会乱成一锅粥。我们是用王朝体系去框成语，从而使成语更富有时空感。

其二，以一个朝代（或历史时期）为一单元。在每个单元的开头部分写上数百字的概述，以让读者对某一历史阶段有一大致的了解。比如“夏代”，我们概述了起始的时间是公元前21世纪，也就是距今约四千年前，指出了夏的历史地位在于实现了它前所未有的伟大转折：原始公有制的“大同社会”走完了它的漫漫数百万年的长程，大踏步地迈进了家天下的“小康社会”，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私有制王国。这是个中华文明的开局王朝。这样一个王朝一个王朝地写下去，其中相关成语便串联起了五千年文明发展史。

其三，注重成语的语源发掘及该成语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的介绍。比如，“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一成语，那是武王克殷后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当时的确需要和平，所以我们由此引出了“和平建国之路”这个大课题。由中国历史上一再提“和平”，自然而然地得出我们民族历来是爱和平的民族的结论。为了还原某一成语的历史背景，我们注重历史的真实性。每引一句成语，或考之于典籍，或引之于神话，或征之于考古，决不随意虚构，这是历史的严肃性要求于我们的。

其四，将同一历史阶段的同类成语加以归并，从而告诉读者这个王朝的特色或特质。比如周代有这样一些成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礼尚往来”、“礼贤下士”、“礼让为国”、“礼不下庶人”，等等。把这些编排在一节中，目的是还原周代这样一种历史现场：周代是我国历史上最注重“以礼治国”的时期。我们希望每个历史时期都用成语绘画出有特色的历史拼图来。

我们心中久久回荡着的是这样一句言辞：让历史回归民众，民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民众口口相传下来的中国成语，精准地描绘了渊源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通史。

郭志坤　陈雪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