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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庸无度的周幽王，把周王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最后，镐京沦陷，幽王被杀，赶到京郊的幽王的儿子太子宜臼在纷飞的战火中登上了王位，这就是周平王。在危急关头，郑、秦、晋、卫等国起兵，打出的旗帜是——
“勤王救主”这句成语指的是，当君王的统治受到某种威胁而动摇时，臣子或属下为救援主子而竭尽了心力。这里的“勤”具有尽力之意，所谓“勤王”，就是尽力于救助王者，使之能渡过难关。
春秋史开始时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诸侯勤王的一幕。
幽王被杀后，诸侯共立幽王之子宜臼为王，他就是平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首先是郑国，然后是秦国、晋国和卫国，举兵保卫周平王，他们打出的旗帜就是“勤王救主”。
原来在抗击戎人的进犯中，大将郑伯友英勇抗敌，壮烈牺牲。郑伯友之死传到郑国，使整个郑国都沉浸在悲愤之中。立为新君的郑伯友之子郑武公马上统领郑军西进。郑国出动三百辆战车杀奔镐京而来。在镐京城下郑军与戎军打得难分难解。正在此时，同样打着“勤王救主”旗号的秦、卫、晋三国军赶到，几路夹攻，把戎军赶出了镐京城，并迎周平王入了城。
救主成功，接下来该怎么办？按照老成持重的秦襄公提议：镐京离强敌戎军太近，而且已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必须迁都，迁到新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去。洛邑为天下之中，又远离戎夷，比较的安全。同时，那里早在周初就由周、召二公着力经营过，宫廷房舍都是现成的，只要稍加整饬，就可以使用了。这一说法受到了一致的赞同。最后报告了周平王，决定迁都洛邑。
由秦、卫军开道，晋、郑军护卫，一路护送周平王去洛邑。一路上虽有少量戎夷部队干扰，但在四支诸侯部队的重兵保护下，周平王一行基本上还是顺畅地到得新都，安顿了下来。
至此，西周灭亡，迁都洛邑的新王朝被史家称为“东周”。
平王东迁，使周王朝得以延续。但真正得利最大的当是地处西陲的秦国。秦的先祖虽说也是黄帝子孙，但长期来生活在荒僻的西部不毛之地，是个挂不上号的弹丸小族。夏时，依附于夏。商时依附于商。周时依附于周。到周宣王时才封了个“西陲大夫”。这次秦襄公护送周平王有功，于是封为诸侯，史家称为——
各路勤王大军把周平王护送到新都洛邑后，周平王以天下共主的口吻，对护送的四大地域部队首领说：“大家一路劳顿，现在大事已毕，众爱卿可以放心回自己的领地了。”可是，平王虽这样说，但这些护送部队的首领却迟迟不去。这时，平王身边的老臣看出了缘由，对平王说：“护送君王，他们是立了大功的，不可不赏啊！”周平王这时才意识到，周天子的威信已今非昔比了，这重赏是不能不实施的。
根据这些部队首领各自所需，平王实施了奖赏。“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很明白，晋、郑这两国是主要依靠力量，立了大功的，不能不赏。平王把肥沃的一大片河西之地赠予了晋侯，又给了郑侯以管理天下的重权。卫国的得利也不小，既得了土地又有了地位。
当然，得利最大的当是秦。秦在之前只能算是一个部族，到周宣王时始为“西陲大夫”。而到犬戎杀幽王于郦山下时，秦襄公站了出来，史书上说：“秦襄公救周，战甚力，有功。……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史记·秦本纪》）
这是最重要的。没有平王东迁一事，秦在天下还什么都不是。有了护送一事，平王将岐西之地赠予了秦，并将秦襄公列为诸侯，史书上称为“秦族始国”。其后秦能统一中国，这是关键一步。
西周创立且行之久远的那套文化制度，称之为“礼乐文化”。可是，自平王东迁后，天下大乱，礼乐文化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称为——
西周时，以礼为社会道德的总纲，以乐为社会教化的规范，“礼坏乐崩”是指整个社会纲纪的失范和紊乱，以致不可收拾。
西周时的礼乐文化是与全国的统一和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权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西周灭亡后，虽然有个名义上的周王，但权威已荡然无存，周王成了作为摆设的空架子。这样，谁还去行那周礼？“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君子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论语·阳货》）连君子都不为礼、不为乐了，更何况平民百姓？是孔子首先明确地提出了“礼坏乐崩”这一概念。
原先中央政府网罗了一大批大师级的礼乐人才，以供教育和培养礼乐人才，推广礼乐文化。这时，设在中央的礼乐学校和相关其他机构大多解散了，原先网罗的礼乐大师也纷纷出走，据《论语·微子》载，总管礼乐的大师挚自说自话地去了齐国，第一把手一走，下面的也纷纷出走，第二把手干到了楚国，第三把手缭到了蔡国，第四把手缺去了秦国。还有击大鼓的方叔先生去了黄河河滨一带，击小鼓的武先生去了汉水流域，乐官助理（少师）阳先生和琴师襄先生去了渤海一带。这是礼坏乐崩的一种表象！
郑武公帮助平王东迁，立下了不世之功，当上周天子的卿士后，就大力经营中原，使郑国一度成为华夏之霸。可是，武公一死，朝中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其子庄公继位，小儿子共叔段多行不义，庄公忍无可忍，指出——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成语现在被广泛使用，是说作恶多端的人和利益集团，到最后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取灭亡。此言最初出自郑庄公之口，被指为“多行不义”的是他的弟弟共叔段。
当年，护送周平王东迁成功的郑武公，成了地位仅次于周天子的卿士，并很快娶了申国的美女武姜为妻。武姜生下了庄公和共叔段两人。生庄公时是难产，差一点要了武姜的命，因此武姜很不喜欢庄公。而小儿子共叔段却得到了武姜的十分宠爱。郑武公一死，庄公一当政，两兄弟之间的矛盾就明朗化了。
在武姜氏的唆使下，共叔段要京都这块地方。庄公虽然觉得不妥当，最后还是同意了。共叔段要了京都以后，把京都周围的地方都吞并进去了，还改建了城墙，建设得比庄公所在的新郑城还要豪华。负责礼仪的祭仲对庄公说：“这可不对啊！先祖有一个规定，京都内的城墙最多不能超过三百丈的，不然就是失礼，就会造成大的祸害。如今京都是大大超过了，他想干什么呢？”庄公回答说：“母亲姜氏支持他那样干，共叔段又是个十分自傲的人，只能看一看再说了。”祭仲说：“不能让祸害滋生开来，要早作打算。蔓生野草尚且难以除尽，更况且你那个弟弟，他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的呢！”庄公沉思了一下，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左传·隐公元年》）
说得多好啊！那种一意孤行干坏事的人，最后必然自作自受、自取灭亡。庄公的那个弟弟共叔段也一样。共叔段的私欲是没有止境的。他不只把京地西边和北边的百姓召来由他管理，还把大片土地划入他的势力范围。他还扩编了军队，锻造了武器，准备进攻新郑。共叔段的野心已经十分明显，庄公就派两百乘精锐部队攻打京地，大军一到，京地的百姓马上反戈，仓皇中，这个不可一世的共叔段出逃了，后来死在境外，正应了“多行不义必自毙”一语。
西周灭亡后，王室的权威和实力迅速下滑。公元前720年，当了51年天子的周平王在郁闷中离世，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周桓王。当时正是郑庄公“小霸”时期，他不可一世，根本不把周王放在眼里。桓王十三年（前707年），终于发生了王权严重下滑的重大标志性事件——
“祝聃射王”这一典故，反映的是中国春秋时期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周王历来被认为是天下共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按照《礼记》上说的“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的规矩，诸侯及其下属年年都得对王送上贡品，还得时时带上礼品朝见天子呢！可是，到了春秋时期，王权急剧下滑，地方诸侯势力日益强大，第一个被称为“小霸”的是郑国，第一个敢于在交战中拉弓射周王的是郑将军祝聃。
当时周桓王即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试图削弱郑庄公的权力。他在承认郑庄公卿士地位的同时，又明确封虢公为卿士，就是要与郑庄公平起平坐。为了试探一下虚实，桓王二年（前718年）郑庄公装模作样地带着礼品去朝见桓王。可是，年少气盛的桓王却不理不睬，故意冷淡他，史书的记载是“不礼焉”。这可把周王室与郑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桓王十三年（前707年），周桓王取消了郑庄公的卿士（相当于后世的相国）职位，为了报复，郑庄公也宣布不再朝觐。双方接近于“摊牌”。周桓王想先发制人，集结了虢、蔡、卫、陈等国军队“伐郑”。可是，这支联军结集的只是一些小国，是没有战斗力的。因此，在然后的所谓“
葛之战”中，王军可以说是不战而溃。这是场没有什么战斗的战争，郑军挥旗击鼓进军，“王卒大败”，郑的大将祝聃就对准周桓王射去一箭，正中天子的肩膀。祝聃正想乘胜追击，郑庄公止住了他，还说了一番君子如何如何的话。到了晚上，郑庄公竟派人去慰问周桓王及其身边的人，处于此情此景，颜面失尽的周天子还能说什么呢？经此一役，周天子最后的一块遮羞布被扯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从此消亡，标志着春秋诸侯争霸的时代真正地到来。后世常以“祝聃射王”来形容尊者失尽了威严和人心。
“春秋无义战”，当时战乱频仍，有些战事也很难说孰是孰非。可是，也有少数清醒的政治家主张和为贵，主张——
陈是西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国都在宛丘（今河南淮阳）。这个国家的第一任君主是虞舜的后裔胡公。在春秋时期，它只能算是中等偏小的国家，国力也不太强。可是，到春秋时期陈国的第三君陈桓公时期，他自以为国力不错，实行与晋、蔡结盟而与他国交恶的国策。当时的郑国还不太强大，“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这里说的“请成”，就是请求结成友好邻邦。这本是件大好事，可盲目自大的陈桓公却出人意料地不答应。这时，富有国际交往经验的五父（桓公之弟）站出来讲话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左传·隐公六年》）
五父在这里提出了国际交往的最可宝贵的原则——“亲仁善邻”。亲仁，是说要亲近仁义之国；善邻，是说要友善四近邻邦。五父提出的亲仁善邻这一“国之宝也”，一直为我们民族所珍视。
可惜，陈桓公根本听不进五父的话，认为郑国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国家，何必与之结好。殊不知，若干年后，郑国一度成了一等的强国。郑国国君记住了当年陈国不愿交好的羞辱，起兵攻陈，“（隐公）五年庚申，郑伯侵陈，大获”。陈桓公吃了个不搞“亲仁善邻”的大苦头。史家评判道：“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
这是记述在《左传》桓公十年（前702年）的一则故事。故事说的不是大国间的争斗，而是小国虞国的国君与他的弟弟间的内斗。虞公看到弟弟虞叔有块宝玉，就向他要，虞叔很看重这块宝玉，不肯给。但冷静下来一想，虞叔觉得还是给他吧。为何一下思想转过弯来了呢？因为他此时想起了一句周谚，匹夫无罪——
怀璧其罪，原指财能致祸，后也比喻有才能而遭受嫉妒和迫害。语出《春秋左传·桓公十年》。
虞公是春秋时代姬姓的公爵诸侯，是周朝皇室的后裔。当时虞公的弟弟虞叔，有一块非常珍贵的宝玉，虞公要虞叔将这块宝玉送给他，虞叔当时没有答应。过后思前想后，虞叔又后悔地说：“周人曾有两句俗语‘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何必贪恋这块宝玉，留着这块宝玉会招来祸害的！”
于是，虞叔将这块宝玉慷慨地献给虞公，虞公得到了宝玉以后，知道虞叔还有一口锋利无比的宝剑，虞公找虞叔，要他献出宝剑，虞叔没有马上答应，说回去查找看。虞叔回家的路上，心里一直在想：“虞公所求不止，是心不餍足，心既不餍足，必将杀我。”回到家里，虞叔又对身边的人说：“虞公实在是贪得无厌。要了我的宝玉，给了他，又要索取我的宝剑。如此贪得无厌，将会给我带来杀身之祸。”于是商量之后，就乘虞公不备之时，发兵攻打虞公。所以，虞公出逃，跑到共池那个地方去避难了。
在这段故事中，虞叔最初因为拥有宝玉招来贪得无厌之人的觊觎，这也是后续一连串事端的根由。“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含义深刻，谓一个平民，本来没有罪过，因为自己藏有价值连城的宝璧，就会因璧而招来杀身之罪。后来引出“象以齿焚身、麝以香丧命”等周谚，谓象因身上的象牙，招来杀身之祸；麝鹿因身上的麝香，招来丧命之灾。居住在乱世之时，因怀有财富而招受祸患的人，实在不可胜数。周代人所说的上述两句俗语，真是警世格言。然而贪得无厌的人，终将遭受祸害，虞公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
郑国小霸时日很短，接着是齐国的崛起。齐的强盛，与其坚定不移地实行富民国策紧密相关，真所谓——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出自《管子·牧民》，其意思是说，百姓的粮仓充足，丰衣足食，才能顾及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可以说，这是齐国发展历程全部经验的历史结晶。一个国家要做到“富国强兵”，前提条件就是要发展经济。老百姓“衣食足”了，才能安居乐业；国家“仓廪实”了，才能称霸诸侯。
齐地原先是一块贫瘠之地，种不了庄稼，因此人口稀少。可是，齐太公姜尚到了那里，实行富民政策，后来齐桓公用管仲，继续发展经济，最后成就了霸业。
《史记·货殖列传》说到了齐国富强起来的两个时间段。一是姜尚建国阶段，那时齐国又穷又落后，姜尚就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第一是“劝女功”，把妇女动员起来实施纺织；第二是“极技巧”，就是发展手工业和加工业生产；第三是“通鱼盐”，农业一时发展不起来，可这里有“鱼”、“盐”两大宝啊，发展这两大优势产业，国家就可以大发展了。原先是不毛之地，一下变得“冠带衣履天下”的富足之乡了。
二是齐桓公用管仲为相的阶段，也就是春秋时齐鼎盛时期。这期间管仲是做了许多“下令如流水之源”的“顺民心”的事。比如管仲鼓励民众开荒，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他还让那些占有大量土地的权贵交出土地，让农民去耕种。如果农民改良了土地，有了好收成，五年之内不调高赋税。与发展农业同时，管子在齐国设立了“工正”、“工师”、“铁官”，把手工业与商业生产发展起来。这样，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国家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语，首先写在据说是管仲创作的《管子》一书中，为广大民众所认可。后来司马迁写《史记》，分别在《管晏列传》和《货殖列传》中引用了这句话。在引述这句话的时候，冠之以“故其称曰”和“故曰”的饰词，可见到汉代时，此言已充分成语化，广泛流传于民众的口头。
谁都承认，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的有为之君。他不只实施了使齐国繁荣和强盛的措施，也懂得以结盟的形式团结华夏各族。尤其值得一书的是，在王权大幅度下滑的情势下，他却别出心裁地利用周王这面旗帜来维系天下统一的局面。齐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年），也就是郑国发生极端地挑战王权的“祝聃射王”事件的44年后，齐桓公大胆地提出了他的极具号召力的口号——
“尊王攘夷”一词源自春秋时代，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本意为“尊勤君王，攘斥外夷”，其指导方略是“尊崇周王室，诸侯不兼并，侵夺外夷地”，后来演化为具有复杂含义的政治术语。
齐桓公六年（前680年）强大的齐国邀集陈、曹等国攻打宋国，罪名是宋国违背了先前的盟约。这时，管仲向齐桓公建言，应当让周天子出面参与其事。齐桓公问这样做有何好处，管仲说道：“好处大得很，有了周天子这块金字招牌，战争性质就变了，那不再叫‘征战’，而叫‘讨伐’。”桓公一听，连声叫妙。之后的伐郑、助卫，用的都是周天子这块牌子。投桃报李，齐桓公十九年（前667年）时，周天子在一次诸侯大会上封齐桓公为“侯伯”，“伯”与“霸”通，也就是诸侯中的霸主之意。齐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国求救于齐国。齐国打败了山戎，后又进攻直接威胁中原和东周王朝安全的狄人。这时，管仲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这句话是提纲挈领的，其意思是说，要桓公抓住两条：一条是打出抵制戎狄入侵的旗号，另一条是使“诸夏”团结在周天子周围。后来宋代大学问家朱熹把齐桓公的政治路线归结为“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简言之就是“尊王攘夷”。
在东周历史上出现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这属“尊王”或者假借“尊王”名义扩张自己利益的行为，但并非攘夷，而是华夏诸侯国之间的内战。诸侯争霸的行为，正是孟子所说的“春秋无义战”。不过，先秦诸子们对“尊王攘夷”多为正面评价，如孔子称赞管仲“尊王攘夷”的功绩，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其意是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头散发穿左衽的衣服了！当时某些北方少数民族，披发左衽是他们的习俗。由于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功抵御了某些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保护了中原地区的周王室与诸侯国，所以孔子说这句话表扬他。后来朱熹亦称赞管仲：“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尊王攘夷”的口号使齐桓公的威望大增，成为当时华夏大地上名副其实的霸主。连孔夫子也对他的“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作为大加赞赏。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也就是提出“尊王攘夷”口号后的十二年，他又在著名的“葵丘盟会”上当起了和事佬，要求参加盟会的人——
言归于好，指彼此重新和好，虽然彼此之间曾经有过某种矛盾和斗争，但现在是雨过天晴，一切都重新和解了。语出《左传·僖公九年》。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齐桓公建立霸业后，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为了重修诸侯之好，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约请诸侯在葵丘召开结盟会议，史称“葵丘会盟”。
参与会议的诸侯国有鲁、秦、卫、郑、许、曹等。在结盟大会上，诸侯国各抒己见，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如下决议：第一，不得阻塞水源；第二，不得阻挠粮食的流通；第三，要尊贤育才，选拔贤士，不得世袭官职；第四，消除过去的隔阂，重新友好相处；第五，言而有信，不得违约。盟会结束时，齐桓公最后要求：“凡是参加同盟的各国，大家在订立了盟约之后，一定要遵照执行，和好相处，不得有违。”后来，人们用“言归于好”来表示重新和好。
周襄王虽然因病没有亲自参加这次盛会，但派了大臣宰孔参加了会议，还专门为齐桓公带来了祭肉。盟会最后发表了盟约：“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左传·僖公九年》）
盟约的结语虽说只有短短的十四个文字符号，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一盟约把与会者称为“同盟”者，事实上向大家发出了一个信号，与会者应同心同德。后来孙中山先生高举革命义旗时就借用了“同盟”一词。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言归于好”的社会价值走向。意思是说，不管以往国与国、人与人之间有何宿仇，在“同盟”的前提下都可以重建和谐友好的关系。
这就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由于历史上的种种纠葛，盟会没有邀请郑国参与。后来，郑国读到了盟约以后，坚定地要求参与“同盟”。可见，即使在春秋乱世，人们盼望统一和和平的心还是十分急切的。
这是发生在鲁僖公二年（前658年）的事。大国兼强国的晋国以利诱的方法离间小国虞与虢的关系，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晋将骏马和名璧献给贪得无厌的虞君，目的达到后，又抢回了骏马和宝玉，其间只隔半年时间，故有如是一说——
马齿徒增，指马年龄越大，牙齿越多，所以马的牙齿有多少，就可以知道其年龄有多大。此成语比喻自己年岁增加了，学业或事业却没有什么成就。语出《穀梁传·僖公二年》：“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
春秋时期，晋献公一心想吞并邻近的两个小国：虞和虢。这两个国家之间来来往往，关系甚密。晋若袭虞，虢会出兵救援；晋若攻虢，虞也会出兵相助。怎么办？大臣荀息向晋献公献上一计。他说，要想攻占这两个国家，必须要离间他们，使他们互不支持而互相争斗。据我所知，虞国的国君贪得无厌，正可以投其所好。于是，荀息建议晋献公拿出心爱的两件宝物：屈产骏马和垂棘之璧，送给虞公。晋献公哪肯舍得他的最爱之宝？荀息进一步劝说：“大王放心，这只不过是让他代为暂时保管罢了，一旦灭了虞国，一切宝物不都又回到你的手中了吗？”晋献公听了觉得言之有理，于是忍痛割爱拿出骏马和美玉，依计而行。
虞公得到了晋国献来的骏马和璧，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于是一口允诺为晋国攻打虢国让出一条路。晋国故意在晋、虢边境制造事端，找到伐虢的借口，经过虞公提供的通道，轻而易举地把虢国灭亡了。
晋军班师回朝时，把劫夺来的财产分了许多送给虞公。虞公得到胜利品，更是大喜过望，感激不尽。晋军大将里克，这时装病，称不能带兵回国，于是把部队暂时驻扎在虞公京城附近。大将里克不归，两件珍宝又在虞王处。晋献公郁郁寡欢。荀息猜出了他的疑虑，于是大胆地报告了荀息自己的计谋：“下臣曾经说过，骏马和璧仅是在虞公那儿代为保管。里克率军驻守在虞国京城，现在虞国毫无戒备了。只要陛下一声令下，便可里应外合，来个一网打尽。不仅可以取回大王心爱的珍宝，还可把虞国吞并掉。”几天之后，晋献公亲率大军前去，虞公出城相迎。晋献公约虞公前去打猎。不一会儿，只见京城中起火。虞公赶到城外时，京城已被晋军里应外合强占了。就这样，晋国又轻而易举地灭了虞国。当荀息牵回骏马，手捧美玉去见晋献公时，说了这样一句话：“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其意谓美玉还是那块美玉，只是骏马的牙齿增长了。后人以此话引申出“马齿徒增”这一成语。
春秋初期有诸侯国一百四十余国，后经兼并，成为最有力量的春秋五霸。其时，小国为了自存，常联合抗暴。因为他们懂得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生存道理——
与“马齿徒增”同出一典的是“唇亡齿寒”一语。
唇亡齿寒，指如果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觉得寒冷，用以比喻人与人之间或国与国之间利害关系十分密切。语出《左传·僖公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这是历史上十分有名的一段话，它既讲了春秋历史上的一段历史，又讲了当时的小国应有的自处之道。晋献公时期，晋国渐渐强大了起来。公元前658年，晋献公为灭虢国而借道于虞国，并为虞国的国君送去了良马和宝玉。虞国君贪婪，一见那么多宝物就答应了。虞国大夫宫子奇认为，前一次借道已使虞、虢两国大伤元气，现在再一次借道必会伤害更大，乃至灭亡。于是他力劝虞君切不可借道与晋，他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灭亡，虞国必定跟着亡国。对于晋国绝不可以怂恿其狼子野心，对于入侵之敌不可漫不经心。一次借路已经是过分了，岂能有第二次呢？俗话所说的‘面颊和牙床骨是相互依存的，嘴唇丢了牙齿就受凉’，那就是说的虞、虢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谓情真意切。
可是，虞公就是不听，答应了晋国使者。虞国大夫宫之奇只好带领他的家族出走，说：“虞国过不了年终大祭了，就在这一次借道之行，晋国不用再出兵了。”这年冬天，晋国灭掉了虢国。军队回来，住在虞国的馆舍。这一年，晋国将虢国灭了之后，过不了一个月就将虞国也灭了。虞国大夫宫子奇的话不幸而言中了。
公元前659年，秦穆公登上了秦国的君位，他立志要振兴秦国，成就霸业。他清楚得很，要振兴国家，关键是要大量网罗出色的人才。他用五头公羊皮换来了隐居在楚地的旷世奇才百里奚。于是，后世就有了对百里奚这样的戏称——
“五羖大夫”原先是一种戏称，“羖”指的是公羊。“五羖大夫”就是用五头公羊皮换来的大夫，也指地位低下深藏于民间的治国干才。
这故事还得从上面说到的虞国之亡说起。虞国国君是个糊涂人，可他手下有个臣子叫百里奚的，很能干，也很有见解。他早就劝说虞君不能借道于晋，可虞君就是不听。虞国被灭以后，百里奚成了晋国的俘虏。后来，秦晋通好，晋献公的女儿嫁往秦，成了秦穆公的夫人，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隶来到了秦穆公的身边。可是，几个月过去了，秦穆公没有想用他的意思。于是，“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这时，有人告诉秦穆公，百里奚作为虞大夫是个了不起的人，只是没有机会发挥才干罢了。秦穆公悔之莫及，决定“重赎之”。与楚人谈判，“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秦穆公是个重才的君主，痛下决心要重用他。史书记载：“当是时，百里奚年已七十余。穆公释其囚，与语国事。谢曰：‘臣亡国之臣，何足问？’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之罪也。’固问，语三日，穆公大悦，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史记·秦本纪》）秦穆公是真心实意想重用百里奚这样的治国大才的。
由不被重用的虞大夫，到成为备受关注的秦国“五羖大夫”，百里奚的人生实现了巨大的转折。但他仍然以一颗平常心对待一切，对待世事。他恳切地对秦穆公说：“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在百里奚的力荐下，“穆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穆公以后秦国强大起来，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百里奚和蹇叔两位大臣。
秦国崛起后的二十年，晋国也走上了繁荣富强之路。晋公子周游各国，历尽艰难，回到了晋国，并取得了晋君的继承权。晋文公当政以后，坚定地实行法治，他的严肃执法，使全国上下——
“止如斩足，行如流水”，形容军队纪律严明，停止时，就像脚都被砍去一样，一动也不动；行走时，就像流水一样冲向前方。语出战国商鞅《商君书·赏刑》。
在春秋时，晋文公当了国君之后，不少人不服他。晋文公面对现状如何对付呢？他想，只有实行严厉的刑法来统一人们的行动，不然，就不能在晋国树立自己的威信。有一天，晋文公命令大臣到宫里集合待命。到了所规定的时间，老臣颠颉姗姗来迟，还特地对晋文公说：“依我了解，大王召集大臣前来，其实没有什么事。无事召集，所以我迟到了！”
晋文公严肃地说：“只要是君王命令召集，就是有急事。如果君王每次召集臣子，臣子都要事先打听清楚才来，那么一旦有紧急情况，岂不贻误大事了！”晋文公即刻问执法官道：“依照法律规定，迟到者应该如何处置？”执法官回答说：“应该马上腰斩。”晋文公当场下令把颠颉腰斩示众。宫中大臣们都吓得胆战心惊。
从此，晋文公只要下达命令，晋国的人没有不服从的。他率领晋国的军队攻打曹国和五鹿等地；又命令将卫国的田垄一律改成东西向，以便晋国的军队随时进攻等等，一系列胜利的取得，使晋文公在国内树立了极高的威信，只要他下达停止的命令，三军将士就像砍去双脚那样，一动也不敢动；下达前进的命令，将士就如流水那样一直向前。
差不多在齐桓公称霸的同时，也就是平王东迁百年后，地处中西部的秦晋两国悄然崛起。为了争夺地盘，它们之间长期互相制衡。为了某种共同的利益，两国之间又常常联姻通好，演绎出了诸多可歌可泣的中国故事。秦国与晋国之间的姻亲情谊一时传为佳话。后世因而称两姓联姻、婚配为——
在春秋时期，秦国与晋国互为邻国，都是春秋中期新发展起来的大国。两国相邻，免不了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同时互助互利的机缘也更多。在不断地矛盾斗争中，两国最终还是采取了结“秦晋之好”的基本国策。
公元前659年，富有远见卓识的秦穆公即位。在他即位前的几年间，秦晋间战事绵绵。秦穆公深知，秦晋两个等量级的国家要想谁吃掉谁都不可能，那样做只会两败俱伤。于是，他决定以联姻的方式改善两国间的关系，并立即派出了求婚使节。而此时的晋献公在连遭败绩后也正在考虑两国间的和解。当秦国的求婚使节到来的时候，晋献公热情接待，并当场决定将女儿许配给秦穆公当夫人。婚礼办得隆重而体面，晋国专门派出联姻使臣送献公女儿赴秦，陪嫁中就配有新从虞国俘获的大才百里奚。秦穆公也十分看重这桩婚事，还亲自到国界边上迎亲呢！
晋献公死后，国内发生叛乱，公子夷吾向秦求援，希望秦护送其回国，如能当上国君，愿以八城相送。在秦的干预下，夷吾当上了国君，这就是晋惠公。当上国君后，晋惠公不想割让八城了，闹得秦晋矛盾又起。正在此时，晋国发生了饥荒，在要不要支援晋国上，秦国决策层发生了分歧，这时还是百里奚站出来讲了话。按照百里奚的建言，为晋国送去了大量救急的粮食。史书上明确写着，为晋国送粮的既有船又有车马，从秦都（雍）到晋都（绛）的水道和陆道上“相望”不绝，可见秦的救援是真心而实在的。
后来，两国之间又一度闹起来了，而且晋君成了秦国的俘虏。秦穆公的夫人是晋惠公的姐姐，她不能眼看小弟被杀。她带了儿女，一路哭哭啼啼地来找秦穆公，要他放了晋惠公。秦穆公同意了，晋惠公回到国内，献给了秦国河西地作为报答。不久，晋太子圉送到秦国学习，穆公让他当了秦的大臣，还亲上加亲，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圉，又将得到的晋河西地作为陪嫁回赠给晋国。这门“回头亲”进一步密切了两国关系，这样“秦晋之好”作为一种历史的典范流传开来了。
这是发生在春秋中期的事。晋悼公联合12诸侯国攻秦。为了统一步调、整齐军心，联军统帅提出，作战时，全体将士都要看主将的马头决定行动的方向，这就是所谓的——
马首是瞻，原指作战时士卒看主将的马头行事，后比喻服从指挥或依附某人，出自《左传·襄公十四年》：“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
秦国强盛之后，经常欺负弱小的诸侯国，引起了诸侯们的强烈反感。公元前559年，晋悼公联合了12个诸侯国组成联军去攻伐秦国。当时的联军总指挥是晋国的大将荀偃，他原先预计，秦军一旦知道诸侯联军合力来进攻，一定会惊慌失措而溃败。不料，联军内部心不齐，力不协，士气低落。而秦国得知12诸侯国攻秦的军情后，一点也不畏惧，更没有求和的表示。秦军还在泾河的上游放毒，毒死了不少联军的士兵，这给联军以极大的打击。
荀偃见此情况，急不可待，想早点发动总攻，于是，向联军各诸侯国将领发布命令说：“明天早晨，鸡一叫就准备马上出发，各军都要拆掉土灶，填平水井。在战斗开始时，全军将士都要看着我的马头来行动，我奔向哪里，大家就奔向哪里。”
荀偃身边的将领听了命令后，觉得荀偃太专横了，很是反感。有个将领说：“晋国从来就没有下过这种命令。你要向西去打秦国，那你自己去吧，我的马头可要向东，回到我们晋国去。”
其他诸侯国的将领看到晋国的将领带兵回国，也就撤军回自己国家去了。这么一来，联军顷刻不战自乱，荀偃眼看无法挽回，也只好狼狈地撤军了。
春秋时期，宋襄公是个可叹又可悲的人物。他是个小国之君，可是又野心勃勃地想称霸，由此引发了公元前638年冬天的宋楚之间的那场“泓水之战”。当时宋军士气很高，楚军又远道而来，可是，宋襄公坚持要当那种“不鼓不成列”的所谓“君子”，结果大败而归。后人耻笑那种仁慈为——
春秋时期的争霸斗争基本上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国间进行，而宋襄公的硬生生挤入争霸行列一直在历史上引为笑谈，由此引发出来的“宋襄公之仁”这样一句成语，批评的是不自量力、自以为是、蠢笨自负、曲解仁慈的那一号人物。
宋襄公即位后七年，盛极一时的霸主齐桓公死了。宋襄公率军打进齐国。这时齐国已大不如前，宋军一开进去，齐军根本无心恋战，结果宋军全胜。宋襄公马上以老前辈的身份宣布公子昭即位，这就是齐孝公。来得莫名其妙的大胜，让宋襄公一下子冲昏头脑，他竟想象齐桓公那样当起霸主来了。
宋襄公要称霸，在他看来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强大的楚国。于是，他首先通报楚王，要他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楚王十分狡猾，先是承认，而当会盟时一下又把宋襄公抓了起来，然后又莫名其妙地将他放了。这一“捉”一“放”，使宋襄公感到自己遭受了极大的侮辱，于是就向楚宣战，最后两军对峙于泓水（河南柘县西北）。当时，整个战争形势实际上是对宋国有利的。因为前不久宋军大败齐军，士气正高；战争又在宋国进行，宋军占有地利优势；楚军远道而来，疲于奔命。战争还未打响，宋军已抢先来到泓水边上并布好了阵势，而楚军匆匆而来，急着渡河。只要正常发挥，宋军完全是有胜算的。
可是，宋襄公为其一套陈腐观念所误了。在楚军半渡时，宋军司马就提醒他可以打了，他却认为“未可”。楚军渡过河没布好阵，司马又提醒他，他还是说“未可”，说什么“君子不鼓不成列”，提倡对敌“仁慈”。等双方都布好阵再打，宋军当然一败涂地了。可他却拿出他的那一套所谓“仁学”来：君子不杀已经受伤的人，不擒捉头发花白的人，也不凭险打击敌人。对此，子鱼当面批评宋襄公说：“君未知战！”宋襄公根本不懂得战争是怎么回事，战争就是要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去抓紧时机消灭敌人，对敌人讲什么仁慈，最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这是发生在晋公子重耳身上的故事。重耳流亡国外时，楚成王优礼相待，临别，楚王问重耳，如果有一天您能回国为君，何以报答我？重耳的回答是——
避君三舍，意思是指退让和回避，表示礼让和报恩。语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春秋时行军30里称为一“舍”。三舍，为90里。《左传》中的原话是“辟君三舍”，这是对话用语，后世成语化后就变成“退避三舍”了。
春秋中期，晋国发生内乱。晋公子重耳流亡国外。先是到齐国，后又到曹国、宋国、郑国，辗转到达了楚国。在楚国，具有远见卓识的楚成王隆重地接待了重耳，让他在那里很优厚地过了一段时日。临走时，楚成王与晋公子重耳之间有一段历史性的对话。翻译成白话文是：在楚成王送别晋公子重耳的酒会上，楚王说：“公子如果能回到晋国去（为国君），您将用什么来报答在下呢？”重耳回答：“男女奴隶、宝玉、丝绸是君王所拥有的，鸟羽、兽毛、象牙、牛皮是君王土地上出产的，那些流及晋国的，可以说是君王的剩余物，我能用什么来报答君王呢？”楚成王说：“虽说如此，您还得说说该怎么报答我。”重耳回答说：“如果托君王的福，果真能回国当国君的话，我当然会好好感恩于君。日后如晋楚之间发生军事冲突，那我会‘避君三舍’——也就是退让90里。如果再不能得到君王的谅解，那就只好与君王较量一番了。”
5年之后，晋楚之间的交战不幸而被言中了。楚令尹子玉带领的楚军与晋文公（重耳）带领的晋军对垒而战。还没交上火，晋军突然后撤了90里，将士都不理解是怎么回事，当时的晋主将子犯回答了这么一句：“退三舍而避之，所以报也。”还是为了承兑当年的诺言。
这是发生在鲁宣公二年（前607年）的故事，也就是孔子出生前半个世纪的事。说明当时虽是乱世，但传统的道德文化并未泯灭。上一节的“退避三舍”是传统道德，这一节的知恩图报也是传统道德。赵盾在打猎时给予灵辄的两份饭食，一是救了他的命，一是满足了他的孝子之心。多少年过去了，灵辄反过来救了赵盾的命，问他为何如此，回答是——
一饭之报，指受人一饭之恩而生死相报，比喻知恩图报。语出《左传·宣公二年》。
鲁宣公二年（前607年），晋赵宣子赵盾在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县东南）打猎，住在翳桑。他看见一叫灵辄的人，被饥饿折磨得骨瘦如柴，就前去询问他的病情。那人说：“我肚子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赵盾便将身边的食物送给他吃，可他将食物没有全吃掉而是留下一半。赵盾问他为什么还要留一半？他说：“我已经离开家里三年了，不知道家中老母是否还活着。现在离家很近，让我把留下的食物送给她。”赵盾听了很感动，让他把食物吃完，另外又为他准备了一篮饭和一些肉。
后来，灵辄做了晋灵公的禁卫武士。一次，晋灵公想杀掉不听话的赵盾，这时，灵辄站了出来，他带领禁卫队把赵盾从刽子手的屠刀下抢救了出来，使赵盾得以脱险，免于一死。赵盾问他为何这样做？他回答说：“我就是当年在翳桑的那个饿汉。”赵盾再问他的姓名和家居时，他不告而退了。
后人以此来形容知恩图报，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就引用了“一饭之报”这一成语。
与上面一样，讲的还是社会道德。孔子入太庙的故事，在《论语》中屡屡提及，这里是一则新的故事。慎之又慎的作风，既表现在政治、思想以及日常生活上，又表现在言谈举止上，这就是所谓的——
“缄”，封闭的意思，“三”泛指多，多次、多重。如果将“三缄其口”直译的话，就是在嘴上贴了三重封条，其深层的含义是，不多说话，也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慎于言”。“三缄其口”一语首见于汉刘向的《说苑·敬慎》。
这里道出了与孔子有关的一则故事：孔子30岁开始创办私学，招收门徒。不久，带着一些门生西行入周，一个重要的节目是“观于太庙”，也就是参观他崇敬的先圣周公的庙宇。在太庙的正殿的右边，看到了肃立在那里的一尊金人（“金”是铜的意思，“金人”即为铜铸的人）。奇怪的是，好端端的一尊金人的口上，严严实实地贴着三通封条。孔子想：“金人的嘴上贴了三通封条，那还哪能说话呢？”孔子正疑惑间，来到了金人的背面，只见金人的背上镌刻着这样一行铭文：“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其意思是说，这一金人是“古之慎言人”的象征，应该有所警戒啊！应该有所警戒啊！要知道，言多必失也必败啊！
这是对孔子终生有着深刻影响的一次西行入周之旅。从此，“慎言”之戒成为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要求弟子们“入则孝，出则弟”，要做到这点，关键在于“慎而信”（《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话谨慎，说话算数（“信”是算数）。他告诫弟子们，所谓好学，最关键的一条是“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也就是行动上扎扎实实，说话时谨慎从事。在回答子张的“学干禄”（即如何求仕）时，孔子告诉弟子们，除了多听听别人的见解外，更要学会“慎言其余”（《论语·为政》），也就是不要自以为是，胡说八道。孔子始终是把“慎言”看作修身、养性、为人、处世、交友、治国的重要一环的。
楚国地处南国，屈原在《离骚》中有“帝高阳之苗裔”的说法，可见楚族本是五帝之一的颛顼氏的后代。经过长期的发展，到春秋中期政权的接力棒传到了雄心勃勃的楚庄王手里。他为了测试朝臣的忠奸，表面上日夜享乐，不理政事，实则雄图在胸，所谓——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语源，一般认为出于楚国的兴国之主楚庄王，成语化以后指的是平时深藏不露，关键时刻做出惊人之举的人。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当时，楚国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形势。尤其是楚国朝中忠奸、善恶难分。于是，楚庄王决定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做法来测定忠奸和善恶。
楚庄王即位后的三年间，表面上一直不理政事，只是日夜享乐。还发出警示，谁敢进谏的，判死罪不赦免。这时，伍举（伍子胥之祖）来到庄王面前，只见庄王怀抱美女正在寻欢作乐。伍举说：“有一句隐语说，有只鸟停在高岗上，三年不飞不叫，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楚庄王的回答是：“三年不蜚（飞），蜚（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史记·楚世家》）这就是“一鸣惊人”成语的出典。
此后数月，楚庄王的奢侈生活有增无减，大夫苏从冒死进谏。楚庄王大声问：“难道你没有看到‘有敢谏者，死无赦’的禁令吗？”苏从亢声回答：“如果我能牺牲自己而使国君清醒的话，我死而无憾！”楚庄王挥挥手，说：“你下去吧！”
经过三年的观察，朝中哪个忠、哪个奸，哪个有谋、哪个无略，楚庄王的心中一清二楚了。楚庄王锐意实行变革。他诛杀了多个图谋不轨的奸臣，重用伍举、苏从等敢于直谏的人，“一鸣惊人”地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全方位改革。这样，在晋、齐两个老牌霸主中落的形势下，楚国一枝独秀了。
楚庄王使楚国强大起来以后，不安于偏居南天。起兵击败了晋国之后，又迫使郑国臣服。公元前606年，楚兵直指中原的洛水边。周定王慌了手脚，派出大夫王孙满对其实施安抚。楚庄王并不满足，出人意料地做出了这样的惊人之举——
楚庄王带兵一举击败了晋国，又使郑国臣服于己。公元前606年，楚军的前锋已到达了洛水边上，在周边境陈兵示威。周定王慌了手脚，派出大夫王孙满带了许多礼品来“劳师”。这就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问鼎中原”事件。史载：“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军。楚王问鼎之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史记·楚世家》）
王孙满是个绵里藏针的人物，他知道强大的楚国得罪不起，就跟庄王讲道理，讲历史。王孙满告诉楚庄王：当年夏禹利用“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就是为了“使民知神奸”。民众看到了鼎，就明白了什么是神圣的，什么是奸邪的，就会坚持德性，力斥邪恶。后来夏桀失德，也就失去了鼎，“鼎迁于殷”。六百年后，“殷纣暴虐，鼎迁于周”。王孙满还告诉楚庄王：“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王孙满大讲历史，大讲天命（所谓“卜世”、“卜年”），一时竟然将楚庄王吓唬住了，“楚王乃归”，问鼎事件就这样告终了。
自从楚庄王率军进军中原，并于中原“问鼎之小大轻重”以后，人们便将中原之外的政治和军事势力觊觎中原的疆土财物，统称之为“问鼎中原”。
从公元前606年的楚庄王问鼎中原，到公元前528年的楚平王即位，时间只过了78年，而楚国的衰落已成定势。楚平王是个十足的昏君，他借故杀忠臣伍奢父子，伍奢小儿子伍子胥外逃，十年后归报父兄仇，世称——
“报仇雪耻，十年未晚”这句成语是说，只要把仇恨牢记心头，不断积聚力量，不倦寻找机会，就是十年后得以报仇，也不算是晚。而这句成语的原典是春秋历史上真实的“伍子胥十年归报楚王仇”的故事。
楚平王相信奸臣费无忌的话，说大臣伍奢正与太子建联手叛变国家，要推翻楚平王的统治。楚平王对这样毫无根据的鬼话竟信以为真，把伍奢囚禁起来，并召伍奢的两个儿子前来准备一并杀之。接到召令后，大儿子伍尚就要回去，而小儿子伍员（伍子胥）头脑十分清醒，他预言会被杀而“令仇不得报”。一心尽孝的伍尚一回到郢都就与其父一起被楚平王杀了，而不从召的伍子胥求得了一条生路，并得以日后归报楚王仇。
伍子胥走的是一条漫长的复仇之路，也是艰辛的跋涉之路。伍子胥过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初为关吏所获，后为渔父所救。到了吴国，伍子胥一度行乞于街头，差点饿死，而好心的浣纱女以一饭相助。到得吴都，吴王僚这个胸无大志的君主根本不想进攻楚国，倒是公子光胸怀大志。他们合力除掉了吴王僚后，公子光继位，这就是吴王阖闾。阖闾任伍子胥为“行人”，集外事与军事于一身。伍子胥日夜操练士兵，又引进孙武为大将，准备与楚决一死战。
这时，杀害伍子胥一家的楚平王已经死去，继位的是不中用的楚昭王。公元前506年，吴国以孙武为大将，以伍子胥为军师，率大军攻楚。经五次大战，大军一直打到楚国建都两百年的郢城。伍子胥入郢后，亲自掘开楚平王的坟墓，在楚平王的尸骨上狠狠鞭打了三百下，实现了“十年归报楚王仇”的夙愿。
公元前496年，吴伐越，越大败。越王勾践折节事敌，振贫救难，与民同甘苦，终于重振家国，靠的是一种精神，叫做——
“卧薪”指睡在柴草上，“尝胆”指品尝苦胆。卧薪尝胆，形容一个人忍辱负重，发愤图强，最终苦尽甘来。后人常以此语表示为了实现某一理想，刻苦自励，奋发图强。其语出于越王勾践复国图强的故事。
在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可算是世仇。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勾践即位，吴国乘机伐越，越军奋起反击。双方大战于檇李（今浙江嘉兴），结果吴军大败。吴王阖闾的一个脚趾被砍去，伤势日重，最后不治身亡。儿子夫差继任，决心报仇。两年后，双方大战于夫椒山（今太湖椒山），吴军大败越军，长驱直入，最后越军退守会稽，越王勾践龟缩在会稽山区，麾下的越国士兵也只存下五千人。这就是所谓的“会稽耻”。
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大臣文种以商汤、周文王为例，要勾践在逆境中奋起。勾践认同了。不多久，越国派出了求和的使者，表示越王愿为吴王的臣仆。越王在吴国干了两年苦役，被放回了越国。回国后，勾践时时不忘复国雪耻的大志。史书上这样写道：“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彩，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载勾践：床前悬挂苦胆，坐卧都看得到，吃饭时尝尝苦胆的滋味。司马迁认定勾践有尝胆之事，但没提卧薪之事。有学者认为有“尝胆”一节，而并无“卧薪”之说也许是后人敷衍出来的。其实不然。从勾践的复兴越国的过程及经验来看，“卧薪尝胆”这个基本事实是存在的。上面这段话中其实至少讲了四条：一是不忘初心，用“尝胆”的方法时时警示自己；二是艰苦奋斗，“身自耕作，夫人自织”之类皆是，睡柴草当不可免；三是“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团结贤人一起干；四是最重要的，就是“与百姓同其劳”，一直想到老百姓，并站在老百姓一边。这样做，当然无往而不胜了。
回越七年后，勾践想雪会稽耻，被大夫逢同阻止了。又过了两年，吴国发生内乱，勾践又想攻吴，又被大臣劝阻了。又过了三年，“吴已杀子胥，道谀者众”，大谋臣范蠡才说“可矣”，一举而灭吴，“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