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政治演变与西班牙截然不同。在法国，绝对主义并不拥有西班牙那种获利极丰的海外帝国的早期优势。不过，在另一方面，它在国内也未遇到持久性的结构性问题，不存在极端对立的政治文化传统。众所周知，在中世纪末期渐进的向心统一运动中，卡佩王朝（the Capetian monarchy）将宗主权从其发祥地法兰西岛慢慢扩展到了佛兰德到地中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在法国境内从未有一个与之相匹敌的、拥有广大领地的封建庄园与它抗衡。除去小小的半亚平宁血统的那瓦尔国家据守着位于遥远的比利牛斯山脉中的堡垒之外，在高卢人的土地上只有一个国王。法兰西边境地区的诸侯国一直对中央王朝保持了名义上的誓忠，即使在臣属比君主更有实力的最初阶段亦如是——这使为后来的政治整合开辟了道路的合法的世袭制得以存在。虽然南北方之间社会、语言的差异长期存在，也很醒目，但从未像西班牙东西部的差异那样大。对君主政体来讲，幸运的是，南方独特的司法系统和语言与在中世纪后期分裂法国的主要军事、外交实力并不重合。卡佩王朝的主要竞争对手勃艮第家族占有地处北方的公国。不过，在近代初期，南方的地方主义一直是一股潜在的、经常显现的力量，在接连不断的危机中，以各种伪装形式和新面孔出现。法国君主政体从未对整个领土实行过真正的政治控制，对边远地区更是鞭长莫及。在距巴黎越遥远、征服时间越短的省份中，王室的控制权越弱。与此同时，法国本土庞大的人口给行政统一造成巨大障碍：在16世纪，其居民已有两千多万，至少是西班牙人口的两倍。这种西班牙统一的绝对主义也遇到过的严峻而明确的国内障碍受到另外一种力量的抗衡：法国政体内更丰富多彩的地方生活。因此，自卡佩王朝在中世纪的法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没有出现线性的体制发展。相反，法国绝对主义的形成史就是向着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痉挛性”渐进的历史，反复打断这一进程的是一再出现的外省割据以及无政府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对王权集权化更强烈的反弹，直到极其坚硬、稳固的机构最后形成。政治秩序的三次大断裂当然是15世纪的百年战争、16世纪的宗教战争以及17世纪的福隆德运动。每一次的危机总是先使王朝从中世纪形态向绝对主义的转变停顿下来，然后又刺激了其向前发展。危机的最终结果是在路易十四时代确立了在西欧无与伦比的对王权的崇拜。

前面所说的卡佩王朝历代国王缓慢的集权化过程随着14世纪中叶王室绝嗣而戛然中断，这一事件成为引发百年战争的导火索。当时的法国处在华洛瓦家族软弱无力的统治之下。大贵族之间狂烈的争斗终于招致15世纪初英国—勃艮第对法国王朝的联合进攻，使王国的统一分崩离析。15世纪20年代，即英国—勃艮第一方处在胜利的巅峰的时期，法国北方传统的王室领地实际上均处于异族统治之下，查理七世被迫逃亡到南方。法国王朝最终复位、逐出英国军队的整个过程已尽人皆知，我们在此是要指出：百年战争长期考验的最重要遗产就是它终于使君主政体在财政、军事上摆脱了中世纪政体的局限。因为只有在抛弃由骑士服役的宗主召集附庸作战的体系、建立领取薪俸的正规军队之后，才赢得了这场战争。事实证明，那种服役制度在英国弓箭手面前显示出灾难性的、极端的无用，而在正规军中使用的火炮则是克敌制胜的武器。为组织这支正规军，法国贵族批准王室征收了第一笔重要的全国性税收——1439年征收的王室人头税（taille royale），到15世纪40年代，它成为常规性的军事人头税（taille des gens d'armes） ^[1] 。贵族、教士和一批市镇则免交此税。在下一个世纪中，法国贵族从法律上世袭免税。因此，在15世纪后半期，君主政体已经强化到如此程度，它拥有了一支名为compagnies d'ordonnance（法文：正规军）的、由贵族指挥的早期正规军，还可以不受任何代表制会议的控制直接征税。

另一方面，在法国北方诸省相继重新收复之后，查理七世并不想强化中央王权在这里的地位。事实上，是他促成了地区三级会议的召开，并把财政、司法权移交给地方机关。正如卡佩王朝统治者在削减诸侯封地的同时扩大王权一样，华洛瓦王朝最初几任国王在确认王权统一的同时，向盘根错节的外省诸侯下放了权力。两个举措同源：以当时王朝可采用的统治工具来管理像法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在行政上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中央国家的暴力机器、财政机构的规模依然很小。查理七世的正规军从未超过1.2万人——这样一支武装力量根本不足以辖制1 500万国民 ^[2] 。因此，贵族凭借自己的佩剑保留了地方自治权，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有赖于此。规模有限的王家军队的出现更增加了贵族的经济特权，因为人头税的制度化保证了贵族第一次享有完全的财政豁免权。查理七世之所以召开全国的三级会议，正是由于他需要一个起码的全国性讲坛，使他得以在此劝导外省三级会议和市镇接受税收、批准条约并就外交事务提出建议。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法国的三级会议黯然失色，如今三级会议的各次会议也很少能使国王如愿以偿。这样，百年战争为法国君主留下了正规军和已成定制的税收，但几乎未能促成全国性文职行政机构的形成。英国的入侵势力已经完全被逐出法国领土，但勃艮第的野心依然如故。于1461年即位的路易十一以顽强的决心与国内外反华洛瓦王朝的势力抗衡。他稳步地再次占领了像安茹（Anjou）这样的外省诸侯封地，系统地在主要市镇任命了市政府，武断地征收更重的税款，镇压贵族的阴谋，从而在法国极大地扩张了王权，充实了国库。最重要的是路易十一使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和敌人勃艮第王朝彻底垮台，进而使法国王朝的整个东部侧翼得到保障。他煽动瑞士各州反对与之毗邻的勃艮第公国，资助了步兵部队在欧洲第一次重创封建骑兵的战役。随着1477年瑞士长矛兵在南锡（Nancy）大败大胆查理，勃艮第公国垮台，路易十一吞并了该公国的大片土地。在后来的20年中，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相继以同女继承人联姻的政策终于吞并了最后一个独立的大诸侯国——布列塔尼。法国领土第一次将中世纪时期所有本为附庸的省份囊括在一个君主的权杖之下。由于绝大多数中世纪豪门显贵家族绝嗣以及其领土再度并入王朝版图，这就使得华洛瓦王朝的统治更为赫然昭著。

实际上，由路易十一开创的“新君主政体”并非一个中央集权化的统一国家。法国被分成12个郡，其行政权均掌握在王亲国戚、名门显贵手中。到世纪末为止，他们合法运用了广泛的王室特权。直到下一个世纪，他们仍然各自为政 ^[3] 。现在地方上又出现了一大批高等法院（parlement）。这种由君主政体建立的省级法院在本地区拥有最高司法权。在这一阶段，其重要性日益加强，数量也在稳步上升。从查理七世即位到路易十二去世期间，在图卢兹（Toulouse）、格勒诺布尔（Grenoble）、波尔多、第戎（Dijon）、鲁昂（Rouen）和埃克斯（Aix）均建立了高等法院。虽然在牺牲行会、小业主利益的基础之上加强了市镇寡头的地位，但城市的自由权利并没有受到严重损害。集权国家之所以遇到这些意义深远的制约，其原因仍在于全国范围内建立有效的王权统治框架的工作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在当时的经济结构中，既不存在统一市场，又没有现代化交通设施，而且在经济秩序中，乡村中最基本的封建关系并未完全消失。尽管王权取得了显赫的成就，实行垂直的集权化政治的社会基础尚不具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在百年战争之后，三级会议获得了重生的氛围。这与君主政体的复苏非但不相悖，反而是相一致的。因为法国与其他地区一样，正是由于王朝急于从臣民中得到财政或对外政策方面的支持，才产生了召集三级会议的原动力 ^[4] 。不过，在法国，正是由于各地的差异，迫使君主政体甚至在统一大业胜利之时不得不接受政治上的分权，同样也使得三级会议不可能被建成常设的全国性机构。并非是专门为集会才划分出三个等级：中等贵族（moyenne noblesse）不费吹灰之力就控制了会议的进程。不过，负责向三级会议推举地方代表的省会议一直不肯授权其各自代表就全国性税收问题投票。而且，由于贵族拥有免税权，他们几乎不会为召开三级会议而施加压力 ^[5] 。其结果是，由于法国历代君王不可能从全国性的三级会议中找到他们所需的财政援助，就干脆逐渐停止召集之。这样只能加强各地领主的权力，并未丝毫强化王朝的中央集权化趋向，因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未能出现全国性的议会。从近期看，这使王室权力完全崩溃，从长远看，当然有利于绝对主义的形成。

16世纪上半叶，法兰西斯一世和亨利二世统治着一个繁荣的飞速发展的王国。代表制正在稳步减弱，三级会议再次消失了，在1571年以后，再也没有召开过市镇议会，外交政策日益成为王室专有领域。通过司法官员——行政法院审查官（maîtres de requêtes）逐渐扩大了王室的司法权，特殊的御前会议，即审判会议（lits de justice）压倒了高等法院的活动。通过与教皇签订博洛尼亚条约（the Concordat of Bologna）获得了教阶任命权。不过，法兰西斯一世或亨利二世绝非专制统治者：他们均经常与地方会议协商，也非常尊重贵族的传统特权。主人的更替并未影响教会的经济豁免权（与西班牙的情况不同，西班牙王朝向教士征收重税）。从原则上看，王室敕令仍需经过高等法院的签署才具有法律效力。从1517年到16世纪40年代，财政收入翻了一番。但是，在法兰西斯一世统治末期的税收水平并不比60年前路易十一时期高多少，虽然在这一时期物价和收入均大幅度上涨 ^[6] ：直接财政收入在国民财富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从1512年以来，通过向食利者（rentiers）发行公债而轻松地维持了王室国库的丰盈。与此同时，不断的国外战争支撑着王朝在国内的威望：华洛瓦王朝历代君主亲率贵族投入意大利战争。这些长年的战争成为乡绅们好战情绪非常适合的宣泄口。法国在意大利争夺统治权的努力始自1494年查理八世，结束于1559年的卡托—康布雷齐条约（the Treaty of Cateau-Cambrésis）。这一努力以失败告终。政治上、军事上更为先进的西班牙王朝从战略上控制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北欧的基地，并通过其热那亚盟友取得了海上优势。它将对手法国彻底赶出了阿尔卑斯山以北半岛地区的角逐。在这场竞争中，胜利当然属于绝对主义化进程开始较早、也更为先进的国家。首次国外冒险活动的失败也许最终有助于为法国绝对主义形成更深刻、更严密的基础，因为王朝已被迫回到了自己的疆域之内。另一方面，正是意大利战争的结束与王位继承危机造成的不稳定政局相结合，才显示出了华洛瓦王朝在国内的根基有多么不稳固。亨利二世的谢世使法国陷入长达40年的兄弟阋墙的内乱之中。

当然，签订卡托—康布雷齐条约之后出现的内战是由宗教改革带来的教会冲突引发的。不过，这些冲突反映了16世纪后期国家的情况，因为它们从一个侧面暴露出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社会结构的多重紧张局势和矛盾。胡格诺派和天主教联盟争夺王位控制权的斗争凝聚了向绝对主义过渡时期各种国内政治冲突。因为在亨利二世去世、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Medici）摄政时期，法国政治实际上出现了真空。宗教战争自始至终就是吉斯、蒙莫朗西和波旁三大家族之间的竞争。这三大家族都拥有大片领土、人口众多的附庸、在国家结构内的势力、效忠的部队以及广泛的国际联系。吉斯家族在从洛林到勃艮第的东北部称王称霸；蒙莫朗西·夏蒂荣家族以覆盖整个中部地区的世袭领地作基地；波旁家族的大本营扎在西南部。全法国贫困的乡村贵族陷入空前绝境这一事实加剧了大贵族家族之间的封建内讧。过去习惯于在对意大利战争中打家劫舍的乡绅们如今饱受通货膨胀的困扰，这一阶层为旷日持久的内战提供了现成的军官。他们与分裂国家的宗教派系则无太多联系。此外，随着斗争的拖延，市镇也分为两大阵营：许多南方城市支持胡格诺派，北方的内陆市镇则无一例外地成为天主教联盟的堡垒。人们一直为是否不同的商业目标（向海外扩展还是在国内市场上求得发展）影响了这一分野而争论不休 ^[7] 。不过，更有可能的是胡格诺派的总体地理模式反映了南方传统的地区分立主义，这里距卡佩王朝的发祥地法兰西岛最远，封建诸侯们的独立地位保持得也最长久。开始时，新教是从瑞士经罗讷河（Rhône）、卢瓦尔河（Loire）和莱茵河几大水系逐渐传入法国的 ^[8] 。三大水系非常平均地传播了宗教改革派的信仰。不过，一旦官方停止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这一信仰便迅速重新集中于卢瓦尔河以南的多菲内（Dauphiné）、朗格多克、居延（Guyenne）、普瓦图（Poitou）、圣东日（Saintonge）、贝亚恩（Béarn）和加斯科尼（Gascgony）地区。这些地区基本位于山地或海岸，多是穷山恶水。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商业远远不如采邑地方主义活跃。胡格诺派的理论总是能够吸引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市民。但是，加尔文派显贵侵吞什一税的行为使农民对胡格诺派的新教信仰不太感兴趣。事实上，胡格诺派的社会领导阶层中的大部分人是土地所有者。因而，在16世纪60年代，胡格诺派称有半数法国贵族是其信徒。但是，在总人口中，其教徒从未超过10%—20% ^[9] 。宗教势力退守南方，投入贵族分立主义的怀抱。从总体上看，这场信仰冲突是从法国统一大业固有的最薄弱点上冲破了本已不堪一击的纽带。

不过，一旦斗争开始，便成为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冲突，其性质已远远不是封建分立主义战争。当南方落入孔代亲王和新教军队手中之时，加倍的王国战争赋税重担便落在了被围困的北方天主教城市肩上，城市中由此产生的悲惨局面愈演愈烈，到16世纪80年代，酿成了天主教联盟的极端行动，亨利三世暗杀吉斯公爵而使形势更加恶化。在吉斯家族诸位公爵——马延（Mayenne）、奥马尔（Aumale）、埃尔贝夫（Elbeuf）、梅科尔（Mercoeur）等人以天主教的名义在洛林、布列塔尼、诺曼底、勃艮第另立旗号，西班牙军队从佛兰德和加泰罗尼亚发动侵略战争以声援天主教联盟后，北方城市爆发了起义。巴黎的政权由心怀怨恨的律师、教士组成的专政委员会接管，受到饥肠辘辘的平民大众和狂热的修道士、传教士的支持 ^[10] 。奥尔良（Orléans）、布尔日（Bourges）、第戎、里昂纷纷起而效尤。当信仰新教的那瓦尔的亨利成为王朝的合法继承人时，这些城市反叛者的思想开始转向共和主义。与此同时，90年代，中南部的利穆赞（Limousin）、佩里戈尔（Périgord）、凯尔西（Quercy）、普瓦图、圣东日等地饱受几十年战火蹂躏的乡村爆发了猛烈的、非宗教性的农民起义。正是城乡局势的双重激进化使统治阶级再度携起手来：一旦下层起义的现实危险降临，贵族们便又团结一致了。亨利四世出于策略考虑，改信天主教，以此笼络了天主教联盟的贵族首领、孤立了城市委员会、镇压了农民起义。再度稳固下来的王权国家宣告宗教战争结束。

现在，法国绝对主义进入了相对迅速发展的时期，虽然在其最终确立之前还需经受一次重大反复。17世纪法国绝对主义最伟大的建筑师当然是絮利（Sully）、黎塞留和科尔伯。在他们走马上任之时，幅员辽阔、差异巨大的国家基本上仍然很不驯顺。血亲亲王仍然对君主妒意重重，仍是其竞争对手，而且他们往往拥有世袭的郡长职位。由乡绅和律师组成的各省高等法院仍然是传统地方主义的堡垒。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中，商业资产阶级崛起并控制了市政大权。在上一世纪的内战中，敌对双方在不同时期为了争取援军而煽动民众起义。至今，民众起义在人们心目中记忆犹新 ^[11] 。在伟大的世纪产生的法国绝对主义国家的特点是要适应并掌握这种力量组合。亨利四世首次使王室及其权力中心在巴黎定居。他重建巴黎使之成为王国永久的首都。随着国内和平而来的则是政府对农业复兴的关注和对出口贸易的推动。新波旁王朝的缔造者以个人的魅力恢复了君主政体的声望。南特敕令及其补充条款通过给新教徒有限的地区自治权而控制住了新教问题。尽管在内战中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召开三级会议，却从未召开过一次。胡格诺派财政大臣絮利主要通过改征间接税、使征税合理化和削减开支而使国家净收入翻了一番。该朝政体上最重要的发展是在1604年引入了官职税。卖官鬻爵在国家体制中已存在一个世纪之久，波列特（Paulet）的方案使之法律化了。只要每年按买价交付比例不大的款项，官职就可以成为世袭的了——这一措施不仅旨在提高王室收入，还在于使官僚机构免受大贵族的影响。在絮利的节俭政府统治之下，卖官的收入在预算收入中仅占8% ^[12] 。不过，自路易十三幼年时代以后，这一比例迅速上升。以大革命前三级会议最后一次无效集会（1614—1615年）为标志，贵族内讧和宗教骚乱死灰复燃。巴黎高等法院对王国政府首次进攻性的干预致使吕伊纳公爵（Duc de Luynes）在很短一段时间内掌握了政权。为收买吹毛求疵者而支付的年金以及在南方重启对胡格诺派的战端，使政府开支大增。从此，欧洲最大规模的贿赂交易与官僚机构、司法机构同步繁荣起来。随着王朝为增加岁入而设立的闲职和领俸教士人数激增，法国成了卖官鬻爵的典型。到1620—1624年间，这种徭役占王室岁入的38%左右。 此外，征税权已经定期拍卖给大金融家，其包税系统截留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国家岁入。在三十年战争时期新的国际紧张局势下，用于国内外政策的开支激增，乃至王朝不得不经常向其包税公司征收强制性高利率贷款。这些包税人本身又是在国家机构内的金融部门买得官职的官员。 ^[13] 这种在金融上只顾眼前利益的恶性循环无疑极大地助长了混乱和腐败。由于出售官位的成倍增长，王朝已不可能牢固地控制主要的公共司法和财政机关，由此分散了中央及地方官僚机构的权力，因为新的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已经占据了这些职位。

令人奇怪的是，正是在这同一时代，与这一体系交错发展起来了一个新系统。黎塞留及其继任人开始着手建立理性化的行政机器，使王室第一次能够直接在全法国实行控制和干预。黎塞留大主教在1624年后成为法国的实际（de facto）统治者。随着围困、占领拉罗舍尔（La Rochelle），他迅速扫荡了胡格诺派在西南部残留的据点；通过坚决的处决，粉碎了接连不断的贵族阴谋；废除了中世纪最高军事贵族爵位；铲平了贵族的城堡；禁止决斗；镇压了允许地方进行反抗的三级会议（诺曼底）。最重要的是，黎塞留有效地建立了总监（intendant）制。司法总监（Intendant de Justice）、警察总监（Intendant de Police）、财政总监（Intendant de Finances）是被赋予广泛权力的钦差大臣。开始时，他们作为临时被赋予特殊使命的官员在各地巡查，后来则成为中央政府向全法国派出的常设官员。他们由国王亲自任命，因此其职位不可取消、不可买卖：这些官员多由前行政法院审查官担任，在17世纪时多为中小贵族。他们代表着绝对主义国家在王国最广大的地区行使新的权力。官吏阶层对他们恨之入骨，因为他们侵犯了前者的地方特权。最初行使权力时，他们相当谨慎，其权力与各省传统的省督的权力并存。但是，黎塞留打破了这种地方诸侯准世袭制——长期以来，这种权力本是名门望族的囊中之物。到黎塞留统治行将结束之时，只有四分之一的省督是在黎塞留执政之前就任的。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在整个国家机构中，相互矛盾的官吏与钦差大臣两个体制同时发展起来。总监随着地位的日益显赫而专断。各地高等法院的地方行政长官——法律至上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斗士——成为官吏反抗总监的最雄辩的代言人，他们断断续续地公开反对王国政府的新举措。

因此，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法国君主政体的构成形式具有一种极端矫揉造作的复杂性。科斯曼（Kossmann）在一段令人难忘的论述中是这样描述它在同时代有产阶级心目中的形象的：“同时代人感到，绝对主义并未消除国家固有的紧张状态，也未改变他们关于政府的观念。对他们来说，国家犹如一座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各不相同的概念混杂其间，相互碰撞，终于被融合成单一的辉煌的体系。在建筑师别出心裁的设计中，他们发现了椭圆形，空间变得栩栩如生。到处都有从椭圆形各角度发射出的光芒，反射在整个建筑之中便形成了新风格中最宝贵、最敏捷的活跃因素和摇曳不定的韵味。” ^[14] 不过，法国绝对主义的这些“美学”原则与其实用目标是一致的。如前所述，在传统时期，赋税与付款的关系一直被视为构成 “中央”与“地方”封建租税之间紧张状态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绝对主义的“政治”结构再造出了这种经济的双重性。因为正是国家结构的复杂性使得贵族阶层缓慢而坚定地走向了团结。它逐渐适应了新的集权化模式，一方面听命于总监们的官方控制，同时，仍旧在官吏体系中和省级高等法院的地方统治机构中拥有职位。此外，它还同时建树了一个伟绩：将新生的法国资产阶级并入封建国家的轨道之中。由于卖官鬻爵如此有利可图，乃至资本终于源源不断地从制造业或商业企业中分流出来，与绝对主义国家串通进行高利盘剥。闲职与酬金、包税与贷款、荣衔与股票都能将资产阶级的财富从生产领域吸引出来。取得贵族封号和财税豁免权已成为食利者通常的奋斗目标。其社会结果便是创造了一个通过官职取得豁免权和其他特权的、自愿与贵族阶级同化的资产阶级。反过来，从絮利到科尔伯，国家一直在支持王室制造业和公共贸易公司。这些企业为食利者阶级提供了商业出路。 ^[15] 结果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进化过程被“延缓”了150年。

整个结构的重负都压在穷人肩上。改组后的封建国家仍然无情地压榨着城乡民众。在法国，可以极清楚地看到，地方捐税的转化以及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均要用从农民身上集中榨取剩余价值作补偿。1610年，仅人头税一项，国家财税机关就收到1 700万锂，到1644年，此项税收增加了三倍，达到4 400万锂。在1630年后的十年中，总税额实际上增加了四倍 ^[16] 。财政负担大幅度加重的原因自然是黎塞留对于三十年战争的外交以及军事干预。首先是向瑞典提供补助金，然后是使用德意志雇佣兵，最后，法国军队大规模介入陆战。其国际影响是决定性的，法国决定了德意志的命运，摧毁了西班牙的优势。在法国于罗克鲁瓦取得历史性胜利四年之后，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条约使法兰西王国的疆界从缪斯河（the Meuse）延伸到莱茵河。法国绝对主义新结构在欧洲战火中经受了洗礼。实际上，与法国在反西班牙战争中获胜的同时，其国内双管官僚结构得到了巩固，因而造就了早期波旁国家。在战争中采取的军事应急措施为在曾遭受侵略或受到威胁的地区建立地方总监制度提供了便利条件。与此同时，其浩大的财政支出使规模空前的卖官鬻爵活动成为必须，也为银行财团提供了庞大的资产。战争的实际负担全部落在穷人身上，给穷人带来了社会灾难。在这十年中，战时绝对主义的财政压力经常激起城乡民众誓死起义的山呼海啸。1630年，第戎、埃克斯和普瓦提埃（Poitiers）发生城镇起义。1636—1637年，昂古莫瓦（Angoumois）、圣东日、普瓦图、佩里戈尔和居延的乡间发生扎克雷起义（jacqueries）。1639年，诺曼底又爆发了大规模平民、农民起义。在大规模地区性起义的同时，法国广大地区的小型抗税斗争也时有发生，而且经常受到地方乡绅的袒护。王室军队不但要在海外参与国际冲突，还要定期镇压国内起义。

从许多角度上看，福隆德运动均可被视为这一持久的民众反抗浪潮的“巅峰” ^[17] 。在这一运动中，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上层贵族、现职地方行政官和城市资产阶级各个派系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民众的不满与专制主义国家相抗衡。于1642年继黎塞留上台的玛扎然巧妙地引导着法国的外交政策，直至三十年战争结束，并夺取了阿尔萨斯。但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后，由于玛扎然将反西班牙战争扩展到地中海舞台而引发了福隆德危机。作为意大利人，他把目标定在吞并那不勒斯和加泰罗尼亚上。为支撑海外军事行动，他动用了赋税榨取和其他财政手段。与此同时，1647年、1649年、1651年连年严重歉收。公众饥馑与暴怒同巴黎高等法院领导的厌战官吏反总监体制的起义结合起来；政府公债急速贬值引起了食利者阶层的不满；王国内权贵们对于在意大利冒险家操纵下的王室小集团妒火中烧。凡此种种，终于引起了异常惨烈的混战。混战之中，随着外省宣布脱离巴黎，国家似乎将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烧杀掳掠的私家军队蹂躏着大地。城市建立了反叛的市政专政委员会。各种阴谋诡计使觊觎宫廷大权的各正统亲王时合时分。各省省督尽力想与地方高等法院了结宿怨，市政当局乘机向地方行政官员发起攻势 ^[18] 。福隆德就这样再现了构成宗教战争特点的许多要素。这一次，最激进的城市起义与一个传统上最淡漠的乡村发生的起义相结合：波尔多的奥尔梅（Ormée）和最西南端地区是反抗玛扎然军队的最后据点。不过，当民众夺取了波尔多和巴黎政权时，为时已晚，已不可能对犬牙交错的福隆德运动的结果产生任何影响。总的来讲，南部地区的胡格诺派有意保持了中立。除去对波尔多地方资产阶级本能的敌意之外，奥尔梅并未产生一致的政治纲领 ^[19] 。到1653年，玛扎然和蒂雷纳扫荡了反叛者最后的据点。在17世纪法国君主政体混合结构中实现的行政集权化和阶级改组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尽管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也许更为紧迫，但实际上，福隆德运动对王权国家构成的威胁远远不如宗教战争。因为，此时的有产阶级更为团结。尽管官吏制和总监制之间存在种种矛盾，两个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均来自穿袍贵族。而银行家和包税人这些高等法院深恶痛绝的集团实际上与高等法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确保在民众面前迅速实现团结而结束了在一个国家内两种体系并存的磨合过程。福隆德运动中展示的平民起义的深度缩短了持不同政见的贵族与王权之间的感情距离：虽然17世纪还爆发了一些农民起义，但是再也没有出现上下阶层夹攻的局面。福隆德运动使玛扎然失去了预计在地中海取得的成果。不过，当比利牛斯条约结束了西班牙战争，法国领土又加上了鲁西荣（Roussillon）和阿图瓦。经过挑选的官僚精英分子获得了实践经验，并为下一个君主建立行政秩序作了充分准备。此后，在太阳王路易十四尽善尽美的绝对主义统治之下，贵族阶级安居乐业。

1661年，新君主亲政。一旦王室权威与行政能力集于君主一身，法国绝对主义的全部政治潜能便迅速显现出来。高等法院已经悄然无声，它们在注册国家敕令前上呈陈情书的权利被废除了（1673年）。其他类型的王室法庭也只好俯首听命。省级三级会议再也不能为征税问题争论不休了。由君主直接下达精确的征税指标，三级会议只能就范。模范城市（bonnes villes）的自治权受到制约。市长职位也任由上面摆布。在城市中驻扎了卫戍部队。省督任期只有3年，其本人必须经常住在宫中，因而省督已成为虚衔。边境地区设防城市的卫戍司令的权力被精心地削弱。1682年，庞大的新凡尔赛宫一建成，大贵族就都被强制住在宫中，使之不可能在其领地内有效地行使权力。当然，这些反对顽固的传统体制中的地方主义的举措激起了各支派亲王、大贵族以及外省乡绅的愤怒。但是这并未改变贵族与国家之间的客观联系，而是比以往更有效地保卫了贵族阶层的基本利益。最近的统计结果可以证明，受到法国绝对主义保护的经济剥削达到何等程度：在整个17世纪，占人口2%的贵族占有整个国民收入的20%—30% ^[20] 。这样，王权中央机器在未受到贵族强烈反抗的情况下集中化、条理化了。

路易十四从玛扎然那里继承下来全套行政班底：勒泰利埃（Le Tellier）负责陆军事务，科尔伯统管王室财政、宫廷事务及海军事务，里约内（Lionne）负责处理外交问题，而作为司法大臣的赛吉埃（Séguier）则负责国内治安。这批训练有素、精明强干的行政官员构成听命于王权的官僚机器的最高层。国王亲自主持小型最高会议（Conseil d'en Haut）的一切讨论。会议中包括了他最亲信的政治仆人，却将王亲国戚排除在外。会议成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同时，钦差委员会（Conseil des Dépêches）负责处理各省事务及内政。新建的财政委员会（Conseil des Finances）负责监督王国的经济机构。相对严密的各部门机构与路易十四本人不倦的活动联接在一起，比起西班牙哈布斯堡绝对主义体系中繁杂的政务会来，的确高出一筹。西班牙的政务会只是个半领土机构，总是无休止地举行议而不决的会议。各部门委员会之下建立了覆盖整个法国的总监网——1689年布列塔尼成为接受钦差大臣的最后一个郡 ^[21] 。全国分成32个财政区（généralités），王室钦差总监任最高首脑，由总监代理人（sub-délégués）辅佐进行管理。总监被赋予新的权力：评估并监督征收人头税——这是从旧时官吏“财政官”控制下转移过来的重要税收。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绝对主义中央机构的文官总数非常有限：中央及地方行政官员总人数在1 000名左右 ^[22] 。不过，他们有庞大的人数日增的暴力机构作后盾。为维持治安并镇压在巴黎发生的骚乱（1667年）建立了常备警察部队。随后，全国各地相继建立起此类部队（1698—1699年）。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军队规模激增。到该王朝末期，人数仅为三至五万的军队已经成为30万人的大军 ^[23] 。勒泰利埃和卢瓦（Louvois）为陆军引进了定期发放俸禄的制度、正规的训练以及统一着装等新型管理办法。沃邦（Vauban）则使军备及工事实现了现代化。这一军事机器的壮大意味着各省贵族终于解甲归田，也意味着中央政权已经拥有迅速、有效镇压民众叛乱的能力 ^[24] 。构成波旁王朝御林军的瑞士雇佣兵协助王朝迅速解决了布伦人和卡米扎尔农民叛乱，新建的龙骑兵完成了将大批胡格诺派教徒驱逐出法国的行动。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由王朝用高薪豢养的作家和教士对王权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他们极力粉饰王权来掩饰存在的种种军事镇压行动，却不可能使之秘而不宣。

17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法国绝对主义结构达到至臻至善的境地。在路易十四时代完成的国家体制和统治文化成为欧洲其他贵族国家的典范：西班牙、葡萄牙、皮埃蒙特和普鲁士仅仅是受法国影响最直接、最显近的例证。不过，凡尔赛的政治辐射尚未达到极限。按路易十四信念完成的波旁王朝绝对主义机构必须要服务于特殊目的——高于一切的目标：军事扩张。从1661年至1672年，即国王亲政的头十年，基本处于为今后国外扩张做内部准备的阶段。无论从行政上、经济上，还是从文化上看，这都是路易十四统治最辉煌的年代。几乎所有不朽的业绩都由此开始。在正当壮年的科尔伯精明干练的监督之下，财政压力减轻，贸易有所发展。随着全面压缩1630年以来新建立的官位，国家开支得以削减。虽然国家本身并未接管税收工作，但包税人的横征暴敛大大减轻，王室领地也在有系统地恢复之中。个人人头税从4 200万锂减少到3 400万锂，而等级会议省份（pays d'états）上负担过轻的实际人头税（taille réelle）则提高了大约50%。随着严格控制税收制度，间接税税额扩大了约60%。1661—1671年间，王国净岁入翻了一番，系统地实现了预算增收 ^[25] 。同时，着手实施了野心勃勃的重商主义规划，以促进法国制造业与商业的发展以及海外殖民扩张：王室补助金为新兴工业（纺织、玻璃、地毯、铁器制造业）奠基。建立了特许公司发展对东、西印度贸易。造船业得到高额补助。最终实行了极端保护主义关税。不过，也正是这一重商主义理论直接促成了1672年入侵荷兰的决策，其用意在于将联合行省并入法国以消灭法国贸易的竞争对手——而荷兰早已在贸易领域轻而易举地占了法国上风。最初，对荷战争捷报频传：法军跨过莱茵河，在距阿姆斯特丹一箭之遥的地方安营扎寨，并占领了乌特勒支。不过，为保持现状，西班牙、奥地利首先迅速建立了国际联盟，随后，奥兰治王朝通过与英国结成军事同盟在短期内恢复了国力。七年战争的结局是法国占领了弗朗什—孔泰，并在阿图瓦和佛兰德扩展了边界。不过，联合行省未遭受任何损失，并于1667年最终取消了反荷关税：这是一张微不足道的收支相抵的海外账单。在国内，科尔伯的财政紧缩政策彻底搁浅：卖官鬻爵越发变本加厉，旧税额度有增无减，各种新税层出不穷，又开始募集贷款，而且不再提供商业补助金。自此，战争开始支配王朝的各个方面 ^[26] 。国家榨取以及连年歉收招致饥馑与苦难，迫使居延和布列塔尼的农民在1674—1675年间再度揭竿而起。但起义被迅速镇压了。这次，没有再现领主、乡绅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农民起义的情况。贵族们在摆脱了黎塞留、玛扎然曾力图强加于之的金钱负担后，对王朝始终保持了忠诚。 ^[27]

不过，17世纪80年代间的十年和平仅仅加强了波旁王朝绝对主义的傲慢。国王在凡尔赛深居简出，内阁大臣的能量衰退，因为由玛扎然选择的一代名臣已经让位于平庸的继任人。这些人是穿袍贵族内部由通婚形成的集团中按世袭增补出山的；笨拙的反教皇姿态和轻柔的驱逐新教徒的举措相互交织；在东北地区进行一系列微不足道的吞并时，实行了明目张胆的合法诈骗。海上商业的恢复和繁荣引起了英国、荷兰商人的恐惧，国内农业却仍然连年不景气。法国候选人未能成为科隆选帝侯，威廉三世在英伦三岛继承大统，这些均成为国际舞台烽烟再起的信号。实际上，奥格斯堡联盟战争（1689—1697年）使整个西欧、中欧联手对抗法国——荷兰、英国、奥地利、西班牙、萨瓦以及大多数德意志侯国共同抗法。法军兵力增长了一倍有余，在随后十年中达到22万之众。他们尽最大努力方能与联盟打个平手：路易十四的战争目标处处受挫。根据里斯奎克条约（the Treaty of Ryswick），法国唯一的战果就是使欧洲承认了战前已成事实的法国对斯特拉斯堡的占领，法国被迫撤出已占领的其他所有领土，而法国海军则被赶出海域。为了筹措战费，设立了无数新官位以供出售；贵族头衔公开拍卖；强制性贷款和公债成倍增长；货币贬值；首次征收了“按人头计算”的税款，连贵族本身也未能幸免 ^[28] 。通货膨胀、饥馑、人口锐减使农村千疮百孔。5年之后，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又把法国拉回欧洲战争的深渊。在新的决定性的军事竞争中，路易十四低能的外交手腕、粗鲁的挑衅再次使欧洲各国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与法国对抗：查理二世有利于法国继承人的遗嘱受到蔑视，法军占领了佛兰德，法国间谍掌握着西班牙的命运，法国商人侵吞了西班牙与美洲殖民地订立的奴隶贸易协定，流亡的斯图亚特王位继承人被当作英国合法君主而受到故弄玄虚的欢呼。波旁王朝拒绝与任何人瓜分或收缩广大的西班牙王国，由自己一家独吞西班牙的决心自然迫使奥地利、英国、荷兰及大多数德意志侯国群起而攻之。法国绝对主义为其政治扩张不遗余力四处伸手，却只落得两手空空。如今已有13万之众、装备着来复枪和刺刀的波旁王朝的军队在布伦海姆（Blenheim）、拉米伊（Ramillies）、都灵、奥登纳德（Oudenarde）和马尔普拉凯（Malplaquet）遭到重创。法国领土连续受到入侵。随着国内包税体系的垮台，货币贬值，首都出现了汹涌澎湃的面包骚动。霜降与饥馑使农村陷于瘫痪。不过，除塞文山区胡格诺派地区性起义外，农民并无任何动作。高居其上的统治阶层仍紧紧团结在王朝周围，甚至在震撼整个社会的独裁与外国入侵灾难之中亦是如此。

只有彻底战败才带来了和平。获胜的反路易十四联盟的分裂使得胜利并不那么振奋人心。联盟同意波旁王朝的幼子登上西班牙的王位，条件是法国、西班牙政治分离。除此之外，高卢绝对主义未能从毁灭性的考验获得丝毫利益，仅使奥地利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站住脚跟，使英国成为西属美洲殖民地贸易的主人。事实上，法国绝对主义的悖论就是，最辉煌的国内繁荣并未带来至高无上的国际地位；恰恰相反，是黎塞留、玛扎然治下历经磨难、并不正规、不完善的国家机构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外交上的成功。路易十四时代徒有飞速增长的权威和军队、巩固稳定的王权，却未能驾驭欧洲，也未能在领土扩张中取得任何重大建树。在法国发展史上，体制建设和国际扩张发生了逆转和错位。原因当然在于与海上国家——荷兰、英国的绝对主义之间时间差加大。在100年内，西班牙绝对主义曾执欧洲之牛耳，但先是因荷兰革命而受挫，最终在17世纪中叶，被法国绝对主义在荷兰的支持下打破。不过，法国绝对主义并未尝到在西欧称霸的类似滋味。在比利牛斯条约订立20周年之后，其扩张行动已被彻底遏制住了。路易十四的彻底失败倒不完全因为那数不清的战略错误，而是与在1640年和1688年英国革命前夕法国在欧洲的政治中相对地位变化有关 。17世纪后期，甚至在法国全盛时期，英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崛起以及国家的政治稳定超过了法国绝对主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真正胜利者是伦敦的商人和银行家：他们迎来了称霸全球的不列颠帝国主义时代。封建晚期的西班牙国家已被受到荷兰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支持的法国打败。封建晚期的法兰西国家在其发展道路上则遭到受其对头奥地利支持的、力量并不均衡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荷兰的堵截。从本质上讲，波旁绝对主义比西班牙绝对主义更强大。事实证明，路易十四王朝为对外征服进行的紧张的国内准备劳而无功。凡尔赛霸权主义时代的钟声从未敲响过，尽管在17世纪60年代它一度显得近在咫尺。

1715年摄政王时代的到来宣告了对这一失败的社会反动的开始。大贵族对于绝对主义王权郁积已久的怨恨在顷刻之间宣泄出来，立即发动了一场复辟。摄政王以恢复传统的请愿为条件，使巴黎高等法院同意将路易十四的遗嘱搁置起来。政府迅速落入大贵族之手，他们马上结束了已故国王的内阁制，在所谓各郡会议制（polysynodie）中直接接管了政权。摄政王时代，佩剑贵族和穿袍贵族都恢复了在体制中的位置。事实上，新时代加重了绝对主义外观上的阶级色彩。在18世纪，国家机构中非贵族阶层的影响下降，日益一体化的上层贵族的集体控制权上升。摄政王时代大贵族的控制并不长久。在弗勒里和随后两个孱弱无能的国王统治下，国家最高决策层转回到旧的内阁模式，只是不再处于君主的控制之下。不过，从此以后，贵族牢固掌握了政府的所有高官要职：从1714年到1789年，只有三任大臣没有贵族头衔 ^[29] 。不论巴黎还是外省高等法院的司法官员都组成一个封闭的贵族阶层，平民实际上被排斥在外。曾是外省地主们灾难之源的总监此时也成了世袭等级：路易十四时代任命的总监职位中有14个已被前任总监的子侄们所占有 ^[30] 。到世纪后半叶，教会中所有大主教、主教都是贵族出身，绝大多数大小修道院及教区也均为贵族把持。在军界，名门望族牢牢把持着高级指挥权。18世纪60年代，禁止平民购买军职，只有纯贵族血统的年轻人才有资格出任军官。整个贵族阶级严守过去的法令。这是一个人数仅有25万左右、在法律上封闭的等级，享受免税权，独霸官僚、司法、教会、军队各界最高职位。此时其内部划分在理论上极其精细，而且在最高的望族与最低的乡绅（hobereaux）之间有一道鸿沟。实际上，在金钱与婚姻的润滑作用下，大贵族已经成为比任何时代都更灵活地组合而成的集团。在启蒙时代，法国贵族牢固地树立了在绝对主义国家结构内部的地位。不过，即使是在贵族与王权和谐相处的最后一段蜜月中，不可消弭的不满与摩擦仍然处处可见。不论私人关系多么和谐，为贵族提供的服务多么周到，绝对主义仍对整个贵族阶级行使着难以接近的、不负责任的权力。它行使国家职能的条件是，必须与它产生于斯并为保护其利益尽职的那个阶级保持一定的距离。法国绝对主义从未受到作为其阶级基础的贵族阶级的完全信赖和接纳：它的决断并非完全对使其得以生存的那个有封号的阶层负责。如后所述，这是其阶级属性使然，但也相当冒险。因为行政上采取专断的、意想不到的行动会使王权遭到报复。王权享有全部权力，即使非常平和地行使，也会使大贵族对它持保留态度。在弗勒里非常宽松的统治下，波尔多高等法院院长孟德斯鸠对于18世纪典型的贵族反对派新特性作了无可辩驳的描述。

事实上，在18世纪，波旁王朝对于孟德斯鸠及其一伙所钟爱的“中介力量”很少采取什么毁灭性的举措。直到大革命爆发之时，法国旧制度下不规则的司法系统、各种区划、机构一直是一座令人困惑的迷宫——等级议会省份、选区（pays d'éléctions）、高等法院、司法总管辖区法院（sénéschaussées）、财政区，不一而足。在路易十四之后，几乎未再对政体进行过理性化改革：甚至没有把关税和税收体系、法典、地方行政机构等统一起来。王权只是对一个法人团体力图推行新的统一，这就是通过迫害冉森教派（Jansenism）的长期努力来争取宗教界在意识形态上的服从——冉森教派是巴黎高等法院以传统的天主教自主运动的名义全力进行不懈斗争的对象。从摄政王时代到舒瓦瑟尔统治时期，耶稣会士最终被逐出法国之时——天主教自主运动象征性的胜利——这一落后于时代的意识形态争端成为绝对主义与穿袍贵族关系破裂的主要导火索。更为严重的是，在王权与大贵族之间最终出现了财政上的僵局。路易十四使国家负债累累，摄政王时代法的体制使这些债务减少了一半。但是，随后又爆发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外交政策造成的消耗，加上宫廷的穷奢极欲再度使国家债台高筑，国库日渐空虚。征收新税、废黜贵族免税权的一系列努力都在高等法院和省三级会议中遭到反抗或破坏。它们要么拒绝登记敕令，要么上呈措辞激烈的陈情书。绝对主义的客观矛盾暴露无遗。王室力图从贵族的财富中找寻税源，而贵族则追求控制王室的决策权：实际上，贵族在取得对王国的政治控制权之前拒绝放弃任何经济特权。在贵族就此问题与绝对主义政体展开的斗争中，高等法院中司法界的寡头愈加喜爱运用哲学家们的激烈言辞；关于自由、代表权等被资产阶级重新诠释的观念，开始出没在法国贵族中最保守、最顽固的一派人所使用的华丽辞藻之中 ^[31] 。到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法国开始出现了贵族受下层等级影响的奇异的文化现象。

在18世纪，地方资产阶级的地位和财富都在迅速上升。总的说来，从摄政王时期以后的整个时代，是经济扩张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物价持续上涨、相对的农业繁荣（至少在1730—1774年间如此）以及人口增长的复苏。在1700年至1789年间，法国人口从一千八九百万增至两千五六百万。农业仍在生产领域占主导地位，但商业、制造业有长足发展。在此世纪中，法国工业产量增长了60%左右 ^[32] 。纺织行业开始出现真正的工厂，冶铁、煤炭业有了深厚的基础。不过，进展更为迅速的是商业，国际贸易和殖民地贸易的发展尤为迅猛。从1716—1720年到1784—1788年间，外贸增长了四倍，并有稳固的顺差。随着安的列斯群岛甘蔗、咖啡、棉花种植园的兴起，殖民地贸易发展得更加快捷：大革命前的最后几年中，已占法国外贸三分之二 ^[33] 。商业繁荣自然刺激了城市发展。城镇中兴起建筑热，到世纪末，不论在规模上还是人口上，法国的省城都把英国的城镇远远地抛在后面，尽管海峡对岸竞争对手的工业化程度远远高于法国。同时，由于贵族垄断了国家机构，卖官鬻爵的现象减少。18世纪为不再使金融受到国家的过分干预，绝对主义迅速转向发行公债，食利者不能获得贵族头衔，也不能像过去的官吏那样有免税权。法国资产阶级中最富有的仍是金融家集团。他们从军火协议、包税借贷的大笔投资中获取巨额利润。总的来讲，平民对封建国家参与的减少以及封建国家外向型商业的发展使资产阶级摆脱了对绝对主义的附属地位。启蒙时代的商人、制造商和船主以及与之同时发展起来的律师、报人在国家轨道之外日益发达。其后果必然是有利于整个资产阶级掌握政治自主权。

不过，甚至在表面上资产阶级与绝对主义的利益尚能一致之时，王权也已无力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再没有比后期波旁王朝外交政策能更清楚地证明此问题了。18世纪的战争永远遵循同一传统模式。实际上在欧洲的小规模领土吞并总是比保卫或扩张海外殖民地更被看重；总是为领土军国主义而牺牲海上及商业实力 ^[34] 。在18世纪30年代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期间，醉心于和平的弗勒里在短短几场战役中成功地吞并了洛林，英国则根本未参加此次战争。在18世纪40年代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从加勒比海到印度洋，英国舰队处处在惩罚法国船只，给法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萨克森人则在灵活却轻率的陆战中征服了南部尼德兰：和平恢复了参战双方战前的状态，不过，也为英国的皮特（Pitt）上了一堂很好的战略课。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法国不顾本王朝一切合理的利益而全力支持奥地利打击普鲁士，结果为波旁王朝的殖民帝国招致了灾难。当法国陆军在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无精打采地作战之时，由英国发动的海战横扫了加拿大、印度、西非和西印度群岛。根据巴黎条约，舒瓦瑟尔利用外交手段恢复了波旁王朝在安的列斯群岛的主权，但由法国执世界商业帝国主义牛耳的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独立战争使巴黎假手他人对伦敦进行了政治报复。法国在北美的作用虽然对美国革命的成功举足轻重，却基本上是一个破坏行动，并未给法国带来什么积极的成果。的确，正是波旁王朝干涉美国独立战争的费用加速了法国绝对主义在国内最后一次财政危机的到来。到1788年，国家债务之重（每年50%的现金开支要用于支付利息）、赤字之大，迫使路易十六最后几任财政总监——卡隆（Calonne）、洛梅尼·德·布里安（Loménie de Brienne）决心对贵族和教士征收地产税。高等法院愤怒地抗拒这些计划。绝望之中，王室下令解散高等法院。随后，在有产阶级的怒吼之中收回了成命，重建高等法院。最后，慑于高等法院在批准任何税制改革之前必须召开三级会议的要求，在灾难性的歉收、广泛的失业与1789年的公众惨境之中，召开了三级会议：贵族对绝对主义的反抗变成了推翻绝对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法国绝对主义国家的历史性覆灭直接与其封建结构的僵化有关。引发1789年大革命的财政危机，究其原因，正是君主政体无力向它代表的阶级征税，而国家与贵族之间僵硬的关系最终加速了他们的共同灭亡。

注释

[1] P.S.Lewis， Later Mediaeval France:the Polity， London 1968，pp.102—104.

[2] 参见J.Russsell Major，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in Renaissance France， 1421—1559，Madison 1960，p.9。

[3] Major，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in Renaissance France， p.6.

[4] 在Major的优秀论著中，有相当有力的论述。他指出法国和其他地区的三级会议几乎总是有助于而非有碍于文艺复兴时期王权的上升。Major，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in Renaissance France， pp.16—20.事实上，Major有点过于片面强调这一论点。的确，即使过去如此，但在16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君主“不再惧怕三级会议了”（p.16）。不过，这仍是在所有语言中对此问题最杰出的专论。

[5] 参见Lewis和Major的看法：P.S.Lewis，“The Failure of the French Mediaeval Estates”， Past and Present， No.23，November 1962，pp.3—24；J.Russell Major， The Estates-General of 1560， Princeton 1951，pp.75，119—120。

[6] Maior，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in Renaissance France， pp.126—127.

[7] 这一题目在Brian Pearce颇有启发性但尚未发表的论文中得到讨论：“The Huguenots and the Holy League: Class，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Franc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他提出，北方市镇更关心法兰西民族团结。但是，南部和西部的许多重要港口仍然信奉天主教：波尔多、南特和马赛均团结在联盟周围。结果，马赛深受亲西班牙政策之害，它被剥夺了传统的与地中海东部国家的贸易：G.Livet， Les Guerres de Religion（宗教战争）， Paris 1966，pp.105—106。

[8] Livet， Les Guerres de Religion， pp.7—8.

[9] J.H.Elliott， Europe Divided 1559—1598， London 1968，p.96.该书特别包括了对于这一时期国际政治斗争背景下法国历史的叙述。

[10] 关于宗教战争激战正酣之时巴黎天主教联盟领导层社会政治分类问题，参见J.H.Salmon，“The Paris Sixteen，1584—1594: The Social Analysis of a Revolutionary Movement”，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44， No.4，December 1972，pp.540—576。Salmon展现了由法律界中下层人士组成的16人委员会的重要性，强调其对平民大众的操纵，同时，在其独裁之下，也采取了一些临时性的经济救助措施。至于简短的比较分析研究，见H.G.Koenigsberger，“The Organ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Parties in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7，December 1955，pp.335—351。不过，还需对天主教联盟进行许多研究，这是该世纪最复杂也最不可思议的现象；发明城市路障（街垒）的运动需要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解释。

[11] Salmon非常强调这一点：“Venality of Office and Popular Sedition in 17th Century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July 1967，pp.41—43。

[12] Menna Prestwich，“From Henri III to Louis XIV”，in H.Trevor-Roper（ed.）， The Age of Expansion， London 1968，p.199.

[13] 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见A.D.Lublinskaya， French Absolutism: The Crucial Phase 1620—1629， Cambridge 1968，pp.234—243；至于包税人从人头税中拿走的份额，见p.308［在17世纪20年代中期从1900万锂（livres）中残留了1 300万锂］。

[14] “或者改变比喻，如果王权是辉煌的太阳，还有一种权力反射着、聚集着、沐浴着它的光芒，这是一道幕布，遮住耀眼的能源，因为如果人类的眼睛直视着光源，就会失明。这幕布就是高等法院，首先是巴黎高等法院。”Ernst Kossmann， La Fronde（福隆德运动）， Leyden 1954，p.23.

[15] B.F.Pors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à 1648， pp.547—560.

[16] Prestwich，“From Henri III to Louis XIV”，p.203；Mousnier， Peasant Uprisings， London 1971，p.307.

[17] 此观点见Porshnev， Les Soulèvement Populaires en France。

[18] 参见Kossmann， La Fronde， pp.117—138。

[19] Kossmann， La Fronde， pp.20，24，250—252.

[20] Pierre Goubert，“Les Problèmes de la Noblesse au XVIIe Siècle”（17世纪法国贵族问题）， XII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Moscow 1970，p.5.

[21] Pierre Goubert， Louis XIV et Vingt Millions de Francais（路易十四和两千万法国人）， pp.164，166.

[22] Pierre Goubert， Louis XIV et Vingt Millions de Francais， p.72.

[23] J.Stoye， Europe Unfolding 1648—1688， London 1969，p.223；Goubert， Louis XIV et Vingt Millions de Francais， pp.186.

[24] Rolang Mousnier恰如其分地强调了这一问题，指出，1675年的布列塔尼、波尔多起义是该世纪最后两场严重的社会动乱。参见 Peasant Uprisings， London 1971，p.115。

[25] Goubert， Louis XIV et Vingt Millions de Francais， pp.90—92.

[26] 甚至在文化观念中亦有此种感觉：“新近获取的练兵场的对称和秩序为路易十四及其同时代人提供了生活和艺术均必须遵循的模式：马蒂内有节奏的步伐在亚历山大史诗洪大的无休止的韵律中回响——马蒂内这一名字就是一个纲领。”Michael Roberts，“The Military Revolution 1560—1660”， 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 London 1967，p.206.

[27] 两位主教力图使贵族交纳变相的税款，其形式是领地全部应动员从军人员的“代偿金”。乡绅们对此深恶痛绝，路易十四放弃了这一尝试。见Pierre Deyon，“A Propos des Rapports entre la Noblesse Francaise et la Monarchie Absolue pendant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17世纪上半叶法国贵族和绝对君主政体之间的关系）， Revue Historique， CCXXXI，1964，pp.355—356。

[28] Goubert， Louis XIV et Vingt Millions de Francais， pp.158—162.

[29] Albert Goodwin，“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of the French Nobility in the 18th Century”， XI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Rapports，I，p.361.

[30] J.McManners，“France”，in Goodwin（ed.）， The European Nobility in the 18th Century， pp.33—35.

[31] 至于旧制度最后几年中最高法院的态度，参见J.Egret， La Pré-Révolution Francaise，1787—1788（法国革命前夕，1787—1788年）， Paris 1962，pp.149—160。

[32] A. Soboul，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法国革命）， I，Paris 1964，p.45.

[33] J.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18th Century France， London 1960，pp.71—73.

[34] 海军预算总额从未超出英国的一半：Dorn， Competition for Empire， p.116。Dorn列举了证明在这一时期法国舰队经费全面匮乏的富有说服力的数字。 4naLRXMNkvROSdYdwfUMt+jPmFoeDmfMVn9dR3PNTP94dACJaIVwpKO2uHZSlV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