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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时期的中后期，在我们祖先居住已久的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一次至少延续百年的大洪灾，史书称之为——
远古时代的洪水大泛滥，是人类历史性记忆中的一个永远的“痛”。有史学家作过统计，全世界包括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北美印第安人在内的600多个地区和民族，都用纪实或神话故事的形式，追述过当时洪水泛滥的惨烈情景。相对而言，中华大地上的这场大洪灾，持续的时间更长，而应对的策略也更务实，举措也更为具体。
中华大地上的这场大洪灾，来势汹汹，正如《史记》上说的，“鸿（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这里出现了“洪水滔天”这样一个成语，意思是说，大洪水把整个大地淹没了，洪水的浪涛拍打着大地，浪涛高不可测，直指云天，不但是整个平原地带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就是那些原先的丘陵地也淹没到了水下去了，那些高峻的大山也只露出一点峰巅，成了人们后来常说的“丘”。这时猛兽也乘机肆虐横行，吞食了众多的“颛民”。更为令人不堪的是，这场洪灾的时间也延续得特别的长。如果从五帝中的第二帝颛顼时代算起，那么，中经高辛、尧和舜时期，至少绵延有一二百年的时间吧！
上述的说法，现已得到古环境专家的研究成果的充分证明。在距今4700—4000年左右，神州大地的广大范围内出现了气温的大幅度降低及降雨量不正常的反常气候。据竺可桢先生《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以及其他科学家的相关著作显示，在此一时期，我国的江苏、浙江、上海、内蒙、北京、辽宁、河南、甘肃等地的确发生了异常的气候状况，集中表现为洪水的肆虐。当时是，渤海的海岸线已侵至山海关以东，此外皆为一片汪洋。当时黄河入海口在武强，今滏阳河就是当时的黄河；黄海海岸线自胶州湾以北基本成为海中孤岛。在南部中国，整个太湖地区，北至常州，西到茅山，南到天目山，皆被洪水淹没。
可以说，这是危及整个中华大地的大水灾，中华子民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共工是五帝中的第二帝颛顼时的治理洪水的领军人物。他刻苦耐劳，深知水性，领导民众取得了治理洪水的巨大成就。可是，到了他的晚年，他居功自傲，并与颛顼帝争夺起帝位来。当权欲得不到满足时，竟采取了极端行为——
不周，指的是不周山，是传说中的一座天柱山。共工这位权力人士在与五帝中的颛顼争帝位时，最终失败，于是“怒而触不周之山”。后世在运用这一成语时，省略了它的背景和具体内涵，赞扬的是一种不顾一切的人的血性和刚烈。
怒触不周，与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并称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
《列子·汤问》记载说，共工，又称共工氏，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水神，掌控洪水，与颛顼不合，发生惊天动地的大战，最后以共工失败而愤怒地撞倒不周山而告终。这里可以环绕这一成语讲一点远古历史。
那次大洪水起自五帝中的颛顼帝时期。为了治水，大家推举共工为首领。“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意思是说，共工原先是一个水乡的首领，“水处什之七”，就是百分之七十的时间在水上生活。因此对水患的处置上也比较有经验。这个氏族的图腾是与“水”紧密相关的“蛇”。而共工族的图腾“蛇”又与黄帝族的图腾“龙”有着某种关联，可见也很可能就是大范围意义上的炎黄族人。把治水这件当时的头等大事交给共工，是交对了，经共工与其子句龙的不懈努力，治水工程是初见成效了。
共工治水成功后思想上和生活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居功自傲起来了。先是生活上失检了。在《国语·周语下》中有一句引人注目的话：“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就是说，专注于生活享受，迷恋于声色了，并为夺取最高权力而罔顾一切。在颛顼帝的坚决反击下，共工大败，最后共工做出的是“怒而触不周之山”这样的冲动之举。历史学家认为，“怒触”云云，可能是在夺权失败的情况下，共工怒而破坏了治水工程，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总体而言，共工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在一些神话传说及某些典籍中，还是将其列为“三皇”之一。当然，为权欲而“怒触不周”，那是不足道的。
《山海经》上说，“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继共工治水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黄帝后代的鲧。可是，他的治水总体上还是失败了，究其缘由，在于——
共工去职后，洪水泛滥却日甚一日，“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在紧急情况下，尧帝征询新的治水大员人选，大多数人的意见是说鲧可以。理由很简单，一是鲧曾是共工的得力助手，他有经验，有这方面的能力；二是这个人有干劲，把任务交给他，他会拼死把事干好。听了众人的话，尧只是摇头，说：“说他有能力、有干劲，这一点不假，不过，这个人有个致命伤，就是‘负命毁族’，一旦把权力交给这样的人，必会贻误大事。”
什么叫“负命毁族”呢？原来“负命”指的是违抗命令，就是不听上头的指挥。而“毁族”就是不遵守族规，好自作主张，结果会让全族遭殃。两句话加起来，都说的是他不听话。当时原始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终点站，作为天下共主的“帝”还是喜欢听话的人的。客观地说，让鲧这样不听话的人执掌治水大业，的确有一定危险性。
这时，参加会议的众人异口同声地说：“等之未有贤于鲧者”（《史记·夏本纪》）。意思是说，比较过了，在所有人中间，论治水的经验，论实际能力，没有一个比得过鲧的了，也没有人比鲧更贤良的了。帝尧想了一想，觉得说得有道理，于是说：“那就试试吧！”
帝尧原先说是“试试吧”，可是，后来一试就是九年，说明鲧果真不是个无能之辈。这九年间也不能说他一无是处。他继续用“壅防”的方法治理水患，在一些地方取得了一些成绩。他改进“壅防”方法，提高“壅防”水平。他结合治水有效地实行了移民政策，最重要的是一改当时的常规，他把铜器用作治水工具，提高了治水效率。
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他个性上的“负命毁族”，他听不得不同意见，与部属关系闹得紧张。在治水方法上，他相对比较保守，不愿在坚持“壅防”的同时外加“疏导”。尤其致命的是他不听天下共主尧和新登位的共主舜的教导。“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舜对他下的结论是“无状”，就是无功效，基本上是给了他否定的评价。
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负命毁族”毁了治水大业，也毁了鲧的功名。
鲧这个人物还是不能让人忘怀的，一方面他是我国早期失败的治水英雄，同时又是个有成就的发明家，他成功地将壅防工程转变成为——
很早就有学者指出，城的发明是与治水有关的，或者说“壅防”启发了“城防”。鲧为了治水，不论是水中建造的堤坝，还是建造在河两边的堤岸，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牢固，经得起狂风巨浪的冲击。由此鲧会联想到经得起敌人冲击的防御工事的建造。如果在自己所在的地域外围上建造坚实的、经得起敌人冲击的、足以保护自我的“堤岸”一样的工事，岂不安全得多了吗？在一些史书上早有“夏鲧作城”（《淮南子》）的说法，这应该还是可信的。
说鲧是中国历史上始造城郭的第一人，在文献上有不少记载。如《世本》载：“鲧作城。”《吕氏春秋·君守篇》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吴越春秋》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淮南子·原道训》更是给出鲧作城池的高度：“昔夏鲧作三仞之城。”按照周朝的长度单位推算，一仞为八尺，三仞也就是两丈四尺。如果按东汉的长度单位换算，也有现今的将近两丈了。
从地下发掘看，“城”的出现和发明的确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早在河南淮阳平粮台和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就都已发现了外围的夯土墙，那就是最早的城墙。而河南二里头遗址中，却未见城墙。之后，山东城子崖遗址中，有了较为完整的城墙建筑，该墙南北长530米，东西宽430米，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残存城墙埋在地表下达2.5—5米，残宽达8—13米。这些都证明了，鲧发明筑城的说法，应该说基本上靠得住。
鲧治水失败之后，治水的接力棒意外地传到了鲧的儿子禹的手中，禹是怀着怎样的复杂情感上任的呢？他自己说——
鲧去位以后，洪水还是没有退去。治水大员的位子空缺着。帝舜召开最高议事会议——“四岳大会”。帝舜要大家推举真正担得起治水重任的人。真是想不到，差不多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众口一词地说：“除了禹这个年轻人外，没有别人可担此任了。”禹一再推辞，可是众望所归，怎么推也推不了。
按照战国时代大思想家孟子的推算，禹被任命为主管治水的“司空”时，大约是26岁。大禹是肩负着众人的期望走马上任的，大禹又是背负着父亲“绩用弗成”而被诛的沉重心理压力走上治水第一线的。《史记》上写了这样凝重的一笔：“禹伤先人（父亲）鲧功之不成受诛。”后缩写为“伤父之诛”，其意思是说，父亲鲧由于种种原因而治水失败，这让他太伤感甚至可以说是太伤心了。但是，这伤感背后深藏着的是一种怎样的情结呢？答案有了，那就是深深地写在他的心碑上的四个大字：“劳身焦思”。
禹清楚地知道，父亲的失败是事出有因的。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没有好的助手，其“伤”就伤在“负命毁族”上，他独断独行，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他争名争利，还与天下共主尧与舜争帝位，尤其是反对舜接尧的班。那样，你本事再大，也是干不好治水这件大事的。禹记住了这“伤”处，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治水大业。
禹伤痛父亲鲧治水无功被杀，更让他劳身苦思的还是治水工程，他在外治水十三年，自己吃穿一直都非常简朴，但对祖先和神明的祭祀却很丰厚尽礼。自己居住的房屋非常简陋，但不惜耗费巨资于修渠挖沟等水利工程。他早出晚归，赶旱路坐车，走水路乘船，走泥泞的路穿上两头翘起的橇行走，走山路穿上有齿的檋。测定平直的水准和绳墨，划定图式的圆规和方矩，都是随身带着离不开的东西，用这些来开划九州，辟通九州道路，修筑九州湖泽堤障，计度九州山岳脉络。对缺粮少食的地方，还要去调有余粮地方的粮食来补其不足，务使各诸侯境内丰歉均一，等等。这一切又怎么不让禹“劳身焦思”呢？
主政治水大业，就意味着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民众。那一年，大禹成家了，而且很快有了孩子。他唯一的选择是别雏离妻，马上踏上治水路，这就有了这样一句新成语——
“呱呱”是小儿的哭声，“呱呱而泣”一般是指大人耳中听到的幼儿清脆响亮的啼哭声。而在大禹的生命历程中，这可是一种让他终生难忘的别样的生活体验。
《尚书·皋陶谟》有载，大禹在向舜帝汇报自己不同凡响的治水历程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予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唯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皋陶谟》全篇字数不及两千，但其中内涵之丰富，意义之精微，足以引起后人重视。皋陶、大禹处在尧舜时代，两人共辅舜政，是大舜最为得力的两位助手，所以孟子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在《皋陶谟》中，舜与大禹、皋陶的讨论谈话，涉及修身养德、顺天应人等许多治国安民的根本道理，人们解读《皋陶谟》，很自然发现该篇的真实性以及与儒家主张之间的密切联系。上面这段文字中的“辛壬癸甲”是以天干代日，表示连续四天。“五服”，指五方的边远地。“五千”，指的是五千里。
这段饱蕴文化含量的文字大意是说：我治水来到涂山，遇见了美貌多情的涂山女，娶其为妻。随后，她随治水大军同行，不久便怀上了儿子启。有了孩子，妻子不能随行了，留在了涂山一带的家中，可治水大业一天也误不得。孩子生下第四天，我就离家远行了。离家之时，只听到孩子在呱呱而啼，似乎在呼唤我这个当父亲的，但为了治水，我顾不上去抚爱他了。我只能把全副精力放在治水上，去辅佐天子规划五服地区的治水，远行到离家五千里的地方。
这篇汇报实在太感人了。
“呱呱而泣”，代表的是一种亲情。
“予弗子”，代表的是一种超乎亲情的爱民之情。
在这里，关乎千万民众生死存亡的民情大大盖过了单纯的亲情，于是才有了生子的第四天就抛下妻儿远行五千里的壮举。壮哉，大禹！
禹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位最为杰出的平水土的大英雄，他的公而忘私精神，一直广泛流传于民间，成为最为脍炙人口的中国故事——
在司马迁写的《史记》说道：“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在其他一些著述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可见，“三过家门而不入”已经成了世代中国人对大禹的历史性记忆。
有人对“三过家门而不入”做了故事化的演绎。
禹带着治水大军离家一年半载后，大禹带着治水大军又来到了涂山，来到安置在那里的自己的那个家门前。禹分明听到了儿子的哭闹声，此时，只要他离开治水大军一忽儿，他就可以踏进这个家，与久别的妻子和心爱的孩子见上一面。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撒开步履径自往前走去。
据说，他第二次经过家门时，妻子怀抱着儿子等候在家门前的院子里，告诉孩子爸爸回来了。儿子也冲着他直招手。然而这时工程正进行到紧要关头，禹只是朝妻子和儿子微微一笑，挥手打了下招呼，就随治水大军走过去了。
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儿子已长到六七岁了，听说禹率领的治水大军要经过家门前的大道，孩子就早早地等在大道旁，一见到父亲便使劲地要把他往家里拉。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孩子：“水患未平，爸不能回家！”于是又匆忙离开了。
故事化的演绎把“三过家门而不入”中的“三”，实化为真实的一二三的“三”。其实，真正历史文献意义上的“三过家门而不入”中的“三”是一个虚数，大意为“多”。禹在数十年的平水土过程中，曾经有多次路过家门，但为了治水大业，他和他的治水战士们，都顾不上入家门。
“三过家门而不入”一语，很可能最早是流行于民间的口头文学，较早地见之于文字的是《孟子·离娄上》，其中写道：“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大禹和后稷两位治水领袖，为了创建一个太平盛世，为了平水土伟业的早日成功，多次到了自己家门前也没进去。这，才是真实的大禹情怀！
大禹是当时治水大军的总指挥，他虽然身居高位，但生活上一直很刻苦，与所有民工一样吃的是粗粮，穿的是麻布短打衣服，住的是茅草屋。每到一地，就带领大家诚心诚意的祭祀山川鬼神。在他身上，集中体现着这样一种民族精神——
禹虽然身居高位，可他在生活上很刻苦，也很自律。他与所有民工一样吃的是粗粮，穿的是粗麻布的短打衣服，住的是茅草屋，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大家诚心诚意地祭祀山川鬼神，然后亲自带领大家一起治山治水。舜对禹的作为很满意。
在治水基本成功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舜要禹说说治水的经验，《尚书·皋陶谟》有一段颇具深意的对话。翻译成白话是说，在一次君臣会议上，舜帝说：“来吧，禹，你来发表一点高见吧！”
禹虚心地拜谢道：“我哪有高见啊，我只是每日都孜孜不倦罢了。”
皋陶插嘴说：“那就说说你的孜孜不倦吧！”
禹回答道：“洪水漫天，包围了高山，漫过了丘陵，那么多老百姓被夺去了生命，面对这些，我能不竭尽全力吗？我根据不同情况乘不同的交通工具穿行在山水间，随山林砍削树木作为路标，与伯益一起为民众送去新猎取的鸟兽肉食，并播种谷物，我尽力疏通九河，开通田间排水沟渠，引水入海，让百姓过上平平安安的好日子，让各个诸侯国开始得到治理。这就是我说的‘予思日孜孜’啊！”
皋陶听后赞扬道：“是啊！你这番话说得真好，也做得真好！”
这里禹讲了自己怎么带头，怎么刻苦，还讲了与同行的伯益这样一些治水干员怎么互助合作，以解决民生问题。而这段话中的核心语词是“予思日孜孜”五个字。
“予思日孜孜”，也就是孜孜不倦，这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品格。
大禹孜孜不倦的治水精神，不只在当时的民众中传为佳话，而且也得到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舜帝的高度认同，赞誉其为——
克勤克俭这句成语，直接源自舜帝对大禹的总体评价。这里的“克”字，可释为能够，此语意为：既能够做到勤劳，又能够做到俭朴。
那是舜帝在位33年时说的话。舜帝的身体已很虚弱，自觉已不能胜任天下共主的大任了。该传位给谁呢？舜帝反复考虑、比较，最后想定了，得传位给禹，主意拿定后，便召开了主要核心成员会议，让大家来讨论，与会者异口同声地表彰了禹的精神，在《尚书·大禹谟》其中说了一段内容丰富的话，它是对大禹说的，也是对所有的臣僚说的。
舜帝说：禹能平定天下大水，这是最大的丰功伟绩，这是你禹的贤能。对国事勤勤恳恳，对家事简朴节俭，不自满，不夸大，这更是你的贤能。正因为你不自负，不自以为贤能，天下没人来与你争能。正因为你不自夸己功，天下没人来与你争功。我褒美你的品德，嘉奖你的大功，帝王理应落到你身上，你马上会登上大君之位。
与会者一致同意舜帝对大禹的推荐意见，特别是对大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评说很认可，都同意让禹来继帝王之位。
从此，“克勤克俭”（原话为“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民族理念，深深地烙在了中华儿女的心头。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文献中，能受到众口一词赞誉的，只有大禹一人吧！一说到大禹的治水精神，谁都会佩服到五体投地。而在如此众多的赞誉声中，最能真正读懂大禹的，当属墨子了。墨子以大禹为师，也深明大禹治水的艰辛，称其为——
孔子为子羔讲述了大禹、契、后稷的降生神话，肯定了大禹是天帝之子，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大禹观，盛赞大禹治水的精神和功绩，但没有过多地展开。先秦诸子中对大禹精神讲得最具体的要算墨子。庄子在《天下篇》中，以墨子的口吻给大禹精神做了概括，并发明了一个新词，叫作“沐雨栉风”。墨子是这样说的：大禹为了平水土的大业，为了让天下人都过上安稳日子，走遍了天下的四夷九州之地。他疏导的河流，大江有三百多条，大江的支流有三千多条，小沟小河就不计其数了。为了治江治河，大禹总是亲自背着竹筐运土，手握着木锹铲土，从来不停歇。由于一直赤着脚在野外行走，又没有好好吃东西，累得腿肚子上没了肉，小腿骨前的皮肤上没了毛。禹不知挨了多少倾盆大雨的浇淋，也不知道经受了多少狂风的吹刮，才把千万个村落城邑的百姓安置停当。禹，是位伟大的圣人，为了天下人亲自劳苦到这等地步。
这里用了“沐甚雨，栉疾风”一词。“沐”是洗澡，“沐甚雨”就是在暴雨中洗澡。“栉”是梳子，“栉疾风”就是把疾风当作了梳头的梳子。此两句成语化后简称为“沐雨栉风”，形容劳作者一直在野外奔波，不避风雨历尽艰辛。原指的是大禹，后泛指一切创业者。
墨子自以为是大禹精神的直接继承人。墨子一再关照他的弟子们，要学大禹，在“俭”字上下功夫。他要求弟子们用兽皮或粗布为衣，脚蹬草鞋和木屐，没日没夜的劳作，把吃苦耐劳当作自身生活的原则，告诫墨家弟子说：“不能达到这一步，便不是大禹之道，也就不配当墨家弟子。”
超负荷的体力和精力的支出，大大损害了大禹的健康。晚年的大禹身体欠佳，腿脚行走不便，可是他还是坚持带领治水大军艰难地行进在治水的大道上，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传统的说法——
禹的平水土与他的所有前任不同，他率领着治水大军走遍了神州大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天下水土”。治水大军是从冀州出发的，继而兖州，继而青州，继而徐州，继而扬州，继而荆州，继而豫州，继而梁州，最终到达雍州，在中华大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圆。这是古代社会的一次名副其实的万里长征。他是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大地。同时，过分的劳顿使禹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了。
《广博物志》卷二十五引《帝王世纪》说：“禹病偏枯，步不相过，至今巫称禹步是也。”意思是说，禹晚年得了偏枯之病，以至于“步不相过”，也就是说跨出的步子还不到一足长。虽然行走不便，走起路来一跛一拐的，但大禹仍然顽强地战斗在平水土的第一线，直到生命的最后。
禹步蹒跚，一般人会认为不太雅观。可是，禹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个大圣人，是完美无缺的，甚至跛腿也被神圣化为“巫步”——巫师在作法与天地通时，跨的也是蹒跚之步，即“禹步”。据说，在当时，由于人们对大禹献身精神的崇敬，学“禹步”还真成了民间的一大时尚呢！
治理水患是项关乎民生的系统大工程，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办得了的。必须动员更多的贤能之士参与其事，群策群力。为了招贤纳士，大禹忙得不亦乐乎，连日常生活的常规也被打乱了，真可谓——
“一沐而三捉发”这句成语见之于《吕氏春秋·谨听》，表达的是大禹为了治水大业而求贤若渴的生活状态。
古人留长发，因此沐发（洗头）是一件大事。“一沐而三捉发”说的是，在大禹治水期间，上门到大禹住所献计献策的人很多，即使大禹在洗发的时候也安宁不下来。事情常常是这样的：大禹开始洗头了，当听说有人上门献计时，大禹马上把头发拧干（即所谓的“捉发”）了出来见客。送走了这批客人后，大禹就继续洗发，可是第二批客人又来了，大禹又马上毫不犹豫地把头发拧干，接见第二批客人，并认真地听取客人们的意见和看法。第二批客人送走了，大禹继续洗头，还没等他把头洗完，第三批客人又来了。大禹还是乐呵呵地把头发拧干了，与客人交谈，听取客人的意见。
大禹为何要“一沐而三捉发”那样的礼贤下士？道理很简单，就是《谨听》篇说的“通乎己之不足也”。这里的“通”字，可以释之为“补”。一个人才气再高、能耐再大，也总是有限的。“众人是圣人”。多听听众人的意见，实施礼贤下士，就可以补自己的不足。尤其是实施平水土这样的千秋大业，还得多听听众人的意见，即使“一沐三捉发”（亦作“一沐三握发”）也是值得的。
“一沐三捉发”的精神，在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周公有一段自我表述：“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周公辅佐成王时，日理万机，但把重心还是放在“起以待士”上。每当士人前来献计献策的时候，我如果在洗发，那马上就拧干了长发来接见他们，即所谓的“一沐三捉发”。我如果在吃饭，连吃在口中的饭也赶不上咽下去，吐出后就马上与士人交换意见，即所谓的“一饭三吐哺”。周公这样做就是为了不失去“天下之贤”。大禹精神在周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后来曹操在短歌行里引用这个典故：“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就是说只有像大禹、周公那样礼待贤才，才能使天下人归于自己。
虽说当时的中央政府已经把平水土的大任交给了大禹，可是他没有因此而单打独斗，他力求到四面八方去寻找各种助力，最大限度地发动地方势力参与其事。他还懂得让中央的其他部门辅助平水土，形成一种合力。这样干，大禹称之为——
有这样一则故事：禹平水土成功后，舜帝大大地赞扬了禹一番，还赐给禹一根玉制的“玄圭”，可以以此操生杀大权。这时，禹说了这么一句话：“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史记·秦本纪》）意思是说，平水土的成功不是因为我禹有什么特别的能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大费为辅”，后引申为“相辅而成”。这里的大费何许人也？原来他当时只是中国西部一个小邦秦的首领。禹的治水大军来到西部，以大费为首领的秦国愿意“相辅”，而禹又在真心寻找“相辅”者，这样一拍即合，成就了一番大事业。成功后的禹绝不忘记“相辅”者，在舜帝那里举荐了大费，这也是秦这个西陲小邦后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禹还懂得在中央二十二大员中寻求“相辅者”。在平水土的全过程中，他并没有单打独斗，而是把当时在朝的主要领导者“二十有二人”都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了，让他们为平水土出一份力。皋陶是管理刑事的，可大禹与他经常一起商讨平水土问题，这是史有明文的。益是主管“草木鸟兽山林”的，平水土时少不得这方面的常识，大禹也把他请过来，实际参与治水大业，后来“与益予众庶稻鲜食”，就南方的水稻引进到北方地区来，还是益给大禹出的主意呢。契就是因为“佐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的。后稷是农业方面的高手，大禹自然要时时向他请教，“调有余补不足”的大策略就是他贡献出来的。“相辅而成”成了大禹治水成功的一大关键词。
在大禹13年的治水过程中，开初的一两年还是承袭了父亲的“堵”治法，后来在“高人”的指点下，才实施——
有不少资料表明，禹接手初期，仍然用“堵”的老办法治水。大禹接手治水任务后，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具体负责测绘的人选也有了，那就是文献中说的“太章”和“竖亥”两人，他们是总负责，下面还有大批的具体操办的工作人员。要把四海之内的名川、鸿水、渊薮统统实施“以息土填洪水”（《淮南子》）。所谓“息土填洪水”还是堵的办法。这个计划和施工过程大约进行了一两年之久，接下去就改变了。
为何改变了？在《楚辞·天问》中有这样两个问题：“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应龙何画，河海何历？”不少学者都认为，这“两个问题”体现了一个工程施工法的转变过程。第一问是批评，也就是说，洪水泛滥那么厉害，到处都是洪水“怀山襄陵”的现象，你堵得了、填得尽吗？这不只是来自诗人屈原的批评，一定也来自禹那个时代不少有识见的人的批评。第二问是一种指点，一定是禹那个时代就有高人出来指点迷津。王逸在注“应龙何画”一语时说：“禹治洪水之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也。”神话故事中的那条“应龙”，如果作现实主义的解读的话，那就是一位姓应名龙的“高人”，他向大禹提出了“堵疏结合”，以疏为主的战略方针。神龙“导水所注”，强调的就是一个“导”字。
其实，这也是鲧、禹治水经验总结。鲧采取“水来土挡”的策略治水，此法失败后由禹主持治水大任。禹接受任务后，吸取教训，首先就带着标尺、准绳等测量工具到各地的主要山脉、河流做了一番严密的考察。他发现龙门山口过于狭窄，难以通过汛期洪水；他还发现黄河淤积，流水不畅。于是他确立了一条与他父亲的“堵”相反的方针，叫作“疏”，就是疏通河道，拓宽峡口，让洪水能更快地通过。禹采用了“治水须顺水性，水性就下，导之入海。高处就凿通，低处就疏导”的治水思想。根据轻重缓急，定了一个“堵疏结合”的顺序，由是，大禹治水走上了正道。
大禹治山过程中，最大的移山工程莫过于“凿龙门”了。在黄河的三门峡一带，黄河的河心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因为它状若砥柱，又位于河中急流处，因此被人们称作——
山水相连，“穷山”与“恶水”总是关联在一起的，因此，大禹的治水必与治山紧密关联。客观地说，洪水滔滔的一个原因就可能是因为山的挡道引起的。在许多典籍中，说到了大禹“导九川”，又说到了大禹的“导九山”，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诗经》中说的“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其意说，梁山巍峨高大，大禹曾治理过它。这里说的就是大禹开凿吕梁山的故事。吕梁山位于今山西省的西部，处于黄河和汾河之间。这么大一座山它的余脉长到黄河和汾河中去，必然会造成河水流动不畅。一到洪水时节，就会泛滥成灾了，尤其是四千余年前大洪灾时，其害更烈。大家知道中国有“愚公移山”的故事，故事中说的“王屋山”云云，其实就发生在现今的龙门一带，故事中的“愚公”的真实身份应该就是大禹，或者说是千千万万的大禹式的英雄。
《水经注·河水四》有这样的传说故事：为了考察黄河水情，大禹亲自驾一叶扁舟，到砥柱山一带去考察。一看，原先那么开阔的河水，到了砥柱山一带河道就狭窄了许多。
认真考察后，大禹对大家说：“不靠天也不靠地，只能靠自己。”
靠自己，说来容易，可做起来却很不简单。大禹决心把治水大军动员起来，发给每一个治水战士一把铜凿。当时已有了制铜业，也有了铜制工具。大禹动员大家说：“这么大一座山长在河心，要让它为河水让路，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靠我们自己的一双手，去一凿子一凿子地凿，今天凿下一块山石，明天再凿下一块山石，只要我们坚持，一定是可以把这砥柱山凿穿的！”
大家一听，大禹说得有理。于是，全都全力以赴地跟着大禹凿山。
禹带着治水大军就在那里凿山。砥柱山的半山腰刚巧有一块伸向半空的石台，禹就站在那石台上指挥凿山，久而久之，那块横空出世的石台被大禹的脚板磨得光光的，简直光可鉴人。因为它是整个凿山工作的指挥台，后来就有了“相工坪”的美名。这“相工坪”一直留存了下来，直到今天还是龙门一景呢！
也不知凿了多少时日，终于凿出了一个门阙状的大口子。有了这个大口子，黄河水得以分流，这是治水工程的一大胜利。
中流砥柱，原指的是插在黄河中流的砥柱山，成语化后一般指社会生活中激流勇进的中坚力量。
大禹凿开砥柱山以后，河水畅通了，中原地区的治水大业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同时出现了这样的奇特景观——
“鲤鱼跳龙门”这句成语在中华文化中的分量很重，并具有催人奋进的正能量。在使用该成语时，一般喻一个凡庸之人，经过不倦的努力，成就了大事业，获取了大功名，就被认为是“鲤鱼跳龙门”了。
殊不知，“鲤鱼跳龙门”这一成语与历史上的大禹凿通龙门有着密切关系呢！
砥柱山的这个门阙状口子是大禹带领民工凿出来的，因此当时的人们称之为“禹门”，具有纪念禹之伟功的意思。后来，人们发现这人工凿出的门阙状的水道远远望去，颇似一条升腾于云水间的巨龙，因此又把“禹门”改称为“龙门”了。
自从“龙门”凿通之后，该地也就有了“神”气，据说每年暮春时分就会有鲤鱼群集于此处的异象。有文献记载说：“每岁季春（即暮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其意是说，龙门在河东的界内。大禹凿平龙门山，又开辟龙门，有一里多长，黄河从中间流下去，两岸不能通车马。每年的晚春有黄色鲤鱼，从大海及各条大河争着来到龙门。一年之中，登上龙门的鲤鱼，不超过七十二条。刚一登上龙门，就有云雨跟随着它，天降大火从后面烧去它的尾巴，就变化成龙了。（《太平广记》卷四六六“龙门”条引《三秦记》）于是就有了鲤鱼跳龙门之典。
这一故事既有神话色彩，且具励志意味，强调的是“争来赴之”的争上游精神。隋唐以降，科举考试兴起，“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又成为激励士人进取的一种手段。李白有诗云：“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李白《赠崔郎》）如果榜上有名即为鲤鱼跳龙门成功，如果是“点额”，即是落榜，只能“归来伴凡鱼”了。
“鲤鱼跳龙门”是由大禹凿龙门的故事演绎而来的，意在促使人们成为有志趣、有追求、有梦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