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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和检察官是制造和操控线人交易的主要官员，他们利用线人开展活动的方式也多种多样。警方一般有权进行侦查、逮捕，有时还可以决定案件初期刑事指控的性质。检察官则会在后续程序中发挥作用，他们负责提出正式指控，处理辩诉交易、参与审判程序、量刑以及案件其他方面的公开事宜。警察和检察官也可以在特定的调查或案件中全程合作，决定线人的行为和奖励。
警方和调查人员有时被称为“上线”，他们位于线人活动的第一线，对线人及其与政府的持续关系掌握着最多的线报和最强的影响力。警察负责逮捕，所以他们通常会与线人最先接触。前迈阿密警长、美国毒品监督管理局（DEA, United States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退休特别探员丹尼斯·菲茨杰拉德（Dennis Fitzgerald）对这一程序有较为详细的解释：
为被捕者提供合作和改善其处境的机会是招募线人最常用的手段……这一行为应谨慎为之，而非大张旗鼓地进行。不然的话，他被捕的消息将马上“在大街上”传播开来。对于警察而言，这名被捕者一旦入狱，他作为线人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即便证据不足，警方也会为了招募线人而故意接近或逮捕某些人。斯蒂芬·马洛里（Stephen Mallory）博士是一名有25年经验的缉毒特工、前警察培训师、缉毒局局长，也是美国毒品监督管理局和联邦调查局特别工作组的成员。他表示：“（另一种）招募线人的有效方法是‘夸大事实’。如果探员……未能提出符合起诉要件的案件，夸大事实可能是他唯一的选择……当潜在的线人相信他/她的行为有可能会被起诉时，他/她就可能会同意合作。”
正如探员菲茨杰拉德所承认的，招募线人的策略本身也可能是非法的。举例来说，警方可能会把某一位预期可能成为线人的人当作目标，直至他犯罪、被怀疑藏有管制物品或其他违禁品。通常在遭受非法搜查和扣押之后，他就被“逮捕”了。此时，这名“犯罪嫌疑人”肯定会害怕进监狱，就可能会立即同意合作（反水），以换取“立即释放”。于是，警方又多了一个在起诉压力下接受合作的线人。 [1]
一旦犯罪嫌疑人同意与警方合作，他就将与警官达成协议。这种协议可能是书面的，也可能只是口头的，相关细节将在今后的活动中敲定。正如本章开头所引用的街头线人所说的话，有时线人交易可以简单到警官只要表示不逮捕犯罪嫌疑人，只让他“在街上多待一会儿”就能换取线报。相比之下，联邦调查局则要求其特工以书面形式制作所有的线人协议。
即使线人被检察官逮捕并起诉犯罪，活跃线人最为频繁的接触对象也是警察或者调查人员。警察或者调查人员指挥线人的活动，告诉他该做什么，接收他的线报，并随之采取行动。相应地，警察或者调查人员将向检察官报告从线人那里获得的线报、线人的其他活动——例如，他是否犯了其他罪行——以及他是否配合。因此，来自警方的上线是最接近线人、掌握线报最多、与其日常接触最频繁的政府官员。
一名活跃的线人与其上线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隐秘且不为外人所知的。警方越依赖线人，警方与线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的维持以及保护就越重要。马洛里特工形容了调查人员的声誉在犯罪人员之间是何等重要：
社区里的犯罪分子知道哪位警察才是公正、高效和专业的，谁值得信任，谁说话一言九鼎，谁会在破案时坚持不懈。他们还知道哪位警察对检察官、法官和其他执法机构有影响力。易言之，他们知道该如何权衡，选择与哪位警察合作……在一次成功的起诉之后，我的电话就会响……这些线人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指控而寻求我的帮助，也可能是因为害怕被指控而给我打电话，或者他们仅仅是需要钱了。 [2]
马洛里进一步将处理线人描述为一种依赖于“动机、领导风格和对工作满意度”的员工管理形式。
线人和其他劳动人员一样，必须激励他们发挥自己的潜力……一旦调查人员的良好声誉在社区中广为人知，他就将被视作一名能够推己及人、与人为善的警察，也就更容易招募和控制线人。
如何才能最好地操控线人？执法机关内部对此分歧较大。例如，根据马洛里特工的说法，要保持线人的积极性，可能就意味着将权力下放给线人，让他们自主拟定调查或选择目标，以提高其工作的自我满意度。“侦查人员可能会利用下放权力来激励潜在的线人。尽管对线人活动的自主性和案件的计划性上必须谨慎行事，但线人参与度的提高似乎确实提高了合作效果。”
相比之下，美国国家税务局刑事侦查处的高级特工、前缉毒特工约翰·麦丁格（John Madinger）则认为，永远不应将权力下放给线人，即使这么做的效果可能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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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与线人可能在多个案件中以不同的方式开展合作。某一特定的线人可能在本案中属于关键线人，但在另案中可能只扮演着提供佐证材料或其他资料的角色。警方可能会与线人保持着联系，将其作为联结警方与社区之间的桥梁，也可能利用其监视社区的其他情况。麦丁格探员描述说，一个小县的一名侦查人员招募了数十位犯罪线人，一晚上可能会从六七个线人那里听取汇报。他手握一套活页笔记本，记录了从线人那里获得的所有线报和罪行，这些信息之间互相印证，关系严密。
总体而言，侦查人员拥有巨大的权力来决定刑事线人与政府关系的走向。他们最直接地开展日常调查、指示和管理工作，同时密切关注线人正在实施的犯罪活动。他们对线人面临的最终刑事指控（如果有的话）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有权最先决定是否对这名线人逮捕、起诉，也可以决定向检察官提供何种案件信息。
检察官通常只会在警方或其他部门侦查人员作出逮捕或出示犯罪证据后才开始调查案件。一旦警方立案，检察官就必须评估证据，并决定是提出指控还是继续调查，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因此，检察官会在侦查人员已经同线人建立工作关系后进行首次会面。犯罪嫌疑人也有可能被带到法庭接受讯问，在此基础上，检察官可以决定通过辩诉交易将犯罪嫌疑人招入麾下。
在联邦司法体系中，一旦犯罪嫌疑人被正式起诉，线人交易通常会作为“证据交换会议”（proffer session）的结果而正式产生。通常情况下，被告人及其律师、检察官以及特工都会坐在一个房间里。双方将签署一项协议，依据该协议，被告人在证据交换会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都不会被用作对其不利的证据。随后被告人就会作出陈述。
为了更好地了解官方同线人的合作和交易过程，法学教授艾伦·亚罗舍夫斯基（Ellen Yaroshefsky）采访了纽约南区的许多检察官和律师。检察官们告诉艾伦教授，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审查从线人那里获取的线报价值及其真实性，包括广泛的汇报、调查以及获取关联证据。他们还描述了同线人交易过程的危险性。一名检察官解释说，“线人渴望取悦于你”，“如果告诉他们，你只是想获得真相，这是徒劳无用的”。根据另一名检察官的说法，“许多人进来时认为自己要说政府想要听到的事实，而不是确实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所有前联邦检察官都报告说，线人在最初的几次证据交换会议上都没有说实话。
根据被告人的陈述，检察官可能会认定其提供的线报毫无作用，因此被告人也不会获益，否则他可能会因为合作而获得减刑。线人也可能会与政府建立长线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同意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佩戴窃听器，参加会议，达成协议，或者参与一些政府可能（但并非必然会得到）授予某些利益的更深层次的线人活动。如果被告人最终获释，特工通常会采取更多的控制措施来处理线人提供的线报，并定期向检察官报告。
检察官的谈判手段多种多样。他们既可以推迟起诉，也可以就现有案件情况让线人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还可以让线人回到街上收集线报，这些方式有时也被称为“抵消指控”。在“抵消指控”中，他们可以撤销或者改变指控，或者向被告人承诺在量刑时向法官提出对其有利的建议。
检察官还可以就第三方进行谈判。如果线人配合，检察官可以否决或撤销对线人家人的指控，否则就会对他们提起诉讼。例如，在因数十亿美元的财务欺诈导致安然公司（Enron）倒闭的案件中，政府指控安然首席财务官安德鲁·法斯托（Andrew Fastow）犯有多项罪行。作为让法斯托配合调查安然公司首席执行官肯尼思·莱（Kenneth Lay）的一部分，政府还起诉了法斯托的妻子丽（Lea）。只有与政府合作，法斯托才能确保他妻子涉嫌的轻罪案件能够达成认罪协议。
作为替代方案，一个被告人若不能提供有价值的线报给政府，或无法亲自与政府合作的，可以招募一名“中间人线人”，即家庭成员、朋友或同事，他们合作所获得的成果将归功于该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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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和执法人员对线人的态度时常出现分歧。当警方认为某位被告人需要被提起严厉控告时，检察官却可能想招募这名被告人为线人并奖励其告密行为。相反，特工可能不想暴露有价值的消息源，因此他们可能不会与检察官分享他们所掌握的所有线报。例如，芝加哥和纽约的警方过去维持“双重档案”制度，即警方创建两套调查报告，但只向检察官提供公开版本。
此外，特工对检察官管理线人的方式可能存在多方面的不信任。菲茨杰拉德特工表达过这种担忧，他认为：“相当多的检察官在与有经验的罪犯谈判并将他们发展成线人时，并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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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授、前检察官丹尼尔·里奇曼（Daniel Richman）解释说，特工和检察官在培养线人方面有不同的关系，“文化差异可能会在特工和检察官之间造成强大的裂痕”，这种差异产生了不同的保密措施：
特工们甚至特工所在机构都会为自己拒绝向检察官透露线报源和取证方式的行为寻找理由辩护，他们担心检察官在插手他们的秘密活动领域时，这些数据会被其滥用。考虑到检察官在调查安全方面的“风险”较少，这种保密的倾向获得了支持。特工对线人的承诺关系到了特工本人及其所在单位的专业声誉，但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检察官就不会受到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
因此，特工和检察官之间的关系是线人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未知数。
线人能否获得律师帮助能够使线人与官方之间的合作性质和合作过程产生天壤之别的效果。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线人没有获得律师帮助。根据法律规定，当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警察拦下时，他还没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如果他被告知米兰达规则并且决定要求获得律师帮助时，他将在讯问时获得律师帮助，但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并没有使用这一权利，而是选择直接与警方展开交谈。
实际上，为了避免辩护律师从中作梗，警方经常会在犯罪嫌疑人得到辩护律师帮助之前有目的地接近他们。正如菲茨杰拉德探员解释的那样：
招募线人的首次尝试发生在逮捕后的第一次讯问期间。这次讯问在逮捕后会马上进行。犯罪嫌疑人会感到不安、困惑、恐惧、愤怒或者兼而有之。然而，对于特工而言，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可能还没有辩护律师。这是大多数被招募为线人的被告人都会经历的过程。 [6]
只有一小部分线人会在律师的帮助下与官方达成合作协议。一旦被告人被控犯罪，他就获得了聘请律师的宪法权利，并且从道德上讲，检察官与有辩护律师的被告人单独接触是被禁止的。
然而，嫌疑人是否聘请律师首先取决于其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涉嫌的犯罪种类以及受他们独立接触律师的机会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例如，白领犯罪和腐败案件中的被告人更有可能聘请辩护律师或本来就常年聘请了法律顾问。在这些案件中，政府甚至可能会通知嫌疑人他是潜在的调查目标，并给他聘请律师的机会。例如，2008年，联邦检察官向私人教练格雷格·安德森（Greg Anderson）的妻子妮可·盖斯塔斯（Nicole Gestas）发出了一封“目标信”。由于安德森拒绝作证指控他的客户棒球明星巴里·邦兹（Barry Bonds），于是检方指控他向邦兹非法提供兴奋剂。这封目标信告诉盖斯塔斯，她可能会被指控与丈夫共谋，如果她负担不起律师费用，可以联系公设辩护人办公室。
随着线人合作在白领犯罪中的大幅使用，围绕律师角色的争议也在激增。例如，作为达成合作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司法部曾向公司和员工施压，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律师辩护权和保密权。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将在本书第七章中详细论述。
律师是否参与线人交易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举例而言，有律师参与的线人交易通常会达成具有确定性的书面协议，并有见证人参与其中。辩护律师知道政府是否存在不适当的胁迫，是否施加了不正当的压力，以及线人提供了什么样的合作。最起码，律师也能为这笔交易充当见证者。而在非正式的街头谈判中，则缺乏了这些形式要件和保障措施。
如果线人享有律师帮助，他与政府达成的协议就会对他更为有利。里奇曼教授解释了“辩护律师的关键角色”：
她（辩护律师）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将帮助被告人评估审判的可能结果、线报的价值、合作协议下双方义务的性质、量刑折扣的可能性和程度以及其他此类因素。更重要的是，作为“线人情报市场”的常客，律师帮助能确保政府忠实地履行其义务。
与白领犯罪和其他富有的被告人不同，街头犯罪和毒品犯罪中的线人往往没有律师，这一重大差异使得线人交易存在许多违规和危险之处。
执法部门会利用线人调查哪些犯罪呢？简短的答案是——“全部犯罪”，但不同类型的犯罪会以不同方式来招募和部署线人。两种占主导地位的模式分别来自有组织犯罪和毒品犯罪的执法领域。
许多著名的线人案例都涉及对有组织犯罪长期高水平的调查。这种类型的线人活动往往存在内部管制和案卷记录。美国司法部已经正式发布了针对联邦调查局、毒品监督管理局及其他需要相对广泛信息和监控的联邦机构使用机密线人的指南。针对有组织犯罪的高级别调查往往也需要政府组织内部的沟通、协调和高层决策。例如，利用黑手党杀手“公牛萨米”格拉瓦诺作为线人的活动就涉及联邦调查局、联邦检察官、当地警方、法院以及最终的联邦证人保护计划间进行的数年协调，最终这一案件留下了大批公开档案。
相比之下，毒品犯罪的线人活动千差万别，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毒品侦查比备受瞩目的黑手党案件更常见、类型也更多样化，而且在联邦、州和地方都广泛分布。与司法部发布的大范围指导方针相反，州和地方的警察部门以及检察官办公室可能根本没有任何书面文件来管理线人活动。即便他们制定了书面规范，也非常笼统且不予公开。在指导方针松懈甚至不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指导线人活动就全凭警察和检察官在个案的基础上自行考量。因此，一些线人是街头瘾君子，而另一些则是控制着大量毒品的活跃毒贩。一些线人是家人或女朋友；一些线人可能已经被指控犯罪，或者被判处了监禁或缓刑，而有些线人仍然未受指控，由他们的上线酌情决定是否仍留他们在街头逍遥法外。回想一下得克萨斯州赫恩地区的吸毒线人德里克·梅吉雷斯（Derrick Megress），他在公共住房项目中肆无忌惮地捏造针对数十名无辜居民的证据。
如果说高水平的有组织犯罪中的线人是在监管下针对特定目标展开且留有档案记录的活动，那么毒品案件中的线人就完全相反，他们目标广泛，控制松散，往往根本不会留下任何书面记录。
从入室行窃到公司欺诈，从政治腐败到绑架谋杀，以及越来越多的恐怖主义等各种案件，线人就像盐一样为这些案件增添特色，游走在上述两个极端情况之间。美国司法部表示，联邦被告人已在每一种联邦法律规定的犯罪（包括谋杀、性虐待和儿童色情制品）方面因与政府合作而获得奖励。综上所述，虽然不同管辖区的执法机关在不同程度地利用线人，而且有些侦查方式取决于实践状况，但以告密方法获取证据已然渗透到了各类刑事案件中。
本书关注的重点是对线人举报最为常见的奖励方式——对犯罪的从宽处理。线人可以获得多种形式的从宽处理，例如，从一开始就免遭逮捕或起诉，又如减少或撤销对某一特定或其他案件的起诉或定罪后的减刑等等。还包括上文所提到的，线人可以为朋友和家人争取从宽处理。
警方和检察官经常亲自介入涉及线人的刑事案件。据《波士顿环球报》（ Boston Globe ）报道，
马萨诸塞州的骑警马克·勒米厄（Mark Lemieux）一上午都在牛顿地方法院等候出庭，因为他的秘密线人帕特里克的案子就要开庭审理了。尽管今天对帕特里克的指控是无证驾驶，但勒米厄必须说服地区检察官和法官让帕特里克尽快回到街上，以便继续充当毒贩菲德尔的联络人。案件开庭了，勒米厄对法院书记员低语了两句，然后从被告席后面走过，和地区助理检察官商量了不到一分钟。帕特里克的案子解决了：罚款450美元，继续吊销执照。勒米厄走出法庭时说：“一切都很灵活，你也得顺其自然。”帕特里克走出法庭，钻进了自己的汽车驾驶座——这已违反了刚刚达成的认罪协议。
除了会获得从宽处理之外，线人获得的最出名的好处就是金钱报酬。有关赃物没收的法律授权政府可以向线人支付依据其线报破获的案件中一定比例的赃款作为报酬。仅在一年内，联邦政府就向其秘密线人支付了近1亿美元。
例如，禁毒署的“超级线人”安德鲁·钱伯斯（Andrew Chambers）尽管身负多宗犯罪前科，但其在为各种联邦机构工作的过程中赚取了多达400万美元。
地方警察局维持着从数百美元到数千美元不等的线人资金。 [7] 亚特兰大警方在凯瑟琳·约翰斯顿（Kathryn Johnston）被害后所求助的线人亚历克斯·怀特（Alex White）通常每提供一次线报就会收到30美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怀特随后起诉亚特兰大市对自己非法解雇，声称警方将他卷入了关于约翰斯顿夫人死亡的丑闻，毁了他作为毒品线人而“获得”的年薪3万美元的工作。 [8]
对线人的一些奖励往往是一把双刃剑，甚至可能是非法的。众所周知，从纽约到洛杉矶，警方都会用毒品奖励他们的线人。2006年，巴尔的摩两名探员威廉·金（William King）和安东尼奥·默里（Antonio Murray）被判犯有“在西巴尔的摩地区抢劫吸毒者以奖励街头线人”的罪名。
[9]
据《洛杉矶防卫报》披露，警察不仅向线人提供毒品，还从他们那里偷走毒品和金钱。警察还利用线人陷害嫌疑人，捏造案件，为警察枪击事件掩盖事实。随之而来的联邦法令要求洛杉矶地区限制当地警察操控和收买线人的权力；几年来，洛杉矶禁止大多数警察利用街头线人。
非法奖励的决定可能来自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在芝加哥起诉El Rukn帮派期间，由于政府严重依赖六名合作的帮派头目，以至于联邦检察官允许这些被监禁的被告人购买和使用毒品、过性生活和窃取法律文件。根据法院的描述，政府给予的“‘利益’包括金钱、礼物、衣服、收音机、啤酒、香烟、服务和特权，还包括政府为证人获取、持有和使用非法毒品提供便利”。线人“多次被发现在大都会惩教中心（MCC）吸食可卡因和/或海洛因”。政府给了线人与外界通话的特权，导致其中一名线人经常打电话给他的毒品贩子，“抱怨他最近收到的可卡因质量低劣”。由于线人被允许在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内自由活动，他们得以窃取到一份机密的“诉前备忘录和其他与此案有关的材料”。
线人奖励中可以被计入案卷的类型是根据《美国量刑指南》（U.S.Sentencing Guidelines）对合作被告人提供的较低刑期优惠。正如《联邦量刑指南》第二章详细描述的那样，联邦法律允许对向政府提供“实质性协助”的被告人减刑。这样的减刑在联邦毒品犯罪中强制最低刑期的背景下具有特别的价值，且只有在被告人合作的情况下才能提供。在缺乏类似指南的州法院，法官通常也会以较低的刑期奖励合作的被告人。
对于非美国公民来说，担任线人能带来移民利益。有一种专门的“S类签证”（S-visa）可能适用于那些向美国政府提供犯罪或恐怖主义组织线报而被驱逐的外国公民，因此这类签证有时候也被称为“线人签证”（“snitch visa”） [10] 。
最后，少数与政府合作的被告人可能会获得证人保护方面的利益，比如搬迁住地、支付报酬，甚至转换新的工作和个人身份。这种利益主要提供给联邦被告人，而州证人保护计划的规模相对较小，有的州甚至根本没有。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