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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始祖名弃，据称其母践大人迹而生下了他。家人以为不祥，“弃之隘巷”，于是有了“弃”这个怪异的名字。弃有大志，“好耕农”，被称为——
周的始祖弃一生都是个奇迹，他的母亲是中国西部一少数民族部落有邰氏的一名女子，名叫姜嫄，一作姜原，后来嫁给了黄帝的曾孙高辛（五帝中的第三帝）。这样算起来，弃也算是黄帝的第五代传人了。
可是，弃来到人世就让人感到奇特。他的母亲姜嫄一次外出，“见巨人迹，心欣然说”，一脚践入了这巨人迹之中，于是就有了弃这个孩子。家中人都“以为不祥，弃之隘巷”，于是就有了“弃”这个古怪的名字。可是，接下来一系列的奇迹发生了——在隘巷中“牛马过者皆辟不践”；后来又被扔到山林中去，出入山林的人很多，也无人伤害他；后来又被人弃到一个水渠的冰块上，忽然有众多的飞鸟来“翼覆荐之”，保护了这条小生命。他母亲姜嫄“以为神”，也就是认定他命大，就又“收养长之”。
可是，这孩子一点点长大以后，越来越看出与别的孩子不一样。史书上说，“弃为儿时，屹有大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史记·周本纪》）别的孩子去玩耍了，他不去玩，他喜欢的是学习种植农作物，而且种出了好果实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长大以后，“好农耕，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他对农耕是有研究精神的，他不仅懂得种植，还懂得研究土壤，按不同的土壤种植不同的作物。
“好农耕”的弃，被帝尧知道了，经过郑重考察后，宣布封他为“农师”，即农者之师。周这个地方祖祖辈辈不富裕，当时还是个相对落后的地方，那里的百姓挨饥受饿是常有的事。自从弃当了农师以后，“播时百谷”，民生大大改善了。不仅周地的老百姓日子好过了，百谷推广开去以后，全天下人的日子也大为改善了。帝舜当政后，为了表彰弃的业绩，给了他邰（今陕西武功县西南）这么一块封地，并封他为“后稷”，意思是农耕之王。五帝中的两代君王盛赞了他，于是，“农师后稷”这一美名就传遍天下了。称他为“后稷”的人多了，他的原名“弃”反倒常常被人忘却了。
后世把后稷（弃）作为农神，作为农耕业的始祖来看待，不仅是周人，普天下的华夏人都认同他，世世祭祀不绝。
后稷亡过后，恰逢“夏后氏世衰，去稷不务”，农业生产荒废了，其子不得不“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到后稷之重孙公刘时，才“复修后稷之业”——
彻田为粮，彻者，治也，指开荒种粮，出自《诗经·大雅·公刘》：“度其隰原，彻田为粮。”
公刘是周族历史上后稷之后最了不得的王者。公刘的祖父不窋晚年时，正处于夏朝政治衰败时期，夏朝太康废弃农官，不注意农事。不窋因而失去农官之职，于是逃奔到戎狄部族地区。不窋死后，他的儿子、公刘的父亲鞠即位。鞠死后，公刘即位。公刘虽然处在戎狄偏僻地区，但继续从事后稷的事业，他带领族人发展祖业，从发展农业着手，振兴周族。特别是致力于耕种，到处察看土地性能，从漆水、沮水渡过渭水，伐取木材以供应用。于是，在他带领下，外出的人有资财，定居的人有积蓄，民众仰仗他过上好日子。各族人感念他的恩德，周边地区的人大多迁到这里，拥护和归顺他。周朝事业的兴起就是在这里开始的，所以诗人创作歌诗乐章称颂他的德行。公刘死后，其子庆节即位，把国都建在豳地。
《诗经》所言“度其隰原，彻田为粮”，是指周人当时所居的地区，条件较差，大多是低湿地，即所谓“隰原”，在没有加以改造之前，是难以耕种的。公刘实施“彻田为粮”是个大政策。他所谓的“彻田”，首先是治理土地。“隰原”原先是不适宜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公刘就在隰原上开出一道道水渠，让其中的水流向大江大河。这是“彻田”的第一义。其次，把“彻田”与土地使用权紧密联结在一起，实行谁彻田，谁占有，这是第二义。再次，在彻田基础上，适当的收取一点税收，这就是孟子津津乐道的“周人百亩而彻”（《孟子·滕文公》），也就是给你一百亩土地，相应收取相当于十分之一的税收。
“彻田为粮”一词，后人释义为开荒种粮治田畴，这也可以说是以农立国的根本。公刘这样做，“务耕种，行地宜”，使周民“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史记·周本纪》说：“周道之兴自此始。”
自公刘之后，周族曾经一度中衰。传十代，到了周历史上著名的古公亶父时期。“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义”，他一面关心民生，恢复以农为本的好传统，同时力求与邻邦和平相处，人们一致称道他是个好国君，因其能——
积德行义是讲为君的古公亶父的崇高品格。积德，指的是他继后稷、公刘之统绪，发展生产，关心民生，因此得到民众的广泛拥护。行义，是指从民众利益出发，不擅开战端，以和为贵，以义胜敌。
古公亶父，又称周太王，为上古周部落的领袖，据推算，古公亶父是轩辕黄帝第十六世孙、周祖后稷的第十二世孙，在周人发展史上是一个上承后稷、公刘之伟业，下启文王、武王之盛世的关键人物，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改革家。
有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个名为薰育的戎狄国攻打周国，说是要财物。为了免使百姓受战乱之苦，古公亶父给了对方一些财物。后来对方得寸进尺，又要“地与民”。老百姓愤怒异常，纷纷请战。古公亶父却说“大家立我为君，是要我带领大家一起过好日子，现在为了争夺地盘而让百姓失去父子生命，我实在不忍心啊！”
古公亶父这样说，也是真心的，也是有说服力的。他是多么希望和平建国啊！同时，还有另一层意思他没有说。这时周还是以豳地（今陕西彬县东）为都，那是公刘在不得已情况下被迫而为之。豳四面为戎狄所包围，四面树敌，决非久居之地。于是，古公亶父决定“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这是一次战略性的大转移。适时的让出地盘，一方面显示了和平的意愿，同时也实现了战略转移的意图。
岐下即为周原，从此，这一族才正式定名为周。
古公亶父时期的都城初时设在豳地，这是块众敌包围中的“四战之地。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更为了显示和平建国的诚意，古公亶父决定撤离豳地。这让真心热爱他的豳地百姓受不了了，百姓都表示，要撤大家一起撤！于是就有了如此感人的场景——
扶老携幼是说人们搀扶着老人、带领着小孩，成群结队地出行。这一感人的历史场景出现在古公亶父带领周族人撤离豳地的时候。
从豳地到岐下，少说也有数百里路程。古公亶父一行本想悄悄离去，心又有所不忍，难免会露出端倪。对此，《史记·周本纪》做了这样的记载：“豳人举国扶老携幼，尽复归古公亶父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亶父仁，亦多归之。”古公亶父原想只带了近亲私属一群人，学他的祖先不窋一样，离开豳国，迁徙到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定居。不料，古公亶父的这个举动被老百姓知道了，人们死活都要同行。不仅原来豳地民众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照旧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邻国，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都来归附于他。所以，老子依据古公亶父的事迹写成了《道德经》第三章的“使民不争”。认为要像古公亶父那样，他为了民众远离战争，不争而退让到可以不要原来的住所，不战而退从豳到了周原。他最终赢得了民众的心啊，他最终不战而胜！
由此看来，“扶老携幼”归于古公亶父的不只是豳人，还有大量的戎狄人。这一故事，也正好用事实说明了仁者无敌的道理。
在周历史上，古公亶父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君王。他来到岐下后，团结扶老携幼来到这里的民众，改变了“戎狄之俗”，在那里“营筑城郭室屋”，一座全新的都城建设起来了。此后，又一点点形成了“五官有司”的政治制度。周由此开始走上了统一天下的康庄大道。因为古公亶父伟大功勋，后世尊其为周太王。
古公亶父死后，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公季。“公季修古公之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公季死后，王位传到了周文王西伯手里。“西伯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把周的王业又大大推进了一步。接任后，西伯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常常是——
日不暇食，是说每天都忙于公务，常常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这里说的是周文王的勤政。
周文王的生活状态可以用一个“忙”字来概括。他在忙些什么呢？据《史记·周本纪》说，一是忙于“则古公、公季之法”，也就是按照先王制定的法规严格实施，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二是忙于“笃仁”。在“仁”字前面加一个“笃”字，就有认认真真地为民办仁事的意思。“笃”是笃实、顶真的意思。三是“敬老、慈少”，就是为社会弱势群体办事，保护好老人和小孩。四是为国家选择好、使用好贤人、能人，这是他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史记·周本纪》说：“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
“日不暇食”这一成语就是在说周文王礼贤下士时提出来的。据说，连伯夷、叔齐这样最著名的大隐士，也“闻西伯（周文王）善养老，盍往归之”。其意谓，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关心老人，扶养老人，便一起去归附他了。
“日不暇食”的勤政精神，为周的统一天下作好了政治上、经济上，以至于人才上的充分准备。
周文王去世后，雄才大略的周武王继位。武王九年，武王率军渡河东进，为灭商作准备。他所乘坐的那艘舟船行进到大河中流时，颇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发生了——
白鱼入舟，说的是白鲦跳入船内一事，这是殷亡周兴之兆，也是用兵必胜的征兆，一般情况下也形容好兆头开始。
这次武王东进，打出的旗号是“奉文王以伐”，也就是为了实现周文王统一天下的遗愿。出发前，他对司马、司徒、司空以及持有符节的相关部门下了死命令，要求大家众志成城，打好这一场大仗。“毕立赏罚，以定其功。”每个参与其事的人都要立下军令状，等战事了结后以功行赏。
话说商纣王残暴无道，周武王集聚力量，准备夺取天下。这一年，武王想看看支持自己的诸侯有多少，自己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就在黄河渡口盟津（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会盟镇）会盟诸侯。武王过河时，船行到河中间，突然间，有条白鱼跳了起来，不偏不倚正落在武王的船上。武王先惊后喜，一条白鱼儿怎么会让武王那么激动呢？原来，周武王也是很讲迷信的，认为这是天意，是一种象征。鱼身上有鳞甲，和战士的甲胄有相通之处，于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就把鱼当作军队的象征。商朝以白色为贵，白色代表着商朝的王权；而舟，和周同音，舟也就象征了周王室。这一切联系起来，那就是商的军队要归周了，商的天下也要属周了。如此一条大白鱼从河中高高跃起，硬生生地落在武王乘坐的船中。武王也似乎感悟到了什么，不敢怠慢，“武王俯取以祭”，就是说，武王十分有礼貌地俯下身去，抱起了这条白鱼，并举行了“白鱼入舟”的祭祀仪式，以谢上天之恩典。
这事马上传播了开去。经过附会加工，有了这样一种说法：“鱼，介鳞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马融语）在三代时势中，夏主黑，商主白，周主红。白鱼入舟意味着主白的商王朝气数已尽，“入舟”者，意味着天下就要进“入舟”（“舟”与“周”同音）统治的火红的新时代了。
“白鱼入舟”这一成语典故后世反复被人们所运用，以指天命所归，或直指不可抗御的改朝换代。
武王率军东进，矛头直指商都之郊牧野。随即与八百诸侯会盟于盟津，作《太誓》，斥责商纣王的极端无道：“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核心是说他腐化不堪，沉迷酒色，不足为帝，用当时的一句俗话说就是——
牝鸡司晨，指母鸡报晓，旧时比喻妇女窃权乱政，出自《尚书·牧誓》：“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
这里讲了武王讨伐纣王的故事。公元前1066年2月5日早晨，周武王带兵讨伐纣王，周武王左手拿着铜制大斧，右手拿着白色的指挥旗，在距离朝歌七十里的牧野誓师时说道：过去说雌鸡没有晨鸣之道，雌鸡代替雄鸡打鸣则家尽，妇人夺取丈夫的政权则国家要亡。周武王指出，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就在此时此刻此地；结果马上将由拼杀来决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他号召将士们在今天这场战斗中要威武雄壮，像虎、豹、熊、罴一样勇猛，在商都郊外决一死战。又特别号召不要迎击向我们投降的人。纣王收到消息说武王反叛，便带着他的七十万人马迎战，只是纣王的这些手下早就对他恨之入骨，战斗刚打响便纷纷倒戈。纣王自己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他只好逃回朝歌自焚了结。
《史记·周本纪》做了记载：“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惟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这里说的“牝鸡”，指的就是母鸡。道理很简单，母鸡是不会报晓（即“司晨”）的，想用母鸡来报晓，受害的只能是自己的那个家。商纣王沉湎于声色之乐，哪里还顾得上社稷江山，最后走上亡国之路也是必然的。
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运用“牝鸡无晨”或“牝鸡司晨”一词时，似乎是在反对妇人干政。其实不是的。无论是直面商纣而言，或后人将“牝鸡司晨”作为成语使用时，此语的主旨都是批评腐败的君王沉湎于女色，不事国政，最后导致亡国。周武王在牧野誓辞中说得很清楚，“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商纣王沉湎酒色，暴虐百姓，最后把商国引上亡国的轨道。
为了打胜这样一场除暴安民的战争，周武王需要借助“天”的权威，以显示自我的正义性，提出了影响中国整部历史的观念——
恭行天罚，指奉天之命进行惩罚，出自《尚书·牧誓》。
在牧野誓师会上，武王宣布了商纣王三大罪状：第一，纣王只是听信妇人的话，轻蔑地抛弃了对祖先的祭祀而不闻不问，抛弃他的先王的后裔。第二，不任用同宗的长辈和兄弟，却对四方八面的罪人逃犯十分崇敬、信任、提拔、任用，让他们当上大夫、卿士。第三，残暴虐待老百姓，在商国胡作非为。讲了三大罪状后，即宣布：“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尚书·牧誓》）其意是说，现在我发誓要恭敬地按上天的意志来讨伐商纣，惩罚你的罪行。
当时周武王带领的“八百诸侯”的部队，有兵车三百乘，精壮的卫队有三千人，带甲的武士四万五千人。而商纣王“发兵七十万拒武王”。表面看来，商军要大大超过周武王率领的义军。可是，“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商纣王回到鹿台之上，“自焚于火而死”。武王率军攻入宫中，向商纣王的尸体象征性的连射三箭，“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这些都表明一个王朝的终结。
周武王所说“惟恭行天之罚”，成语化以后就简化为“恭行天罚”，数千年来，此成语反反复复地出现在讨逆的文告中，用以证明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恭行天罚，后世演绎成“替天行道”和“代天行罚”这样更俗化的言词，并被广大民众所接受。
商王朝曾经是强大的，而且它拥有的疆域也大于前朝。可是，商纣的倒行逆施，使这个王朝在顷刻之间倒塌了。这使夺得了政权的周武王懂得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道理：要想使新建立的政权真正站住脚，就必须解除民众的战乱之苦，应顺民意，走和平发展之路。于是，在建国后不久，就明确宣告——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一成语最初当形成于周武王灭商以后不久，意思是把战争用的刀枪锁入仓库，把战马放牧南山，实施和平建国。
多种史书上记载有这样一个有价值的故事：武王克殷之后，受尽商纣王盘剥的老百姓纷纷奔走相告，从郊外远道来欢迎，沿路跪拜周武王。武王乘着简朴的战车，春风得意，频频抱拳向沿路的平民百姓还礼：“让上天赏赐给我们平安！”武王召集了九州的州牧，登上了豳地的一座土山，久久盘桓不去。周武王要大家一起放眼遥望商邑，原先的帝王之都，现在衰微到何等地步，这还不值得引起深思吗？武王禁不住为之慨叹。
然后，武王回到了岐山脚下的周，自己一个人沉思着，整整一个夜晚没合眼。周公旦来到王的身边，问道：“王啊，为何睡不着呢？”武王回答道：“我在想呀，商所以亡、周所以兴的道理。”武王又说：“我们已经铲除了恶人，我们再也不能让民众生活在战乱之中了，要让百姓过上安稳的好日子。”周公旦听了这话，不住地点头称是。随后的日子里，武王毅然决然地采取了这样的举措，下令打开钜桥的粮仓给百姓放粮，首先解决了他们的温饱问题，又将鹿台的金银钱财赈济天下贫民，还减除了商纣王时的苛捐杂税。武王以礼治国，实施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仁政，得以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力蒸蒸日上，友邻小国服服帖帖，大国也佩服至极，与他和睦相处。《史记·周本纪》载道：“（武王）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这就是说，在灭商以后，周武王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建国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经过与周公旦这样成熟的辅助之臣的商议，他决定实施这样的国策——“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即俗称的“马放南山”。原先的马是战马，现在从军旅中解脱出来，成为了南山之阳家用马匹。原先的牛是军中运输军需的主要畜类，现在放归到桃林之虚（虚可释为田园）成为了农家的耕牛。“偃干戈，振兵释旅”，把干戈这些兵器改铸成农具，让士兵解甲归田，这就是“刀枪入库”。周武王选择的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
东征平乱之后，周公、成王就开始大刀阔斧地封邦建国，主要是利用“亲戚”的势力，来保卫周王朝中央政权的安全和权威，名之为——
为巩固周朝统治，周公果断率军东征，经历三年的苦斗，平定了叛乱，最终杀了武庚、管叔，流放蔡叔、霍叔。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于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周武王殁后的那次大叛乱给周公以巨大的教训。“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资料，就是说，周公意识到二叔（管叔、蔡叔）的叛乱，认为分封势在必行。将亲属分封在各地为诸侯，以这种藩属的关系替周朝守护四方，作为周朝的屏障。这里明确告诉人们，大规模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起因就在于“二叔之不咸”。
“封邦建国”就是把周王室姬姓的族群分派到各地去建立国家，利用亲情的力量使他们效忠于中央，以达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目的。“封邦建国”也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所谓“封建”。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有这样一段具体而微的记述：周初大分封的重点是周王室的子弟，单单文王、武王、周公的后人被封已是不少。所谓“文之昭也”，就是文王的子弟，点到了鲁、卫、毛、曹等十六国。所谓“武之穆也”，是指周武王的弟子，点到的有晋、韩等五国。所谓“周公之胤也”，指的是周公旦的后裔，点到的有蒋、邢、茅等五国。这当然还不是全部。《荀子》上记载说，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天下不称偏焉”。（《荀子·儒效》）之所以天下没有人说这是一种偏见，那是因为这样做是顺乎民心的，大家都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天下大定。
周初的“封建亲戚”，事实上使周天子的子孙几乎都得到了分封，实际上奠定了以“亲亲”为基准的国策。分封的结果是使诸侯国成了“兄弟之邦”。
分封既重于形式，又重于内容。就形式而言，分封时要举行极为隆重的仪式，使封者和受封者都感受到这是极具神圣性的举措，从而日后认真实施分封仪式上的承诺。就内容而言，其主体就是以天子的名义把一定数量的土地和民众赐给受封的诸侯，世称——
当时分封诸侯，要举行十分隆重的仪式。据相关文献记载说，分封仪式必须在周都举行。分封的主持人当然是周天子。在分封仪式上，周天子对被封者表示关怀，受封者对周天子表示效忠，要发表一篇相当于效忠词的演说。
在分封仪式上，受封的诸侯从周天子手中接受册命，称为“册封”。册封的主要内容是授民和封土，也就是明确将某一方土地和一定数量的民众封赐给诸侯，让他建立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周王朝负责。所谓授土，实际上只是授土地的使用权，当时明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权是掌握在周天子手中的，可以授予，也可随时解除。所谓授民，主要指把一定数量的臣仆赐给诸侯们，如当时赐给鲁国国君殷民六族和商奄之民。至于在所封土地上耕耘的自由民，是不予赐的。在史书上有“封土不封民”的说法，正因为如此，当时列国民众的迁徙是相当自由的。
“封邦建国”制度是周代的重要制度，在当时条件下，这一制度对巩固周王朝对全国各地的统治，对发展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对实施周王朝的和平建国的理想，都是发挥了十分积极的正面作用的。
“封邦建国”制度的推行，使四海之内的各诸侯国成了“兄弟之邦”，于是乎，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
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成语指的是天下人皆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一般认为此言首见于《论语》：“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无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司马牛忧虑地说：“人家都有志同道合的兄弟，可我的兄弟是暴虐者，等于没有。”子夏安慰他说：“君子只要敬重别人，做事没有过失，对人恭敬、有礼，那么，四海之内的人都是你的兄弟。”
其实，此类的说法当时已相当普遍，如《大戴礼记》等书中也都有“千里之外皆为兄弟”“普天之下皆为兄弟”的说法。这些说法的思想源头何在呢？就在于分封制。要不是周天子通过“封邦建国”把诸侯国变成“兄弟之邦”，能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局面吗？而这一大局面必定是出现在西周王朝建立之后的。如果天下四分五裂，交通阻隔，可能出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局面吗？西周空前天下大一统，是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观念的先决条件。
据相关专家考证，周王室分封出去的同姓兄弟诸侯遍布于四海九州。这样，你到四海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一种亲情的归属感在召唤你，这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观念形成的社会背景。
《诗经·小雅·常棣》一诗，据专家考证，这原本是一首周人宴会兄弟之诗。在兄弟宴会时，边饮边歌，吟咏兄弟之间的情谊，其主旨是——
“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一语，是说兄弟之间的关系密切，正像唇齿相偎相依一样，但也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的时候，然而在遭遇到“外侮”的关键时刻，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后来，亲历了分封制全过程的周召穆公把兄弟情谊升华为兄弟之邦的情谊，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重要的历史记载：“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分封之后，原同为文王、武王、周公子孙的诸“兄弟”们各自到自己的封国去履职了，这时老臣召穆公忽然产生了一种恐惧，即所谓“思周德之不类”，怕只怕的是兄弟之情是否能长久保持，怕只怕的是汤武革命时的那份初心是否能永存。于是，他就把周宗族子孙召集到成周，一起在那里共同诵读那首广为流传的《常棣》诗。这首诗共八章，召穆公着重要子孙们记住第一章和第四章。
第一章凡四句，召穆公全引了。“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前两句诗人以常棣花（华）比兄弟，这种花常常是两三朵并蒂而开，相依相偎，十分亲密，如把它们分开，那花就枯萎了。由此引出后面两句，凡今的天下之人中，没有比兄弟更亲的了。钱钟书先生论及《常棣》时说：“盖初民重‘血族’之遗意也。就血胤论之，兄弟天伦也，夫妇则人伦也，是以友于骨肉之亲当过于刑于室家之好。”（《钱钟书论学文选·管锥编》）
第四章亦四句，召穆公只引前面两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有专家指出，在“阋于墙”与“外御其侮”之间没有任何的过渡，一气呵成，情绪与行为的转换在顷刻之间，有力说明了手足之情出于天然、发自深衷。是兄弟（包括兄弟之邦），就得团结一致共同“外御其侮”。
井田制是西周时实行的一种经济制度和村社制度，大约至少推行了数百年之久。井田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使普天下的民众的基本生活消费有了着落。到孟子时井田制已破坏殆尽，出现了种种社会弊端。孟子主张“夫仁政自经界始”，认为只有恢复了井田的“经界”，才足以让黎民——
不饥不寒，指不挨饿受冻，生活不愁温饱。语出《孟子·梁惠王上》：“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意思说，让70岁的人穿上好衣服，吃得上肉，使老百姓不挨冻受饿，能做到这样却不能统一天下称王的，可惜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啊！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有声望的大师。他的学说的核心就是要讲“仁义”行“仁政”，即实行所谓“王道”。其理论基础就是民本思想，重视人的生存权利。因此孟子对那些不行仁政，残酷掠夺百姓的封建王侯深恶痛绝，而主张在恢复西周井田制的基础上，提高民生水平。井田制是中国西周时实行的一种经济制度和村社制度。对这项制度，孟子记述最明确：“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上》）这是被大家公认最有权威性的说法，孟子时离西周尚不远，口耳相传，得到的一些信息还是比较靠得住的。西周，甚至西周前的若干时期，的确实行过把土地方方整整地切割了分给农民耕种的那种分配制度和赋役制度。联系西周初统治者“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建国方略，这样做不只是可能的，而且可以说是必然的。不这样做，老百姓就安定不下来。分田的标准是一男子（有说是一夫一妇的）分田百亩。当时的亩小，百亩大约合现今的31亩。当时人口稀田多，这样做完全是可能的。井田从体制上讲分为公田和私田两大部分。农民分到手的那部分，称为“私百亩”，中间那部分为“公田”，由井田所在的八家人家共同耕种，作物交“公”相当于劳役地租。在顺序上，要求“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孟子在为世人绘画了一幅民生的理想化的优美画面：每家人家有五亩地的宅基地，用以种桑麻，这样50岁的人就可以“衣帛矣”；在自己的庭院里养一些鸡、狗、猪这样的家禽家畜，这样70岁以上的老人也有肉吃了。有了一百亩的农田，只要不误农时，数口之家就不会饿肚子了。认真地兴办教育，教育人民懂得孝顺父母和友爱兄弟的道理，那样，头发花白的老人再也不会奔波于道路上了。在孟子看来，使70岁以上的老者穿绸缎、吃肉食，能使青壮年无饥冻之虑，这样的统治者，是一定能称王而统一天下的。
这里的关键词是“黎民不饥不寒”。黎民指的是低层的平民，他们能走出饥寒交迫的窘境，实现“不饥不寒”，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太平盛世了。
井田制不只保障了“耕者有其田”，还使村社和乡社制度下的人口相对稳定。聚族而居在乡村中的几乎百分之百是本族人，至有“死徙无出乡”的说法。由于亲情的凝聚纽带功能，同一乡村的居民之间约定俗成地产生了互助互爱的朴素观念，孟子称之为——
守望相助，其意是说，为了对付来犯的敌人或意外的灾祸，邻近各村落互相警戒，互相援助。语出《孟子·滕文公上》。
这句“守望相助”成语的原始意义是专指井田制而言的，基本意思是讲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守护、相互看望、相互帮助。
最早提出“守望相助”一语的是孟子。他讲到了井田的配给，讲到了民众对乡里的依恋，还讲到了乡民相互间的义务时说：“（井田乡民）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孟子·滕文公上》）
这实际上是在讲村社中民众的权利和义务，尤其强调了村社民众的紧密友爱的关系。这里的关键词是“守望相助”一语，而该语中尤为重头的是“守望”二字。不少学者都将“守望”释为相守相望，以洞察奸伪，防止奸盗。
由此可见，当时实施井田制的村社组织至少有这样一些功能：其一，自治功能。防止外部和内部敌人的侵犯。“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井田是按男丁或一夫一妇为单位分配土地的，有没有虚报，有没有骗报，如此这般，村社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守”而“望”之。其二，互助功能，这种互助是全方位的，不只是农田劳作上的互助互利，还包括生活上的种种相互关切，“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这一功能相当于近现代流行于世界的社区委员会。其三，劳动功能和为国尽责之功能。井田制把一方土地切成九块，其中八块分给八户人家耕种，用劳动所得以养家活口，其余一块为公田，让大家一起在上面劳作，这种劳作称为“公事”，劳作所得上交公家（即国家）。这样的井田村社，就在“家”与“国”之间搭起了一座便捷可靠的桥梁，中国人的“家”“国”一体观念就是这样形成和日渐被固化下来的。
井田制解体之后，这种村社中的“守望相助”精神作为民族传统被保存了下来。它逐渐演化成为渗入中华民族骨髓的一种患难与共的团结协作的精神。到了汉代，井田制早已不复存在，但是汉代人还是坚持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汉书·食货志》）的人际关系准则，并强调这是中国人真正的“治民之道”。此后，“守望相助”一词的成语化进程加速，被广泛地使用于书本语言和人们的口头语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