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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战胜蚩尤和炎帝之后，天下一统的局面基本形成，他没有排斥异己，而是与其他各帝共治天下，被人们拥立为——
黄帝战胜各种地方势力之后，继续与战败的各帝取合作的态度，以理天下，被称为“中央大帝”。他让地方各帝自居一方，各理其政。正如《淮南子·天文训》所载，“东方木也，其帝太皋”；“南方火也，其帝炎帝”；“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北方水也，其帝颛顼”。这样一来，四方都有人负起了责任，而且各方都在四帝之外，设有“辅佐”。这时有人向黄帝建议：除设立东、南、西、北四帝之外，还应由中央委派辅佐大员。黄帝同意了。这些辅助大员也是治国理政的好帮手，他们既可助力于四帝，也对四帝起着监管的作用。
中央大帝由黄帝担任。中央大帝与四帝之间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这段话太重要了。第一，这里明确指出，“中央土也”，中央大帝就是管天下的土地的，任何一位四方之帝都无权分土裂疆。而且，辅佐黄帝的那位后土就是管理天下土地的专职大员。第二，“执绳而制四方”，这里的“绳”，就是准绳，也就是法规。治国理政的大权执掌在中央大帝手中，谁都不得动乱谋反。
从黄帝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央”这个政治词汇，第一次出现了“中央大帝”这样的集权政治人物。
中华古土开始步入了文明时代。
为了显示中央大帝的权威，黄帝决定铸造宝鼎。为了使天下人相信统一的实现完全出自天意，黄帝决定让属下制作天文神策。两者合起来，就是——
宝鼎，国之重器，权力的象征。神策，反映日月朔望轨迹之文本（实际上是最古老的历书），体验着天神的意愿。黄帝在一统天下之后，宣示自己已经获有宝鼎神策，以显示这个政权的正当性。
早在东征蚩尤之时，黄帝就听从九天玄女的建言，开始“采昆吾之铜”。这一举措显然是成功的，他加速了军队从石制武器到铜制武器的转化。但是，击败炎帝和平定蚩尤之乱后，天下进入和平建设时期，黄帝就顺势把开采昆吾之铜的目的从武器生产改为铸鼎。第二年，宝鼎铸成。他把天下河山绘图铸于鼎上，以表示此为国之重器，也是天下一统的象征。
《史记·封禅书》云：“黄帝得宝鼎神策。”不言“铸宝鼎”，而语之为“得宝鼎”，得神策，都是在着意强调黄帝之得政权在于天意，并非只是人为。
天下一统并不等于就是天下太平，为了造福于民，在实施统一过程中黄帝渐次形成了这样的建国大纲——
“修德振兵”无疑是黄帝及其群体在实施统一过程中渐次形成的建国大纲，可以说它影响了整部中国历史。修德就是创导德治，振兵就是不忘武备，两者相辅相成，是缺一不可的。
修德的核心是关注民生，黄帝把它归结为“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史记·五帝本纪》）四句话。“治五气”注家释义为“治理五行之气”，就是弄懂天地万物的变化轨迹。“艺五种”就是发展农业生产，郑玄释义为“五种，黍、稷、菽、麦、稻也”，当然是不错的，那发展农业的本领，很可能是从炎帝那里学来的。“抚万民”，当然指的是关心民众疾苦，安抚百姓痛痒。“度四方”，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处理好中央（请注意：黄帝时代的确已经形成了“中央”的观念）与地方（即所谓四方）的关系。这里，在四方的前面用了个“度”字，其意思是要了解四方的实际情况，那样才能真正处理好这种关系。
振兵的“振”字，《正义》释为：“振，整也。”这解释得十分微妙。时代将进入统一的新时代，还要不要武装？回答很明白：要！怎么个“要”法？就是要实施武装力量的整顿。“教熊、罴、貅、貔、
、虎以战”。人们会感到奇怪，说是“整军”，怎么一下抬出熊、罴、貅、貔、
、虎这六种猛兽来了呢？《索隐》说得好：“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注者说的意思是，军队通过整顿，要像那些猛兽一样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军队的生命在于战斗力，“整顿”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战斗力。
黄帝能战胜炎帝、擒杀蚩尤、建国立业，靠的就是修德和振兵两条。
建设诚信社会历来是中国人的理想。黄帝驾驭四方诸侯一开始就建立在诚信的基石之上。黄帝与各方诸侯订立契约文书，名为符契，要求诸侯信守。黄帝赠予诸侯珍贵礼器，名为圭瑞，要求诸侯随时佩戴在身。黄帝“合符釜山”，就是为了检验——
符契，是古代书于竹片或玉石上的一种契约文书。圭瑞，是一种玉制的高贵礼器。成语使用中，一般称政治人物间的重要信物为“符契圭瑞”。
为了考察地方诸侯的忠诚度，也为了密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天下为一之后的某一年（具体年代已不可考），黄帝在巡游天下后，决定实施一次“合符釜山”。《史记·索隐》称为“合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釜山一般认为在东海边上，离开黄帝统治的中心地带较远。当时，中央与地方之间都订立有相关“符契”，所谓“剖符于天下，征敌伐国，莫敢不听”，可见这些符契的主旨是地方服从中央。“圭瑞”是中央颁发给地方朝见时用的礼器，朝见天子时必须带上。
这次“合符釜山”的目的是：一要检验地方势力对中央的忠诚度，“符契”是否能牢记，具体执行的情况又怎样；“圭瑞”是否佩戴，容貌是否端庄；合符的命令下达后，各诸侯是否能如期到达目的地。二是要干一件大事，“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是一个新设立的机构，监察地方的活动是否与中央步调一致，这一机构的领导人有两名，为“左右大监”。这样一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大大紧密了。也有学者认为，“合符釜山”完全是一件意义重大而庄严的政治活动，它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前奏。“合符釜山”不仅是“合符”，同时华夏各族共同祭祀釜山，同样是一件神圣而隆重的宗教活动。黄帝不仅仅把“合符”安排在釜山进行，而且还要祭祀釜山，这也充分体现了黄帝部族虔诚的原始宗教观念。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黄帝部族对釜山的祭祀即是对粟作农业和陶釜工具的宗教崇拜。
中华文化中称品德极高尚、智慧极高超的人为圣人。黄帝除了具备这两项德性外，还以忧天下、劳百姓闻名于世间，故称——
清代前期有个思想家叫李邺嗣，他系统地总结了黄帝的治国理政经验，称：“黄帝修政，一曰师兵，二曰疆理，三曰设官，四曰定历；复举其要曰治五气，艺五种，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材物，俱治天下之大本大经为万世法。使人主开卷惕然，知黄帝忧劳圣人，诸所以治天下如此。”（《五帝本纪论》）
黄帝的确是个忧劳圣人。为了征战“天下有不顺者”，他“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为了发展农耕事业，他“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为了梳理国家辽阔的疆域，他东西南北四出奔走。由于长年累月的迁徙游牧生活，各种笨重的东西都要人担肩挑，每迁移一次都给先民们带来极大痛苦和不便。遇上女人生孩子，老人生病，更是叫苦连天。
忧民忧族的黄帝为了此事，可谓操碎了心。有一次，黄帝带领他的子民迁移到北方黄土高原。这里森林茂密，地形平坦，便于长期生存。他们刚一落脚，突然狂风大作，黄帝立即命全部子民，人人抱树，以防被狂风卷走，黄帝只顾别人的安危，不料，自己头上戴的遮阳的大圆草帽，被狂风吹掉，他发现大圆草帽被狂风吹得就地滚动，并一直往前滚。由此，黄帝得到启示，便同族人一起做了四个木圆连在一起，好比四个车轮，稳稳向前滚动，进而使用两个圆形石盘，中间横着一根木棍。木棍中间绑了一条草绳，叫人拉着往前跑。“车”的初形就这样制成了。命什么名？大家同意命车为“轩辕”。因黄帝当时还没有一个正式名字，就以“轩辕”命名，作为黄帝正式名字。
黄帝自从被先民们拥戴为尊长，还没有一个正式“职称”。大臣们先后给黄帝起了很多尊称，黄帝都不同意。最后，还是黄帝自己决定。黄帝发现土是黄色，土能生万物，土是人们生存的靠山，先民们又是黄皮肤，所以，就确定他的尊称应该称“黄帝”。从此，“轩辕黄帝”就这样定下来了。
黄帝在位期间竭尽心智，操劳一生，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等。后世凡用“忧劳圣人”一词时，多指那些忧天下之忧、劳国事之劳的品德和智慧两方面全都超群的人物。
我们常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那就是从黄帝时代算起的。是黄帝，带领着我们民族真正走出四分五裂的所谓“万国时代”，实现了天下一统，走上了人文大道，因此人们称黄帝为——
何谓人文？总体而言指的是礼乐教化，即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黄帝这个人文初祖，就是着力于“化成天下”的中华第一人。
黄帝是民族人文精神的开路先锋。他在炎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农业，史书上说他“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他是中华这片黄土地的真正最初垦植者。黄帝的元妃名为嫘祖，她是我国丝绸文化的创始者。“黄帝元妃西陵氏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路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功德无量的事。为了便民出行，黄帝发明了车辆，故黄帝又号曰轩辕，称轩辕黄帝。黄帝是民族团结的模范，他的元妃嫘祖，是“西陵之女”，属羌地人氏。史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十四得姓者生活在华夏地区，而其余不得姓的十一人则居于少数民族地区。黄帝族战胜炎帝族以后，从族群变化角度看，两个当时最大的族群融和为一个更大的族群，名之为炎黄族，与后来形成的华夏族异名而同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渐次形成华夷交融的中华民族。说他是民族的始祖，一点也不为过。
上述种种，都说明了，从黄帝时代起，中华民族走上了文明之大道，而带领人们走上这条文明大道的正是“人文始祖”黄帝。据考，大约四千多年前，以黄帝为首领的部落，住在中国西北部的姬水附近。黄帝死后葬于今陕西黄陵县桥山，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从古至今，每年清明节，都有不少海内外同胞前往祭拜。1938年4月5日清明节，爱国将领程潜前往黄帝陵祭陵时题写了匾额，为隶书体。现悬挂于黄帝陵轩辕庙大殿门楣上，为黄帝陵一景。
治民，理政，都需要形成一个精干的、精气神俱佳的核心办事团队。这一点，黄帝做到了。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为治民”，可见，他对核心办事团队的要求是极高的。这里讲了四条，打头第一条就是“风后”，意为——
雷厉风行，是指一种积极有为的办事作风，形容办事像打雷那样猛烈，像刮风那样迅速。
天下一统以后，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为治民”。这是四个人吗？显然不是。《集解》的作者早已说了，“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哉？”“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既然不是单个人，那是指什么呢？答曰，指的是一种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
黄帝要求的四条中，第一条就是“风后”。
先讲一个故事：为了物色治国的干才，黄帝是日思夜想，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也就是一阵少有的大风强劲刮来，一下子把天下的尘垢吹得个干干净净。黄帝醒来一想，这不是苍天在告诉我一个道理吗：“风为号令，执政者也。”（《帝王世纪》）也就是执政者在实施号令时，要像强劲的大风刮干净天下的尘垢一样，要果断和有力。
黄帝明白了，他身边的辅臣首先应具有雷厉风行品格的人，可以名之为“风后”。于是“雷厉风行”一词为后世普遍使用，以比喻执行政策法令严厉迅速。也形容办事声势猛烈，行动迅速。像雷那样猛烈，像风那样迅疾。亦指果断、干净利索。唐朝韩愈因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而被贬潮州刺史。他到任后写《潮州刺史谢上表》歌颂唐宪宗能够躬亲听政、旋乾转坤、机关阖开、雷厉风飞（行）。唐宪宗觉得他很忠心就改授他为袁州刺史，后又调为国子祭酒。人们普遍认为，唐宪宗的作风是源于黄帝的。
当时正处于原始社会与私有制社会的交接点上，私有观念已经开始渗入一些官员的头脑之中。为了纯洁官员队伍，提高为官者的行为操守，全身心地投身于为民办事，黄帝要求下属——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里要说的还是黄帝之梦。那天黄帝刚睡去，似乎一下进入了一个开阔的谷地，远远望去，只见一中年男子手“执千钧之弩”，正牧羊前行。看那羊群，有“数万群”，是数万头羊的一个大群体，可是，那些羊群像是排了队似的，五六头一行循序而进。偶然有一两头羊不守规矩的，只要牧羊人的一个眼色，或将那强弩举过头顶，那羊就知趣地归队了。醒来后，黄帝叹道：“驱羊万群，能牧民为善者也。”（《帝王世纪》）黄帝以为，能够那样牧羊“数万群”的那种人，也一定是一个好的牧民者，并将民众往为善的大道上走。
黄帝受这一梦境的启发，决定将另一类官员定名为“力牧”，也就是“奋力牧民”的人。这里要说明的是，“牧”字既可作放牧牲畜解，又可作管理下属和民众解。“牧民”就是管理民事。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管子在《管子·牧民》中专论了牧民的天责，指出凡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必须奋力于四时农事，确保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了，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民众就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君主的服用合乎法度，六亲就可以相安无事；四维发扬，君令就可以贯彻推行。因此，奋力牧民的关键，在于禁止奢侈，巩固国家的准则，若不注意禁止奢侈，则民众放纵淫荡，如此一来，犯罪者就会大量增多。老百姓就会不尊重宗亲故旧，孝悌就不完备。四维不发扬，国家就会灭亡。这是管子等先贤对黄帝牧民思想的具体阐述。
官员的职责不仅在于简单的管理和约束民众，更重要的是为民众指点迷津，当好民众的领路人——
黄帝要举荐的第三类官员定名为：“常先”。何为“常先”？很明显，就是常为天下先的意思。
在《老子》第六十七章中，有那么一段名言：“我恒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其意是说，我有三件宝贝，需要保持：一是慈爱，二是俭朴，三是不敢参与你争我夺的纷争。还说道：“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意思是清楚的，作者认为，“不敢为天下先”，是“我”的恒道，也是“我”的恒宝，有了它，个人的安危就得以保障，就能“成器长”，说穿了就是个人活得安稳些，也长久些。
这显然不只是老子个人的一家言，而是长期植根于民众间的一种社会及先贤主流观念。这里所言“不敢为天下先”，不是说不做出贡献，更不是缩头缩脑，而是“只知奉献，不知索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舍己为人，一心为公，无有私利，不自以为是，不自以为高贵，凡事谦让处下，不与人争是非，不争名夺利。这正是黄帝思想的集中反映，也体现了后来儒家的“中庸”之道，讲究天人合一。有时候，儒道两家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不是明哲保身，而是“大智若愚”，大的智慧，往往深藏不露，好像《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乍看来不起眼，但是武功和佛学都是最好的。通俗浅显地讲，锋芒不要太露。这就是黄帝之精神。
黄帝的观念是为民的。他认为，当官的就是要站在民众的前头，指点迷津，引领航道，故名之为“常先”，也就是“常为天下先”，也可以说是“敢为天下先”之换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黄帝说的当官者在工作上要“敢为天下先”，敢于承担责任，敢于牺牲自我，与老子说的当官者在利益面前要“不敢为天下先”，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两者完全是一致的。只是两者的着眼点和视角不同而已。
当官者应成为“常先”，这是人文始祖黄帝留给子孙后代的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坚守这份遗产。黄帝的“常先”思想，后来为儒学创始人孔子所继承和光大。樊迟问怎样当一个“仁人”，孔子的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论语·雍也》）樊迟后来又问“修德”，孔子回答是“先事后得”。（《论语·颜渊》）子路问为政之道，孔子回答是“先之劳之，无倦”。（《论语·子路》）
中华民族历来强调志当存高远，当官的更应有崇高的志趣、宏大的人生追求。黄帝所举荐的“大鸿”，指的就是——
黄帝要举用的贤人的第四类是“大鸿”，很显然，这“大鸿”就是鸿鹄大志的缩语。这会让人想到一个历史故事。史书上说，陈胜少时就是个有大志的人。在与人庸耕时，就对同事者说：“苟富贵，无相忘。”意思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哪一位富贵了，就不要忘记今天一起帮佣者。大家都笑话他不自量力，竟然口出狂言，他却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意谓那些家雀、燕子哪能知道天鹅的志向。鸿鹄亦称天鹅，因为飞得既高又远，就被用来比喻平凡的人哪里知道英雄人物的志向。黄帝要用“大鸿”之人，就是隐指具有鸿鹄大志的人。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鸿鹄，是白色的凤凰或称天鹅。在古时发音中，鸿与黄的发音，及鹄与鹤的发音很容易混淆。故而鸿鹄也常被误读成黄鹄、黄鹤等。古今中外，人们都爱天鹅。中国古代称天鹅为“鹄”或“鸿鹄”。在国外的民间传说中，也常有天鹅的形象出现。芭蕾舞《天鹅湖》表现的就是一个美丽善良而又多情坚贞的公主，被恶魔掳去变为天鹅，后在爱情力量的感召下战胜恶魔的神话故事。天鹅善飞，是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它的洁白和远走高飞成了人们心目中纯洁、善良、高尚、勇敢的象征。
中国从来是一个重立志的国家，所谓“若射之有志”（《书·盘庚》），即射箭要看准箭靶子（即“志”），人生也应有志，才能有出息。黄帝主张举荐“大鸿”者，正好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现在清楚了，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一语的意思是——
“风后”，就是雷厉风行、不为人后的那种人。
“力牧”，就是奋力前行、善于管理的那种人。
“常先”，不忘初心、永远敢为天下先而不惜牺牲自我的那种人。
“大鸿”，目光远大、胸有鸿鹄大志的那种人。
这就是中华文明初创时黄帝定下的人才标准，很值得我们思之再三啊！
全世界有一共识，以为文字的产生和发明，是步入文明社会的最重要标志之一。黄帝时代有诸多的文化成就，而最大的文化成就当数——
黄帝以前，都是“结绳纪事”。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就在绳子上打上不同式样的“结”，大家约定俗成，也算是一种记事了。到了黄帝时代，天下初步统一了，社会大大发展了，结绳记事就感到不够用了。黄帝就对他的一位叫仓颉（也作苍颉）的臣子说：“你是个聪明人，想想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把所做的事能清楚明白地记录下来？”仓颉答应了下来。这就是《世本·作篇》中说的“黄帝使苍颉作书”这件事。
为了作书造字，仓颉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文献记载，“黄帝之史苍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序》）“苍颉穷天地之变，指掌而创文字。”（《淮南子·本经训》）这两段文字，虽然十分简单，但说明仓颉为了造字，着实费尽心力。首先是分理“鸟兽之蹄迒（脚印）”而造书契。这是对动物世界的实地观察。世间有多少鸟类，有多少兽类，有多少“相别异”的蹄迒？仓颉进行了反复比较，最后才寻找到发明文字的相关机理。第二步是再推开去，不只是研究鸟兽之蹄迒，进而研究“天地之变”，从中寻找文字的由头。客观地说，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我们只能说，仓颉只是众多从事发明文字的人中的一个代表人物罢了。
仓颉，相传为黄帝的助手，原姓侯冈，名颉，号史皇氏，享年110岁。相传，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古籍中称仓颉“龙颜四目，生有睿德”。他受到鸟兽足迹的启迪，集中了劳动民众的智慧，呕心沥血数十载，搜集、整理流传于先民中的象形文字符号并加以推广和使用。绳结虽有大小和形状区别，但年久月深，难于保存和辨识。为了造字，仓颉遍访四方智者，寻求记事的好方法。几年之后，他返归故里，独居村西深沟之中，仰观奎星环曲走势，俯瞰龟背纹理、鸟兽爪痕、手掌指纹、山川形貌等，从中受到启迪，根据事物形状创造了象形文字，字成之日，举国欢腾，感动上苍，把谷子像雨一样哗哗地降下来，吓得鬼怪夜里啾啾地哭起来，即为《淮南子》记载的“天雨粟，鬼夜啼”。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仓颉是原始象形文字的创造者，这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真正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啊！
民众永远不会忘记仓颉的功绩。《史记·五帝本纪》《汉书·艺文志》都著录有仓颉传的一些片段，扬雄著有《苍颉训纂》，许慎《说文·序》中点出了仓颉的历史性功绩。陕西省白水县史官乡的“仓颉庙”建于汉代。现传说中的仓颉墓有三处：一在陕西白水县，一在山东东阿县，一在山东寿光县，一直香火不断，表现了人们对仓颉的崇敬和怀念。
中国文字中有“面面俱到”的说法，是说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周全，它的最初典故出处当是——
黄帝治理天下是成功的。他的事业越是成功，后人就越会将他的形象神圣化，以至于说得神乎其神。有一本古书上说，黄帝有四张面孔，一张向东，一张向西，一张向南，一张向北。正因为他长着朝向四方的四张面孔，因此他不用转身，就能面面俱到地明察四面八方的一切了。谁干了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他立马加以嘉奖，而谁要是躲在阴暗处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也是一清二楚的。
“黄帝四面”当然只是一则神话传说。“四”，在中国乃至世界，是一个充满丰富意蕴和神秘色彩的数字。年有四季，地有四域，位有四方，时有四期，人有四情，界有四至，神有四神等，西方则有所谓“神向四方的十字架”。在这里，“四”代表着一种静态的、永恒的完美。
“黄帝四面”代表着四个方位，当时传说中有东方之帝、西方之帝、南方之帝、北方之帝，而黄帝居中，称“中央大帝”。黄帝的四张面孔是朝着四方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在这里，“四面”具有明察秋毫的意思，也含有调和四方，使之和谐的意思，可谓黄帝真正把关怀送到了四方。
对于“黄帝四面”，古人曾提出疑义，孔子的弟子子贡就不解，他当面请教老师孔子：“听说古代的黄帝有四张脸，果真是这样吗？”孔子耐心做了回答：“‘四面’的意思是说，黄帝选取符合自己要求的四种人（或说四个人）辅佐自己治理国家，让他们管理四方，结果农业发展了，什么事都办成了，这就是‘四面’的意思。”在孔子看来，“黄帝四面”并不是四张面孔，而是四个“方面”、“方位”，四个方面的四个人，这四个人（或四种人）都和黄帝思想意识相通，配合得很好，协助黄帝治理国家，很有成效，井然有序，使国泰民安。孔子将黄帝神话变成了历史，黄帝本人也走下了神坛，回到人间。
这种传说采用了漫画化的手法来说明，作为第一任的天下共主，为了治理好天下，可得面面俱到、兼顾各方啊！
黄帝时代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黄帝死后，他的精气神犹在，他的治国安民的大纲犹在，他的用人之道犹在，他的影响力犹在，至有这样一种传世的说法——
历史成语与普通的成语有所不同。它源于历史，又深深地影响着历史。“黄帝三百年”这句历史成语，让人感悟到一个伟岸的古帝王在民众心中的分量。
提到“黄帝三百年”，人们自然会产生质疑，黄帝乃人非神也，古时人的寿命又是极短的，考古鉴定，五千年前最长寿者才四五十岁，怎说“黄帝三百年”呢？从《五帝本纪·索引》中可以找到答案。在《大戴礼记》中借用孔子与弟子的对话阐明了其中的含意：“宰我问孔子曰：‘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何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对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用其教百年，谓黄帝三百年也。’”黄帝自幼聪慧，他“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具有超常人的聪明睿智，自“合符釜山”建立第一个古王朝，就建立了较完善的治国机构，设大监，监于万国，统一图腾，视各部族（诸侯）为一家，划定区域而定居生活，网罗十大贤能进行社会精细分工，发展生产，强化军队建设而保各部族的安定生活，使其政策延续几代帝王而采用。“黄帝三百年”之说也是历史的事实。把孔子的回答，更加通俗的表述，就是说，黄帝一生勤劳，尽心竭力，而且教导民众节省物资财力，其贡献之大无与伦比。在其一生中民众得到利益一百年；虽然逝世，而民众敬畏之如神，沿用黄帝制定的一切典章制度，又一百年；民众诚心诚意地期望黄帝复生而遵循他的教诲，又一百年。所以黄帝的直接影响达三百年之久。
这真是一段绝妙的文字解答。
“黄帝三百年”的前提是：黄帝是中国历史上走向文明的最杰出的领袖。“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利在当世，功在千秋。得利的不是少数人，而是普天下的劳苦大众。当时就有人指出，黄帝让“江湖、陂泽、山林、原隰”之地的百姓“皆得其利也”。这样的人死了，民众怎么会忘记他呢？
简言之，“黄帝三百年”这句历史成语的内涵是：圣人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