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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庚是商王朝的第十代传人、第二十位国君。当时，商王朝已十分衰弱，王室内斗激烈，诸侯四分五裂。尤其可悲的是，朝廷领导层苟且偷生，满足于既得利益，毫无进取心，更无心革新求变。此时，盘庚站了出来，以迁都为契机，锐意变革——
帝阳甲崩后，弟盘庚立，即为帝盘庚。当时的朝廷统治集团既腐败又无能，安于享乐，不思民事。盘庚决定带领整个朝廷统治集团离开久居的安乐之地，渡过黄河南下，到商祖先成汤的旧居地殷开创新天地，另立新都。“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过惯了安乐日子的官僚们都不愿迁都，大发怨言，这时，盘庚告诉大家：“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书·盘庚上》）意思是说，上天要我们这些人到新邑去发展商朝的王业，继承发展先王开创的伟大事业，以达到安定四方的目的。
这里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绍复先王之大业”，简言之就是“绍复大业”。绍，就是继承，复，就是复兴。大业，指的是先王开创的伟大事业。“绍复大业”这句话就是把迁都于殷的宗旨讲清楚了，为了使成汤开创的商王朝大业得以继承和复兴，必须到新都殷地去艰苦创业。
可是，当时的保守势力十分顽固，且花样百出，提出种种借口反对迁都，甚至造谣生事，蛊惑民众。盘庚针锋相对，指出对手那一套自己已经——
环绕迁都问题，当时的斗争十分剧烈。一方面反对势力在那里无休无止地大造舆论，说“民不适有居”，意思是说殷那里不适宜贵族居住，不是久留之地。有些人还“今汝聒聒，起信险肤”，要么自以为是的乱吵乱闹，聒聒耍赖，要么以邪恶虚浮之言，造谣惑众。另一方面还挑动群众的不满情绪，伺机制造事端。盘庚看清了这一切，最后严正宣告：“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书·盘庚上》）这段话的意思是：并不是我荒废了先王的美德，而是你们这些人挖空心思地在阻碍美德的实施，还以为我奈何不得你们。这一点，我心中清楚得很，“予若观火”。我不会去搞阴谋，我会静观其变（“乃逸”）。
盘庚迁殷的结果，的确带来了商王朝的兴盛，用今天的话说，他算得上是个改革者。他受到众多客观条件的制约，能力排众议，推行自己的设想，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耐心。他采用的是文的一套——规劝说服，而不是武的一套。盘庚责备他的臣僚们不恪守先王规矩，态度傲慢，贪图享受，追求舒适，还以谣言蛊惑民心。盘庚的良苦用心日月可鉴，顽固的臣僚们作何感想，不得而知。可以说，盘庚的思想工作做到苦口婆心，他劝导反对迁殷的人，要去掉私心，不要傲慢放肆并追求安逸。不要拒绝别人的好意而又自以为是，更不要到处散布邪恶浮夸的言论。在劝说中反复提出自己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像看火一样地一清二楚。
盘庚在说到对敌手的了解时，用了“予若观火”一词，也就是后来“洞若观火”（或“明若观火”）成语的出典。原始意思是，就像看火一样，十分清楚明白，后扩义为对事物观察的深刻精准，明白无误。这篇经典性的劝诫文，为汉语成语增添了一些新的词汇，除“洞若观火”外，还有，“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燎原之火”这样一些为后世常用的词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改革者要有文化，有智慧，见多识广，了解民心所向，才可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事业才可能成功。
盘庚说“予若观火”，一是表明自己对对手的伎俩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同时对敌手也有警示之意。“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意思很明确，谁要是作恶多端，最后必然“自灾”，到头来自己害了自己。
当时，顽固不化的保守派，死硬地坚持守旧立场，把盘庚所作的一切说得一无是处。盘庚正气凛然，坚决反击。他决定从理论的高度给对手以致命的一击，明确无误地向世人庄严宣告——
当时的斗争的确是严峻的，保守势力总是用先王的成规制约盘庚，说盘庚的行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时，盘庚决定在宣言中明确宣告：“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书·盘庚上》）
古人行文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把某些最重要的新主张、新观念，说成是古圣人的遗训，以震慑对方。盘庚也是这样，“惟新”云云，明明是他自己说的，却偏偏要说是有那么一个远古的圣人“迟任”说的。盘庚假托的“迟任”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用人上，要用熟知的、有经验的旧人，而在施政上，却不能“求旧”，应力求“惟新”。
“器非求旧，惟新”，后人将其简约化为“器用惟新”。何谓“器”？直白地解就是器物，这里指的是大器、国器，也就是国家政权，国家行政。这里的“惟”，通唯、维，即作“只有”解。这样一分析，意思清楚了。盘庚要告诉大家的是：用人要用有经验、信得过的旧人，但国器运行就一定得革新，那样才有生命力。
盘庚创导的“惟新变革”思想，为稳定和发展殷商政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成为珍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周承商制，“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诗经·大雅·文王》）是说周代的命运决定于惟新。三代以后，“其命惟新”一再被历史所证明。
盘庚迁殷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盘庚之后，商都“再不迁徙”，一直维持了三百年。到武丁时，商王朝大盛。相传其初政时曾——
武丁在商代历史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国君，他在位长达59年之久，使商王朝真正强大了起来。他的父亲小乙是有远见的，年轻时就让他“劳于外，爰暨小人”（《书·无逸》），也就是让他服劳役，并与“小人”（下层百姓）生活在一起，这样，他就懂得民间疾苦，懂得为政之道。
继位后，他的第一个惊人之举是“三年不言”。表面的理由是父亲刚去世，他要居三年之丧，实际上呢？他是在观察，在思考。正如《书经》说的，“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意思是说，武丁为何三年不言呢？他是在静静地观察政局和群臣。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之后发表的言论“雍”了，也就是符合实际而得到官民广泛的拥戴了。为了让殷商尽快兴盛起来，他是一点也不敢荒于政事的。
“三年不言”后来在诸子论著中多次被提及，在《史记》中也作为典故使用。后人在说到此典时，一般都含有深思熟虑、不轻易发表己见的意思。
有的说“三年不言”，这个成语最早出自《韩非子》，其实不然。《韩非子》的原话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用来比喻平时默默无闻，一旦有了机会就能做出大业绩的人。说的是楚庄王励精图治、振兴楚国的事情。
武丁想有所作为，却没有贤人辅佐，于是三年间不发号施令，由辅政大臣主政，自己却在暗地里体察民情。《尚书·无逸》记载有商王武丁即位后“三年不言”，《史记·殷本纪》则明确表述为：“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
但是，经过“三年不言”的准备以后，武丁就敢作敢为了。武丁时期是文化大发展时期。当时的甲骨文书写工整、做工细腻，青铜器也更加精美，甚至有人开始造酒，这都反映了这一时期生产力水平很高。那时候，商朝还面临周边小国的骚扰，武丁不断征战四方，进军西北的少数民族鬼方、羌方，南下征服江汉流域的夷方、巴方。到武丁末年，商朝已成为西起甘肃，东到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
武丁死后，其后人认为他功劳盖世，可与开国君主成汤相比，应有自己的姓，遂以“武”为氏，奉武丁为始祖，如汉代武班就是其后裔。
在商代历史上，武丁以求贤若渴闻名于后世。为了“请”隐居在山林间的才俊之士出山，他四处寻访，待人以诚，终于在深山的刑徒中找到了像傅说这样的治国大才，并任之以要职。后世称一度隐居的治国大才为——
“商岩之士”，又称“岩穴之士”，指隐士，古时隐士多山居。
这是个有趣的故事。“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武丁一直期望有个得力的助手。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三年不言”之后，武丁突然告诉群臣，商汤托梦给他，让他在民间找到一个筑墙的奴隶并任命为相。武丁年轻的时候曾被父亲派到民间劳动、体验生活，得以了解民间疾苦和稼穑艰辛，也结识了在“北海”做版筑匠、胸怀大略的奴隶傅说。
有一个晚上，武丁“梦得圣人，名曰说”。他把梦中的圣人“说”的形象，画成图像，叫最贴心的臣子四处去寻找，尤其在山野之中细心寻访。最后，终于在商岩（后因傅说而得名，称傅岩）一个犯人的建筑工人队伍中找到了他。把此人带回殷都商丘，武丁一看就高兴地说：“果然就是他！”正是梦中人，也是当年结识的人。由是，武丁“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也”。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武丁任命他为相，由此，傅说由一个奴隶登上武丁朝堂，辅助其“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君臣齐心协力，使殷商国力达到鼎盛，“殷国大治”，史称“武丁中兴”。
在武丁统治的半个多世纪中，傅说只是个典型。情形相类的、从深山老林中被发掘出来的才俊之士一定还有很多。不只有商一代如此，后世也是这样。于是，后世就以“商岩之士”来形容一度隐藏在山林的在野贤士。
武丁是个了不起的国君。他在位59年，征服了不服从商统治的方国，甚至让自己的妻子妇好亲率军队远征，实现了国家的进一步统一。他继父辈的遗志，进一步“举逸民”，把隐藏在民间的治国大才一一发掘出来。武丁做了大量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好事，使社会安定，朝野庆贺——
在《论语·尧曰》中有这样一段话：“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这段话虽然是孔子说的，但表述的不是他自己的主张，而是概括地道出了“先王之政”，而这个先王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的武丁。
与此同时也不能不提及武丁之妻妇好。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表明，在武丁对周边方国、部族的一系列的战争中，其妻妇好多次受命代商王征集兵员，屡任统帅征战沙场。曾帅兵1.3万人攻羌方，俘获大批羌人，成为武丁时期一次征战率兵最多的将领。参加并指挥对土方、巴方、夷方等重大作战，著名将领沚、侯告等常在其麾下。妇好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类祭典，又任占卜之官，成为武丁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竭尽心力维护统治，深受武丁宠幸，当她去世后，武丁悲痛不已，追谥曰“辛”，商人尊称她为“母辛”、“后母辛”。妇好墓1976年于河南安阳殷墟发现。
武丁之政，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兴灭国”，这里要“兴”的是那些无罪而被诛灭之诸侯国，这显然是大得人心之举。二是“继绝世”，主要指的是有功的卿大夫因世乱而“绝祠”者，使之得以继续世世得祠。三是“举逸民”，即推举、提拔遗落在民间之治国大材，让人“举”出来，为天下用。这三件大事，一是面向诸侯，二是面向卿大夫，三是面向士人，都是有益于统一和繁荣的，这样做，当然“天下归心”了。
人心即是天下。“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做了老百姓拥护的事，老百姓会永远记住你。
武丁有个好儿子，名为祖甲，他也可算是商代的名王之一。他在位的时候，发动了征伐西戎的战争，进一步巩固了天下的一统。他还“重作汤刑”（《今本竹书纪年》），恢复了商王朝始祖汤的法制权威。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为民众办实事，让民众过上安乐日子。后世的周公旦对之津津乐道，称其为——
周公旦是最善于以商朝的历史来教诲历代周王的。在他看来，殷商后期最足以称道的还是武丁的小儿子祖甲。有这样的记载：武丁晚年，他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做了比较，认为大儿子祖庚软弱，办事不果敢，而小儿子祖甲勤奋、亲民，很想把天下传给小儿子祖甲。祖甲闻知此事后，“以王废长立少，不义，逃亡民间”。祖甲认为，让自己继位是违礼之举，不可强行废立，否则就会重演“九世之乱”的局面，因此，他效法武丁当年之办法，离开王都，到平民中生活。武丁死后，由太子祖庚继承王位。祖甲的行为让祖庚非常感动，便立祖甲为王位继承人，祖庚在位7年病死，祖甲这才回到王都登上王位。
祖甲在位的33年中，他的政绩是有口皆碑的。“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书·无逸》）他即位后，知道农业是“小人之依”，因此为发展农耕事业做了许多实事。他善于“保惠庶民”，即保护民众，给民众以实惠。最后是懂得保护弱势群体，给困难民众谋福利。
这是商王朝后期最值得称赞的国君了。此后则一颓到底，史无可书了。
自祖甲以下，又传了五世六王，一直到著名的末代暴君商纣王。这不到一百年的时日里，真可谓“一代不如一代”。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度，可是，这些君王的要害恰恰就在于不知——
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农事大于天。所谓“治国”，根本上说就是治理农事。“稼”，指的是种植、耕耘，“穑”，指的是收割、晒扬。“稼穑艰难”泛指干好农业劳动的十分不易，因它受到天、地、人诸多因素的制约。
《书·无逸》说：“呜呼，君子其所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这里所说的君子，当然是指统治者了。统治者不能贪图安逸，其表现首先在于“先知稼穑之艰难”。作者在用词上是十分讲究的，对农事之不易，统治者不只是要“知”，还应该“先知”。粮食要经过耕种、锄草、收割、储存、舂打、扬场等好几道工序，才能放进粮仓，作为民众的统治者怎么可以轻视农业呢？可是，商祖甲帝以后的诸帝情况怎样呢？《无逸》篇中指出：“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是厥后，立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沉乐是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这段文字写得很细，也很深刻。那些“不知稼穑之艰难”的后期商王，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逸乐日子，可是，越是这样，老天爷给这些季世之王的寿限就越短，有的只有短短的三四年。
到了末代君王商纣王时，更是不像话了。南北朝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涉务》专论古人知稼穑之艰难，文中说，古人之所以教育人懂得务农艰辛的道理，是为了让人珍惜粮食，重视农业劳动。民以食为天，没有食物，就无法生存。三天不吃饭，父子之间就没有力气相互问候了。他呼吁要知“贵谷务本之道”和“稼穑艰难”。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商王朝末代之君纣的记述很实在，也很全面。他的先天条件是很不错的，所谓“材力过人”，是说他的体质强壮。所谓“资辨捷疾”，是说他智力上的出众。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旦身居帝位，生活腐败后，其危害则极为可怕了。他酷爱田猎，荒于政事，蔑视神权，整日沉湎于——
“酒池肉林”这一成语原指商代最后一个君王纣王的荒淫无度，迷于酒色，后此言成为成语后泛指穷奢极欲的行为。
据《史记》说，商纣其人“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是个体格特别强健的人。从智力而言，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天赋的智力水平相当高。从能力而言，他“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有很大的傲气，以为天下人在能力上都不及他。当时商王朝好几代国君都疏于国政，“惟耽乐是从”，在醉生梦死中度日。商纣在体力、智力、能力上的强项不向正道上发展，就反而驱使其堕落腐化。
为了惩罚那些反对他的人，纣王采取了很多的酷刑。他还轻信宠妃妲己的谗言，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不仅如此，纣王还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华丽的宫室。为了供自己玩乐，纣王还建造了宏伟的鹿台。鹿台高千尺，宽三里。按照姜子牙的预计，这个工程完工需要35年，足见其工程之浩大，也足见其生活之糜烂。他还下令在沙丘平台用酒装满池子，把各种动物的肉割成一大块一大块挂在酒池边，这就是所谓的“酒池肉林”，以便一边游玩，一边随意吃喝。同时又叫裸体男女互相追逐嬉戏，生活糜烂荒淫至极。纣王的暴行终于得到了报应，最后商朝就在他手里灭亡了！
成语“酒池肉林”就是从纣王的糜烂荒淫的生活引申出来的，形容荒淫腐化、极端奢侈的生活。“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歌。”（《史记·殷本纪》）殷人好喝酒，但作为一国之君整天泡在酒池子里，那当然会坏国事。中国古代历来把统治者称为“肉食者”，可在老百姓连糠菜都饱不了肚的情况下，当国君的却“悬肉为林”，其品格也就可想而知了。有典籍记载说，酒池在河北的卫州卫县西二十三里处，当时“纣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史记正义》）那个酒池也真够大的了，酒池里可以划船，也许言过其实，不过，以供纣王为首的狐朋狗党三千余人在那豪饮，那是真实的反映。
历史文献中的“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后来简化为“酒池肉林”，以形容没落统治者的极端腐败。
生活上的腐败，与文化上的腐败是互为映衬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上的腐败是灵魂的腐败，是更深层更内在的腐败，当然也是更为可怕的一种腐败。商纣王一面花天酒地，一面又让人创作新淫乐，追寻——
靡靡之音，指颓废的、低级趣味的，使人萎靡不振的音乐。语出《史记·殷本纪》。
平时我们常把酒、色两字连用，并有酒色之徒的称谓。商纣也是个酒色之徒，初迷于酒，后淫于色。“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相传妲己是个大美女，纣一见就销魂，什么事都不想干，一切听妲己的。妲己不要听正宗的宫廷音乐，而要听那种柔媚的、低沉的乐曲。纣就找到那时宫廷中最权威的名叫师延的大乐师，一说为师涓大乐师。“使其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音）。”（《史记·殷本纪》）师延精通阴阳，晓明象纬，具有“拊弦琴，则地祢皆升；吹玉律，由天神俱降；听众国音乐，以审兴亡之兆”的神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乐神。这是个传世的音乐世家。早在轩辕黄帝之世，这个家族中人为司乐之官，掌管着朝廷的音乐歌舞（《太平寰宇记卷二》）。夏代末年，师延家族投奔殷商做御用乐师。商朝末年，师延曾利用演奏的机会讽谏纣王。师延善于作曲，在纣王的威逼下乃作迷魂荡魄、心神颠倒之曲，使得纣王通宵达旦沉醉于靡靡声中，淫乐无度，不问政事。周武王兴师伐纣时，他在涉濮水时沉水身亡。今河南省滑县万古镇梁村有师延冢。他的后世子孙以官名为师氏，尊其为得姓始祖。据传，这乐曲一出来，当时就有人明确指出：“此亡国之音也，不可以演奏，不可以传播！”可是，纣王哪里顾得了这些，与妲己一起整天沉浸在“靡靡之音”的乐曲旋律之中，不能自拔。
后世将“靡靡之音”看作是颓废、色情、低级、下流音乐的统称，因其危害社会，当在禁绝之列。
按照殷人以“天干”起名的习惯，这个商王朝的末代之君，活着的时候被称为“帝辛”。他的一生是罪恶的一生，荒淫无度，穷凶极恶，虐杀忠臣，民众恨透了这个无道之君。死了之后，民众给他起了一个极具贬义的恶谥，名之为“纣”，其意为——
不少人还不知道，现在我们常说的商代暴君商纣王并不是他的本名，而是其死后民众给他起的一个恶谥。大家感到这个源自民众口碑的谥号起得好，于是就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
商纣王那样的胡作非为，老百姓恨死了这个昏君、暴君。民众、大臣乃至亲友都经常劝阻他，但他总是不听。他的异母哥哥微子对他说：“我们这样拼命喝酒，败坏了先祖留下来的美德。喝酒使我们的百姓、大臣们都做出偷窃奸邪的坏事来，眼看我们殷朝就要灭亡了。”纣王不听微子的劝告，微子只得偷偷离开他。纣王的叔父箕子也劝说纣王不该如此，纣王不但不听，反而把他囚禁起来。纣王的叔叔比干好言规劝他快点悬崖勒马，他居然命人杀死比干，剖开肚子，取出心来观赏。纣王这样残暴，吓得谁也不敢再规劝他了。大臣们有的装病不出，有的虽上朝但一言不发。一些大官甚至偷偷地拿了商朝太庙里的祭器、乐器，投奔了周武王。
纣王对大臣们尚且如此残暴，对于老百姓的残暴更甚。正由于他的暴虐和荒淫无度，老百姓才给他取了“纣”这个外号，以泄气愤。“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所谓“天下”者，即天下百姓也。天下百姓为何要称他为“纣”呢？《史记集解》给予的答案是：“《谥法》曰：残义损善谓之纣。”因为他残杀义士、损害善民，老百姓就称他为“纣”。他活着的时候，民众只能背底里这样称呼他，死了以后就明目张胆地这样称呼他了。谥号原是由帝王自定的，但商纣王不一样，他的恶名太大，社会呼声太高，最后只得从众了。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纣与“仇”读音相近，为之取这样的一个谥号，为的是指明其人实为天下人之仇敌也。
在民族危亡之际，想拯救民众于水火的志士仁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们是：以死成仁的王子比干，“详狂为奴”的殷贵族箕子，“数谏不听”知纣王不可救药而忿然离去的微子。此三人，被世人尊称为——
“殷有三仁”，此语出于孔子之口，后世用此语时泛指在国难当头时敢于担当的志士仁人。语出《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这里说的，殷有三仁是指殷商纣王时的三个大仁人。
“三仁”之一是比干。有的书上称王子比干，他是殷商的贵族，如果按辈分算起来的话，他该是纣王的叔父。他一再在上朝时公开批评纣王的无道，纣王就以死威胁他，他一点也不怕，而且说：“为人臣的，当以死抗争。”纣对比干的强谏十分忌恨，“剖比干，观其心”，纣王的手段是极其狠毒凶残的。“三仁”之二是箕子。他也是殷商的贵族，且同属于商纣王的叔父一辈。见纣王暴乱，也是几次强谏，纣王就是不听。比干因谏而被杀后，箕子深知纣王是不可救药了，于是，“乃详狂为奴”，但纣王还是不放过他，“纣又囚之”，把他关进了牢狱。“三仁”之三是微子。他是纣的庶兄。他也多次争谏纣王，就是不听。他不愿与纣同流合污，于是选择了与大师、少师几个人一起出走的方略。他的出走是为了结聚商族的正能量，能在日后复兴商族。商作为一个王朝灭亡后，周公“立微子于宋”，成为宋国的开国之君。
“殷有三仁”这句成语，既是讲仁人之众（“三人为众”也），又是讲仁人的多样性，仁者之路是十分宽广的。
三人的为仁方式各不相同，但爱国爱民的仁心如一。有学者解释道：“仁不在死，三人之仁，非指其去与奴与死，以其能忧乱，求欲安民，而谓之仁。”（钱穆《论语新解》）这样理解“殷有三仁”，使后人对仁人概念的解读更加深化了。孔子有感于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至诚恻怛之行，赞叹说：“殷有三仁焉。”“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这时，地处西部的周族兴盛起来，大有灭商之势。周文王时，率军灭了商之属国黎。大臣祖伊大惧，告之于商纣王。商纣王不以为然，祖伊直言——
淫戏自绝，意指恣意淫乐，将会自取灭亡。语出《书·西伯戡黎》：“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
这里讲的是商纣王自绝于民众的故事。周族，姬姓，善于农耕，其首领尧时举为农师，舜时为农官，号后稷。到古公亶父时周族一点点强大了起来，迁于岐山脚下的周原，周人尊古公亶父为太王。当时，古公亶父还臣服于商王朝。古公去世后，其子季历继位为周族的首领，开始对商有所不敬，商王朝马上杀死了季历。季历的儿子姬昌（即周文王）继位以后，周族就更加强大了。
周姬昌当周族首领的时候，正是商纣王腐败达到顶峰的时期。商纣王实行古代一种酷刑，即将犯人剁成肉酱，《吕氏春秋·慎行论》和《史记·殷本纪》均有记载。“醢九侯”，把敢有直言的九侯切成肉酱。鄂侯眼见自己相处几十年的老友被纣王处死，甚至连尸首都无法保全。为此，鄂侯与纣王发生了剧烈的争执，想为九侯洗刷冤屈。纣王见鄂侯竟然敢在朝会上当面顶撞他，便直接将鄂侯下了大狱，你不是觉得我把九侯剁成肉酱不对吗？那就把你做成肉干。此案令整个商朝的朝野见识到了纣王的淫威，史称“商纣脯鄂侯案”。
鄂侯位列朝廷三公之一，被杀死后，还把尸体挂在城头晒成肉干。西伯姬昌对此显然感慨颇多，免不了在背后发些牢骚。早就对西伯姬昌不满的宠臣崇侯虎以此为据，向纣王进献谗言说：“西伯昌一直以来都在自我发展、积累威望，诸侯大多都心向于他，现在又有了不敬之心。”于是，商纣王把姬昌关在当时的国家监狱——羑里。这时的姬昌已是82岁的老人了，这一关就是7年。姬昌的友人知道纣王是个好财好色的人，送了不少美女、珍奇、财物给他，纣王马上就将姬昌放了，并封姬昌为西伯，还给了西伯以自主征伐权。西伯以有权征伐的机会，先是征伐了犬戎，然后东渡黄河攻灭了黎国，不久又灭了邘，深入到商王朝的中心地区，最后又灭崇，迁都于丰（陕西长安）。这时，商的属国已有四十多国了。而迷于酒色的纣王竟全然不知。
这时，祖伊以有功老臣身份发了一通愤言：“惟王淫戏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书·西伯戡黎》）这段话说了些什么呢？他是说：你商纣王是淫乱嬉戏，不把民众当回事，最后必自绝于民众。上天抛弃了你，不让你有好日子过，不让你不按天性办事，也不让你违反法典办事。老百姓也都希望你灭亡。这段话是当着纣王说的，可见其对纣王是完全失望了。
“淫戏自绝”一语，后来演化为自绝于人，自绝于民众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
周族的西伯去世后，其子太子发（周武王）接过了剿灭商纣王腐朽势力的接力棒。太子发懂得团结各地诸侯，很快，响应他号召而起的八百诸侯会盟于孟津。得知纣王“囚箕子、杀比干”后，诸侯联军随即起兵攻打商纣。战争打得很惨烈，被史书形容为——
杵，古代洗衣用的木棒。“血流漂杵”是形容血流成河，一些家庭中捶衣用的木棒也漂浮起来了。
西伯死后，太子发（周武王）继位。继位后的周武王积极准备灭商。第二年，武王在孟津（河南孟县）大会诸侯，检阅大部队，各路军队列队接受周武王的检阅，这实际上是灭商的一次军事大演习。
又过了三年，即周武王继位的第四年，纣王杀比干、囚箕子，群臣叛逃无数，民怨沸腾，商纣王已经十分孤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商王朝的最后一位谏臣祖伊勇敢地站了出来，表示要离开纣王。“周武王遂率诸侯伐纣。”当时武王率兵车300乘，虎贲（近卫敢死队）3000人，甲士45000人，又联合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的军队，号称“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浩浩荡荡向东进发，渡过了孟津，抵达牧野（河南汲县北），直逼纣的老巢朝歌了。这时“纣王发兵拒之于牧野”。当时商军在数量上并不比周武王的联军少，但是军无斗志，“甲子昧丧，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周武王挥师奋进，这就出现了“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这样的惨烈战争场面。
初创王业的周早期统治者是清醒的，深知创业之不易，而守业更难，故有这样的自警和警人之语——
“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诗经·大雅·荡》），最初的意思是说，殷的子孙要以夏后氏的灭亡为借鉴。
“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一语长了点，后人常省称为“殷鉴不远”，或者省称为“殷鉴”。此语出于周文王之口。《诗经》有载：“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拔。’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如果直译这段文字的话，该是这样的：周文王长叹一声说：“可叹你这殷商的末代帝王，古人遗训你却忘了。古人有言：‘大树在狂风中颠沛摇曳不要紧，如果树根被拔起可要倒大霉了。’殷商这面历史的镜子离我们并不远，它可以照出夏桀的下场。”
周文王为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周朝奠基者，岐周（今陕西岐山）人。其父死后，继承西伯侯之位，故称西伯昌。西伯昌四十二年，他称王，史称周文王。在位5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周文王在位期间，“克明德慎罚”，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收附虞、芮两国，攻灭黎（今山西长治）、邘（今河南沁阳）等国；建都丰京（今陕西西安），为武王灭商奠基；相传《周易》为其所演绎。除此之外，创周礼，被后世儒家所推崇。孔子更是称文王为“三代之英”。特别是周文王常以夏亡为鉴，语意深沉，并且发人深省，它后来被演绎成广为流传的成语是有道理的。
《诗经》载“殷鉴不远”这段话的警戒作用当然是不容怀疑的，而且也被后人所接受。当时，周厉王无道，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作者捧出“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这一历史掌故，实际上是要当政的周厉王以夏亡、殷亡为鉴，不要去当夏桀、商纣第二。因为这话说出了万民的心里话，因此也就流传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