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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在文化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继承下来的古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统一精神，仁爱精神，孔子称之为“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是说三代人一直在统一和仁爱的“道”上直行。发展的是人文精神，从夏的“尊命”，到商的“尊神”，再到周人的“尊礼”。这三“尊”的递进，明白不过地道出了人文精神的高扬。周人也谈鬼神，但其基本的态度是——
敬而远之，基本含义是，对某事某物表示尊敬却有所顾虑不愿接近。语出《论语·雍也》。
春秋时期，孔子认为仁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实行的方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樊迟是孔子的学生，从小贫穷，读书刻苦，还懂种田。未拜孔子为师之前，樊迟已在季氏宰冉求处任职。当孔子回鲁后前往拜师，他求知心切，凡事都要问，曾三次向孔子请教“仁”的学说，樊迟曾问如何才算有智慧？孔子回答说：“尽力做有利于民众的事，敬畏鬼神但远离它们，能这样，可以说是有智慧了。”孔子的解答简明扼要，但含义深刻，他对夏商周三代的文化进行了一番梳理，得出的结论是：“夏道尊命，事敬鬼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在《论语·雍也》中说得更明确：“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里表达的意思是：办好民众想办的事宜，对鬼神只是抱一种敬畏之心而远离它，这是一种大智慧。
走出对鬼神的盲目崇信和畏惧，走向切切实实的“务民之义”，也就是努力把民间的事办好，这是周代在文化领域出现的新气象。
最早站出来“尊礼尚施”的，不是别人，而是周代创业时的大圣人周公。他经历了成王初立时的平乱，经历了迁殷民的斗争，经历了东伐淮夷的斗争，经历了设官、分职、用人方面的种种烦难，忽然悟到一个道理，即以礼治国。正如史书上说的：“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史记·周本纪》）他下定大决心，实行政治上的大变革——
周公是亲历了武王到成王时期的一场大乱的。当时，“管叔、蔡叔及群弟疑周公，武庚作乱，叛周”。最后是周公果断出手，平定了叛乱。但是，痛定思痛，最后周公认定问题出在一个“礼”字上。
周公从商王朝的历史教训中吸取了不少的统治经验，特别是利用商朝统治阶级的迷信上帝鬼神，相信天命的思想。因此，他首先确立了周王是天上天帝的儿子，是天下的共主，叫做“天子”。又以周天子为大宗；与周天子同姓的诸侯，因为都是周天子的叔伯、兄弟，故叫做小宗。这样就形成一种以血缘关系为联系的“宗法制”。那么对于异性诸侯，怎么办呢？周公认为，仍然可以通过宗法关系来加以控制，因为异性诸侯也多为周族的亲戚，在宗法上仍有间接联系。这样，就完全可以利用宗法关系把各个诸侯控制在周天子之下。
既然周王是天子，是天下共主，诸侯是臣属，就有个君臣、上下之分，诸侯之中也有亲疏之别。在诸侯内部也有君臣、上下之分，亲疏之别。诸侯之下还有卿、大夫、士的等级，这样，就形成一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阶梯式的等级制度。由宗法制和等级制度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一套完整的、严格的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等礼仪制度。根据史书记载，商朝和周朝都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就是征伐。周朝的祭祀虽然不像商朝那样天天举行，事事占卜。但举行祭祀的仪式也很隆重，有乐有舞。出征打仗有不同的仪式，有不同的乐舞，会盟、饮宴、婚娶、丧葬等等，都有不同的仪式和乐舞。而这些大概就是周公作乐的内容了。
同时，在周公看来，礼是可言可履的，是安排好人与人之间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关系的行为准则，而乐能给人以和谐欢乐之感。两者相配，就能推进天下太平、万民顺服、百官承事（《孔子家语·问玉》）。
这就是“以礼治天下”的初衷，也就是流传万世的中华“礼乐文化”。在东周“礼崩乐坏”时期，礼乐文化为孔子一生所追求，孔子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
那么，为何要制礼作乐呢？或者说，制礼作乐的主旨是什么呢？周公给出的答案是明确的，“兴正礼乐”的目的就是为了“民和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睦了，社会生活就平安，繁荣富强就有了基础。而为了实施“民和睦”的大目标，又必须形成一种社会规矩——
“尊”指地位或辈分高，与“卑”相对，“序”为次第。尊卑有序，意指尊卑之间有严格的顺序。语出西汉戴圣《礼记·乐记下》：“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
对于礼，《说文解字·释礼》中说：“礼，履也。”把“礼”比喻成“履”可以说是妙趣横生。“履”是鞋子的雅称，它是穿在脚上的，相对于上面的天来说它是居于“卑”和“下”的地位的，以“履”喻“礼”本身就含有“以下事上”和“以卑敬尊”之意。“履”又可以释为步履，即前进的步伐，说明可以从礼中看到人类的文明进程。“履”又有履行、践行之义，表示你在礼的行进过程中向上天许下的愿，一定要付诸实施。所以在《周易·履卦》的初九卦辞中有这样的说法：“初九：素履往，无咎。”“素履”者，老老实实按礼办事也，那样就能一切安好了。
后来，人们又将“礼”演义成“理”。“礼也者，理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记·仲尼燕居》）意思是说，礼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是万万不可小视的，也是改变不了的。礼之所以能站住脚，因为它体现了天理。
在儒家学派中，荀子是非常注重礼的。他写了《强国》《富国》两名篇，在这两篇中他强调，要实现强国和富国，就非得建设好礼制不可，所谓“国之命在礼”。而礼制的主旨何在呢？他的回答是：“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说了那么多，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尊卑有序。
我们就是要通过“礼别异”的特殊功能，使整个社会的各色人等都找到自己的合适地位，从而建立一种秩序，促成社会的安定团结。
与“以礼治国”密切相关的是人际关系上要讲求“忠诚”。周公的尊礼是讲实际的，他提倡的是切切实实地实施，对鬼神是敬而远之的，把人与人之间的忠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周礼的核心价值在于“近人”，即——
文化史上历来就有周公制礼之说。周公是灭殷兴周改朝换代的当事人。他是周文王的第四子，武王姬发之弟。在伐纣的战争中，周公手持大钺，成为武王第一辅臣。胜利后周朝遍封同姓诸侯和功臣，周公被封在曲阜为鲁公，但他未就封国，改封其元子伯禽为鲁公，自己全力辅佐武王，之后又辅佐年幼的成王。
他下决心在礼乐文化上改弦更张，重新制礼。所谓对周王朝的治理重新做出规划，并不是把前朝的一切文化要素都推翻掉，然后从头再来。周代的礼治文化批判性地继承了前代人的文化成果。既因于夏礼，又因于殷礼，取前者之礼中的精华而发展之。最重要的是，“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意思是说，周人的尊礼是讲实际的，提倡的是切切实实的实施，对鬼神是敬而远之的，周礼的核心价值在于“近人”，把人与人之间的忠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何为“以礼治国”？要而言之，就是“近人而忠”，讲人事，讲人际的交往，讲人与人的忠诚与忠厚，少讲以至于不讲鬼神事。
“近人而忠”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涵与范畴。孔子提出为人行事以忠信为主，一次，他的学生子张问什么是可以到处都能行得通的办法？孔子说：说话要忠信，行事要笃敬，即使到了蛮貊之邦也可以畅通无阻；反之，即使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
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忠恕”。曾子还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首先就是为别人做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忠经·天地神明章第一》中说：“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忠，是人对天地、真理、信仰、职守、国家及他人等都至公无私，始终如一。《说文解字》中讲：“忠，敬也，尽心曰忠。”人要做到竭诚尽责就是忠的表现。忠的要点在于“一其心”，忠者，心无二心，即为无三心二意之谓也。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极力赞美，自《汉书》后，历朝史书中都设有《忠义传》。尽忠确实是做人的根本，无论从事什么职业，要想真正做好，一刻也不能离开忠字。忠，既不拘于时空，也不拘于地域，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
“以礼治国”决不是一句空话。要达到这一宏大的目标，就得建立起完整而有序的礼制体系。这就决不是周公一个人的事了，经过多少代人的打磨，在周代终于形成了彪炳千秋的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个方面的礼制大典，世称——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句名言，是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的。孔子的意思是，周代的礼仪文化是那样的美好昌盛，因此，我推崇周的礼仪文化制度。后世对孔子此言耳熟能详，渗入寻常百姓家，“从周”一词已完全成语化，表示对周这样的先进文化的遵从和推崇，历代有不少人还以“从周”两字来命名呢！
说周代“郁郁乎文哉”，它究竟“文”在哪里呢？学者以为，周代之文就文在完整地制定了“五礼”上，这“五礼”世代相传，影响了中国历史几千年，至今仍是中国不可或缺的优秀文化遗产。
这“五礼”之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遗产。根据后人的追述，“五礼”的大致内容是：“周公救乱，弘制斯文，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虔，以嘉礼合姻好，谓之五礼。”（《隋书·礼仪志一》）
这里，对“五礼”分别作一点简单的解说：其一，“以吉礼敬鬼神”。这里说的“神”，是指天神、地神、河神、水神等各类神祇，这里也不是盲目的“敬”，而是将敬天与知天联系在一起，敬地与治水土联系在一起，这样“吉礼”也带有了人文性。这里说的“鬼”是指本族的先祖。孔子是反对“非其鬼而祭之”的，各家祭各家的祖先，不要跨越。其二，“以凶礼哀邦国”。这里有个发展过程。最先，凶礼是用来纪念为保卫邦国而丧生的烈士的，所以叫做“哀邦国”，后来推而广之，一切因天灾人祸死亡的人物，一切丧生的人物，都可归入凶礼之列。其三，“以宾礼亲宾客”。宾礼最初是指诸侯对周王的朝见，诸侯间的聘问和会盟的礼节，后来推而广之，寻常百姓家的宾客往来也有一定礼节了。其四，“以军礼诛不虔”。最早当然指的是战争过程中的种种礼节，比如下战书、通报战将姓名、不杀战俘等，后来把田猎、筑城等也归为军礼，因为这些活动大都是由部队实施的。其五，“以嘉礼合姻好”。嘉礼的面很广，包括婚、冠、庆、贺、宾射等活动的礼节。
这五个方面又可分为多少个方面，这就有了“曲礼”之说。“曲礼”者，细礼也。据说在周代就有“礼仪三百，威仪（曲礼）三千”的说法。就是说，最大的礼是“五礼”，“五礼”的分枝是“礼仪三百”，将这些分枝再细化，就是“威仪（曲礼）三千”了。
中国古代有本最经典的礼书，名为《礼记》。该书开宗明义的第一章《曲礼》，就是具体分析五礼之精要。文中明确指出，“中华五礼”之立不是为了装门面，而是为了提高中国人的素养，为了治国和安民，概而言之就是——
修身践言，意指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时刻不忘修身和履行自己的诺言。语出《礼记·曲礼上第一》：“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其大意是说，不要超越了礼的节度，依礼而行就不能侵侮他人，依礼而行就不能随意与人亲昵失度，更不能花言巧语。加强自身修养，实践自己许下的诺言，这才可称之为善行。行为有修养，谈吐合情理，这就是礼的本质特征。
这里强调了礼的实践性和目的性问题。礼的要旨是实施礼，是依礼而行。礼是对人的人文要求，其最可贵处在于依礼而行。“不逾节”，就是不能超越礼所规定的节度办事。主要不是看你说了些什么，而是主要看你做了些什么。因此，本质而言之，行礼是人的“修身”的一门大功课。礼所明文规定的种种条款，就是修身的准则。失去了这种准则，既是失礼，又是失身。
周人提出“修身践言”，把修身与践礼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和优势。
周代之礼教强调了礼的双向性和互动性。同样是在《礼记·曲礼》篇中作者强调了，礼之推行既不能“往而不来”，也不能“来而不往”，那样都会使礼失去它应有的功效，也不符合人类的社会心理。正确的态度该是——
礼尚往来，其意思是指在礼节上注重有来有往，对等互动，以尊重对方为施礼的目的。语出西汉戴圣《礼记·曲礼上》：“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
“礼尚往来”这句成语兴起于周代，见之于经典文献《礼记》，说人类之所以要建立礼制，其目的是为了一个“安”字，也就是社会的安定团结。怎样实施社会之“安”呢？那就是要满足人的“务施报”的心理。你对人施之以礼，对方回报你相应的礼，这样心理上得到了满足，人与人之间也就能相安无事。南朝宋裴骃在《史记集解》时说：“礼尚往来，以劝进也。”说得好极了，礼尚往来，是一种积极的回报，是一种相互之间的推进（劝进），用现今的话来说，是一种文化正能量。
春秋时期，孔子在家收弟子开坛讲学，引起了鲁定公的重视。当时鲁国政权掌握在季孙、孟孙、叔孙三家手中，以季孙权力最大。当季平子死了以后，其家臣阳虎（亦称阳货）囚禁了其子季桓子，专了季氏的政，这也就相当于专了鲁国的政。阳虎为了加强治理能力，便想拉拢孔子出来做官，以壮大自己的声势。据说，有一天，阳虎专程去看望孔子，孔子闻知后即借故不见他。阳虎就想了一个让孔子见他的办法，他再次去看望孔子的时候，给孔子留下了一只烤乳猪，因为他知道孔子是最讲究“礼尚往来”的。果然，孔子见了礼物后，不得不去拜谢回访，但孔子也很聪明，他找了一个阳虎不在家的时间。不过，让孔子没想到的是，在路上，两人还是相遇了。
在周人看来，“礼尚往来”应该是全民性的。《礼记·曲礼上第一》中明确说，礼的原则，是要求自己谦卑而尊重他人。即使当小贩的那样身份低微的人，也都有自尊心，也都有值得尊重的地方，何况那些既富且贵的人呢！富贵者懂得礼仪，就不会骄奢淫逸。贫贱者懂得礼仪，就不会失去志向。
这里把礼尚往来的本意说得清清楚楚了，就是尊重人的自尊心，就是相互“劝进”。
“礼尚往来”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洽，甚至打通了人与人之间的某些隔阂，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助推剂。
周代之礼有一显著的特点，就是强调了当政者的垂范施礼。要把周代打造成一个和谐融洽的礼治社会，当政者——包括君主——在施礼上要做出榜样。为了网罗治国平天下的贤能之士，高明的统治者就应懂得惜才、爱才，主动地虚怀若谷地向贤能之士请教，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这就叫做——
“礼贤下士”这句成语，有时也写成“礼下贤士”，表现当政者对有才德的人的尊重，对有识之士的屈己延聘。这也是周能灭商和周代前期繁荣昌盛的重要条件。周文王甫立，就执行礼贤下士的决策。
“礼贤下士”是对有才德之士的一种真诚的尊重，为了事业的大局，当政者宁愿屈尊恭请也不愿埋没了大才。周文王“日中不瑕食以待士”，为了招待才士有时连吃饭都顾不上。辛甲是殷之重臣，曾经对纣王“七十五谏而不听”，愤而离商，来到了周地。辛甲找到了召公，尽情地谈出了自己建国立业的方略，召公马上将辛甲的情况向周文王汇报了，文王以为此人是可用大才，“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史记·周本纪》）真是用人不疑。
文王去世以后，武王继位。武王继续执行“礼贤下士”的人才政策。武王对自己的属下，对那些才士的谦卑比之他的父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带兵伐纣，偏说是奉父命而为之。他敢于当着诸多臣属说“予无知”，自己只是个无知的孩子，而称属下的那些臣僚是“先祖有德臣”。自己是依仗这些“德臣”率军伐纣的。这是一番“礼贤下士”的真心话，是足以打动在场的臣属的，也会影响到天下众多的才士，众多的诸侯。“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天下的贤人才士会“不期而会”在武王的大旗下，这是“礼贤下士”方略的胜利。
春秋时期有关“礼贤下士”的事例颇多。《管子·小问》载，一天，齐桓公与管仲在宫内商讨要征伐莒国的事，还没有行动，消息已在外面传开。桓公非常气愤地对管仲说：“我与仲父闭门谋划伐莒，没有行动就传闻于外，这是什么原因？”管仲说：“宫中必有圣人。”桓公寻思了一下，说：“是的，白天雇来干事的人中，有一个拿着杵舂米，眼睛向上看的人，看来一定是他！”那人叫东郭邮，等他来到齐桓公跟前，桓公把他请到上位坐下，询问他说：“你是说出我要征伐莒的吗？”东郭邮毫不掩饰地说：“是我。”桓公说：“我密谋欲伐莒，而您泄露伐莒的打算，究竟是何原因？”东郭邮回答：“我听说过，君子善于谋划，而小人善于推测。这是我推测出来的。”桓公又问：“你是如何推测出的？”东郭邮说：“我听说君子有三种表情，欣喜兴奋是庆典的表情，忧郁清冷是服丧的表情，红光满面是打仗的表情。白天我看见君主在台上坐着时，露出红光满面的表情，像要打仗似的，虽然没有出声，但见口形应是说莒国，君主举起手远指，也许是指向着莒国的方向，我私下认为小诸侯国中不服君主的只有莒国，因此，我猜测您是在谋划伐莒。”桓公听后，异常欣喜地说：“好！你从细微的表情和动作上断定一件大事，真了不起！我要同你共谋事。”不久，齐桓公就提拔了东郭邮，委以重任。由是看来，正是齐桓公礼贤下士，选贤任能，才为其霸业储备了大量的有用人才。
周礼的精萃之一在于一个“让”字。“让”就是谦让，辞让，甚至适度的退让，即所谓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孔子是深明礼之真义的，他倡导的“温、良、恭、俭、让”，“让”处于压轴的位置。“让”能安民，“让”能安邦，“让”能安天下，统而言之为——
礼让为国，是指以礼所提倡的谦让精神来治理国家，改善民风和政风。语出《论语·里仁》：“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对礼让的作用，孔子做了明确的肯定：能够用礼让原则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不能用礼让原则来治理国家，怎么能实行礼呢？在实际生活中，一个提倡礼让的国家是文明的国家，一个懂得礼让的社会是和谐的社会。
从一些史料看，在礼治的作用下，周代前期的礼是起到了协调人际关系作用的，那时礼让之风成为了社会的主旋律。有这样一则故事说的是西伯在未灭纣之前，就暗暗地做善事，诸侯国有了纷争，都来找他裁决。当时虞、芮两国的人，为了一块土地互不相让而发生争吵，一直无法自我解决，于是就来到周国想让西伯帮助解决，认为西伯是有德的人，让他来裁定吧。他们一起来到了周地，只见耕田的人都在自家与别人家的田的交界处留下很宽的田垄（畔），互相谦让而不侵占别人的土地。进入周都邑，又看到周人男女不同路，特别是礼让老者和弱者。到了周朝廷，更发现周人士让大夫，大夫让卿，有礼有节。人与人之间相处十分强调礼让。虞、芮两国的人，还没见到西伯，就深感惭愧了，于是商议着说：“我们所争的，正是周人所耻笑的，还去见西伯干么，不是自取其辱吗？”于是各自回国了，双方都要把那块相争的土地让给对方。各方诸侯听到这则故事，都说：“周人礼让成风，西伯该是受天命，要得天下的君主。”
由礼让成风，而让人想到受天命和得天下，礼让对于民众和国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了。
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离西周还不太远。孔子及其弟子所言的“先王之道”，主要是指西周之道。孔子的弟子有子是位礼学大家，他认为西周重在——
“礼之用，和为贵”，其意思是说，礼的实际运用价值，最可贵之处在于能促成社会和平、和谐。由此，“和为贵”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语出《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把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就是：有子说，礼应注重于应用，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推进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先王之道，其美好处也正在这里。和为贵是实实在在的，大事和小事都要按此原则办。当然，“和”也不是和稀泥，不是为和而和，不以礼的规范来节制，那就行不通了。
有子这里说的“先王之道”，明显指的就是周初推行的礼让国策。礼有“体”有“用”。礼的“体”主要指礼的种种规范和准则。礼的“用”则指的是礼让的实用价值，就在于推进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也就是“和为贵”。如果大事小事都按照礼让和和解的原则去办，这个国家还会有解决不了的事吗？
“和”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在《礼记·中庸》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曾子觉得，礼的推行和应用要以和谐为贵。但是，凡事都要讲和谐，或者为和谐而和谐，不受礼的约束也是行不通的。这是说，相互之间既要遵守礼所规定的等级差别，又不要出现不和。
有子提出的这个观点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当时的社会中，各个等级之间的区分和对立是很严格的，其界限丝毫不容紊乱。上一等级的人，以自己的礼仪显示其威风及尊严；下一等级的人，则怀着畏惧的心情唯命是从。但到了春秋时代，这种社会关系开始破裂，那种森严等级的封邦建国制度遭受诸侯征战日渐崩坏而引起的社会秩序混乱，伦理道德文化的日渐散失导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现象，谓为“礼崩乐坏”，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已属常见。对此，曾子认为，有子提出“和为贵”说，其目的是为缓和不同等级之间的对立，使之不至于破裂，以安定当时的社会秩序。
曾子理解，有子既强调礼的运用以和为贵，又指出不能为和而和，要以礼节制之，可见孔子提倡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这是有其合理性的。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人们常有“周礼过于繁缛”之叹。有那样成百上千的礼仪条文，要全民都记住，都践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为了实施上的便捷和实用，周统治者在礼的施行上做了实事求是的有益变通——
礼不下庶人，指不对百姓苛求完备的礼节。语出《孔子家语·五刑解第三十》，亦见于《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这句成语，寻常百姓也常常提及，但未必深明其义。直白地翻译成白话文，那当是：礼不必全数下达于庶人，对普通百姓也不必求全礼。
关键是要弄清何以“礼不下庶人”呢？
从本质上说，礼是治国之道，也是安民之道。在已经建立起国家机器的“家天下”的社会条件下，当然主要是由天子、诸侯、各级官吏来“礼治”了。这些人比之数以千万计的庶民来说，是少数，但却是“关键的少数”。读一读《周礼》《仪礼》《礼记》，礼的条文实在太多了，真所谓“礼记无算”，真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从制礼的初衷而言，这些主要是为那些“关键的少数”制定的，是为了让这些人更好地依礼而行，把国家治理得更好一些。但对于广大目不识丁的庶民来说，要记住和弄懂那么多的礼仪条文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于是，后来就比较实事求是地、变通地提出“礼不下庶人”。
有注家写道：“庶人不庙祭，则宗庙之礼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则车乘之礼所不及也。庶人见君子不为客，则朝廷之礼所不及也。不下者，谓其不下及也。”（《礼记·曲礼上》游桂注）这位注家以为，礼往往是一定场合下对人的礼仪举止上的规范化要求，如果某些人物群体根本不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那么这样的“礼”对他们来说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了。这位注者举了三种情况和场合：一是名门大族乃至国家级的庙祭，参与其事的当然是族长、地方长官和国家元首之类的头面人物，“庶人不庙祭”，当然他们也不用去学什么“庙祭”之礼了。二是所谓“车乘之礼”，那对“有车族”来说是门大学门，怎样的人乘怎样的车，怎样的车见到比自己高档次的车应实施怎样的礼，学问大得很呢。可是，“庶人徒行”，给他们讲车乘之礼，无异于对牛弹琴了。三是所谓“朝廷之礼”，这对大大小小的文武百官来说是事关身家性命的大礼。据《礼记》《周礼》记载，单是这方面的礼就有上百条，而对庶人来说，实在是无用之礼。注者说得好，“不下者，谓其不下及也”。礼不下庶人，那是相当部分礼与庶人根本不搭界的缘故。
这就可以想见，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在周代，礼的建设虽有它的全民性，但重点在于作为“关键少数”的官僚和贵族集团。至于对广大庶民来说，实施的是“礼不下庶人”的比较实在的决策，老百姓重要的还是“遽于事”，把农、工、商这样的实事办好了，那是既利国又利民的。
当然，把“礼不下庶人”说成是对普通百姓不必讲什么礼数，那是后人的敷衍与引申，与原始的语意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