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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篇论文的范围和意图有必要作些解释。它是作为一项更长的专门研究的序论而设计的，这项研究的题目是直接衔接此文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这两本书是相互结合的，并最终表达一个单一的论证。以古代和封建主义为一方，以绝对主义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对它们大多数论述的通常观点而言，不是直接显而易见的。通常，古代史与中世纪由于专业上的隔阂而被分开，极少有当代的著作将其连接起来：它们之间的鸿沟当然是由教学和研究体制上的壁垒造成的。在中世纪史和早期近代史之间的距离通常要小得多（这是自然的还是反常的？），然而这也常常足以阻碍将封建主义和绝对主义放在单一的视点之内进行考察。这些相互联系的研究的论据是，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它是一种方法，用它可以研讨有关的一连串形态。现在这篇论文研讨的是古典古代的社会与政治世界，由它向中世纪世界转变的性质，欧洲封建主义最终形成的结构和演变；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的地区性划分，自始至终是一个中心论题。它的续篇是在封建主义和古代的背景下，讨论作为它们正常的政治继承者的绝对主义。在对绝对主义国家进行比较性的综述之前，先对古典古代和封建主义进行一次纵览的理由，在这第二部著作本身的论述过程中会越发明了，并在其结论中予以总结。这些将欧洲的经验的特殊性作为一个整体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中的努力，是以这两部书的分析作为观点的依据的。
然而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两本著作中作出的论述具有有限性和暂时性的特点。它们缺少专业历史学家的学识和技艺。正规意义上的历史写作不能离开对过去原始记录——档案的、碑铭的和考古学的直接研究。下面的研究不能宣称有这种高的水平。它们并非是像这样真正的历史写作，而是只以现代历史学家可以利用的著作的学识为依据，这是非常不同的主旨。因而所附加的供参考的注释，是与表示一部著作在学术上的历史编纂水平正相反的。拥有权威的人是不引用它的；出处本身，即过去的第一手资料通过他自己讲出来。这些用于证实这两部著作正文的注释的类型和分量只是表明它们处于第二手的水平。当然，历史学家们自己有时也会写出比较或综合性的著作，而不必总是直接熟悉相关领域中整个范围的根据，虽然他们的判断可能因他们掌握的专业而有局限。就其本身而言，对这种描述或理解非常广阔的历史结构或时代的努力，没有必要作过分的解释或辩护：没有它，专门的和局部的研究会失去它们本身潜在的重要意义。但依然确实的是，没有比这类解释更容易犯错误的了，如果它们所依赖的结论如同它们基本的证据要素那样是扩及本题之外的话。因为它们仍会因进一步的第一手调查研究而得到的新发现或修正而常常变得没有价值。被一代历史学家所普遍接受的，仍可以被下一代人的研究所驳斥。任何在现有见解的基础上作出一般化概括的努力——不管这些见解多么有学问——都不可避免地是不确定的和有条件限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关的这些文章因其所包含的时间跨度，局限性特别大。事实上，考察的历史范围越广，与其任何阶段相符的论述就会越趋于简短。在这种意义上，过去详细而难以了解的复杂性只能由历史学家描绘的色彩丰富的油画记录下来，其中大部分是处于这些研究的范围之外的。下面所提供的分析由于限于能力和篇幅，只不过是基本的图解。它们对另一种历史作简短的概述，是打算提出供讨论的要点，而不是阐释结论性的或综合性的论点。
它们计划进行的讨论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领域之内的。它们选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目的，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的前言中已作了陈述，在这部著作的形式结构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在这里不需多讲，只要说明在这两部研究著作中运用资料的指导原则就行了。这个综合考察所利用的权威性根据，就如任何基本上是比较性的调查探讨那样，自然是极为多种多样的，在知识和政治特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别样的特权给予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本身。尽管近几十年有了变化，20世纪大量严肃认真的历史著作还是由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种完成了的科学；也不是所有从事它的人都有类似的能力和水准。在有的历史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占主导地位；而在更多的领域中，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在质量和数量上则超过马克思主义者；或许还有更多的领域中根本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参与研究。在一项必须考虑到出自如此不同范围背景的比较性考察中，唯一可行的鉴别标准是它们本身的坚实可靠和才智。最大程度上了解和尊重马克思主义范围之外的历史学家的学术成就，与严格地追求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探讨，是并不矛盾的，而是它的一个条件。反过来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决不能简单地采纳他们说过的话：他们著作中对过去论述的错误不应回避或忽略，而应予以鉴别和批判。这样做并没有背离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维护了它。在理性认识中，没有任何唯信仰主义的地位，它必须不断积累；新科学奠基人的伟大从来没有保证不会有判断错误或形成不真实的神话，这并不会对他们有更多的损伤。在这种意义上，对马克思签过字的东西“冒昧更正”，只不过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自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