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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王朝从武王元年（前1046年）克殷成功始，真正称得上“郁郁乎文哉”的，仅武、成、康、昭四朝，加起来正好是70年。到了西周王朝的第五朝周穆王时期，已是“王道衰微”了，问题在于，穆王彻底改变了周文王确立的中央对地方的治国大略——
怀德畏威，释义为对君王或上司既感激而又惧怕其威严。语出《国语·周语上》：“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这里说的是周穆王的故事。周穆王在西周历史上名气很大。他的名气大，不是因为他的治国有道，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与前四朝周王完全不同的放荡国君——好游乐、好征战。周文公（周公旦）制定的治国方略是，收起了兵器，藏好了弓箭，让美善的德惠，遍及于中华大地，这是长治久安之道（《史记·周本纪》）。可是，处于安定局面下的周穆王把先王的这些教诲忘得干干净净，莫名其妙地对犬戎准备发动一场大征战。
当时一位叫祭公谋父的大臣站出来，劝阻说：“不行啊，先王显示德行而不炫耀武力。兵力是储存起来到一定时候才能动用的，一动用就会使人畏惧；炫耀武力就会滥用，滥用就不能使人畏惧。”
祭公谋父又引了周公在《诗经·周颂·时迈》所说的话进一步劝导：“‘将兵器好好收藏，将弓箭藏进皮囊；我们君王寻求美德，施予这华夏之邦，君王定能保持天命久长。’先王对于老百姓，努力端正他们的德行，使他们的性情更加宽厚；改进他们的工具，扩大他们的财源；指明利害的方向，用礼法整顿他们，使他们获取所追求的利益，而尽量避免祸害，怀念恩德而畏惧威力，所以能保证周王室世代相承，日益壮大。”
这时的周穆王根本听不进去，强词夺理地说：“我意已定，我要通过征服犬戎以增强中央权威，让天下四方都臣服。”祭公谋父继续开导周穆王，说：“我听说犬戎的国君树敦，一直尊重周中央政府，表示臣服于天子，同时也早已作好了种种准备，可以击退一切来犯之敌。在这种情况下，为何还要进攻犬戎呢？我请周王听从先王这样一句话：‘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怀德畏威”，这是中央对地方的治国大略。“怀德”，就是要让地方感怀到中央的恩德，“畏威”，同时要让地方畏惧中央的威势。
周穆王根本听不进臣下的话，悍然出兵西征，这样一来，中央与地方关系迅速恶化了，此后荒服的地方势力再也不来朝了。
相传周穆王在西征犬戎的同时，还乘机西游，远行到传说中的中华文明发祥地昆仑，在昆仑的瑶池见到了长生不老的仙女西王母，还品尝了西王母送给他的——
瑶池玉液，传说西王母居于瑶池，西王母赠之以仙家所酿造之美酒，名为玉液。周穆王西征犬戎，见之于史乘的某些记述，而其西游见西王母的故事，则记录在西晋初年汲县魏墓出土的《穆天子传》中。
有这样一则穆天子西游的神话说，人间之王穆天子与仙池之王母一见如故，相见甚欢。穆天子赠西王母以白圭玄璧，西王母招待穆天子以瑶池玉液。两人又同游瑶池，深情对唱。西王母唱道：“白云在天，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西王母的意思是，只要穆王健健康康地活着（“将子无死”）就希望两者常来常往。周穆王回应唱道：“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周穆王保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三年后再来相会（“将复而野”）。正当穆天子留连于昆仑和瑶池之时，东南方的徐偃王造反，周穆王闻悉后非常着急，在此关键时刻，造父驾车一日驰千里，让周穆王迅速返回了镐京，及时发兵打败了徐偃王，平定了叛乱。由于造父立了大功，周穆王便把赵城（今山西洪洞）赐给他，自此以后，造父族就称为赵氏，为赵国始祖。几十年后，造父的侄孙秦非子又因功封于秦（天水），为之后秦国始祖。
“瑶池玉液”这句成语，曲曲折折地反映了周穆王时代的统治者沉溺于游乐的情状，当然也留下了西天乐土、仙境美酒的佳话。
由穆王下传五代，政权交接到了厉王手里。厉王好利，且暴虐侈傲。国人谤王，他就采取高压政策。国人莫敢言——
道路以目，指百姓在路上遇到不敢交谈，不敢说真心话，对暴政敢怒而不敢言，只能以目示意。形容民众对残暴统治的憎恨和恐惧。这一成语首见于《国语》，真实地反映了暴君周厉王时代的社会现实。
厉王是西周王朝的第十王，二世后，西周王朝即告灭亡。周厉王的时候，“厉始革典”，也就是开始变更周初建立起来的礼治制度。厉王极为宠信为他牟利的荣夷公，什么都听他的。周王朝原先规定，山林川泽之利为全体民众共有，荣夷公为厉王出了个坏主意：把这一切都收归王有，名之为“专利”。
大夫芮良夫冲着厉王当面高声直谏：“王室将要衰落了！荣夷公只求独占财利而不知道大难。利是由万物中产生出来的，是由天地所养育而成的，假如要独占它，所带来的怨恨就会很多。天地万物，人人都要取用，怎么可以独占呢？触怒的人太多而不防备大难，用这些来引导陛下，陛下能长治久安吗？治理天下的人，应该开通利途而分配给上上下下的人，使天神百姓和世间万物无不得到它应得的一份，即使这样尚且天天担忧，害怕招来怨恨。”
大夫芮良夫又引经据典地说：“《颂》诗讲：‘文德郁盛的后稷啊，功堪比天；使百姓得以生存，无不受到恩惠。’《大雅》讲：‘广泛地施德，奠定了周朝。’这不正是布施恩惠仍怀有戒惧之心吗？所以能开创王业并延续至今。现在陛下要想独占财利，这可以吗？普通人独占财利，尚且被称为盗贼，作为天子这样做的话，归附王室的人就少了。荣夷公若被重用，周朝一定会败亡。”
厉王根本听不进去，不仅不罢免荣夷公，相反提拔了他。不久，荣夷公当上了卿士，诸侯都不来朝见献享了。“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周语上》）老百姓“多怨”，“忿恨”，以致于“国人谤王”，国人是城市居民，集中起来闹事，还批评漫骂了厉王。厉王不高兴了，先是监控闹事者，后又实行抓捕，造成了“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
这个严厉而蠢笨的厉王看到老百姓都不讲话了，却“为之喜”，还喜滋滋地对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听了这话，召公给厉王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说了一段传世名言——
“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一语的意思是，不让民众说话，其危害要大大地高于用堵塞的方法去治水。
这话是召公当着周厉王的面说的一段谏言。召公是周初政坛上活动时间最长的政治家，先后辅佐了文、武、成、康四代周王，影响极大，地位和周公不分伯仲。这里的召公是开国召公的后代。他的谏言说服力强，影响也大，其言谓：“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雍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史记·周本纪》）这里是用了几千年的一个典：以水喻民。水可导不可堵，堵则“雍而溃”，堵塞的结果是会使河堤崩溃，造成祸害。民可“宣之使言”，而不可“监”之“杀”之，要让老百姓讲话，用言语来宣泄自己的情感，更不能监督和残杀民众。
对于废除专利法的意见，厉王根本听不进去，他一味宠信荣夷公，还让他来负责实行“专利”。实行专利后，百姓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顿时民怨沸腾，在当时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其意思是说，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再吃我的黍（指粮食）。多年来我纵惯着你，而你却对我们毫不照顾。我们发誓要离开你，到那欢乐的乐园去。老百姓对周厉王的强烈不满情绪溢于言表。
召公看到形势危急，就劝告厉王说：“王上，百姓们实在受不了了，‘专利’法再不废除，难保不发生动乱！”可厉王充耳不闻，还让卫国的巫师去监视老百姓，如果发现有人非议“专利”，咒骂厉王，就抓来杀头。从此，人们虽然牢骚满腹却只好往肚子里咽，谁也不敢再说出来了。熟人在路上遇到也不敢交谈，只是以目示意。整个镐京，顿时变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气。
厉王却以为自己的残暴统治产生了效果，沾沾自喜地对召公说：“你看，还有谁在说什么吗？”召公听了，对厉王说：“百姓们的嘴虽被勉强堵住，但使他们的抱怨变成愤恨了。正如把水堵住，一旦决口，伤人更多；而应采用疏通河道的治水方法，治民也是这个道理，应该广开言路。如今大王以严刑苛法，堵塞言路，不是很危险吗？”厉王对召公的话置之不理，反而更加残酷地实行残暴的统治。
由此引出了又一句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意思是说，堵塞百姓的嘴巴带来的危害，那要比堵塞水所带来的危害大得多。厉王以弭谤而洋洋得意，可是，“三年，（国人）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不得不出逃，后死在南方的荒野之地。
周厉王越来越不像话，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引发了国人的起义。厉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之始）周厉王被袭出走，死在外地。当时太子静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于是，不得已由德高望重的周公和召公两人共同代行政事，有十四年之久，这段时间后世称为——
“共和行政”，又称“周召共和”，指周厉王之时国人发生暴动攻入王宫，周厉王逃跑，政权由大臣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掌，称为共和。共和元年，即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共和行政，这是中国历史，尤其是编年史上的一件大事。正是从共和行政开始，一直到今天，千百年来不曾间断，是中国历史得以保证延续性的重要开端。按《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共和元年，岁次庚申，即公元前841年。“共和行政”这一成语使用得很宽泛，是指没有国君主政的贤人政治。及至近世，西方民主政治观念渗入古老的中华，“共和”就成了民主政治的代名词。
从语源学意义上讲，“共和行政”一词与西周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政治体制相关联。周厉王的暴政和对民众的镇压，引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怒，国人（城市民众）起来进行武装暴动，厉王无奈逃出国都，国人包围王宫，扬言要杀死太子，大臣召伯虎设法将太子转移到自己家中。这就更加激怒了民众，转而包围了召公府。召伯虎无奈，表示可以交出“太子”。召伯虎交出的这位“太子”（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儿子）后来被国人杀了。这样，周都城中既无国君，又无“太子”，可是“国不可一日无君”，这时就推出一些贤臣来共同管理国政，这就是所谓的“共和行政”。“共和行政”起于何时？《史记》上有多种说法，大家比较认可的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一种说法：“共和元年，岁在庚申。”
按照六十年一甲子的计算法，那年即是公元前841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纪年的开始。
那么，这共和行政的“共和”指的是谁呢？由于史书记述的不一，就有了种种说法。主流的说法是：“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这也是司马迁写在《史记》中的一种说法。这里的“共和”就可以解释为周、召二相“共同协和行政”的意思。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东吴四朝重臣韦曜（204—273），本名韦昭，他是中国古代史上从事史书编纂时间最长的史学家，官拜中书郎，出任博士祭酒，掌管国子学。少时好学能文，对于三代之承继卓有探研，后世《三国志》多取材其《吴书》及有关见解。唐代学者张守节在给司马迁的名著《史记》作注时（后名为《史记正义》）特别引了韦昭曰：“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也。”这里的“彘之乱”即为“厉王奔彘”或称“国人暴动”、“国人起义”。韦、张之说法，其实比较简单地将周、召二相代行政治的含义又推广了，说是“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参与其事的说成是一个群体了。
共和行政大约推行了十余年。《史记》上说，“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为王，是为宣王”。
这个太子静就是后来的周宣王，宣王即位后，很想有所作为，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但此时的西周王朝已步入末路，回天无术。宣王四十六年，其子幽王即位。继位的第二年，即天生大灾，史书谓之——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此言表面上是表述一种巨大的自然灾变。“高岸为谷”，是指在灾变前高高的山峰，一下变成深深的山谷；“深谷为陵”，是指巨大的灾变使深深的山谷，变成了高高的山陵。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的思想理念，因此，后人应用这一成语时，往往与改朝换代联系在一起，常喻人世间的重大变迁。语出《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据史料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所描述当年的三川是指泾水、渭水和洛水，都是周王国的母亲河。岐山，是周文化的发祥地。现在母亲河枯竭了，发祥地崩裂了，这不能不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古人认为，这是上天对人世的一种昭示。就在当时，大臣伯阳甫就明确指出：“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国亡之征也。”
伯阳甫是西周末期太史，掌管起草文告、策命诸侯、记录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等，为朝廷重臣。老子、孔子之前两百多年，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不为常人所知，此人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对西周末年泾、渭、洛三川大地震，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明确指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上升），于是有地震。”认为地震并非鬼神的作用，而是阴阳两种力量互相对抗运动的结果。他还预言这种灾害，会使“土无所演（滋润），民乏财用”，将使西周灭亡。
面对大灾大难，亡国之君幽王不但不去切实解决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顿，而且荒淫无度，闹出如此丑剧——
烽火戏诸侯，意在批评昏庸君王以社稷江山为儿戏的荒诞行为，警示为政者应以此为戒。该成语最初出典于西周的末代君王幽王。
宣王的儿子幽王即位时，国家已经十分的虚弱了，自然灾害再加上人为因素，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幽王不但不去解决社会危机，由于腐败，相反使矛盾越来越尖锐了。他重用“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的虢石父，弄得政局混乱，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可他全然不顾这些。在一次征伐褒国时，获取了大美女褒姒，从此两人似胶如漆，幽王有时半个多月也不上朝。褒姒虽美，但不爱笑。为了博褒姒一笑，虢石父出了个祸国殃民的坏主意。
《史记·周本纪》记述了一则十分完整的荒诞故事。“为熢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这是中国最早独创的国防御敌之术。设立烽火台，一旦有敌寇来犯，就一路的点燃起烽火，并且擂起震天响的大鼓，各路诸侯见烽火、闻鼓声就会紧急向敌人进犯处结集，击败敌寇的进犯。幽王听信虢石父的诡计，竟敢以燃烽火为游戏来博得美人一笑。据史书记载，幽王和褒姒站在城头，第一次令人点燃烽火时，各路诸侯全都匆匆赶来了。但当他们大汗淋漓地赶到目的地时，看到的是幽王与褒姒正在那里春风满面地饮酒作乐时，诸侯们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了。第二次，仍有一些诸侯赶来，第三次就没有诸侯赶来了，“数举烽火”而无战事，谁还信你幽王？
数年后，西夷犬戎攻打周王朝的中原地带，幽王急了，马上令人“举烽火征兵”，看到了烽火的各诸侯都以为幽王又在“戏”他们，所以全都按兵不动，“兵莫至”。犬戎兵很快突破了周王朝京都的防线，在骊山脚下杀了幽王，美丽的褒姒成了对方的战利品。就这样，一个原先“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就这样终结了。“烽火戏诸侯”是一场历史的闹剧，也是一出历史的悲剧。有许多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后人深思和警惕的。
西夷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幽王退走后，申侯、鲁侯、许文公等共立原来的太子姬宜臼为天子，于公元前770年在申（今河南南阳北）即位，是为周平王。因镐京已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而周朝西边土地大多都被犬戎所占领，周平王恐怕镐京难保，于公元前770年在郑、秦、晋等诸侯的卫护下，定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建立了东周王朝。东迁后的周朝，史称“东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