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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洪水，是天下的大洪灾。当年的治水，是天下的大治理。大禹带领百万治水大军由西而东，由东而南，由南而北，一面是治水，一面又促成了民族的大融合，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禹平水土过程中，划分九州，以名山大川为其疆界，后世因称中国为——
“禹域九州”，或简称为“禹域”，或简称为“九州”。这里提到的“禹域”和“九州”指代的都是中国。
在禹立国之前，禹一边是平水土，一边设计新的州制和州界。他十分重视提高州界的明晰度。他确实做得很具体细致：“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泽，度九山。”（《史记·五帝本纪》）在划定州界上，大禹亲力亲为，他亲自攀山越岭，驾舟渡河，进行实地的考察，然后通过对“高山”和“大川”的综合考察来划定九州的四至。在州与州的交界线上，还进行“随山刊木”，就是在分界线所在地区的树木上刻上特殊的、永久性的记号，这相当于后世树立的“界碑”了。为了使划界准确而有说服力，禹带领大队人马进行实地测绘。
从相关资料看，禹是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根据实际情况，他将尧、舜时代的比较粗放的、疆界不明的十二州制改造成了比较具体实在的九州制，区划是更大了。九州源于十二州，但又不同于十二州。另一件大事是把九州的界线通过“行山表木”彻底划清了，各州管理的区限明确了，日后就不会因为州与州之间界限不清而闹纠纷了。为何分九州？相传，上古大禹时代，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当然“九”是“久”的谐音，被视作一个吉利数字。《易·系辞上》作：“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据《尚书·禹贡》记载，九州分别名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山川方位和走向、土壤性质、物产分布，贡赋的等级和物品等情况，以及进贡经行的路线，也都有记载。
九州的划定是大禹平水土的必然成果，也是国家实现统一的重要标志。
九州的划定，只是实现天下统一大业的第一步。真实意义上的统一，既要有文化和情感上的认同，又要有物质上的丰厚基础。为此，大禹实施了一系列的规范性举措，让大家都过上“九州人”的平等生活，着力强调的是——
对于《禹贡》，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它就是传说中的夏书，是反映大禹平水土的最直接最真实的文献。它具体讲述的九州，还是比较靠得住的。该书对九州的四至、水土治理、物产、交通、贡赋做了相当精到的介绍。《史记·夏本纪》特别指出：“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其意是说，大禹治水之功，九州同享其成，光耀唐虞的同时，恩德也流传后世。这就是大禹创建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前提条件。
什么叫“九州攸同”呢？“攸同”，相当于说大同，或者说是大致相同，就是要让“九州”人都过上“攸同”的好日子。
大禹是在“攸同”的“同”字上做足了文章。从权利角度讲，是要让九州的百姓“四隩既宅”。“隩”，可释为方，四隩就是四方。《集解》释“四隩既宅”为“四方之宅皆可居也”。这里有一个标准，《禹贡》中一再强调，要看“民得下丘居士”这一条实施了没有。大洪灾时人们被迫“丘居”，现在是要“下丘居”，在平原上建起新宅。另外，从义务角度看，在赋税制度上是否平等合理。为了体现“攸同”原则，禹将全国耕地划分成上、中、下“三壤”，收各自的田赋。这种不同中的“同”，体现了大禹极高超的统治艺术。
大禹是个实干家，他的“九州攸同”，渗入了民生领域。
禹建立九州后，有一条硬性的规定，那就是地方服从中央。为了确保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权威，禹规定州的行政长官州牧一律由中央委任，并对中央负责。为了使地方民众和长官牢记对中央的责任担当，禹创立了地方对中央的进贡制度，称为——
《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杜预注：“使九州之牧贡金也。”原来大禹在建立天下九州之后，紧接着跟进的措施是，在各州设有州牧。州牧直接由中央委任，其使命一是代表中央行使职权，二是向中央“贡金”。
在《尚书》中的《禹贡》篇，其主旨就是讲地方向中央贡献的，也就是所谓“贡金”。这里说的“贡金”一般是指贡献地方特产，即所谓“贡献方物”。《禹贡》中写得很具体——冀州是中央所在地，不贡；兖州“厥贡漆、丝”；青州“厥贡盐、
”，还有“丝、枲铅、松、怪石”等物；徐州“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扬州“厥贡惟金三品，瑶、琨、齿、革、羽、毛惟木”之类；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等；梁州“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之类，如此等等，所贡的物品算不上是什么稀世珍品，只是一方土特产（“方物”），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用意义。
“禹贡”表面上是一种经济关系，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上下级的政治臣属关系。孔颖达为“贡”字作疏时说：“贡者，从下献上之称也。”某地献上贡物，首先在思想上就得承认自己是“下”，而对方是“上”。当时禹划定的是九州，九州的中心是冀州，那是中原之地，是王城之所在，是尧舜禹时代的政治中心，因此它是不需要进贡的。禹贡只能是除冀州之外的八州向禹领导的中央政府进献，进献物的接收地也是冀州，是王城。
九州制度更是一种贡赋制度。“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史记·夏本纪》）贡赋制度是禹的一大发明。“贡”是从下献上，用以确保中央的政治权威，“赋”是田地税，表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是经济上地方对中央的支撑。九州制度又是种文化制度。以中原为中心，认同中央的权威，这本身是一种文化。建立九州制度，加强各州际、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和走动，这也是一种文化。文化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
现在，“区”的观念已经习以为常，如社区、地区、区域，等等，可是，要知道，在禹之前，是没有“区”这个概念的，是禹在治水过程中发明出来的一个新概念，即所谓——
在《尚书·康诰》中有一种说法：“显民，用肇我区夏。”意思是说，为了光显万民，开始（“肇”为开始之意）建设起了我们的“区夏”。这就充分的证明了，“区”的实施，肇始于“夏”，因此被称为“区夏”。
在平水土过程中，禹发明了“区”这个既蕴含治水系统，又囊括农田水利的人类新社会生存模式。“区”的繁体字是“區”。有研究者对作为农田水利的“區”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分析：“區”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堤防系统，即區字的外壳部分“匸”。二是沟洫系统。在堤坝系统内，即繁体字“區”字中部的“品”字，象征田块及其间的蓄水沟。三是来水系统。即“區”字开口部分所对的高坡集雨面积。将这块收集到的降水蓄在“區”内的沟中。这种“區”，既有防洪的作用，又有蓄水的功能。据说，这种“区”的设置，最早出现在太湖边上，后来推广到南方各地以至华夏全境。
一些古典文献的实录证明了“区”的存在。《尔雅》《山海经·南山经》《周礼·职方氏》等，这都说明在历史上，“区”制的确是存在过的。而这种“区”制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由农田水利的“區”，一点点发展，渐渐的就有了行政区划的“區”，也就是一点点形成了地区的概念。中国的九州是一个很大的地域概念，得加以细化，在农田水利的基础上，再把九州内细划成若干个“區”，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现实的需要，而跨出这第一步的，当是夏禹，因此才有“区夏”的称谓。
大禹的建九州，命九牧，行贡金，划“区夏”，使当时的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当然，单是这些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要使“声教讫于四海”，使大禹创建的勤勉精神、无私精神代代相传，只有这样，才能达到——
“天下太平”这一观念，最早是用来形容大禹治水成功后的盛况的。《尚书·禹贡》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其意是说，东临大海，西至沙漠，从北方到南方，天子的声威教化达到了四面八方的边陲。于是，舜帝为表彰禹治水有功而赐给他一块代表水色的（黑色）圭玉，向天下民众宣告治水成功了。天下从此太平安定。在这里，对“天下太平”做了独特的界定：一是天下的东、南、西、北、中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这一点大禹通过治水做到了。在九州之地，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当然也给天下的各地带来了太平。二是更深层的，就是要做到“声教讫于四海”。何谓“声教”？指的是声威教化，即所谓的“英明高比日，声教下如风”（唐代薛能《国学试风化》）也就是要让大禹的勤勉精神、“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无私精神、克勤克俭的精神、“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的精神，像春风化雨一样渗入四海的百姓的心田中，只有那样，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下太平了。
“天下太平”，其意是指处处平安无事，整个社会祥和安宁，比喻国泰民安，除了《尚书·禹贡》外，其他如《吕氏春秋·大乐》《史记正义》等都有论及。天下太平既是社会安定意义上的，更是文化尤其是“声教”意义上的，这是大禹统一天下时告诉人们的。
鼎，古代最重要的食器，渐次演化为重要的祭器，后来远古的帝王铸鼎以为传国的重器，用以指代国家政权和帝位。相传，大禹为了巩固刚建立起来的统一局面，仿远古帝王的做法，铸造国鼎，此举被称为——
中国历来就有“鼎定”观念，也就是铸造大鼎，以表示建国完成。据传，太昊帝统一了天下后，制作了一个神鼎。其意思是“一者壹统也”，希望天下永远太平，永葆一统天下。太昊帝死后，天下大乱。在大乱中“太昊鼎”也不知哪里去了。黄帝主政天下以后，他一面以德喻天下，一面习用干戈，去征讨那些害国害民害天下的诸侯。最后把那些诸侯征服了，天下算是太平了。他在一次封禅天地的祭祀活动中，“获宝鼎”，那就是久已失传的太昊鼎。他认为这是上天的启示，获取太昊宝鼎就是上天赐予他天下的明证。受到这一启示，黄帝后来就制作了三只宝鼎，以象征自己能成为天下共主，是得到天、地、人三界的允诺的。
大禹决定学习太昊和黄帝，铸鼎以“鼎定天下”。怎么铸？铸多少个鼎？这是个难题。大禹决定召开“九牧会议”征求各方的意见。一听说要像太昊、黄帝那样铸神鼎，所有的人都表示拥护。铸怎样的鼎呢？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太昊铸一只鼎象征统一，黄帝铸三只鼎象征天、地、人三者的和谐，那我们就要铸九只鼎象征九州天下一统。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九”者，“久”也。九鼎也含有国运恒久的意思。
在铸鼎上，大禹别出心裁。他让九牧各自献上自己州产的铜，把这些铜熔铸在一起，以铸造一只只大鼎。这样，每只鼎中都有着九州的铜，表示了九州一统的文化思想。同时，所铸的九只鼎，分别代表九州中的一州，为了使每只鼎有其本州的特色，决定将该州的山川地形、奇禽异兽铸在鼎壁上。鼎是国之重器，代表着国家的统一，代表着中央的权威，因此，九鼎只能安放在中央所在地的京都。
大禹铸鼎还有一层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告诉世人，社会是发展的，从今而后神州将走上这样的道路——
鼎新革故，原指朝政变革或改朝换代，后泛指除掉旧的，建立新的。语出《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鼎新革故”一词，包含于禹铸九鼎的过程之中。唐人徐浩在《谒禹庙》诗中说：“鼎革固天启，运兴匪人谋。”这里的“鼎革”是鼎新革故一词的省称，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大禹的鼎新革故是依据于上天的启示，这样做国运当然兴旺，也不全是个人谋略之结果，主要依仗于得民心。
禹在平水土成功，并统一了中原大地以后，干的一件大事就是铸大鼎，目的就是要向世人宣示“鼎新革故”的理念——洪水治平了，天下统一了，那个万国林立的“故”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天下一统的“新”时代开始了。
在铸鼎过程中，作为天子禹向众人宣示说：“在我们铸的鼎上，一定要铸上天下的山川地形，让后世的人们懂得这江山如金属浇铸出来的一样的永固。只要鼎在，国家的社稷江山就在。”
在铸鼎过程中，大禹又想出了新的一个大招，就是把各种奇禽异兽、妖魔鬼怪等明明白白地一一刻在各州的鼎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大禹解释说，将来鼎成之后，设法将图像拓出，昭示给九州百姓观看，让他们知道哪一种动物有益，那一种动物有害，以免受到魑魅魍魉的贻害。这是从利民的角度讲的。从魑魅魍魉角度讲，就是要永远把它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使之不得阻止“鼎新革故”的前进路程。
这九个宝鼎作为传国的重器，作为国家政权和帝位的象征，在夏王朝的王宫里安放了471年。
世界上任何一个古老的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以之作为自己的文化标志。我们国家也不例外。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以农立国的国家，于是对“华”（即“花”）的崇拜便油然而生，形成了自称为“华人”的民族观念。《诗经》中有一句诗写道——
中国人的又一广为人知的称谓叫华人。华人久居海外为华侨。华人加入了他国国籍，其后人称华裔。总之，只要你的血脉里曾经流淌有中国人的血液，你就与这个“华”字搭界，且有着永远的不了情。
华人之名由何而来呢？原来，在漫长的历史流程中，“华”与“花”同义。而且，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只有“华”字，没有“花”字，当人们讲到“华”时，指的就是“花”。华夏民族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形成对与农业有着最密切关联的“花”的崇拜，并自认为是花神的后裔。世界上任何文明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图腾崇拜。华夏民族也不例外，华夏民族的祖先，就是一个以花为图腾的古老民族。
原始农业是“华”文化的最直接的媒介。没有原始农业，就不会有“华”文化。对神州大地来说，“华”是无处不在的最普遍的装点。《诗经》中说：“皇皇者华，于彼原隰。
征夫，每怀靡及。”（《诗经·小雅·皇皇者华》）翻译成白话就是说：在神州大地上，不管是广袤的原野，还是低湿的沼泽地（隰，指低湿地），到处都绽开着美观艳丽的鲜花。面对如此华丽的锦绣河山，负有建设和保卫自己家园责任的征夫更感到自己肩头担子的沉重，生怕完成不了大地母亲赋予的使命。
这里，皇皇者华中的“华”（花），已经成为当时人们心中的崇拜对象，成为促进征夫完成自己使命的一种巨大驱力。
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由对花的崇拜，发展到将花人格化，把她描绘成为如花似玉的美貌女性，进而又以神话的形式创造出一个理想化的美好国度——
传说中的华氏之祖是华胥，相传她是女性，而且是个美貌如花的女性，一位永远年轻而富于生命力的女性。她的巨大贡献是创造了一个以“华”命名的理想国。
在《列子·黄帝》中，有对华胥氏之国的较为完整的描述，其中说：这个华胥氏之国“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这是一段十分理想主义的奇文，比《礼记·礼运》中表述的大同之世更富于理想色彩。在这个华氏之国中，没有阶级（“无帅长”），没有压迫（“无夭殇”、“无爱憎”），没有亲疏（“不知亲己，不知疏物”），一切都是“自然而已”。
在《列子》的作者看来，这个“华胥氏之国”对一般人来说，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只有像黄帝这样的圣人才得以“神游”。黄帝曾经“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得出的结论是“此神仙国也”。自从游了华胥氏之国之后，黄帝就立下大志，要与民众一起建设“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之国”的太平世界。
黄帝梦见的华胥氏之国，后来人们简称其为华氏之国，也就是通常说的中国。黄帝是很想把华氏之国建成一个“神仙国”的。
孔子的第三十二代裔孙孔颖达在解说华夏族时，说过这样一句有名的话：“华夏一也”，也就是到夏代，已经基本形成了我们现在常说的——
孔颖达是孔门后裔中的著名国学家，唐代人。他以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左传·定公十年》孔疏）
孔颖达是唐代太宗时代最有成就的经学家，他对华夏民族成因的解读具有相当的深刻度。他从礼仪的角度来定义“夏”，相当得体；他又从服饰、衣冠的视角来定义“华”，很有心得。礼仪表征真善，服章彰显华美，短短的一段文字，把华夏民族的真、善、美本质都宣示出来了。至于“华夏一也”，似乎是在告诉人们：到夏代时，“华”的观念成熟了，渐次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民族。
原先，夏氏集团和华氏集团是有所区分的，这与中华大地上的人们都有花崇拜是不冲突的。夏氏集团的来龙去脉很清楚，它源自炎黄，五帝时代是当时的“三色世界”中夺目的一色。后来，夏族人北上东进，在中原的崇山一带站住了脚跟，鲧、禹父子两代都被封为“崇伯”。而华氏集团的渊源，著名史学家苏秉琦先生根据神话传说和考古资料综合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它的最初居处当在华山一带。
大禹平水土（一般人说的“大禹治水”）的伟大成功促成了华、夏两大族群的融合。大禹带着数万以至于数十万人的治水大军，纵横于神州大地十数年或是数十年。平水土的大业把原先的族群格局完全打破了，也打乱了。平水土的大军中，会有华族人，也有夏族人，还会有其他各族人，在行进过程中更会有各族类的人加入，久而久之，族与族之间的界限磨去了，最大的文化成果就该是华夏族的形成。
“华夏一也”——应当说，在夏王朝建立之初，“华夏民族”这个新概念形成了，一直沿用至今，并被世界所认可。
除了“华”文化与“夏”文化的融合外，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华”文化与“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这样的新观念——
禹从列祖列宗那里承接下来的“华”文化，应该说是一种积极、向上、华美的文化形态。“华”文化的建设到了大禹时代，进入了一个由单纯的“华”文化，走向“华”文化与“土”文化相结合的新时期，史书上说的“自禹兴而修社祀”宣示的就是两种文化的有机联姻，所谓“修社祀”就是把对大地之神的祭祀提到了十分崇高的地位。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华”（花）是神州大地上的光耀万物的精灵，“灼灼其华”，夺人眼球。可是，请不要忘记，“华”文化是一点也离不开“土”文化的。花再美，离开了大地，它就枯萎了，正如有识之士所言“夫华离蒂而萎，条去干而枯”，“土”是“华”之本。
《史记·封禅书》上说：“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祠所从来尚矣。”短短的几句话，却勾勒出了远古华夏文化发展的大致脉络。“郊祠所从来尚矣”，郊祠也称郊祀，一般是在帝王之都的郊外，祭祀王天后土，特点是把祭天与祭地合在了一起。《汉书·郊祀志下》：“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意思很清楚，虽名之为天地共祭，但是重头戏还是祭天。平水土的艰难历程使大禹懂得了，大地对于人类有着第一等的意义，他勇敢地把社祀从郊祀中分离出来，变成一种独立的大祭。社祀又称社祭。这里的“社”就是土地神，这个土地神往往就是对民生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死后的追封。“自禹兴而修社祀”，这是中国远古时代礼制上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也为崇尚“华”文化的那个时代注入了新的内涵。“华”这种文化不再只是华美，更加注重于朴实，注重于对大地母亲的崇尚和保护，注重于对民生的保护。有了对社神的祭祀，必然会有对稷神（谷神）的祭祀。
一旦对社神和稷神的祭祀被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社稷江山”的理念也开始浮出水面。
世界许多国家许多民族的图腾崇拜都是多元的，中华文化也一样。我们既有华文化的崇拜，又有龙文化的崇拜。华文化的对象是实体的，龙文化的对象是虚构的。“龙者，拢也。”把某些动物的特性拢合在一起，塑造出了“龙”的形象，因之世间有这样的说法——
不少学者对“龙”的原始意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究。“龙”的初义，即是“拢”，也就是把一些原本不同的元素拢聚在一起，通过融会贯通，形成一个新的统一体。“龙”就是通过“拢”的手段加工组合成的世间本没有，但又被大家公认为有的一种神灵物类。
就拿夏王朝建立之前的中国龙来说，它至少汇“拢”了氏族中的蛇图腾群体、猪图腾群体、牛图腾群体，还可能有羊与鱼图腾的群体。把这些群体组合起来，就是一种龙的文化了。大家在龙的图腾面前，就会感觉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就是一种和谐的糅合。
一般认为，“龙有九似”，即所谓的首似牛，鼻似猪，角似鹿，鬣似马，鳞似鱼，眼似兔，项似蛇，爪似鹰，掌似虎。这种种的“似”，实际上是种种品格上的象征性，比如牛象征勤劳、忍从、拼斗，猪象征大耳、多富、口食，蛇象征柔和、性欲，马象征英武、雄壮，鹿象征君子风范，等等。
多种图腾的和谐糅合，必然会涉及地域的和谐相处。有学者根据考古相关资料，再参之以文献典籍，认为龙的分布地区极广，《管子》中说，“龙生于水”，凡有水的地方，就会有龙蛇文化。越人“断发文身，以象龙子”，越地可能是龙文化的发祥地。后来，龙文化向南传，“南海为龙之都会”（《广东新语》），这里说的“南海”，是泛指现在的两广地区。再后来，龙文化向西南走，在汉水流域形成了鳄鱼崇拜，这是龙文化的一种变态。然后又折向中原，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了三组大画面的蚌塑的“龙虎斗”图形，这是更富有现场感了。内蒙古赤峰发现的原龙玉器，已综合了“九似”中的牛、马、猪、鹰等多种物类了。龙文化一路走过来，一路变化着，又一路糅合着。
每一种崇拜所据有的地域都是相对的，还有许多是交叉的，中华的地域文化本身就是杂交文化，有着历史发展形成的共融性。这是中华文化的优势。龙文化的意义在于在原有的文化共融性的基础上再大大地推进一步，形成一种统一的龙文化。可以这样说，大禹平水土的成功，为华夏大地的第一次大统一创造了条件，而龙文化的成熟正是这种统一局面到来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的神话故事中，永远是蛇龙一体的。《山海经》中说到，有一种蛇，可以吞食比它大的巨物，这就是所谓——
在《山海经》中有个著名的“蛇吞象”的故事。《山海经·海内经》有这样的记述：“有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象。”郭璞注：“黑蛇，巴蛇也。”《山海经·海内南经》进一步记述道：“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这一故事的大意是说，在天下的西部地区，有一个朱卷之国，那里有一种特殊品种的巨蛇，称为巴蛇，它可以一口气把一头巨象吞食掉，三年以后象的肌肉皮毛都已被消化掉，而象骨被吐出来。这是十分神奇的。
专家以为，这则蛇吞象的神话故事中的“蛇”，实际上指的就是龙。意思是说，世间任何的庞然大物，在龙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这也是从一个视角展示中华民族无比的生命力。
“蛇吞象”的神话故事原意是盛赞龙的威武无比，无可抵御。可是，它被成语化以后，就有了词义上的很大转换，往往用来形容贪心和不自量力者。看来，在运用“蛇吞象”这一成语时，是要把神话原意与后世的世俗用法严格区分开来的。
在民间还有一个“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故事，传说，古代有一个农夫上山砍柴，见一条小蛇冻得发僵，非常可怜，便把它揣在怀里，带回家里喂养。小蛇慢慢长成大蛇，农夫就把它放在山后石洞里，渴了饮山泉，饿了吃野果，大蛇自然对农夫很感激。不久，大蛇的石洞口长出棵小小的灵芝，越长越神奇，人们都想得到它，只因大蛇在守护，谁也不敢近前。这件事被皇上知道了，就下诏：谁能采来这棵灵芝，就受重赏。这个农夫想得到赏赐，就央求大蛇把灵芝送给他，大蛇答应了，农夫就把灵芝献给皇上，由是得到了一批金银财宝的奖赏。又过了些日子，皇后的眼瞎了，御医说只有龙蛇的眼珠才能治好皇后的眼，皇上又想到这个献灵芝的农夫，就命他去挖那大蛇的眼睛。许诺他事成之后，封他为宰相。这农夫发了财，又想当大官，于是又来央求大蛇给他一只眼珠。大蛇为了报恩，只好忍痛让农夫挖去一只眼珠。皇后的眼睛复明了，由是，农夫遂当上宰相。这个农夫当上了宰相后，养尊处优，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生怕哪一天死掉，丢下这万贯家财。于是，就想要长生不老之法，听说吃龙蛇之心，能够长生不老，就又到山中去找大蛇，要求再给他一颗心，成全他长生不老。大蛇见农夫如此贪心不足，就张嘴叫他去挖。这个贪婪的宰相一近前，就被大蛇吞下肚里，这宰相（象之谐音）再也没回来。这也是“蛇吞象”神话传说的一种版本。
古代典故和民间传说有所不同，一个是说蛇的贪婪——“蛇吞象”，一个是说人的贪婪，人被蛇吞掉——“蛇吞相”，这大概是口头文学传播演变的结果。无需鉴别真伪，都是警喻如果贪心不足，不得好下场。
龙作为一种图腾，它本身是人的思想的产物，是人的文化的象征。而龙的图腾一旦形成和成熟，它又反作用于人类，甚至支配人们的思想行为。夏代南部氏族的“断发文身”，实际上已形成了人龙一体的观念，再跨前一步，就承认自己是——
人是生存于大自然中的。早期的人类，吃、穿、住、用的一切都有求于大自然。大自然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衣食父母。基于这种境况，在人类的心灵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自然物的崇拜，某种崇拜发展到极致，就转而成为我们通常说的图腾。图腾一词是英语totem的音译，意为“他的亲族”，也就是把某种自然物或源于自然物的图形视为自己的“亲属”，实际上就是视为自我的祖先，进而变成自我的保护神和本氏族、种族、民族的标志。郭沫若说过：“凤是玄鸟，是殷民族的图腾，夔，我把它认定为龙，龙是夏民族的图腾。”再进一步，就会把自己当作龙的传人。
据传，龙的传人的观念首先产生在南方。我国的越地是著名的水乡，也理所当然地成了龙和龙文化的故乡。越人的断发文身就与龙和龙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在经典中有所记述。《墨子·公孟》：“越王勾践，剪发文身。”《庄子·逍遥游》：“越人断发文身。”《左传·哀公七年》：“（吴）断发文身，赢以为饰。”《战国策·赵策》：“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为何要断发文身呢？《说苑》一书说得十分清楚了：“（越人）翦发文身，烂然次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也。”（刘向《说苑·奉使》）这里说的“以象龙子者”，指越人的一种聪明智慧，就是把自己的身上刺上龙纹，让那些龙真假难辨，以为那些文身的人真是龙的子孙了。既然是“龙子”，那就不会被水怪所害，而只会被龙所护了。
这种人是“龙子”的观念从越地、从岭南传到中原，传遍神州大地，于是就有了“龙的传人”的民族观念。
龙图腾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形成过程。在远古图腾时代，最早的传说是女娲氏和伏羲氏为华人祖先，而他们都是人首蛇身。历史的发展，部落的联合，特别是炎、黄两帝联合后，各部落纷纷加入到这个大家族中。当马图腾部落加入进来，就在蛇头上加马头，鹿图腾部落合并进来，就在马头上添鹿角，鱼部落进来，就在蛇身上增鱼鳞。于是，龙身上综合体现了多种动物的特征：如兽足，鸟尾，山羊胡子。龙的形成体现了民族平等和民主，部落不分大小合并进来就亲如一家，这是优秀民族文化的创举，直到今天，各族人民大团结仍体现了这一光荣传统。
中华大地上，到处可以看见“龙”，从划龙舟、舞龙灯，到龙的绘画、龙的雕刻、龙的旗帜等。龙，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中，成为华夏民族的象征。龙的传说历史悠久，商代甲骨文中已有结构完备的“龙”字，龙的图案和传说更可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文化时代。一般认为，传说中各种各样的龙其实都是远古时代各民族的族徽图腾。人们推测，以蛇为图腾的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部落，逐渐形成了华夏大民族，它的图腾也兼取被蛇合并部落图腾的特点，以角似鹿，头似牛，嘴似驴，眼似兔，耳似象，鳞似鱼，须似人，项似蛇，足似凤。最后拼合成华夏民族共同崇拜的形象——龙。龙体现了华夏各部落的大联合，大团结，它在人们心目中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也正是中华民族无可估量的创造的象征。
龙的形成过程就是民族团结统一的过程，这种民族大融合到唐尧时基本完成，确定了龙这一形象。中华民族有着极强的凝聚力与团结统一的优良传统。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上有不少民族消亡了，其中不乏有为人类做过杰出贡献的民族。而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虽然经历了种种严酷斗争而不解体，并日益繁荣，就是因为她有一个光辉的整体形象，有一个团结奋进的精神纽带，龙起着维系和向心的作用。龙文化已成为东方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龙为图腾，称为“龙的子民”更为准确，中国人是“龙的子民，炎黄子孙”。
龙的威势，龙的变化无穷，龙的神通广大，龙的造福于民，都让人们无比神往。人们想象，如果巨龙升天，驾驭长空，把控宇内，那是何等壮丽，何等吉祥。人们期待那样一种时日的到来——
“飞龙在天”比喻的是帝王即位，天下一统。《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孔疏：“谓有圣佑之人得居王位。”王弼也加注曰：“不行不跃，而在乎天，非飞而何？故曰：‘飞龙’也。如鱼归大海，自由驰骋。”中国人崇尚中、正，这在《周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飞龙在天”是重卦乾卦五爻的爻辞。在《周易》中，从下数第五爻称九五。九五之爻在上乾卦中居于中的位置，称“得中”，而且从总卦来看，它处于奇数的位置，阳爻处于奇位称“得正”，故九五爻既“得中”又“得正”，从其所处位置来看，就是大吉大贵之位。
这就是中国历来的“九五之尊”之说，飞龙如果出现在长空，那就意味着“大人”要登王位了，天下也要一统了。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清理偃师二里头三号宫殿南院的墓葬时，在墓主的骨架上发现了一件绿松石片组成的龙。
该“龙”置于十分尊贵的墓主人尸骨上，头朝西北，脚向东南。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龙头置于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龙头隆起于托座上，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吻部略突出。以三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绿松石质蒜状鼻端硕大醒目。玉柱和鼻端根部均雕有平行凸弦纹和浅槽装饰。扁目圆睛。龙身略呈波状曲伏，中脊微凸，外缘立面粘嵌一排绿松石片。由颈至尾至少连续装饰有12个单元的用绿松石片构成的菱形花纹。距龙尾端3.6厘米处，还发现一件绿松石条形饰，长14.5厘米、宽2.1厘米，与龙近于垂直。此条形饰的上部由一排横长方形石片和一排纵长方形石片平行嵌合而成，下部则表现出连续的似勾云纹的图案，作为衬托是在表现龙飞云端的意境。由龙首至条形饰总长70.2厘米。在龙首半圆形玉柱的底面发现有白色和浅黄色附着物，可能是粘接的痕迹。
上面这组富于画面感的材料，自然会使人想到《易经》中的名句“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画面所制作的那条龙的龙头隆起，龙身曲伏，龙睛圆睁，前端又有云状物，这是一条飞龙那是毫无疑问的了。飞龙与“大人”相配，想来躺在龙身下的那位贵人必是飞龙所“利见”的那位“大人”了。人与龙之间的联袂互动，这本身就是龙文化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里头出土的陶品和金属器上，也出现了数以百计的“龙图像”，这是以前任何历史时期所没有的。与这些龙图像相伴而行的是人与龙交互为用的“飞龙在天”的有趣故事。
龙文化是讲宏大理想，讲远大目标的。龙文化宣示的文化大境界、大愿景是这样的：龙不是个体，而是群体，谓之“群龙”。群龙之间也无分高低贵贱，而是处于互助、互爱、互敬、和睦相处的状态，此谓之——
群龙无首，现在一般的解读是人多而无领头人，如一盘散沙，含有贬义。可是，该词的原始意义完全不是这样的。
《易·乾》：“用九，群龙无首，吉。”在《易》中，“九”表示阳气，即正气。正气发展到怎样的地步才是最值得肯定呢？答曰：群龙无首。也即不是靠哪条龙去管其他的龙，而是让所有的那些龙都达到自我管理的境界，那就真正的“吉”了。
群龙无首的前提是群龙自觉。《易》是总结前古、预知未来的，《易》的作者是大圣人，他相信将来会有美好的“群龙无首”的时代出现。当然，那是在遥远的明天，而不是当下。于是，又有人说：“龙者，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吞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藏于波涛之内。”应该说，这就是对“见群龙无首”的恰当解释。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今日世界众生，根器薄弱，未能有一切成佛之资格，未能达到群龙无首之地位。”（《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
要真正懂得龙文化，就得弄懂“群龙无首”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