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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作《五帝本纪》之前，虽有诸多古帝王的传说，但杂乱无序，反复无常，有的还荒诞不经，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司马迁下了极大的功夫，“独载五帝，不记三皇”（《张衡集》），终于从纷乱中理出了文明初创期的——
帝王统绪，亦称帝王统纪，这句历史成语的意思是，帝王之间应有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统绪，就是系统和头绪。宋代人吕祖谦以为，太史公之功绩在于，考明了“二帝三王之统纪”（《大事记解题》）。明代人何乔新以为，“本纪始于黄帝，以见帝王之统绪”。（《何文肃公文集》）在《史记》中，司马迁借历史人物之口说出了这样的道理：“天下继其统，守其业，传之无穷。”（《范雎蔡泽列传》）意思是说，只有弄清了帝王之间相互的继承关系，才能坚守祖业，并传祖业于无穷。
这件事，司马迁做到了。过去是：什么叫“三皇”？说不清。什么叫“五帝”？也说不清。司马迁坚决地摈弃了“其言不雅训”的三皇说，从种种“五帝”说中，择取《大戴礼·五帝德》之说，“曰黄帝，曰颛顼，曰帝喾，曰尧，曰舜，太史公所述《五帝纪》是也”。（柯维骥《史记考要》）而且推断出“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
这样，以黄帝为始祖的、具有血亲传承关系的“五帝说”面世了。它被世人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
五帝中的第一帝当然是“人文初祖”黄帝了。而第二帝则是颛顼帝。颛顼帝何许人也？据司马迁的严密查证，“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这个名为颛顼的第二帝“在位七十八年”，他的最大贡献在于——
在《书·吕刑》中，对颛顼帝的评价是：“乃命重、黎，绝地天通。”案孔颖达的解释是：“命羲（即重）、和（即黎）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在以前，从事地利与从事敬天两者，一直是混合在一起的，效率当然不高，而且会产生种种弊端。从颛顼帝开始，两者彻底分了开来，由重专事“司天以属神”，由黎专事“司地以属民”，使两者“无相侵渎”。
这样做，实际上是强化了民生方面的事务。颛顼、帝喾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中的第二位和第三位帝王，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华夏基根，是华夏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国学大师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汉以前人相信轩辕黄帝、颛顼、帝喾三人为华族祖先，当是事实。”在颛顼帝时期，以黎为首的管理民事的官员大有作为，“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把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紧密结合了起来，促进了生产事业的发展。“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东至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某不砥属。”（《史记·五帝本纪》）天事与人事的明确分工，显然促进了民生的改善和国家的统一。
“绝地天通”这是古代政治进步的一项重大举措。颛顼当政于原始社会之末、氏族社会即将解体之时。早在颛顼之前，原始宗教已经过了长时间的运作，巫术相当流行。家家都有巫祝，人人都可以行祭祀之礼。无论哪个氏族成员随时都可通过占卜祷告祈求上帝的旨意，人人都可传达天意。这是天意那是天意，民不知所措，这就容易造成意识以及思想上的混乱，从而带来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特别是当社会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急需要加强神权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治理。颛顼毅然实施“绝地天通”，将祭神活动和治人活动绝然分开，有专人专行祭祀占卜事宜，如此民神分开的实质就是实行神权的垄断。
王夫之有言，“古之圣人，绝地天通，以立经世之大法”。（《读通鉴论》）经世致用是中华文明的优势所在，其开创始于颛顼帝。“绝地天通”——把神事（宗教）与民事严格区分开来，实际上也奠定了中华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
颛顼帝时，与农业文明紧密相关的龙文化也渐趋成熟，以致有了这样的神话——
龙文化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初始时，龙是一种可怖的神物，对人来说是敬而远之的。后来，龙变得可亲可爱了，还成了人们发展的助力。《易·乾》：“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其意是说龙飞上了天空，有利于大人物的出现。同时还说到，人与龙之间的关系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关系。
人与龙的关系，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亲和起来的呢？答曰：是颛顼帝时期。《大戴礼·五帝德》有云：“颛顼乘龙而至四海。”颛顼帝是以亲民著称的，他走遍了天下的四面八方，甚至来到天涯海角的民众家庭中，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就是龙。在颛顼帝这里，龙变得那样亲和，那样的温驯，龙成了颛顼飞天周游四海最得心应手的坐骑。这在龙文化的发展史上是极具意义的。
《世本》上说，“帝喾，黄帝之曾孙”。司马迁采纳了这种说法，列其为五帝中的第三帝。他办事认真，身上有着一种——
关于“龙马”历来说法种种，有说它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兽的，有“龙马出河，伏羲画八卦”之说，谓伏羲氏观天下、看龙马之身，出河图。体形像马，但却是龙的头、龙爪、身上有鳞片，乃祥瑞之兽。也有说“马八尺以上为龙”，龙马为骏马的。而帝喾的传说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一种观念。《大戴礼·五帝德》上说：“帝喾春夏乘龙，秋冬乘马。”帝喾是一个勤于政务的古帝王。春夏两季的时候，他乘龙而出。有道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乘龙而出意味着出入无常，人们难以预测。秋冬两季的时候，他乘马远行。马行千里，任何地方发生了事端，他能立马赶到。在《龙马记》有载：“龙马者，天地之精，其为形也，马身而龙鳞，故谓之龙马。高八尺五寸，类骆有翼，蹈水不没，圣人在位，负图出于孟河之中焉。”
后世从帝喾的“乘龙乘马”的传说中演绎出“龙马精神”的成语。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帝喾“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这可能正是在帝喾身上体验出来的龙马精神。如果这样，龙马精神则应该是一种体察民情、急民所急的为政精神和品格。后人一直把“龙马精神”比喻老而弥健的精神。唐代李郢《上裴晋公》有诗：“四朝忧国鬓成丝，龙马精神海鹤姿。”明代吴承恩在《寿熙台潘公八帙障词引》有载：“龙马精神，健壮有加于少日；凤皇仪采，辉光独瑞于今时。”明代张居正在《答陈节推书》说：“年涉期颐，而龙马精神，有逾于少壮。”
到帝喾时期，一系列中华传统文化观念逐步形成，后来长期传之后世的最重要的理念是——
允执厥中，意指言行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这是舜对禹的告诫：人心危险难安，道心幽微难明，只有精心一意，诚恳地秉执其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这番大道理出自《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帝喾是个了不起的天下共主，在《史记·五帝本纪》载：“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这里最重要的是“溉执中而遍天下”一语，《集解》释为“帝喾治民，若水之灌溉，平等而执中正，遍于天下”。很清楚，所谓的“执中”，就是坚持中正之道，无过无不及，恩泽遍于百姓，一律平等地对待天下一切人。这一点，帝喾做到了，因此，“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帝喾实施并创导的“执中”之道，后来被孔子发展为中庸之道，他对“执中”的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做了深入详尽的解释，主张为君者必遵循尧、舜的传统，模仿文王、武王的执中之为。有一次，子路问什么是强大？孔子批评说：“你问得不明确，是问南方的强大呢？还是问北方的强大呢？”后来，孔子做了明确的回答：“君子要随和，但不能随波逐流，这才是真正的强大！独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正的强大！一个国家政治清明，不改变志向初衷，这才是真正的强大！”孔子还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说：“射箭的道理与君子的行为有相似的地方：假如没有射中靶子，就应反过来责求自己。实行君子的中庸之道，就好像是走远路，必须从近处开始，就如同是登高，必须从低处开始。《诗经》上说：‘夫妻情投意合，协调有如琴瑟，兄弟和睦相处，快乐安顺长久。’家庭美满，妻儿愉快。”这些话语旨在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在《尚书·大禹谟》演化为儒家最经典的两句话：“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意思是说，当政者以至于庶民百姓，都应该精心体会、始终如一坚持的是，不偏不倚、人人平等的“执中”精神。
据《史记·五帝本纪》上说，五帝中的第三帝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帝喾去世后，先是立大儿子挚为帝，“挚不善，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尧是五帝中的第四帝。人们对尧的总体评价是——
这里说的“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拥有大宗财物，而是指富有天下，正如《易·系辞上》指出的：“富有之谓大业。”富有天下的尧帝，把国家治理得好极了，可以说是大业有成，但他一点也没有骄傲自大，而是兢兢业业于治理天下大业。后人一般都指身居高位而仍能埋头苦干、不事张扬的人为富而不骄。
尧掌管天下后，生活非常俭朴，住茅草屋，喝野菜汤，穿着的是用葛藤织就的粗布衣。传说，他还时刻注意倾听老百姓的意见，在简陋的宫门前设了一张“敢谏之鼓”，谁要是对他或国家提什么意见或建议，随时可以在宫门前击打这面鼓，尧听到鼓声后，便立刻接见，并认真听取意见。由于能及时听到民众的意见，尧对百姓的疾苦就非常了解，由是，后人称其为“富而不骄”。
《史记·五帝本纪》有载：“（尧）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这里讲了两条：一是坚持生活上的艰苦朴素，他头上戴着粗布制成的黄色帽子，身上穿着本色的衣服，坐的是祭祀时用的十分朴素的白马拉的车子。二是他坚持以德治国，亲自垂范。先是让九族和睦，然后进一步让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僚（这里说的“百姓”实际上指的是百官）明白和执行道德规范，最后达到“合和万国”的目的。
对于“富而无骄”问题，子贡曾专事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其意思是子贡问孔子：“虽然贫穷而不谄媚，富裕也不骄傲，这样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这样的人可算不错了。只是还不如贫穷仍能乐道，富贵仍然好礼的人啊！”孔子希望他的弟子达到贫而乐道、富而好礼的理想境界。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不要忘记礼的重要，要尊崇礼节。
尧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实施“历象日月”，也就是通过认真观察日月星辰运行变化的轨迹以制定历法，并积极引导民众按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安排农时，发展经济，那就是所谓的——
何为“敬授民时”？那就是依据敬天的原则，教民众按照星辰运行轨迹，安排相应的农事。在尧看来，这是一件最大的事儿，“信饬百官，众功皆兴”，要使百官都明白，这件事办好了，其他什么事都是可以办好的。
尧把这件事情做得很细。他让“羲”与“和”两人总管其事，然后派出一批相关人员到天下各地去巡察，设点了解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制定出了“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的最古老的历本，以定民众的农作规范。据《尚书·尧典》记载，尧命令羲氏、和氏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制定历法，然后颁布天下，使农业生产时节有所依循，“敬授民时”，他派羲仲住在东方海滨叫旸谷的地方，观察日出的情况，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春分，并参考鸟星的位置来加以校正。派羲叔住在叫明都的地方，观察太阳由北向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时间最长的那天为夏至，并参考火星的位置来加以校正。派和仲住在西方叫昧谷的地方，观察日落的情况，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秋分，并参考虚星的位置来加以校正。派和叔住在北方叫幽都的地方，观察太阳由南向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最短的那天作为冬至，并参考昴星的位置来加校正。“二分”、“二至”确定之后，尧决定以366日为一年，每三年置一闰月，用闰月来调整历法和四季的关系，使每年的农时正确，不出差误。
《正义》引《尚书考》云：“主春者，张昏中，可以种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种黍菽。主秋者，虚昏中，可以种麦。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敛也。”把这些归结起来，“天子视四星之中，知民缓急，故云敬授民时也”。“敬授民时”包含着敬天爱民的可贵思想。由此可知，后人将帝尧的时代视为农耕文化出现飞跃进步的时代。
在尧的晚年，为了选拔好自己的继承人实行了大胆的革新。这种革新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先由群臣举荐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经充分讨论，选出一人作为王位候选人，实行若干年的试用后，如果合格，就让他正式当政，这称之为——
“唐虞禅，夏殷周继”，这话是写在《孟子·万章上》中的一段成语化的经典语词，它深刻地揭示了从原始社会后期实行的禅让制最终过渡到三代的世袭制，具有它自身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何为“禅让”？“禅让”这个词实际上它由“禅”与“让”两字组合而成。《史记索隐》称：“禅者，传也。”“禅”道出了“禅让”制度的主旨，就是要实现统治权的合理传承。“让”，是讲统治权传承的具体方式和方法。表面上看，“让”有谦让、推辞的意思，实则是“推贤尚善曰让”。最后通过礼让，通过民主推举，选出会“使下”、能“善群”的贤人善人来引领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前行。
这种“选贤与能”的禅让制是怎样实现的呢？《尚书》中讲了这样一则故事。先是帝尧提出问题：“啊！四方的诸侯之长，我在位七十年了，你们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职位呢？”四方的诸侯之长回答：“我们德才鄙陋低劣，我们接位的话，是会辱没帝位的。”传说，当时有不少人讨好地说：“首领就传给您的儿子丹朱吧！”尧十分肯定地说：“不行，绝对不行！我共有十个儿子，大儿子丹朱是不肖之子，其他几个也不行，都不足以管理天下。我不能为一家一姓之利而去危害天下大事。”于是帝尧就请大家到各处去寻找贤明之人，举荐隐匿民间的贤人，就是出身卑微也没关系。
当时有人进言于尧说：“民间有位光棍汉，名叫虞舜，是很优秀的。”帝尧说：“对啊，我也有所耳闻了，他的情况究竟怎样呢？”四方诸侯之长说：“他是一个瞎子的儿子，父亲行事愚蠢而固执，后母悖谬不真实，兄弟名叫象，十分骄横，而舜却与他们能和谐相处，用孝行来感化他们，约束他们，使之不至于陷于邪恶。”帝尧说：“这样的孝子，我可试用他。”后来的三年里，尧对舜进行了种种测试。先是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他，观察他与两女相处所循的法则。还派了九个男子和他相处，以观察他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帝尧对两女说：“你们要必敬必戒，谨慎啊！”尧又让舜进入原始森林拓荒，舜能在暴风雨中都不迷失方向。看到这些，尧心里认为舜有“圣智”，便召来舜说：“你谋划的事情都很周密，你所说的都能做到，现在三年的考察期已经到了。”大家觉得舜处世为人都不错，尧就决定把帝位传给他了。舜认为自己德行及智力不能胜任，再三推让，尧不同意舜的推托，一定要舜登帝位。
这些记载和传说都证明，禅让制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有的，而且相当严格。
孟子与他的学生万章之间有过一番关于禅让究竟是怎么回事的讨论。讨论的重心放在，禅让给谁是由谁决定的这个问题上。是君王决定的？还是由上天决定的？还是由民众决定的？孟子引用了一句古语来作答——
在《孟子·万章上》中，孟子与他的学生万章之间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讨论“禅让”的文字。学生万章问老师：“当年尧垂老时，把天下送给了舜，有这样的事吗？”孟子回答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天子不可能把天下轻易的送给哪个人。”万章又问：“如果果真像老师说的不是尧送的，那么，舜得到天下，是谁给的呢？”孟子回答：“是上天给的。”万章又一次追问：“上天凭什么把政权给舜而不给别人呢？”孟子说：“上天就是凭舜的优秀的品德和行事来决定这样做的。”万章说：“上天又没有长眼睛，怎么看得到舜是否做好事？上天又没有长耳朵，怎么听得到舜是否做好事？”
最后，孟子引用了《尚书·泰誓》中的一句名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上天的观察是通过百姓的眼睛来实现的，上天的聆听也是通过百姓的耳朵来实现的。最明白和最靠得住的，还是百姓啊！百姓就是国家和天下的真正的“天”啊！
综合相关典籍可以知道，“禅让”制的实施过程大致上是这样的：先是在日常生活中涌现出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物，他们“以行与事示之”，也就是说他们的德行和办事能力，使其成为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优秀人物，引发了人们的崇敬和钦佩。老一代的君主（首领）利用“巡行”天下的机会对这些优秀人物进行考察和筛选。到一定时候，君主召开“四岳”会议，或由君主提议，或由“四岳”提名，经过充分讨论，决议出“禅让”的人选来，这就是所谓的“天授之”。
要有上头“天”的认同，要有下头“民”的赞许，还要当事人的自觉自愿，还要经受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考察，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原始社会流行的民主选举任职制度。“禅让”的要点是通过“让”把权力的接力棒传授到那些愿意为众人服务的大贤人的手中，因此，“禅让”制又被人们称之为“禅贤”制。
元代郭守正，辑录古今二十四位尽孝的典型人物事迹，编成《二十四孝》一书。这二十四孝依次为：虞舜、汉文帝、曾参……因为虞舜排在第一位，人们习惯地把虞舜称之为——
从史料上看，舜的确是无愧于“天下第一孝”美称的。《史记》上是这样说的：舜的父亲瞽叟是个又瞎又糊涂的老人，只知道宠爱后妻和后妻生的孩子，动不动就打他。后母凶狠忌妒，把舜看作眼中钉。后母生的那个弟弟象，既傲慢又自私。为了减少摩擦，舜长大后就搬出了家，到外面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了。“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看来他种过地，打过渔，制作过陶器，编织过家用器具，还做过小贩。总之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可是家里那些人还是信不过他，甚至想杀害他。那次父母要他去“涂廪”，也就是用泥巴修补粮仓，可等他一爬上顶端，父母就把梯子抽去了，放了一把大火，想把他烧死。可他早有防备，“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不得死”。后来瞽叟与象一起又想借掘井之机杀舜，舜早有防备，另备了一个通道，到危急关头，从通道“潜出”了。
虽然父亲、后母、同父异母弟对他不好，但舜还是一如既往的孝顺父母，友爱弟弟。他在历山耕作时，打了粮食首先想到送给父母弟弟吃。他是个有良心的人，家里人待他不好，他在外头赚了一点钱就往家里送，打了鱼也送往家里。后来通过禅让管理天下大政，成了天子，对曾经亏待他的父母一如既往的尽孝道，就是昔日挖空心思要害他的那个同父异母弟象也给安排了职务，让他得以自新。舜这个天下第一孝是名副其实的。
尧后来让舜参与政事，管理百官，接待宾客，经受各种磨炼。舜不但将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用人方面做了革新，注重德才兼备。如尧时未能起用且早有贤名的“八元”、“八恺”，舜予以重用，任“八元”管土地，任“八恺”管教化；对于“四凶”，即帝鸿氏的不才子浑敦、少皞氏的不才子穷奇、颛顼氏的不才子梼杌、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恶名昭彰，但尧迟迟未能处置，舜将“四凶族”流放到边远荒蛮之地。这些措施的落实，显示出舜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才干。
当了天子以后，舜思考得最多的是，以怎样的思想观念来统一和提升天下人的行为水准，这可是真正意义上的百年大计啊！他充分总结和吸收了历史典籍上记载的文化遗产，形成了彪炳千秋的——
为了统一天下人的思想行为，舜是下了大功夫的。据说，舜请人把历史上著名的“中国故事”文本拿来给他看，从中寻觅施教民众的方略。他把目光集中在“八恺”“八元”这两组“中国故事”上。所谓“八恺”，就是世传的高阳氏的八大才子的故事，“恺”是快乐、和乐的意思。这八大才子最擅长的是怎样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和乐一些。所谓“八元”，就是世传的高辛氏的另外八大才子的故事，“元，善也”，这八大才子最擅长的是怎样引导人做善事、发善心。舜决定切切实实的弘扬“八恺”“八元”的精神，“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史记·五帝本纪》）
舜总结并弘扬“五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文化观念“三纲五常”中的“五常观”，史称“五常之教”。父义，当父亲的要教人以正义。母慈，当母亲的要教人以慈爱。兄友，当兄长的要待人以友情。弟恭，当小弟的要懂得恭敬兄长。子孝，当子女的要学会孝顺。这“五常之教”是老祖宗留给后世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在之后的两千余年古代社会中，“五常之教”一直是社会教育的大本大纲。
在舜帝“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观念的基础上，到秦汉时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五常”观，即仁、义、礼、智、信，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五常”这个词，在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完整地提了出来，他对先贤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又做了梳理和阐释。董仲舒在对孟子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把孟子提出“仁、义、礼、智”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
“职责”观念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那么，在中国古代社会，何时开始有较为明确的分职定责观念呢？较为肯定的答案是，五帝中的第五帝舜时，才有了明确的——
现在能看到的一些资料表明，在五帝时期中央的核心集团是有的，但职责分工并不明确。往往一件大事出来了，就临时推举谁去干。像治水这样的大事，都是临时推举平水土的大员的。《史记·五帝本纪》有载：“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这里就清楚地告诉人们，到尧帝的时候，还没有真正形成职责观念，真正的“分职定责”自舜帝时起。
怎样治理好天下？舜“谋于四岳”，“命十二牧论帝德”，最后做出了分职定责的重大决定。其一，把中央职能部门分为二十二部，有二十二大员任职，“汝二十有二人，敬哉”，任其职，还得敬其业。这二十二部中有些是十分著名的，如大禹分管水土部，后稷分管百谷部，契分管五教部，皋陶分管五刑部，益分管山林部，等等。其二，舜对在职的二十二人说，这些职责，不是我强加在你们身上的，而是上天要你们做的，“惟时相天事”。既然是“天事”，那任职者当然应当尽“天职”了。我们现在常说的“天职”观念此时被提了出来。其三，建立严格的官僚考评制度。“三年一考功，三考绌陟”，三年进行一次大的考核，按考核结果决定升降。
舜帝是劳顿了一生的，最后病故在南巡途中，帝二妃闻之大悲，于是留下了这样美丽的神话传说——
舜20岁的时候，已经以孝闻天下了。30岁的时候“尧荐之”，准备禅让帝位于他。到50岁的时候开始“摄行天子事”。58岁时尧帝去世，舜为之守丧三年，到61岁时正式登上帝位。
舜登上帝位以后，一直坚持着尧帝制定的“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的规矩，也就是每五年中有四年要那些“群后”到京都来朝见天子，汇报工作。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势力的分裂活动。
舜也像尧帝一样预先考虑了继位者。舜即位22年的时候，已是八十出头的老人了，这一年“舜乃预荐禹于天”，让治水立下了大功的禹帮他一起治理天下事。舜践帝位39年的时候，他已是百岁的高龄老人。这一年正当巡狩之年。同僚们都劝他不用亲自巡狩了，可他认为不能坏了尧帝定下的规矩，依旧坚持带病“南巡狩”，结果是“崩于苍悟之野（今湖南宁远县）”。
舜帝死于巡狩途中的消息一传出，民众都像是死了亲人一样的失声痛哭，悲痛万分。当然，最为悲痛的是他的两位妃子了。《博物志》上说：“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这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说娥皇、女英接到噩耗之后，悲痛欲绝，她们赶紧乘船沿湘江南下，去为丈夫奔丧，痛哭不止，一直哭得两眼流出血泪来。泪珠洒在竹子上面，染得竹子满身斑斑点点，成为斑竹，后来，姐妹两人投水而死。后人为了纪念娥皇、女英，在湘水旁建立庙宇。传说姐妹两人死后都成了湘水女神，娥皇是为湘君，女英为湘夫人。她们的墓在衡山上面。湘水出口处的洞庭湖君山上出产一种竹子，竹子上面有斑斑点点紫晕的纹痕，传说为两姐妹的血泪所化而成。人们将这种竹子起名“斑竹”，又名“湘妃竹”。这就是“斑竹一枝千滴泪”这句成语的出典，其中寄寓着民众对这位无私献身于国家事业的舜帝的永远的哀思和怀念。
舜帝去世后，帝位传承到了治水功臣大禹的手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以传子制度为基本特征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