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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夏族群兴起于祖国大地的西部地区不同，商族群是起源于祖国东部的滨海地区的。那里气候温和，天空中成天飞翔着灵巧美丽的玄鸟（燕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玄鸟的图腾崇拜。《诗经·商颂·玄鸟》写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坚信着这样一个美丽而神奇的传说——
凡是古老的种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图腾和文化信仰，商族人相信自己是玄鸟的后代。《集解》引《礼纬》说：“商祖以玄鸟生子也。”玄鸟也就是后人常说的燕子，商族人相信在祖宗的血脉中有着玄鸟的基因。
据传，契的母亲叫简狄，是有娀氏的女儿，帝喾的第二个妃子。有一天，她和其他两个女孩子同到水边去洗澡，忽然看到一只玄鸟（燕子）飞了过来，在她们游玩的不远处停了下来，生下一个蛋后飞走了。简狄见后心喜，捡起来就吃了下去。结果由此而怀孕了，后生下了个孩子，取名为契。契就是商族人崇敬的始祖。
从这个神话故事看，商是一个以玄鸟为图腾的族群。玄鸟的高翔、灵巧，给了商这一族群以精神的养料。玄鸟一般又筑巢于寻常百姓的屋檐底下，又给了这一族群以亲民和护民的启示。
“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也是一个群英蜂起、志士建功立业的时代。时代造就了契，人们对他终极的评价是——
“功著百姓”这句成语首见于《史记·殷本纪》，是对殷商族的始祖契的至高评价。史书上是这样写的：“契兴于唐、虞、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是说契是个非常重视功业的人，而他的功业主要表现在为平民百姓谋福利上，即所谓的“功著百姓”。有了他，百姓就能和平相处，平安生活。
契在尧帝时就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了。《史记·五帝本纪》上说：“（尧帝）三年丧毕，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在文献所列举的尧帝晚年的中央十大员中，契名列第三，可见契地位的显赫了。
到舜帝时，在四岳会议上讨论平水土的人选时，舜的意思很明确：“嗟，然！禹，汝平水土，维是勉哉。”认为禹是再合适不过的领导大家平水土的人选。而禹却“让于稷、契与皋陶”，认为这三个人更合适。最后还是由于舜帝的坚持而选了禹，但这一过程也正好说明如果让契去治水，他也一定是能干出杰出的成绩来的。
治水功成后，舜帝要契去任司徒这一职务。何谓司徒？史书上说，司徒又名司土，主管民事。这是一个虚实结合的活儿。它既要管征发徒役和田地耕作之类的实事，又要干教化这样的务虚工作。而且，从舜帝的要求看，主要的是要管好“五教”。舜帝曾对契说：契啊，现在老百姓不和睦，父母兄弟子女之间不融洽，你当司徒，要用心推行五常之教，可是要慢慢来，一点也不能操之过急。舜帝的这些教导，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做到了的，“三岁一考功”后，史书上称道他“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这是对他最大的褒奖。
现在，“功业著于百姓”一语，已简化为“功著百姓”，而且深入人心，当官的不是功在百姓，他还能干些什么呢？
从契往下数第六代，就到了冥。当时夏王朝处于中兴的少康时期，冥领导的商部族臣属于夏王朝，冥被任命为司空。他是个称职而有为的官员，有这样的美誉——
“勤其官事”指的是在所任官位上，勤勤恳恳，不遗余力，能努力把职责范围内的事办好。《史记·集解》说：“冥为司空，勤其官事，死于水中，殷人郊之。”《礼记》中也有“冥勤其官而水死”的说法。司空也称司工，是负责民事民生方面的极为重要的职能部门。夏王朝以农立国，农田水利是这一官员的重头戏。据相关史料记述，冥是在治理水患过程中不幸牺牲的。
冥“死于水中”后，商人举族为之哀悼。《集解》说的“殷人郊之”，指的是一种最隆重的祭祀形式。郊祭不是普通的祭礼，而是在商邑（商族的政治中心）的郊外举行的最隆重的祭天祭祖的活动，一年秋祭一次。在冥之前的诸先祖中，只有契享有郊祭的待遇，之后，享有同样待遇的也只有汤一人。
从契往下传第七世，就是著名的王亥。王亥是冥之子。王亥时期商的国力已经相当强大，他之所以敢于称“王”，因其——
在古代传说中，王亥是个了不起的君王。在《世本·作篇》中说到，“亥作服牛”，“亥作服羊”，在《吕氏春秋·勿躬篇》中，也有“王亥服牛羊”的说法。这样看来，王亥是带领殷人发展畜牧业的创始人。他从发展畜牧业着手，使商国富强了起来。他是商国的第七任君主、阏伯的六世孙、冥的长子。王亥不仅帮助父亲冥在治水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在商丘服牛驯马发展生产，发明了牛车，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其他部落去搞贸易，对促使农牧业的迅速发展起了作用，从而使商部落得以日益强大起来。
王亥开创了商业贸易的先河，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人们尊称王亥为“华商始祖”。有易氏的部落首领绵臣见财起歹意，杀害了王亥。商朝建立后，追尊王亥庙号为商高祖，殷墟甲骨文中称“商高祖王亥”、“高祖王亥”。在商的早期历史上，王亥是被后世人祭祀最隆重的王者。王国维先生说：“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在王亥之前，商之诸首领称“先公”，只有王亥开始称“先王”。《尔雅·释诂》：“王者，君也。”《说文》：“王，天下所往也。”《春秋繁露》说：“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王亥以“民之所往”而为后世的人们所敬重，正是他为后人谋福祉，“民之所往”，后世成语化为“众望所归”。
由契往下传，传到第十四世时，政权到了商汤手里。商汤是位心存仁义、宽大为怀的国君。他留给人们这样一则有意思的历史掌故——
网开三面，意在比喻处事、待人宽大为怀。语出《史记·殷本纪》：“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
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使这个原先并不怎么强大的商民族一下强大了起来。“网开三面”这一故事正好说明汤治国理政政策和策略上的重大变化。文献上有这样一段商汤的故事：
有一天商汤外出时，看到野外有人张网四面，并祷告说：“从天下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的飞禽走兽，都进入我的网中吧！”汤听到这话后，感叹地说：“啊呀，这样布网不是太过分了吗，岂不是想一网打尽了吗？”于是，汤要那人撤去网的三面，并祷告说：“要左的就向左跑，要右的就向右跑，不听从命令又无主张的，就到我网里来好了。”诸侯们听到这个故事后，很是高兴，说：“汤的恩德太伟大了，连禽兽都顾及到了，他执政后对我们还会差吗？”
这一故事影响巨大，唐代李世民的《班师诏》就有“吾以网开三面而得人”的说法。后来“网开三面”在民众的日常用语中演绎成为了“网开一面”。“网开三面”后喻办事要从宽处理，给人以弃旧图新的出路。此语亦作“解网”。
正因为商汤执行了“网开三面”的仁政国策，以德服人，在剿灭夏桀时才会有那么多人跟着他走。
商汤的“网开三面”不只是一种说辞，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诸多的政策上的。他对内实行宽政，“以宽治民，以除其邪”，对外以仁爱之心对待其他诸侯国，一时有四十余方国归附于商。这些都引起有识之士伊尹的关注，他以厨师的特殊身份，投奔商汤门下，又以“滋味”说治国，世称——
滋味王道，原指五味相调，比喻适中、调和。语出《史记·殷本纪》：“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一语，后人将其简约为“滋味王道”。王道也是有滋味的，它在于人际的协调和配合。这里说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极有名的一则掌故：伊尹出生后，被有莘国庖人收养。其父是个既能屠宰又善烹调的家用奴隶厨师。伊尹自幼聪明颖慧，勤学上进，虽耕于有莘国之野，但乐于尧舜之道；既掌握了烹调技术，又深谙治国之道；既作奴隶主贵族的厨师，又作贵族子弟的“师仆”。由于他研究三皇五帝和大禹王等英明君王的施政之道而远近闻名，以至于使求贤若渴的商汤王几次三番以玉、帛、马、皮为礼前往有莘国去聘请他。也有人说，成汤曾派人去聘迎他，前后去了五趟，他才答应前来向成汤讲述远古帝王及九类君主的所作所为。又由于有莘王并不答应商汤聘任伊尹，商汤只好娶有莘王的女儿为妃。于是，伊尹便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汤王身边。
伊尹投奔商汤以后，当上了商汤的厨房师傅。他烧的菜滋味特别好，商汤要他说说为何能把菜的滋味烧得如此好，伊尹一边说菜的滋味，一边又引出王政之道来，伊尹说：“菜的滋味为何能那样好呢？那是因为五味相调适中，王道为何能受到民众的欢迎呢？也全在于适中和调和。”商汤听懂了伊尹的话，并重用他，成了商代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宰相。《孟子·万章》篇说伊尹“以尧舜之道要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教汤效法尧舜的以德治天下，为救民而伐夏的方略，辅佐商王朝的好几代君王。
夏代的末代君王桀有一个极其错误的历史观，以为一旦当上了天下共主，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把反对他的人囚禁起来，进而加以杀戮。站在历史潮头的商汤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今夏多罪”，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起来造反，“天命殛之”，推翻它，打倒它，这就是有名的——
殷革夏命，意指商汤灭夏的行动。语出《尚书·多士》：“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其意思是说，你们知道，只有你们殷的先人才有记载历史的文献典册，记载了成汤灭夏的事。
“革命”这个词儿，现在我们常用。但是，“革命”一词就源于“殷革夏命”这样一句成语。《尚书》中这一段话，是周公在征服殷商以后用成王的名义对殷商众臣的一段训辞。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就是：我听说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上帝是愿天下的黎民百姓长久安乐的。谁能给民众以长久安乐，谁就能得天下。夏朝不能使民众适时地享受安乐，尤其是夏桀不听从上天之命，放纵享乐，还时时有侮慢上帝之言辞。因此，上帝就再也不能眷念怜悯他，而不得不废除他的国命，降下对他的惩罚。上天就命令你们的先祖去革除夏王朝的命，这就是“殷革夏命”。革除夏命以后，任命才德兼备的人去治理天下四方。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观：天命无常。由于历史的局限，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谁获取政权，是由上天或者说是上帝决定的。但是，是不是说上帝授予谁以后就不变了呢？不是的。上帝只把政权交付给能够给民众带来长久安乐的人。一旦掌权的人“不适宜”，也就是不能给民众带来安乐的时候，上帝就会“废元命”，废除这一政权；“降致罚”，给作恶者以严厉的惩罚，并把政权转交给能给民众带来幸福的人。
自“三代”以降，“革命”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祛邪扶正、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伟大原动力。
商汤杀死了夏桀以后，所向披靡，很快就统一了天下，建立了商王朝。商汤目睹了夏王朝灭亡的全过程，觉得再也不能重蹈其覆辙。他深感自己这个天下第一责任人肩头担子的沉重，为了自警，也为了警世，他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个最高统治者自称的新名词——
“余一人”，又称“予一人”，有时又简称为“一人”。在甲骨文中，在诸多的经典文献中，都证明这一称谓是起自商汤的。其中《吕氏春秋·顺民》篇中，把“余一人”的出典故事化了，值得注意。
在《顺民》篇中，讲述了发生在商代开国之君身上的一则著名故事：汤灭夏成功以后，差不多有五年时间发生了连续不断的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广大民众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当政的商汤心急如焚，向大臣们征询该怎么办。
有大臣建议：“事已至此，只有由大王出面祷告于上苍了。”
汤回答说：“为了万民的生计，我做什么都是愿意的。”为了表示诚意，君臣商议决定到云绕雾罩的桑山之林（即世传的圣地“桑林”）中去祈雨。到了那天，商汤穿上最平民化的服装，长时间地跪在桑林前的一片开阔空地上，久久不起。当时久旱不雨，地表的温度很高，汤跪在那里，全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有大臣劝他歇歇，都被他拒绝了。他口中讷讷地说道：
“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吕氏春秋·顺民》）在这段文字中，接连深情地用了两个“余一人”。
这是一段极为著名的话语，意思是说：如果说由于“余一人”的罪过的话，那应该由我一个人担当，不应该牵累了百姓。如果说百姓（万夫）做了什么对不起上帝的事，也应由“余一人”来担当，因为我是他们的领头人啊。上帝啊，鬼神啊，可千万不能“伤民之命”啊！据说，上帝听了他的话被感动了，“雨乃大至”。
商汤这里的“余一人”的说法，后来为历代统治者所接受。这既是最高统治者的一种谦称，又是最高统治者对自我责任的认同。“余一人”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主旨是承认自己是天下事务的第一责任人。
也是在商汤自认为“余一人”的同时，他为了百姓的利益，还表明了这样的决心：商汤登王位伊始，他久久地在商王族祭天的桑林处沉思。他觉得，要当好一个称职的“余一人”，就要时时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像祭天地和祭先祖的祭台上的牺牲品一样，无私无畏的奉献自我，这称为——
这也是发生在桑林祈雨过程中的感人一幕。据说，那次祈雨持续了好些天，可是，就是天不降雨。商汤真的急了，情急之中，他做出了最后的决断，向上天明确起誓：“愿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吕氏春秋·顺民》）
这是古今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商汤向上帝许下了一个千古大愿：为了万民的幸福和安康，他愿“以身为牺牲”，来换取民众福祉。这也是中华文明史上一大重要观念——“自我牺牲”——的真正出典。
那么，何谓“牺牲”呢？
原来殷人十分信奉鬼神，经常通过种种仪式祭祀鬼神。在重要一点的祭祀仪式上，都要奉献上最好的、纯色的牲口，这些祭鬼神用的牲口被称为“牺牲”。文献上说，“牺牲，牛羊全体者也”。（《汉书·礼乐志》）也就是带皮毛的、纯色的、最好的、整体的牛羊。
那么，商汤准备如何“以身为牺牲”呢？他是认真的，也是顶真的。在桑山的祈雨坛上，他真的把自己当作“牺牲”了——他把自己满头的乌发剃光了，要知道中国的传统观念是把“身体发肤”看得极重的，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剃发的，只有犯有重罪之人才被剃去头发。他这次是自认为犯有重罪，剃光了头发。他让人把自己的双手反绑在身后，然后跪倒在祭台上，任由上苍的安排和处置。口中还一再的叨念着：“上苍啊，为了万民的福祉，就收受了我这个牺牲品吧！”结果怎样呢？据史书记载，就因为商汤的“自我牺牲”精神，感动了上帝，“汤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悦），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吕氏春秋·顺民》）汤的自我牺牲感动了鬼神，感动了上帝，也感动了民众，于是“雨乃大至”了。
商汤创导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深入人心，可以说已经化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和骨髓，成为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之世，尤应发扬光大此种精神。
汤去世后，接任的几位君主都早亡，再加上汤之孙太甲的“不遵汤法”，在万般无奈情况下，年迈的相国伊尹实行——
汤在位13年而去世，他原先选定的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立其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就死去了。后立外丙之弟中壬，中壬即位四年又过世了。在这种情况下，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当政。可是，太甲当政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万般无奈，伊尹采取了非常措施：“于是，伊尹放太甲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史记·殷本纪》）伊尹以多朝老臣的身份，把“不遵汤法”的年轻国君关押到一个叫桐宫的地方，自己代理政事。
从此，中国古代的政治史上有了一个新名词：摄政当国。“摄”者，代理也。摄政，就是代理政务。当国，就是管理国家。之后，摄政的条件不同，有的由于主子年幼，有的由于主子德性和能力上的原因，处置的方法也很不相同，但摄政不是王者亲政，在一段时间内由代理者主政，那是一样的。
相传，摄政当国的伊尹，尽管将太甲关押起来，但仍寄希望于他能够醒悟过来，遵守商汤的大政方针。为了教育太甲，伊尹一方面与诸大臣代为执政，史称“共和执政”，另一方面著《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阐述如何为政，何事可做，何事不宜做，以及如何继承成汤的法度等问题，对太甲加以训导。
当时的局面很混乱，也很危急。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商王朝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这时，作为开国元老的伊尹“放太甲于桐宫”，让他很好地接受汤艰苦建国思想的教育。三年后，帝太甲精神面貌大变，并决心——
伊尹把太甲关在一个叫桐宫的地方，一些学者考证说：“桐宫，汤葬地。”也有说：“桐宫，地名，有王离宫焉。”总之，那里的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而且与那些“不遵汤法”的属下隔离了，适宜于进行善化的教育。在这三年中，伊尹也一定是定时地对他进行了谆谆的教导。在伊尹的训导下，太甲追思成汤的功业而自怨自艾，做了深刻反省，认识了自己的过错，悔过反善。《史记·殷本纪》有载：“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这里出现了这样一句成语：悔过自责。悔过，指的是追悔过错。自责，指的是谴责自我。总之，是决心自我更新了。当太甲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后，伊尹便适时亲自到桐宫迎接他回宫，并将王权交给他，自己仍继续当太甲的辅佐。
太甲复位之后，“勤政修德”，继承成汤之政，果然出现了清明的局面。对此，《史记》称“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在商代历史上，帝太甲虽然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但总的来说，还是个很不错的君主。史传载：“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看到这种景象，伊尹是高兴的，他写了《太甲训》三篇，其中一篇褒扬太甲。太甲终成有为之君，被其后代尊称为“大宗”。
太甲过世后，政权交接频繁。十余年间，已历三代五王，最后权力的接力棒传到帝雍己手里，这时商中央政权衰败了下去，又出现了所谓的“妖象”。这时，名相伊陟站出来直言——
太甲死后，传位给儿子沃丁。沃丁死后，又传位给弟弟太庚。太庚死后，又传位给儿子小甲。帝小甲死后，传位给弟弟雍己。当时基本上是“父亡子继”与“兄终弟及”交替着传承。时间不长，却意外地已历三代五王，最后权力的接力棒传到了迷信而少政见的帝雍己手里。商王朝被折腾得衰败不堪，有的诸侯就不来朝见了。
雍己死后，传位给弟弟太戊。太戊任用伊陟（zhì治）为相。当时国都亳出现了桑树和楮（chǔ储）树合生在朝堂上的怪异现象，一夜之间就长出了一个怪果。太戊帝很害怕，这时，伊尹之子、名相伊陟站了出来。他对帝太戊说：“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史记·殷本纪》）这段话的意思是：妖魔是不可能战胜有德行的人的。现在国家出现了不小的问题，重要的是要反省一下现在的执政者有哪些缺陷。作为帝王，应抓紧修德。太戊听从了伊陟的规谏，马上醒悟改正，说也奇怪，那怪树就枯死而消失了。伊陟把这些话告诉了巫咸。巫咸治理朝政有成绩，写下《咸艾》《太戊》，记载了巫咸治理朝政的功绩，颂扬了太戊帝的从谏修德。太戊帝在太庙中称赞伊陟。伊陟谦让不从，写下《原命》，为的是重新解释太戊之命。就这样，殷的国势再度兴盛，诸侯又来归服。因此，称太戊帝为中宗。
太戊帝亡过后，政权传给了其子中丁，从此开始了长达百年的战乱和衰微，一共经历了九世。作为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的国都一迁再迁，由亳，迁往隞，再由隞迁往相，再由相迁往邢，地域跨度之大让人惊异。有的帝王还“书阙不具”，连在哪里安家也说不清。但是，殷人中的有志之士还是很了不起的，他们无论在怎样的艰难困苦之中，心中从来没有放下过这样的宏愿——
“复兴”这个词现今民众耳熟能详，殊不知，它源于殷商时代“复兴殷道”的观念。从公元前16世纪的殷革夏命，到公元前11世纪的商纣亡商，中间持续时间近600年，传承了17世31王，其间有五度“殷道衰”，又有五度“殷道复兴”。
“复兴”观念成为殷商时代推动社会曲折前行的原动力。“复兴伟业”的任务在一代代人手里接力。
当商汤之长孙太甲时，也就是创业后的第三代人，出现了“第三代腐败”现象。“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商王朝第一次出现了“殷道衰”的危象。这时，以伊尹为首的元老派采取果断措施，以“复兴殷道”为旗帜，使商殷社会重返昌盛。又过了三代，到帝太戊时国家又面临困难，伊尹之子伊陟站出来挽狂澜于既倒，打出的还是“复兴殷道”的大旗。之后又有所谓“九世之乱”，太史公在《史记·殷本纪》中写道：“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时，有志之士团结在国君盘庚周围，打出的还是“复兴殷道”的旗帜。
在商王朝的行进过程中，“复兴”这个词用得最多，它总是在关键时刻拯救了一个王朝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