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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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琴海地区希腊城邦的出现早于正式意义上的古典时代，它的大致轮廓也只有从现有的一些非文字材料中可见一斑。约公元前1200年迈锡尼（Mycenean）文明衰落后，希腊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黑暗时代”，当时文献散失，经济、政治生活倒退回基本的家庭生活阶段，原始的农村世界在荷马（Homer）史诗中有所描写。紧接着在公元前800—前500年间的希腊古风时代，古典文明的城市格局首先缓慢地明朗化了。在有历史记载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地方王权被部落首领所取代，城市在这些贵族的控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与古风时代部落首领的统治同时出现的是长途贸易的重新兴起（主要对象是叙利亚和东方），钱币的绘饰［公元前7世纪在吕底亚（Lydia）发明］，以及字母文字的产生［由腓尼基（Phoenicia）文字发展而来］。城市化的进程是稳健的，向海外地中海地区和黑海地区的扩张，直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殖民时代结束，海内外大约有1500座希腊城市——值得重视的是，没有一座城市与海岸的距离超过25英里。这些城市必定是农民和土地所有者集中居住的中心，在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小城市中，耕作者居住在城里，日出时出城耕作，日落时回城——城市范围一般包括城市周围的农田以及全部农业人口在内。这些城市的社会结构仍然有许多过去的部落特点：它们的内部机构以世袭集团为主要特征，其中血缘术语反映了传统的农村部落在城市的翻版。因此，城市居民依规模和内涵依次被正规地组织为“部落”（tribes）、“胞族”（phratries）、“部族”（clans）。“部族”是排外的部落贵族集团，“胞族”可能最初是他们的民众追随者 ^[1] 。对于古风时代希腊城市的一般政治结构所知甚少，因为与罗马相应发展阶段的情况不同，它本身并没有在古典时代保存下来，但是有理由相信，他们是建立在血缘贵族凌驾于城市其他人口的特权统治的基础上的，政府统治以排外的部落首领议事会统治城市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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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风时代的最后一个世纪，这种普遍的秩序由于“僭主”（tyrants）（公元前650—前510年）的兴起而中断了。这些专制者破坏了先辈的部落首领对城市的控制状态，他们代表了新的土地所有者和新兴的富人，他们在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财富，并将他们的权力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建立在没有特权的城市居民的认可的基础上。实际上，公元前6世纪的僭主统治造成了向古典城邦的关键性的转变。因为正是在他们那个时代，希腊古典文明的经济和军事基础得以确立起来。僭主是古风时代希腊城市双重过程的产物。钱币的使用和金融经济的扩展，与希腊贸易和人口积聚的快速增长是同步的。公元前8—前6世纪的海外殖民浪潮，是这种发展的最明显的表现。而希腊葡萄酒和橄榄的产量更高，生产和种植也比同时代的谷物农业更广泛，这也许给希腊在地中海地区的商业交换带来了更多的好处 ^[2] 。这种发展所提供的经济机遇造就了一个新兴的富裕的农村所有者阶层，他们从传统的贵族阶层分离出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受惠于辅助的商业活动。这个集团的新的财富与城市的任何相应的权力是不相称的。同时，人口的增长，古代经济的扩张和瓦解，导致在土地上最贫困阶层中产生尖锐的社会紧张局势，他们常常是容易服从或隶属于贵族土地所有者的，现在处于新的过度紧张和不确定性的折磨之中 ^[3] 。下层农村的不满者和上层新近富裕者结合起来的压力，迫使城市贵族统治的狭窄圈子崩溃。城市内政治巨变的结果极有特点，即出现了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僭主的短暂统治。僭主自己通常是拥有大宗财富的暴发户，他们的个人权力以进入城市中代表名誉和地位的社会集团为标志。而他们的胜利一般是利用贫民的普遍不满，他们最持久的贡献是实行对一般平民阶层有利的经济改革，以此获得他们的认可或容忍以保持权力。实际上，在与传统贵族的冲突中，僭主客观上阻止了对农村财产的垄断，这是它的无限制统治的最终趋势，并且也是造成古风时代的希腊——仅仅除塞萨利（Thessaly）内陆平原之外——不断恶化的社会贫困的原因。在这个时期，小农农庄被保存下来，并在整个希腊得到了巩固。由于前古典时期文献依据的缺乏，这个过程发生的不同类型，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它们的后来影响推想出来的。第一次重要的、反对部落贵族统治的斗争，导致了僭主的成功统治，并且受到了下层阶级的支持。这次斗争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的科林斯，该地是希腊最早兴起的贸易中心，在那里巴奇代（Bacchiadae）家族对于城市的传统统治被取消了。但是，发生于雅典的梭伦（Solon）改革则是最明确和最好的有记载的例子，可能也是那个时代最普遍的形式。梭伦本人不是僭主，为了平息公元前6世纪初阿提卡（Attica）爆发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激烈的社会斗争，他被授予最高权力。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废除土地债务奴役，这是典型的使小土地所有者受制于大土地所有者并成为他们的附庸民，或者使租户成为贵族土地业主的俘获奴隶 。其结果是阻止了贵族地产的发展，小型和中型地产得以稳定化，并在后来成为阿提卡农村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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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秩序伴随着新的政治分配形式。梭伦剥夺了贵族对官僚职位的垄断，将雅典人口依收入分为四个等级，前两个等级可以担任高级行政长官，第三等级可担任低级行政长官，第四等级，也就是最低等级，拥有公民大会中的选举权。此后公民大会成为这个城市的常设机构。在随后的30年里，伴随着城市货币的产生和地方贸易的增长，雅典经历了商业的飞速发展时期。公民内部的社会冲突迅速产生并加剧，在僭主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控制政权时达到了顶点。正是在他的统治下，雅典社会结构最终形成了。庇西特拉图主持的建筑计划为城市手工业者和劳动者创造了受雇用的机会，并使皮里优斯（Piraeus）之外的海上交通得以繁荣发展。但是最重要的是机制，他以公共信贷的方式给雅典农民以直接的财政支持，这一方式最终保证了他们在古典城邦形成前夕的自治和安全 ^[4] 。小农和中农顽强地存在着。这个经济过程——反之，却没有在罗马发生，使后来罗马的社会史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特色——在整个希腊看来是具有普遍性的，虽然其背后的事件在雅典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文献记载。在别处，农村土地占有的平均面积有时更大，但只有在塞萨利，大贵族地产才占有统治地位。希腊公民的经济基础是数量不多的农业财产。大约伴随着这种社会在僭主时代的确立，城市的军事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军队一般由重甲步兵（hoplites）组成，重甲步兵是地中海地区希腊人的创造。每个重甲步兵自费配备武装和盔甲，因此，这种军队以一种相应的经济基础为前提，事实上，重甲步兵一般是从城市中等农民阶级中召集而来。他们的军事威力在下一个世纪希腊人对波斯人的战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中显示出来。但他们在城邦政治组织中的中枢地位才是至关重要的。此后，希腊“民主制”或扩大的“寡头制”的前提是自持武器的公民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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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是第一个体现了重甲步兵在战争中的社会成果的城邦，它的进步使前古典时代的雅典有了一个奇特的对立面。因为斯巴达没有经历僭主统治阶段，这个正常的转移阶段的空缺造成后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具有特殊的特点，它把先进的和古朴的形式混合成为一种独特（sui generis）的模式。斯巴达城原来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地区（Peloponnese）相对广大的内陆部分，最早是东部的拉哥尼亚（Laconia），后来是西部的美塞尼亚（Messenia），两地的居民成为奴隶，称为“黑劳士”（helots）。对于周围民族的土地扩张和社会征服是在君主统治下完成的。但是公元前7世纪在占领美塞尼亚后或随后镇压了美塞尼亚起义后，一次剧变在斯巴达社会发生了——在传统上，它归功于传奇性的改革者来库古（Lycurgus）。根据希腊传说，土地平均分配，分给斯巴达人的称作“小块份地”（kleroi），由属于城邦的黑劳士耕种；这种古老的土地占有形式后来被认为是不可出让的，而新近得到的土地作为个人财产则可以买卖 ^[5] 。每个公民都必须支付规定数量的实物给一类由黑劳士厨师和侍者服务的同餐会（syssitia），不能自觉执行此项义务的人将失去公民权而成为“下等人”，与此不幸伴随而来的是不可出让的份地有被有目的征用的可能。这套系统最终在斯巴达人中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集体统一体，他们骄傲地称呼自己为“平等的人”（hoi homoioi），虽然完全经济意义上的平等从来没有在斯巴达公民权中体现过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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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以份地农业为基础产生的政治体系相对来说，是新颖的，而君主制如同在其他希腊城市那样，从未完全消失。但是在授予两个国王家族时，它却降低为一种世袭的将军职位，受双重义务的限制 。另外，在其他方面，斯巴达“王”只是贵族的成员，参加三十人长老议事会或先前统治城市的元老院（gerousia），而没有任何特权。在古风时代早期典型的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冲突，现在由于两者在制度上的互相妥协而得到了解决。但是在公元前7世纪，普通公民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议事会，他们有决定长老议事会所提出的政策的权力，而长老议事会则变为一个选举机构；五个年度执政官或五长官通过全体公民的直接选举而拥有最高的执行权力。公民大会的决议可以被元老院否决，五长官也被授予一种格外集中的专断权力。但是，在古典时代以前形成的斯巴达宪章，在这个时代却仍然是最先进的。实际上，它反映的是希腊第一个重甲步兵获得了公民权 。它的首次出现确实是以新的重甲步兵在征服和攻克美塞尼亚附庸民的战斗中发挥作用为开端；此后，斯巴达以其无敌的纪律和勇猛的重甲步兵部队而闻名于世。斯巴达人第一流军事力量的产生应归功于普遍存在的黑劳士的劳动，他们的劳动使公民从直接的生产中完全解脱出来，可以用全部精力训练职业军事技能。结果是创造了拥有约8000—9000名成员的斯巴达公民团体，他们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拥有公民权，这比同时期希腊任何一个国家的贵族统治和后来的寡头统治都更广泛、更平等。斯巴达社会组织和政治结构在古典时代的极端保守的特点，导致它在公元前5世纪显现出停滞和落后的特征，实际上这是公元前7世纪时它率先改变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结果。最早确立重甲步兵制度的希腊城邦成为最后一个改变的城邦，古风时代产生的最初的模式保留到500年后斯巴达最终灭亡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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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的地方，正如我们看到的，希腊城邦向古典化过渡的进展是缓慢的，僭主统治往往是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中间阶段，正是它们的农业立法和军事改革为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市的形成作好了准备。但是，古典希腊文明的发展必须有一次更进一步的、更全面的、决定性的改革。这自然是指奴隶作为财产的大规模使用。小型或中型土地所有制的存在解决了阿提卡和其他地方原有的社会危机，但其本身往往会束缚希腊文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使之停留在“彼奥提亚”（Boeotian）水平上，阻碍了更复杂的社会劳动分工和城市上层建筑的发展。相对平等的农民公社完全集中在城市，它们简单的组织形式不可能创造古典时代首次拥有的灿烂文明。因此，有必要使之普遍化，控制剩余产品劳动，解放统治阶层，建设一个新的公民和知识文化的世界。“广义的奴隶制是希腊文明的基础，任何人若想尝试废除它，用自由劳动代替它，整个社会就会发生错位，雅典和斯巴达悠闲的上层阶级就会被废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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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古典时代的希腊，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伴随着拯救自由农民和废除债务奴役的改革，新一轮的、对于奴隶劳动需求的急剧上升并不是偶然的。一旦社会分化的势头在希腊社会组织的内部被阻止，对于统治阶层来说，依赖进口奴隶就是解决劳动力短缺的有效办法。奴隶的价格——多为色雷斯人（Thracians）、弗里吉亚人（Phrygians）和叙利亚人——极其低廉，不超过一年的供养费用 ，因此，雇用奴隶在整个希腊本族人社会中就得以普及，以至于最底层的手工业者和小农都可以拥有奴隶。类似的经济发展在斯巴达首先提早发生，因为正是大规模的农村黑劳士制度在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的先期产生，才促成斯巴达组织严密的兄弟会的出现，促成希腊古典时代以前首批奴隶人口以及最早的重甲步兵公民权的产生。但是，同别处一样，早期斯巴达首先停止了进一步改进的步伐，黑劳士制度使奴隶制保持着“未成熟形式”的状态 ，因为黑劳士不可以买卖，不可以释放，并且大多属于集体所有，而非私人财产。全面商品化的奴隶制受市场交换的控制，并被引进原来是敌对方的希腊城邦。至公元前5世纪——古典城邦发展的顶峰时期，雅典、科林斯、艾吉纳以及其他任何一座重要城市所拥有的大量奴隶人口的总数，大多超过了自由公民的总数。正是奴隶经济在矿业、农业和手工业领域的确立，导致希腊城市文明迅速地达到鼎盛。自然，如前所述，它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地表现在经济领域内。“奴隶制当然不只是一种经济上的必然，它对于整个公民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都是极端重要的。”

古典时代的城邦由于奴隶制系统组织的建立而发现了新的关于自由的观念，现在，自由公民的身份在奴隶劳动者的衬托下，十分鲜明突出。古典希腊最早的“民主”制度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开俄斯有所记载，根据记载，正是传统型的开俄斯在希腊城市中率先从东方的蛮族中大规模进口奴隶 。在雅典，梭伦改革后，僭主时代奴隶人口急剧上升，随之，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创造了一种新制度，它废除了传统的、有利于部落贵族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的人口部落划分方法，公民被重新依地域组成地方“市区”（demes），确立了用抽签方式选举扩大了的五百人议事会，由它与公民大会相结合，决定城市事务。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城邦类似“审议”（probouleutic）选举的政治形式普及化的时代，一个在公民大会中遴选出来的小一些的议事会提出公共事项，由公民大会决定，公民大会没有创议权（虽然在更加民众化的城邦里，公民大会晚些时候得到了此种权力）。议事会和公民大会构成的差别，以及城邦中掌管行政事务的执政官的选举，显示了各个城邦中“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地位高下。众所周知，由独裁的五长官控制的斯巴达制度，与以全体公民大会为中心的雅典模式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基本分界线并没有超出城邦的有选举权的公民，他们却是被划分为组织或阶层的，将公民——无论是8000个斯巴达人还是4.5万个雅典人——与他们以下的非公民和非自由人划分开来。古典城邦社会，无论其内部怎样划分，都是建立在构成它整个形式和实质的奴隶劳动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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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古典希腊的城邦之间不断互相对立和互相侵略，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殖民化进程中止后，典型的扩张渠道是军事征服和贡赋。随着公元前5世纪早期波斯军队被驱逐出希腊，雅典逐步获得了对爱琴海地区各敌对城市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从太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至伯利克里几代人建立起来的雅典帝国，显示出具有一个城邦统治下的、政治统一的希腊的气象和实力。其物质基础是雅典自身的独特状况和位置，它在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都是最大的希腊城邦——虽然领土面积仅1000平方英里，拥有大约25万人口。阿提卡的农业体系是当时的普遍形式，可能也是一种突出的形式。根据希腊标准，大土地所有者拥有100—200英亩地产 。在阿提卡，大地产很少，甚至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也只是拥有许多小农田而不是集中的大地产。拥有70英亩甚至45英亩土地，就是在一般水准之上了，而最小的土地拥有者所拥有的面积只是5英亩多一点；至公元前5世纪末期，四分之三的自由公民拥有农村财产 ^[8] 。奴隶参与家庭服务和田野劳动——他们主要耕种富户的土地——并参加手工业劳动；在农业劳动中，也许同样在手工业劳动中，奴隶人数可能不及自由劳动者，但是他们的总数超过了全体公民的数量。公元前5世纪，雅典大约有8万—10万名奴隶，而公民大约有3万—4万名 。三分之一的自由人口在城市居住，其余人口大多居住在附近的村庄里。公民由“重甲步兵”和“日佣级”（thetes）等级组成，比例约为1∶2，后者是最贫困的人口，他们无力购置重甲步兵的装备。重甲步兵和“日佣级”的主要区别在于收入，而不是在于职业或居住地，重甲步兵可能是城市手工业者，而半数以上的“日佣级”则是贫穷的农民。在这两类最普通的成员之上是两个人数更少的富裕公民阶层，他们是雅典社会最上层的、约300个富裕家庭的精英 ^[9] 。这种社会结构，有明显的阶层，然而公民中间不存在明显的界限，这一点成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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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监督雅典行政管理的五百人议事会，从全体公民中，通过抽签方式选拔出来，目的是避免有权势者的操纵和裙带关系的干扰。城邦中仅有的、重要的选举职位是10个军事长官，他们可以因此进入城邦的上层。议事会不再给公民大会提供待决的议案，现在，公民大会本身集中体现着绝对的最高权力和政治创议权，而议事会只准备议事日程和提出需要决定的重要事项。公民大会每年召开不少于40次的会议，平均与会人数超过5000名公民，即使审议常规事项，法定人数也是6000人。所有重要的政治问题都在会上直接讨论和决定。辅助城邦立法中心的司法体系由公民中通过抽签选举出来的陪审员组成，他们领取报酬，这使得穷人可以如议事会成员那样履行职责；支付报酬的原则，在公元前4世纪，扩展到公民大会本身的与会者。实际上，无论何种行政职位都不是永恒的，行政职务要通过抽签在议事会成员中分配，而小规模的警察部队则由西徐亚（Scythia）奴隶组成。自然，在实践中，公民大会中由于受到从城市中传统的富人和出身好的家庭或后来的新富人家庭中选拔出来的职业政治家对雅典政制的非正式的控制，直接的公民民主会有所削弱。但是，这种社会控制从来没有被合法地确立和巩固，反而经常有被推翻和反对的危险，这是因为政体的民众性质还在发挥作用。两者的矛盾在雅典城邦结构中，在体现着城邦无与伦比的文化的思想家们中间，激起了他们对城市史无前例的民主的一致谴责——他们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或色诺芬。雅典从来没有创造出任何一种民主政治理论，实际上，所有上述阿提卡哲学家或史学家都是主张寡头政治统治的 。亚里士多德在其简要而富有想象力的著作中，精选了他们对于理想城邦中全体体力劳动者是否应剥夺公权问题的认识的精华 。奠定了雅典文明基础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必然会在城邦中有特权的社会阶层中发现它最初始的思想表达方式，城邦下层深处潜在的剩余产品劳动造就了高水平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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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雅典社会形态结构是不足以在希腊创造帝国霸权的。雅典经济和社会中所具备的两个特点，使得雅典与公元前5世纪时期的其他希腊城邦进一步脱离。首先，阿提卡的劳里昂（Laureion）蕴藏着希腊最富有的银矿。在那里，劳动以大规模的奴隶劳动（约3万人）为主，正是这些矿藏的资助，雅典海军才得以创立并为他们在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中战胜波斯海军提供了保障。雅典白银是雅典海上力量的源泉。另外，它使阿提卡货币成为跨地区贸易的中介——后者是当时在海外被广泛接受的唯一一种希腊货币——为城邦商业财富的积累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雅典，还集中着大批享有部分公民权的外国人，他们促进了城邦财富的增长。他们不被允许拥有土地，却控制了城邦的贸易和工业，使城邦成为爱琴海上的焦点。使雅典获益的海上霸权，因而具有了一种与这个城市的政治发展趋势密切相关的关系。由中农组成的重甲步兵阶层在城邦中的人数约为1.3万名，是公民的第三等级。而雅典海军则从下一等级的、比较贫困的“日佣级”中招募而来；划桨手有工资报酬，一年中有8个月服役。他们的人数实际上与步兵持平（1.2万人），正是他们的存在保证了雅典政体中民主的广泛传播，与那些单独由重甲步兵等级构成城邦社会基础的希腊城邦形成了对比 。正是金融业和海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雅典的统治更加近似于帝国的统治，同时也促进了雅典的民主化进程。城邦的公民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各种形式的直接税的豁免权，特别是土地所有者——在法律上限于公民——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负担国家财政，这是城邦中农民自治的关键条件。雅典内部的公共收入来源于城邦财产、间接税（如港口税），以及富人阶层献给城市“祭祀仪式”的无偿的财政资助。这种宽松的财政制度又以公众支付陪审团服务费用和海军全部使用雇佣劳动的形式作为补充，这样的结合有助于加强雅典内部和平的程度，这是雅典人政治生活的特色 ^[10] 。这种公众和谐的经济代价在雅典的海外扩张中得到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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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斯战争中产生的雅典帝国实际上是海洋组织，是为使爱琴海地区的希腊城邦强制服从而设置的。在雅典社会中，正规的移民的作用是次要的，但决不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在希腊城邦中，唯独雅典创造了特殊的海外公民（cleruchs）阶层，他们拥有从海外反叛的同盟者中没收殖民土地的特权，而同时又保留他们在雅典故乡的全部司法权，这有别于其他所有的希腊殖民地。在公元前5世纪，通过赐予海外土地，稳固的海外公民的移民地和海外殖民地已确保城邦中有超过1万个雅典人由“日佣级”阶层晋升到“重甲步兵”阶层，因此极大地加强了军事力量。但雅典帝国统治的首要任务却不是在这样的移民运动上。雅典势力在爱琴海地区的扩张所创造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它真正的作用是协调和剥削已经城市化的海岸和岛屿，通过维持常备海军的金融贡赋体系，以希腊自由保卫者的名义共同抵御东方的威胁，因而它实际上是雅典对盟友实施帝国压迫的主要工具。公元前454年，以抵御波斯为初衷而创立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的中心金库已经被雅典所控制。公元前450年，与波斯达成和平协议后，雅典人拒绝了解散同盟的请求，这时雅典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帝国。公元前440年，在雅典鼎盛时期，雅典帝国体系包括约150个城市，主要是爱奥尼亚人（Ionian）城市，他们每年上缴现金给雅典的中心国库，无权拥有自己的海军。帝国的全部贡赋实际上占阿提卡内部收入的50%多，毫无疑问，这为伯利克里时期城邦内部城市和文化的高度繁荣提供了财政上的支持 ^[11] 。由于财政上的支持，在国内，海军固定雇用了大多数下层公民，公共建筑成为城市中最突出的景象，其中以帕特农神庙（Parthenon）为标志。在海外，雅典警察中队警卫着爱琴海海域，同时，政治驻节使、军事长官和巡回长官的统治保证了附属城邦的地方长官服从统治。对于附属城邦的公民，当他们受到怀疑不忠诚于雅典城邦时，雅典法庭拥有镇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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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雅典对外势力的扩展很快就达到了极限。虽然商业发展的主要受益者是雅典的拥有部分公民权的外国人团体，但是，它也可能刺激了爱琴海地区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在爱琴海地区，阿提卡货币通过政令得以普及，海上掠夺遭到镇压。同时，帝国统治体系也得到附属城邦中贫困阶层的赞同，因为雅典的监护一般意味着地方民主政体的确立，以便与帝国城市本身保持一致，而财政税收负担则落在上层阶级的头上 。但是它不能创造这样一种制度，能够将这些同盟者都囊括在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内。雅典公民权在国内十分广泛，而在海外的非雅典人中却一直无法实行，因为一旦实行，它将与公民大会中的直接居住地民主产生矛盾，它只在一个很小的地理范围内，才可以实行。因此，尽管雅典统治具有民众色彩，但是在伯利克里时期，帝国内部统治的“民主”基础必然在爱奥尼亚，它的“同盟者”那里造成“独裁”统治，它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殖民掠夺的统治漩涡中。在那里，没有产生平等和联盟的基础，而只可能产生一种更加寡头化的制度，同时，雅典城邦的民主本质——其原则是直接参与，而不是代表制——则阻碍着这样一种官僚机器的产生，它可以用行政高压手段维持帝国对于不断扩大的领土的统治。城市中几乎没有任何独立的或专门的国家机构，从本质上来说，其政治结构不赞同将专门的文官或武官的官吏体系脱离于全体普通公民，雅典民主明确表明拒绝任何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划分 。因此，就不存在帝国官僚体制的基础。雅典的扩张主义之所以随之很快崩溃，不仅是因为其自身机制的相互矛盾，而且还因为以斯巴达为首的、以寡头统治为主的希腊本土城市的抵抗而加快了崩溃的速度。斯巴达同盟的特点是寡头统治的联盟，这是与雅典倾向相反的一面，因而具有优势。斯巴达同盟的势力完全建立在重甲步兵有产者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与平民阶层结合的基础上，因此，斯巴达城市霸权的统一并不涉及金融税收领域和军事垄断领域，从而使得斯巴达同盟所固有的、对于其他希腊城市的威胁一直比雅典小。由于缺少可靠的内陆作为后盾，雅典军队难以补充兵力和物资，因此不足以抵抗陆地上的对手的联盟 。伯罗奔尼撒战争紧接着贵族对附属民起义的镇压，有产者阶级从一开始就已经与大陆上的寡头势力联合起来了。尽管如此，波斯帝国必须用黄金资助斯巴达舰队，使斯巴达同盟有能力使雅典帝国在陆地上被来山得（Lysander）毁灭之前，终止雅典的制海权。此后，尽管经济从长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相对迅速地复苏，希腊城市却再也没有条件从内部诞生一个统一的帝国了，在希腊，各城市中心的实力过于接近，而关系又过于复杂，使它们不能一致协力进行对外扩张。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城市，正如古典时代城邦所经历过的一样，在日益增长的财政危机和征兵困难中逐渐衰落，显露出日益逼近的时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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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德鲁斯，《希腊社会》 ，伦敦，1967年，76—82页。

[2] 见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观点，《西方的兴起》 （The Riseof the West） ，芝加哥，1963年，201、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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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弗雷斯特（W.G.Forrest），《希腊民主的产生》（ The Emergence of Greek Democracy ），伦敦，1966年，55、150—156页，他强调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安德鲁斯，《希腊僭主》（ The Greek Tyrants ），伦敦，1956年，80—81页，则注重小农阶层的社会地位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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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芬利，《古代希腊》（ The Ancient Greeks ），伦敦，1963年，33页，认为，庇西特拉图的政策对于阿提卡农业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大于梭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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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最初土地分配的实际情况甚或后来份地的不可出让性，都存在着疑问，如琼斯，《斯巴达》（ Sparta ），牛津，1967年，40—43页。安德鲁斯虽然提出疑问，他却更相信希腊的信念，见《希腊社会》，9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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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关支持斯巴达社会军事力量的份地面积的讨论很多，所确定的可耕地面积为20—90英亩，见奥利瓦（P.Oliva），《斯巴达及其社会问题》（ Sparta and Her Social Problems ），阿姆斯特丹—布拉格，1971年，51—52页。

[7] 安德鲁斯，《希腊社会》，133页。对比埃伦伯格（V.Ehrenburg），《希腊国家》（ The Greek State ），伦敦，1969年，96页：“如果没有享有部分公民权的外侨或奴隶，城邦几乎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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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芬利，《公元前500—前200年古代雅典土地和信贷研究》（ Studies in Land and Credit in Ancient Athens 500—200B.C. ），新不伦瑞克，58—59页。

[9] 琼斯，《雅典民主》（ Athenian Democracy ），牛津，1957年，7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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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芬利，《古代和现代的民主》（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伦敦，1973年，45、48—49页；另见他在《古代经济》中的观点，96、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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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梅格斯（R.Meiggs），《雅典帝国》（ The Athenian Empire ），牛津，1972年，152、258—260页。

43 HmA0iXGIlKZ/lW1odUOTNqNrjfZG9oqhkISzQgSb3uUny4a8i/6D0WBIsESDwI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