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希腊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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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浪潮始于希腊文明北部边缘地区的农村，那里人口众多，农民后备力量雄厚。马其顿帝国最初是内陆山区的部落君主国，这个地区一直与后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正是因为其城邦形态比南部原始得多，马其顿帝国才没有陷入如希腊城邦那样的绝境，因此才能在希腊城邦衰落时冲破限制。马其顿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已经决定，一旦适时地与极其发达的希腊本土文明结合起来，马其顿对外扩张的条件就成熟了。马其顿的王权是世袭的，但需要王国的、由战士组成的军事大会的确认。名义上，所有土地都是君主的财产，但是实际上，由于部落贵族与君主有亲缘关系，因而是他们控制着土地，组成了一个王室“同伴”的侍从集团，并担任君主的大臣和地方长官。人口中多数是自由农民，奴隶数量相对较少 ^[1] 。城市化程度不高，首都培拉（Pella）是新建成的，基础薄弱。腓力二世（Philip Ⅱ）时，马其顿的势力在巴尔干地区上升，需要吞并色雷斯金矿等先期的和重要的推动力——色雷斯金块的作用相当于上个世纪的阿提卡白银，为马其顿向外扩张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财政上的支持 ^[2] 。腓力的军队在攻克希腊城邦、统一希腊半岛战斗中的胜利应当归功于腓力的军事改革，它反映了希腊北部部落内部的与众不同的社会组织。骑兵——最初附属于希腊重甲步兵的贵族武装——的作用得到改进，可以与步兵灵活地配合，而步兵脱去了部分笨重的重装铠甲，具有了更大的机动性，集群步兵在战斗中充当了长矛骑兵。其结果是，著名的马其顿方阵形成了，以马队作为侧翼，从底比斯（Thebes）到喀布尔（Kabul），马其顿军队屡战屡胜。马其顿的扩张当然不只是依靠指挥官和战士的技术，或是它对贵重金属的优先占有。它进攻亚洲的前提条件是首先统治希腊本土。马其顿君主巩固了他在半岛的成就，他从希腊和其他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中选出新公民，对马其顿本国的乡村内地实行城市化——这表明马其顿对扩张领土具有管理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时代，马其顿对比自己发达得多的中心城市的渗透获得了政治和文化上的推动力，使其有可能在亚历山大统治下，在若干年后横扫整个近东地区。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负责运送和补充不可征服的军队的人常常是希腊人，他们的舰队是不可替代的。高加美拉（Gaugamela）之战后兴起的马其顿帝国，它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从亚得里亚海扩展至印度洋，但亚历山大本人死后，这种统治不复存在，他死之前，任何一种有凝聚力的制度框架都还没有构建完成。亚历山大曾经试图通过官员联姻来弥合马其顿和波斯贵族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个时期产生的社会和行政问题，从中可见一斑；但是，这些都留给后人去解决了。相互敌视的马其顿军官们自相残杀，狄亚多西（Diadochi）将帝国一分为四，即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小亚细亚和希腊，才终止了杀戮。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前三个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总的说，超过了第四个地区。塞琉古（Seleucid）王朝统治着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托勒密（Ptolemy）在埃及建立了拉吉德（Lagid）王朝；半个世纪后，帕加马（Pergamum）的阿塔利（Attalid）王国成为小亚细亚西部地区的统治者。希腊化文明，本质上是东部这些新的希腊君主国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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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国家是混合体，然而却形成了以后几个世纪地中海东部的整体历史模式。一方面，它们掀起了迄今为止古典时代所仅见的城市建设的壮丽浪潮，在整个近东，主要的希腊城市由于自发或王室的庇护而迅速出现，在古代世界形成了密集的城市区域，并对任何一个城市的地方统治者产生了持久的希腊化影响 ^[3] 。虽然这个时期城市建设的数量少于古风时代希腊殖民扩张时建立的城市，但是规模大于后者。古典时代希腊最大的城市是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人口总数约为8万人。希腊化时代最大的三座中心城市——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Antioch）和塞琉西亚（Seleucia）大约拥有50万人。新建城市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作为埃及中心的拉吉德国家曾被怀疑是否拥有城邦自治权，它没有资助很多新城市的建立，而塞琉古王朝则积极地增建城市，在小亚细亚，地方贵族模仿别处的希腊城市，建立新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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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和马其顿士兵、官员和商人都在这些新建城市里定居。他们的到来培育了狄亚多西的继任君主们的统治阶层。东方希腊人城市数量的激增伴随着国际贸易和商业贸易的繁荣。亚历山大打开波斯王家黄金的宝库，积聚的阿赫美尼德（Achaemenid）王家财富被投入到近东地区的交换体系，因此导致地中海地区市场交换总额的急剧增长。阿提卡货币标准现在在除埃及托勒密王朝以外的整个希腊化地区通行，这有利于国际贸易和航海运输 ^[5] 。罗得岛（Rhodes）、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海上三角区成为希腊化东方所创造的贸易空间的中心点。由于拉吉德在埃及的统治，银行业的发展达到了后来古代从未达到并超过的成熟水平。因此，通过希腊人的移民和示范作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城市模式被成功地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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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前的近东社会结构——由于极其不同的经济和政治传统的影响——在农村地区不受干扰地抵制着希腊模式，因此，奴隶劳动在东部希腊化地区并没有普及到基层农村。与社会上的传说相反，亚历山大在战斗中的胜利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奴隶化进程。奴隶人口的比例看来没有随着马其顿的征服而明显上升 。农业生产关系，相对来说，没有受到希腊统治的影响。近东传统的大河文明的农业体系将土地所有者、依附农民和小农土地所有者最终或直接地与王室土地财产结合起来。农村奴隶制在经济生活中从来不占有重要地位。王室对土地的垄断权力已有几个世纪之久。新的希腊化国家继承了这个与希腊本土完全相反的模式，但稍有变化，其中主要的变化在于各个王国的朝廷对王室土地所有权的实际控制程度。埃及的拉吉德王国——新君主国中最富庶的、最严格的、中央集权的中心——确定了在少数城邦外的完全的土地所有权。拉吉德统治者们几乎租借出了全部土地；分成小块短期出租给可怜的农民阶级，国家收取高额租金，他们没有任何使用权，他们要参加灌溉土地等强制劳动 ^[6]

。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占有更大的、零散的土地，从来不曾尝试实行非常严格的农业剥削制度。王室土地被赐予贵族和各省官吏，农民的自治村落被允许存在，与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依附农（laoi）互相支持。重要的是，只是在阿塔利王朝，在位于爱琴海东岸的、新希腊化国家最西端的帕加马，农业奴隶劳动才被用于王室和贵族地产 。在希腊古典时代自发形成的这种生产方式，在地理上仅限于小亚细亚邻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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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希腊模式的城市与东方模式的农村两者结合起来的国家结构，不可避免的是希腊和亚洲形式的混合体，其中亚洲的世俗传统，毫无疑问是占统治地位的，希腊化时代的统治者继承了占压倒优势的、近东大河文明的君主专制传统。如同他们的东方祖先一样，狄亚多西式的君主们喜欢无限制的个人权力。实际上，新的希腊化王朝确立了官方命令下的、对统治者的崇拜原则，在意识形态上超过了该地区原来存在的王权。王的神性在被亚历山大摧毁的波斯帝国中从来没有成为教义，这是马其顿人的发明，它最初被埃及的托勒密制度化，在埃及，对法老的历史悠久的崇拜早在埃及被波斯吞并之前就已经存在，因此，它为统治者崇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君主的神化很快成为遍及希腊化世界的普遍观念。新的君主国最突出的行政模式也显示出类似的发展特性——希腊人改进了以东方结构为基础的模式。国家的军事和行政人员从马其顿人或希腊移民以及他们的后裔中选拔。他们并没有像当初亚历山大提倡的那样，试图与本地的贵族进行种族融合 ^[7] 。相当多的官僚机构——在希腊古典时代完全不存在的帝国国家机器——被创造出来，并被赋予巨大的、广泛的行政任务——特别是在拉吉德埃及，农村和城市经济的大部分管理都有赖于此。一般来说，塞琉古王国是松散的结合体，在它的行政系统中，非希腊化的成分大于阿塔利或拉吉德的官僚系统 ^[8] ；在军事上更是如此，因其与帕加马或埃及的书吏们相比，这种体系更适合于它辽阔的疆域。但是，所有国家都以王室官僚体制为中心，来巩固和统一它们的统治，从而造成任何一种法律体系都没有发展起来。在统治者的专断是所有公共决策的唯一来源的地方，不可能产生非私人性的法律。近东地区的希腊化行政系统从来没有产生过统一的法律，只有从希腊人的、和地方法律并存的法律系统中临时拼凑的，而且完全服从君主的个人意志 ^[9] 。同样，国家的官僚机器本身也是由“国王之友”——不断变化的、由国王的贴身侍从组成的廷臣和司令官集团——统治的，极端地无序和凌乱。希腊化国家制度的最根本的不确定性反映在没有任何领土主权概念，它们仅仅是利用这些土地的王朝，它们仅仅提供了王朝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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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希腊化的东方的各个城市保持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独立是不可能的，古典城邦的时代永远地过去了。东方希腊城市的自治解放运动，与强加给它们的专横模式的外部力量相比，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些新兴城市所处的环境与希腊本土是大不一样的，因此，它们从未获得过原来那样的自治权利和生命力。基层的农村和上面的国家构成了一种阻碍其发展并使之适应那个地区方式的长期的社会氛围。它们的命运也许可以以亚历山大里亚为最典型的范例。亚历山大里亚成为拉吉德埃及的新的海上都城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成了古代世界最大的和最繁荣的希腊化城市，成了地中海东部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托勒密时代，亚历山大里亚所取得的财富和文明的发展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在依附民居住的农村，找不到自由公民，王国受到无所不在的王室官僚系统的控制。即使在城市里，对于财政和工业的管理——这曾经是雅典古典时代外侨所控制的领域——由于旧的城邦结构的消失，没有得到相应的解放。城市大多数的主要产品——油、麻、纸莎草或啤酒——都被王室垄断。税收权承包给了私人，但是受政府严格的控制。自由和奴役的两极化观念，是希腊古典时代城市的特点，但是在亚历山大里亚，这个观念根本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拉吉德的首都，在古代科学技术史中是最辉煌的城市，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是古典世界中少数重要发明的发起者，而它的领津贴者采西比乌（Ctesibius）是古代世界少有的著名发明家之一。但是，即使这样，王室建造这座博物馆并推动它进行研究的动机，还是在于军事和工程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基于经济的或节省劳动力的考虑，研究工作大多数反映了这一特点。希腊化帝国——希腊和东方方式的折中混合体——通过淡化其实质，扩展了古典时代城市文明的空间，但是，它们也无法克服当地的东方局限性 。从公元前200年开始，罗马帝国军队占据这个地区，并向东推进，至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军团彻底打败了东方所有坚持抵抗的力量。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帕加马成为第一个并入新的罗马帝国的希腊化王国，它最后一个阿塔利统治者，依他个人意愿，将帕加马作为个人遗产献给了“永恒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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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蒙德（N.G.L.Hammond），《至公元前332年的希腊历史》（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32 B.C. ），牛津，1959年，535—536页。

[2] 色雷斯金矿的产量比阿提卡劳里昂银矿的产量高，见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马其顿腓力二世》（ Filippo II Macedone ），佛罗伦萨，1934年，49—53页。在有关马其顿国家早期扩张情况的研究中，这是最清楚的一篇，但很少被现代研究者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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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部分新建城市由地方土地所有者建立，但是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当然是新马其顿王国统治者建立的，见琼斯，《从亚历山大到查士丁尼的希腊城市》（ 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 ），牛津，1940年，27—50页。

[4] 拉吉德和塞琉古王朝在政策上的差别，见罗斯托夫采夫（M.Rostovtsev），《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牛津，1941年，第1卷，476页以下。

[5] 海歇尔海姆（F.M.Heichelheim），《古代经济史》（ An Ancient Economic History ），第3卷，莱登，1970年，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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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罗斯托夫采夫曾经讨论过这一体系，见《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第1卷，274—300页；关于拉吉德埃及劳动使用的不同形式，见泽林（K.K. Zel'in）和特罗菲莫娃（M.K. Trofimova），《希腊化时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依附形式》（ Formy Zavisimosti v Vostochnom Sredizemnomor'e Ellenisticheskovo Perioda ），莫斯科，1969年，57—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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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亚力山大的世界主义观念常常被夸大，但证据稀少；有关这个观点的最有价值的评论是巴迪安（E.Badian）作出的，见《亚力山大大帝及其人类观念的统一》（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Unity of Mankind），载格里菲斯（G.T.Griffith）主编《亚力山大大帝：主要问题》（ Alexander the Great： the Main Problems ），剑桥，1966年，287—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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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际上，在塞琉古王国的官僚体制之中，伊朗人可能多于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见韦尔斯（C.Bradford Welles），《亚力山大及希腊化世界》（ Alexander and theHellenistic World ），多伦多，1970年，87页。

[9] 珀蒂（P.Petit），《希腊化文明》（ La Civilisation Hellènistique ），巴黎，1962年，9页；埃伦伯格，《希腊国家》，214—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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