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讲的是西欧绝对主义的共性。但是，不能把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各地出现的特殊领土国家简单归为一类。事实上，它们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对于各个相关国家后来的历史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人们至今尚能感觉到其后果的影响。因此，对这些差异进行研究是考察西方绝对主义整体结构的一种必要补充。作为近代最早的大国，西班牙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研究的起点。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的崛起不仅仅是同时代西欧国家建设一系列经历中的一支插曲，它也是这一系列经历中的一个辅助性的决定因素。因此，在整个绝对主义的进程中，它占据了一个非常醒目的位置。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与其他同时代西方君主政体相比，西班牙绝对主义的势力范围及其带来的冲击是非常“奇特”的，它造成的国际压力对大陆上其他地区的国家模式产生了多重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它掌握的财富和权力与其国家规模相比，是那么不相称：这些财富历史性地 集中 于西班牙一边，不能不影响到整个新生的西方国家体系的全貌和发展方向。西班牙王朝之所以显赫一时，完全要归功于两组资源，它们使新生绝对主义的普通组成成分突发到超乎寻常的庞大规模：一方面，其统治王朝比欧洲其他任何王室都更加能够从牢固的王朝联姻政策中获利。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姻关系使西班牙在欧洲拥有大面积领土和广泛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可以与之匹敌，这是封建主义政治扩张机制的绝伦成果。另一方面，它对新世界的殖民征服又使它获得无比丰富的贵金属，使它的国库比任何竞争对手都更加丰盈。对美洲的掠夺成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资本原始积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行为，尽管这一掠夺是在贵族大领主结构内组织、运营的。因此，西班牙绝对主义既从国内封建扩张的遗产中汲取力量，又从资本在海外的榨取活动中获得厚利。当然，西班牙君主政体的政治机构没有从根本上，也没有坚持不懈地解决任何社会经济利益之类的问题。而其他西方绝对主义大国就没有如此之浓烈的贵族色彩，对于资产阶级的发展也没有如此敌视。最早控制美洲矿区的好运、非常原始却获利极丰的榨取式经济，使西班牙不愿在其欧洲帝国内促进制造业的发展，或广泛扶植商业企业。反之，它猛烈地冲击着大陆上最活跃的商业集团，甚至在持续了150年的贵族内战中威胁其他土地贵族。西班牙的国力窒息了意大利北部城市的活力，摧毁了低地国家占半数之多的兴旺发达的市镇——这是在16世纪之初欧洲经济最为繁荣的两个地区。荷兰终于经过长期的争取资产阶级独立的斗争逃出了它的魔掌，而在同一时期，意大利南部以及葡萄牙的王权却被西班牙吞没了。法国、英国君主政体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连续打击。德意志的诸侯国遭到来自卡斯蒂利亚的西班牙步兵团（tercios）的反复入侵。西班牙舰队闯入大西洋，并在地中海游弋，与此同时，西班牙的陆军横扫西欧大部地区：从安特卫普到巴勒莫，从雷根斯堡（Regensburg）到金塞尔（Kinsale）。但哈布斯堡王朝欲一统天下的威胁终于使各国王朝联合起来，加速反抗并强化了各自的防御力量。西班牙的优势使哈布斯堡王朝为整个西欧绝对主义扮演了设定体制的角色。不过，如后所见，它也将西班牙绝对主义本身死死地限制在它所催生的体制之内。

西班牙绝对主义诞生于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合并之时。这是1469年伊莎贝拉一世与斐迪南二世联姻的结果。绝对主义起步之时便有一个显然十分稳固的经济基础。在西方封建主义总危机造成劳动力短缺之时，卡斯蒂利亚越来越多的地区转而经营获利极丰的羊毛业，使这一地区“成为中世纪的澳大利亚” ^[1] ，并是佛兰德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而长期以来，阿拉贡一直是地中海沿岸的领土大国和商业大国，它还控制了西西里和撒丁尼亚。在一系列所向披靡的国外征服战役中，这个新的二元制国家很快就充分证实了其政治、军事的活力。格拉纳达（Granada）最后一个摩尔人的据点被摧毁了，复地运动（Reconquista）大功告成；那不勒斯被吞并了；那瓦尔（Navarre）被兼并了。最重要的是，发现并征服了美洲。哈布斯堡王朝通过裙带关系很快又为自己的版图加入了米兰、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尼德兰。这突如其来、势如排山倒海的胜利使西班牙在整个 16世纪中一直是欧洲的第一大国；它所享有的国际地位是后来的任何大陆绝对主义国家均不能望其项背的。可是，主宰这个庞大帝国的却是一个有累卵之危的乌合之邦，只是由于君主的联姻才合并起来。在国外的北方新教国家眼中，如此可怕的西班牙绝对主义其国内发展实际上相当有限，处处被掣肘。其内部关系之松散和杂乱，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无疑应当主要从美洲帝国、欧洲帝国和伊比利亚母国之间微妙的三角关系中去寻找。

15世纪下半叶由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统一起来的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联合王国为建立新西班牙君主政体提供了各不相同的基础。卡斯蒂利亚是拥有大地产和强大军事骑士集团的贵族国家，它也有为数不少的市镇，不过，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它竟没有固定的首都。在中世纪后期，卡斯蒂利亚的贵族通过一场场内战从王室手中攫取了大片农业地产。如今，占人口2%—3%的贵族控制了97%的土地，而且其中一半以上属于几家显贵，他们高居于众多的下层贵族（hidalgo）乡绅之上，处于金字塔顶端 ^[2] 。在这些大地产上，谷物生产正逐步让位于牧羊业。羊毛业的发达为如此之多的贵族之家的发达提供了财富基础，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以及外贸的繁荣。西班牙中世纪后期牧羊经济的发达使卡斯蒂利亚的市镇和坎塔布里亚（Cantabria）的船运业获利匪浅。复杂的商业体系将牧羊经济与佛兰德的纺织工业联在一起。自合并伊始，卡斯蒂利亚经济与人口就在联合体中占有优势：人口为500万至700万左右，对北欧的贸易非常活跃。这使它轻而易举地成为半岛上的大国。但是，在政治上，其体制之不稳固令人吃惊。卡斯蒂利亚—莱昂（Castile-Leon）是13世纪欧洲最先形成等级会议制度的中世纪王国之一。到15世纪中叶，贵族对于君主政体的实际优势一度极其广泛。可是，中世纪后期贵族攫取的权力并未植根于法制的土壤之上。事实上，议会（Cortes）只是偶尔召开的、地位不明的集会。这也许与卡斯蒂利亚王国的迁徙特性不无关联，因为王国在南迁时也搅乱了其社会形态，结果，从未对等级会议制度实行过固定的、完整的制度化。议会的召集与组成完全听命于君主独裁，结果便是会期断断续续，从中未能产生出正规的三级体制。一方面议会没有法律创制权，另一方面，贵族和教士却享有财政豁免权。结果形成了这样一种等级会议体系：只有市镇交纳由等级会议批准的税款，实际上，税收重担无一例外地落在人民大众肩上。因此，在卡斯蒂利亚，贵族出席等级会议时并无直接的经济利益，三级会议便成了相对软弱和孤立的机构。贵族的合作精神在首创于十字军东征时代的富足而强悍的军事性骑士团内找到了另外的发泄口——卡拉特拉巴骑士团（Calatrava）、阿尔坎塔拉骑士团（Alcantara）、圣地亚哥骑士团（Santiago）：不过，从性质上讲，骑士团不具有贵族等级的整体性权威。

阿拉贡王国 的经济政治特点则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阿拉贡上腹地保留着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富压迫性的领主体制，地方贵族在穷乡僻壤保有充分的封建权力，那里仍保存着农奴制，被俘的摩里斯科（morisco）农民为天主教领主们辛勤劳作。另一方面，加泰罗尼亚从传统上一直是地中海商业王国的中心，巴塞罗那则是中世纪西班牙最大的城市，其城市显贵是该地区商业阶级的首富。不过，在封建制度大萧条时期，加泰罗尼亚的繁荣受到沉重打击，14世纪的瘟疫以其特有的流行性特性猛烈冲击着这一地区，并在黑死病后一再地在这里肆虐，使其人口在1365年至1497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一 ^[3] 。商业破产因热那亚人在地中海水域咄咄逼人的竞争而加剧，与此同时，较小的商业手工业行会还在市镇中举行反抗显贵的起义。15世纪的乡村农民在起义中抛弃“陋习”、占领荒地。最后，王室与贵族之间的一场内战将所有社会集团都拉入了旋涡，也进一步削弱了加泰罗尼亚的经济。不过，它在意大利的海外基地未受触动。王国的第三个省份巴伦西亚的社会状况则处于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之间。贵族剥削摩里斯科人的劳动；15世纪期间，随着财政优势从巴塞罗那向沿海地区转移，这里的商人集团也扩展起来。但是，巴伦西亚的发展并不能完全补偿加泰罗尼亚的衰落。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由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造成的王国合并中经济的不平衡：阿拉贡三个省份的人口总计不过100万，而卡斯蒂利亚的人口则有500万至700万。另一方面，两个王国之间政治上的反差也十分强烈。因为在阿拉贡王国内，人们可以看到在欧洲大约是最完整、最坚实的等级会议结构。加泰罗尼亚、巴伦西亚和阿拉贡三个地区都有各自的议会，而且每个地区还有特殊的检查机构，即由议会派生出来的常设司法控制机构和经济管理机构。加泰罗尼亚的Diputació——议会的一个常设委员会——是其最有效率的典范。此外，据法律规定，每个议会要定期召开，实行一致通过的体制，这是西欧独一无二的。更加完善的阿拉贡议会分成显贵、乡绅、教士和市民四级 。总体看来，这套复杂的中世纪“自由”为中央集权化的绝对主义的建立展现出一幅非常难以驾驭的前景。事实上，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体制上的不对称将贯穿于随后西班牙君主政体的整个发展过程。

可以理解的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显然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在卡斯蒂利亚建立不可动摇的王权这一工作之上，因为这里的条件更合适。阿拉贡是反对中央集权化国家的最顽固的政治障碍，而且，经济收入的前景也远不那么乐观。卡斯蒂利亚有多达五至六倍的人口，更为丰裕的财富却没有得到任何相应的体制壁垒的保护。因此，两位君主为其行政改组制定了井井有条的纲领：废除了军事性的骑士团并没收其庞大的领地和收入；将贵族城堡夷为平地；边境地区的诸侯遭到驱逐；严禁私人之间进行战争；取消了市镇的自治权，任命官方市长（corregidores）对其进行管理；王室司法权得到巩固和扩大。国家收回了对教会封地的控制，使地方教会机构与教皇辖地相分离。议会逐渐被驯服：1480年后，成功地免去了贵族和教士出席议会的权力。由于召集议会的主要目的是为军事冒险行动（首先是为在格拉纳达和意大利的战争）征税，而第一、第二等级又属于免税等级，他们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这一限令。财政收入的提高令人瞠目：卡斯蒂利亚的岁入从1474年的90万里亚尔（reales）左右提高到1504年的2 600万里亚尔 ^[4] 。王室政务院得到改组，清除了大贵族的影响。新政务院由出身于小乡绅的律师官僚（letrados）组成。由君主直接领导专业化秘书班子工作，处理公务相当快捷。换言之，卡斯蒂利亚的国家机器被理性化、现代化了。不过，新君主政体并未将它与整个贵族阶级相对立。最高的军事外交职务总是留给显贵们，他们保留了大总督、省督的职位，小贵族则出任市长。王室收回了1454年以来被巧取豪夺走的王室领地，但是早期被吞并的、所占比重更大的王室领地仍然留在贵族手中；格拉纳达的新地产又扩大了他们的财产面积。由长子继承权体现的农村财产的固定性得到确认。此外，向乡村所谓“麦斯达”（Mesta），即羊毛业主同业公会授予广泛的特权，保护以南部大地产为主的畜牧业。对谷物生产则采取歧视性措施，甚至最终限定了谷物的零售价。在市镇中，对新生城市工业施以限制性的行会制度，对于皈依者（conversos）的宗教迫害使犹太资本撤离。在卡斯蒂利亚，所有这些政策都得到坚决而有力的贯彻。

另一方面，在阿拉贡，甚至没有尝试一下采用与范围相应的政治纲领。恰恰相反，斐迪南在那里最大的政绩就是社会和平，并恢复了中世纪后期的体制。起义农民终于在1486年经瓜德罗普宣言（Sentence of Guadelupe）批准免除了税务。农村恢复了平静。由于引入抽签制度，进入加泰罗尼亚省议会的道路被拓宽了。另外，斐迪南的统治明确确认了东部王国的特殊身份：1481年的观察法（Observanca）明确完整地承认了加泰罗尼亚的各种自由。作为防范王朝违约的新措施，现存的地方武装被保留下来，以便与任何形式的君主集权抗衡。由于斐迪南很少在故乡居住，便向三省派去大总督代行君权，并建立了一个以卡斯蒂利亚为基地的阿拉贡政务院，以便与他们建立联络关系。事实上，已经对阿拉贡听之任之了。在埃布罗河（the Ebro）以外可以为所欲为的大羊毛业主们也不能获准使其羊群经过这里的农田。一旦斐迪南庄严地按照条约再度确认了阿拉贡所有的非常棘手的特权，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任何水平上的行政合并都无从谈起了。两位天主教陛下不仅远未能建立一个统一的王国，他们甚至未能实行统一的货币体系 ，更不用说在国内建立统一的税收和司法制度了。应把宗教裁判所——当时欧洲的唯一创举——放在这样的环境下加以考察：它是半岛上一元化的“西班牙”机构，这个过分严酷的思想机构弥补了国家实际上的行政分裂。

查理五世即位只是使这个模式更加复杂，却没有从本质上对其加以改变。如果说他起了什么作用，就是更加剧了分化状态。一个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即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带来了一个外国人充斥的宫廷，佛兰德人、勃艮第人和意大利人占了主导地位。新王朝榨取金钱的手段之苛刻，很快就促成了卡斯蒂利亚民众强烈的排外主义浪潮。这位君主动身前往北欧就成为大规模城市起义的信号，因为人们要反抗榨取卡斯蒂利亚财富和官职的那些外国人。1520—1521年的公社（comunero）起义最初争取到了许多城市贵族的支持，起义呼吁恢复传统体制。不过起义的主力是市镇中的平民手工业者，主要领导是卡斯蒂利亚北部、中部的城市资产阶级。这一地区的贸易、制造业中心在一阶段的经济繁荣中获益匪浅 ^[5] 。在乡村，不论是农民群众还是乡村贵族，都几乎没人响应起义。运动从未真正波及那些市镇很少或市镇很不发达的地区——如加利西亚、安达卢西亚、埃斯特玛都拉（Estremadura）或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革命“委员会”（Junta）的“联邦式”或准“民族式”纲领清楚地表明，从根本上看它是一场第三等级的反抗运动 ^[6] ，革命“委员会”是卡斯蒂利亚人在起义中创立的组织。一旦起义潜在的激进主义明朗化之后，大批贵族立即团结起来，支持王室军队。王室军队对起义的镇压是巩固西班牙绝对主义的关键步骤。粉碎公社起义有效地一举消除了契约性体制在卡斯蒂利亚最后的痕迹。但是，议会从此便失去了活力，因为公社曾要求每3年召开一次会议。不过，更有意义的是下述事实：西班牙君主政体对卡斯蒂利亚地区反王权绝对主义的联合反抗所取得的最基本的胜利，是市镇在军事上的失败，而非贵族的失利；起义实际上是王国内唯一一次具有武装对抗性质的反抗。这在西欧新生绝对主义中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其基本模式是镇压贵族而非市民的反抗；即使在两者浑然一体时亦如是。正是最初对卡斯蒂利亚公社的胜利首次将西班牙君主政体的发展进程与其西方伙伴截然分开。

查理五世统治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发展当然是哈布斯堡王朝国际轨迹的极度扩大。在欧洲，尼德兰、弗朗什—孔泰和米兰都并入了西班牙统治者个人的势力范围，而美洲的墨西哥、秘鲁也被它征服了。在皇帝有生之年，整个德意志为争夺这些世袭财产提供了主要舞台。在西班牙，这个突如其来的领土扩张不可避免地强化了新生绝对主义国家原有的分权倾向：王朝不同的属地上出现了各异的政务院和总督。查理五世的首相梅尔库里奥·加蒂纳拉（Mercurio Gattinara，皮埃蒙特人）受到世界主义者伊拉斯谟（Erasmia）理想的启发，力图在哈布斯堡王国广阔无垠的大地上推行更严密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他的方法是为它建立一批统一的部级机构——主要是财政委员会、战争委员会和国务委员会（最后一个委员会在理论上是整个帝国大厦的最高机构）。各委员会均具有跨地区的性质。辅助这些委员会工作的是日益完备的、由文官组成的、受君主支配的常设秘书处。但是，与此同时，又逐渐组成了一批新的地方委员会。加蒂纳拉本人在西印度群岛建立了第一个这样的地方政府机构。到世纪末叶，事实上，至少已经成立了六个地方委员会，包括阿拉贡、卡斯蒂利亚、西印度群岛、意大利、葡萄牙和佛兰德。除卡斯蒂利亚本地之外，没有一个委员会拥有一群现成的能够担此重任的官员。地方的实际行政权授予大总督，大总督常常受到各个委员会文不对题的遥控和指示 ^[7] 。反过来，大总督们的权力也很有限，只有在美洲他们才真正能够指导其下属官僚机构的工作。不过，他们还要受到审判员会议（audiencias）的钳制。会议剥夺了大总督在其他地方可以享有的司法权。在欧洲，他们必须与本地贵族（如西西里、巴伦西亚或那不勒斯的贵族）达成妥协。这些地方贵族通常有权要求拥有对公职的实际垄断。结果是大到整个国际性帝国，小到伊比利亚半岛，均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从司法上讲，美洲属地属于卡斯蒂利亚王国，意大利南部属于阿拉贡。两者分别代表的大西洋经济和地中海经济从未被纳入过同一商业体系。如果说发生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西班牙联合体中两个前王国之间的分离状况被现在属于他们的不同海外领地强化了。从司法的角度上看，卡斯蒂利亚的法律地位简直与西西里或尼德兰相似。的确，到17世纪，马德里在那不勒斯或米兰的权力实际上比在巴塞罗那或萨拉戈萨（Zaragoza）要大许多。因此，哈布斯堡帝国的触角远远伸出了实行一体化能力所及范围，而这只有助于阻碍西班牙国内行政集权化进程。 ^[8]

与此同时，查理五世的统治也引发了一系列致命的欧洲战争。这是西班牙称霸大陆所付出的代价。查理五世在南方舞台上不可胜数的战役中取得了全面胜利：正是在这一时期，意大利完全拜倒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权杖之下，而法国则被赶出亚平宁半岛，教皇国受到威胁，土耳其人入侵的威胁也被阻挡住了。从此，欧洲最先进的城市社会成了西班牙绝对主义的延伸了的练兵场。在其战争的北方舞台上，却恰恰相反。皇帝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却被逼入僵局。尽管皇帝不断交替使用镇压和和解的两手，德意志的宗教改革仍然不屈不挠；尽管法国屡战屡败，华洛瓦家族对帝国的世仇丝毫未曾减弱。此外，到查理五世统治末期，北方征战接连不断，其财政重负几乎耗尽了尼德兰传统的忠诚。最终打败腓力二世的灾难正在低地国家酝酿着。在查理五世统治下，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的规模和军费有规律地飞速上涨。在1529年以前，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驻军不超过3万人；在1536—1537年间，动员了6万士兵参加对法作战；到1552年，欧洲处于皇帝麾下的军人大约有15万 ^[9] 。财政贷款和金融压力也相应增加：到查理五世在1556年退位时，他的收入已经增加了3倍 ^[10] ；而王室债务如此浩大，以至于一年之后，他的继位人只好宣布国家财政破产。到世纪中叶，由腓力二世继承的在旧世界的西班牙帝国不仅行政上一直四分五裂，在经济上也难以为继。正是新世界重新填满了它的金库，延续了它的四分五裂。

因为自16世纪60年代以来，美洲帝国对西班牙绝对主义的多重效应日益对其前途产生决定性影响，尽管不应将不同层次的影响混为一谈。波托锡矿藏（Potosi mines）的发现极大地增加了从殖民地涌入塞维利亚（Seville）的银锭流量。从此，美洲提供的大量白银成为西班牙国家的决定性工具（从两重意义上均如此），因为它为西班牙绝对主义提供了充足的、长期的超额收入，完全超出了欧洲国家对收入的一般要求。这便意味着西班牙绝对主义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免除缓慢的金融、行政统一过程（这一过程本是其他地区实行绝对主义的先决条件）：秘鲁无限度地俯首帖耳补偿了阿拉贡的桀骜不驯。换言之，在整个政体中，在自给自足的祖传产业取代了正统行省的整个政体中，殖民地可以作为外省的机构性替代物。在这一方面，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欧洲战役中，不仅仅阿拉贡，甚至连意大利也从未向西班牙提供过适当份额的供奉。实际上，卡斯蒂利亚必须单独承受无休止的国外战争税收的重负：当然，在它的身后有西印度群岛的矿藏。而美洲向西班牙帝国财政预算提供的总份额大大小于当时公众心目中的数字。在运宝船队的巅峰时期，殖民地的贵金属也只占收入的20%—25% ^[11] 。腓力二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在卡斯蒂利亚国内筹措的传统的销售税（alcabala），对于穷人所征发的徭役（servicios），经教会批准向教士和平民征收的十字税（cruzada），以及向有产阶级出售的公债（juros）。不过美洲贵金属在支撑哈布斯堡国家的主要税收基础中占了相当的比重：正是私下运入卡斯蒂利亚的贵金属间接资助了相继几个王朝高居不下的财政支出，其平均进口量超过了公开进口量两倍多 ^[12] 。用作集资手段的公债取得了显著成功，这也是欧洲绝对主义君主政体第一次广泛运用这一手段。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无疑是榨取这种新货币财源的能力。此外，仅凭殖民地增加王室收入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对西班牙外交政策的执行及其国家性质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它是以流动货币形式到达宗主国的，而这些货币可以直接用于资助军队或外交官在全欧洲纵横捭阖。它为哈布斯堡王朝提供了特殊的信誉，可以使之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筹集别国君主均不敢奢望的资金数额 ^[13] 。由于美洲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大批的流动资金，腓力二世从英吉利海峡到爱琴海、从突尼斯到安特卫普的大规模陆海军行动均得以实施。

不过，美洲贵金属对西班牙 经济 产生的冲击也同样十分重要，尽管这与对卡斯蒂利亚 国家 的影响有所不同。在16世纪前半期，为数平平的船运货物（不过其中黄金比例相当高）刺激了卡斯蒂利亚的出口，并使之很快就适应了随殖民地财富的到来而出现的通货膨胀。由于60%—70%的这类贵金属并不直接进入王室国库，而是和其他由美洲当地中间商提供的商品一样由人购买，因此，与殖民地的贸易，尤其是纺织品、油料、酒类贸易，繁荣起来。最初，对于这个受控制市场的专营权使卡斯蒂利亚的生产者获取了高额利润，因为他们可以按照通货膨胀的价格卖掉产品，虽然国内消费者很快就开始强烈地抱怨国内生活费用不断上涨 ^[14]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对于整个卡斯蒂利亚经济来说是致命的转折。第一，殖民地日益增强的要求导致越来越多的土地不再生产谷物，转而生产葡萄酒和橄榄油，这便更加强了受到朝廷鼓励的压缩谷物生产、牺牲羊毛业这一灾难性倾向：因为西班牙的羊毛工业与英国的不同，不是就地生产型，而是异地生产型，因而对于耕作型农业极富摧毁性。这一系列压力的混合效应就是西班牙在16世纪70年代第一次成为谷物进口大国。至此，卡斯蒂利亚农村社会的结构与西欧其他地方的农村社会已经大相径庭。在乡村，依附性佃农和小农所有者只占少数，在16世纪，新卡斯蒂利亚半数以上的农村人口——大约占60%—70%——是农业工人或称短工（jornaleros） ^[15] ，在安达卢西亚的比例也许更高。乡间失业现象很普遍，而庄园地产上的封建地租相当沉重。最引人注目的是，1571年和1586年西班牙人口普查情况显示出了这样一个社会：仅有三分之一的男性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不少于五分之二的人口处于任何直接生产活动之外——绝对主义西班牙早熟的、膨胀的“第三产业”预示着长期停滞的来临 ^[16] 。殖民地的联系带来的最终损失不仅仅限于当时国内经济的主导部门——农业，因为新世界贵金属的大量涌入所产生的寄生性正在日益严重地消耗着国内制造业并使其停滞不前。逐渐加剧的通货膨胀使纺织工业生产成本上涨（纺织工业是在非常严格的技术范围内运作的），以至于到最后，卡斯蒂利亚生产的布匹终因价格高昂而在殖民地和宗主国市场上失去了销路。荷兰、英国的非法经营者开始满足美洲的要求，而更便宜的外国商品则涌入卡斯蒂利亚。因此，到世纪末，卡斯蒂利亚的纺织业成了玻利维亚银矿的牺牲品。日益高涨的呼声是：西班牙成了外国人的西印度群岛，意即西班牙成了欧洲人的亚美利加，成了倾销外国商品的殖民地。因此，许多同时代人痛心疾首地说：城乡经济最终都是被突然迸发出来的美洲财富冲垮的 ^[17] 。卡斯蒂利亚的生产潜力正在受到同一帝国的破坏，这个帝国正在将财富倾泻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海外冒险行动的国家的军事机器中。

不过，两个效应不无联系，因为如果说美洲帝国是西班牙经济倾覆的祸根，那么， 欧洲 帝国则是哈布斯堡国家毁灭的原因。一方给另一方在财政上提供了进行长期战争的可能。没有运抵塞维利亚的贵金属，腓力二世的庞大战争努力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也正是战争拖垮了西班牙绝对主义的原始结构。“谨慎国王”（Prudent King）的长期统治几乎覆盖了16世纪整个后半期，其本身并非完全在国外败绩累累，尽管它在国际舞台上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遭受了惩罚性的挫折。实际上，它的基本模式与查理五世时期并无二致：在南方胜利，在北方失利。在地中海，于1571年将土耳其海上扩张决然地阻断在勒班陀（Lepanto）。这一胜利成功地将奥斯曼帝国舰队限制在其领海水域。在经过王朝的外交努力和间或的入侵之后，葡萄牙顺利地进入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范围，这一吞并将葡萄牙在亚洲、非洲、美洲的众多属地与西班牙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合为一体。由于征服了太平洋上的菲律宾，西班牙的海外帝国扩大了——这是该世纪文化上、军事后勤上最大胆的殖民行动。历经磨砺的西班牙帝国的军事结构稳步地在技术、效率方面又上了一个台阶。它的组织系统、供给系统在欧洲首屈一指。卡斯蒂利亚小贵族自愿在西班牙军团中服役的传统强化了其步兵团队 ^[18] ，而意大利省和瓦隆省则是实现哈布斯堡王朝国际政策的可靠兵源，虽然它们不是可靠的税源。最有意义的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中多民族团队在外国的战绩比在本土好得多，其多样性使王朝对外国雇佣军的依赖减少了许多。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在远离帝国本土的地区成功地至少维持了几十年，这在近代欧洲尚属首例。从阿尔瓦到任后，在对荷兰人长达80年的战争岁月中佛兰德的军队平均人数总在6.5万左右——空前的伟业 ^[19] 。另一方面，这些常驻低地国家的军队也开始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在坚决执行特兰托会议（Tridentine）宗旨的腓力二世集权主义的压力之下，已经为查理五世的财税榨取和宗教迫害引起的不满所动摇的尼德兰终于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起义对西班牙切身利益构成直接威胁，因为自中世纪以来就密切相联的两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型的：西班牙向低地国家出口羊毛和贵金属，进口纺织品、金属器皿、谷物以及海军军需品，此外，佛兰德是对法国的战略包围圈上必不可少的一环，因而也是保证哈布斯堡王朝国际优势地位的关键因素。不过，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西班牙的军事力量仍然不能摧毁联合行省的反抗。此外，腓力二世对于法国宗教战争的武装干涉和对英国的海上进攻——两者都是佛兰德主战场致命的延伸——均遭惨败：无敌舰队的灰飞烟灭和法国亨利四世的继承大统标志着北进政策的双重失利。不过，从表面上看，直到腓力二世统治末年，他的国际资产平衡表仍十分壮观——不过对其后人则危机重重。他为他们留下了并不衰退的大陆强国的感觉。尼德兰南部已经被再度夺回并得以巩固。在1588年后迅速重建了葡萄牙—西班牙混合舰队并成功地阻挡了英国人对大西洋贵金属商路的进攻。法国王朝则抛出最后一张王牌：屏弃新教。

另一方面，在国内，在17世纪，腓力二世的遗产则显得阴影重重。如今，卡斯蒂利亚第一次有了固定首都——马德里，它为集权化的政府提供了便利条件。随着王家秘书处的地位日益提高，考虑重大国策的、受到显贵控制的国务委员会则开始退居二线。勤勤恳恳的法律—行政官员为勤勉工作的君主提供了与他最志趣相投的官僚统治工具。但是，王朝各领地的行政统一却未能坚持推行下去。在尼德兰强制推行的绝对主义改革引发了大崩溃。在意大利取得的成功也是微不足道的。在伊比利亚本土却恰恰相反，甚至未向这方面作出真正的努力。葡萄牙的立法、司法自治得到相当的尊重，从未有来自卡斯蒂利亚的干扰打乱这块西方属地的传统秩序。在东部各省，阿拉贡的地方主义以武装暴动庇护了在逃的国王秘书安东尼奥·佩雷斯（Antonio Perez），并由此彻底开罪于国王。1591年的武装入侵平息了这场喧闹的暴动，不过腓力二世放弃了永久占领阿拉贡或大规模改变其体制的任何努力 。经过深思熟虑，他放弃了以集权化解决问题的机会。同时，到世纪末，王朝和国家的经济形势受到可怕的破坏。1590—1600年，白银的运输量达到空前水平，但是军事开支如此浩大，因此在卡斯蒂利亚对食品征收了新的消费税——Millones，为穷苦的城乡劳动人民又加上了一副重担。到腓力二世统治的末期，其总岁入增加了四倍 ^[20] ：尽管如此，1596年他被迫正式宣布破产。3年后，当时最可怕的瘟疫降临西班牙大地，使半岛人口减少了十分之一。

腓力三世一即位便与英国媾和（1604年），进一步的破产接踵而至（1607年），然后，他极不情愿地与荷兰签署了和约（1609年）。新王朝之下，来自巴伦西亚的贵族莱尔玛把持朝政。这个既轻浮又贪婪的宠臣挟天子以令诸侯。随和平而至的是穷奢极欲的宫廷排场和无度的加官进爵；旧有的秘书处已经失去了政治影响力，卡斯蒂利亚规则再次聚集在已经软化了的国家核心周围。莱尔玛作出了绝无仅有的两个著名决策：一是系统地利用货币贬值来挽救王室财政，一时间，贬值的铜币vellón在全国泛滥，二是大规模地从西班牙驱逐摩里斯科人，然而，此举仅仅削弱了阿拉贡和巴伦西亚的农村经济：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物价飞涨和劳动力缺乏。不过，从长远看，更为严重的是西班牙和美洲之间的整个商业关系正在发生悄然的变化。大约在1600年以后，过去一直从西班牙进口初级产品——如谷物、油、酒——的美洲殖民地开始自给自足。当地还开始生产粗布，造船业迅速发展，殖民地间的相互贸易蓬勃开展起来。与这些变化同时发生的是殖民地克里奥尔贵族（creole aristocracy）的崛起，他们的财富来自农业而非采矿业 ^[21] 。17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采矿业陷入日益严重的危机。部分原因是毁灭性瘟疫的流行、黑帮的肆虐和超强制剥削造成西印度群岛劳动力锐减，部分原因是矿脉耗竭，白银产量开始萎缩。尽管最初从前一世纪巅峰的下滑相当缓慢，但是，新旧世界之间的贸易构成和方向却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从而损害了卡斯蒂利亚的利益。殖民地的进口商品构成转向更精细的手工制品，这是西班牙不能提供、只能通过走私的英国或荷兰商人买到的；地方资本宁可在本地进行再投资而不愿转到塞维利亚；在大西洋货运船队中，美洲本地的船队比重正在增加。直接后果便是西班牙与其美洲属地的贸易额灾难性地下降：1606—1610年到1646—1650年，总吨位共下降了60%。

在莱尔玛弄权时期，这一进程的最终恶果尚未显现。不过，西班牙在海上相对衰落、新教国家英国与荷兰乘机崛起这一事实已是有目共睹的了。16世纪再度控制荷兰和入侵英国的企图均遭失败。然而，从那时起，西班牙的两个海上敌人却日夜兴旺发达、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宗教改革继续在中欧推行。在莱尔玛统治下，敌对状态中止了十几年，但这仅仅使新一代帝国主义将军、外交家——如苏尼加（Zuñiga）、贡多玛尔（Gondomar）、贝德玛尔（Bedmar）、菲昂特（Fuentes）等深信，如果说战争费用浩大、难以承受，西班牙更无力维持和平。腓力四世即位后，专横的奥利瓦雷斯公爵（Conde-Duque de Olivares）在马德里位极人臣，与此同时，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分支统治的波希米亚地区出现动乱。粉碎德意志的新教、与荷兰算总账的机会终于到了——出于为在意大利和佛兰德之间调动部队而控制莱茵兰走廊的战略需要，这两者成为有内在联系的目标。因此，17世纪20年代欧洲烽烟再起，发动进攻的是维也纳，而始作俑者则是马德里。令人惊奇的是，30年战争的进程一反上一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军队两次参战的故态。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均在南欧取得最初的胜利，在北欧最终遭到失败，而腓力四世的部队则在北方首战告捷，却在南部遭到灭顶之灾。西班牙为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全面战争所动员的兵力令人生畏：1625年，腓力四世声称有30万大军集结于其麾下 ^[22] 。在白山战役（the Battle of the White Mountain）中，在西班牙津贴的刺激以及老兵的增援之下，波希米亚的等级会议被碾为齑粉，在捷克领土上，新教事业受到致命打击。斯皮诺拉（Spinola）在占领布雷达（Breda）后迫使荷兰人后退。瑞典人在击败奥地利军或所谓联盟军队后，在德意志的反攻却被红衣主教—亲王麾下的西班牙军团打退于诺德林根（Nordlingen）。不过，也正是这些胜利迫使法国人终于参战，使军事力量的天平倒向不利于西班牙的一方。巴黎对1634年诺德林根失利的反应便是黎塞留在1635年宣战。结果很快便一目了然。1637年荷兰人收复布雷达。一年之后，进入佛兰德的咽喉要道布莱沙希（Breisach）失守。下一年中，庞大的西班牙舰队在唐斯（Downs）覆没——比起无敌舰队的沉没来，这次对于哈布斯堡王朝海军力量的打击更为惨重。最后，1643年，法军在罗克鲁瓦（Rocroi）结束了西班牙军团的霸权。事实证明，波旁王朝法国的干涉与上一世纪华洛瓦王朝的竞争不可同日而语，正是法国绝对主义的新特性、新分量为西班牙帝国在欧洲的强权画上了句号。因为在16世纪，查理五世与腓力二世两人均得以从法兰西国内的衰落之中渔利，他们正是利用了法国本土遭到入侵时外省的冷漠态度。如今，形势发生了逆转：日臻成熟的法国绝对主义能够利用亚平宁半岛贵族的动乱与地方分立主义入侵西班牙本土。在16世纪20年代，西班牙军队开进普罗旺斯（Provence），在16世纪90年代进入朗格多克（Languedoc）、布列塔尼（Brittany）和法兰西岛（Ile de France）。这些行动即使没有得到地方分立主义者的增援，至少也受到他们的欢迎。而在17世纪40年代，法国的士兵和战船与加泰罗尼亚、葡萄牙以及那不勒斯反哈布斯堡王朝的叛乱者并肩作战：西班牙绝对主义在其本土陷入绝境。

北方绵亘不绝的国际冲突的紧张状态终于在伊比利亚半岛显形。1627年，哈布斯堡王朝再度被迫宣布国家破产。1628年银币（vellón）贬值50%；1629—1631年，穿越大西洋的贸易锐减；1640年，运送白银的船队销声匿迹 ^[23] 。浩大的军事开支再次导致征收新消费税、教士交纳新贡金、没收公债的红利、截夺私人运送贵金属的船队、扩大向贵族出卖勋位，尤其是出卖领主裁判权。但是，所有这些手段尚不足以应付战争进程的需要，因为，一切开支实际上仍然是由卡斯蒂利亚一个地区支付。葡萄牙甚至从未向马德里交纳过年贡，因为地区性补助金完全用于葡殖民地的防务。佛兰德每年入不敷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上一世纪只能对中央国库提供一笔小小的，但仍令人肃然起敬的剩余资金。但是，如今尽管增加了税收、扩大了卖官鬻爵和兼并土地的范围，收复米兰和维持在托斯卡纳的驻防军（presidios）仍然耗尽了这笔收入：意大利能够继续为战争提供的只有廉价的人力，再也没有资金了 ^[24] 。那瓦尔、阿拉贡和巴伦西亚充其量同意在危机时刻向王朝提供小额拨款。王国东部最富庶、也是全国最节俭的省份加泰罗尼亚则一毛不拔，不允许为战争耗费税金、不允许在其境外动用军队。自三十年战争伊始，哈布斯堡王朝未能在王国之内取得统一的历史性后果已经昭然若揭。奥利瓦雷斯意识到国家体系缺乏集权化的严重威胁，也看到卡斯蒂利亚孤立于其间的危险地位，他在1624年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向腓力四世进谏，提出对整个体制进行意义深远的改革——有效地在王国各属地间同时进行财政负担与政治责任平等化，给予阿拉贡、加泰罗尼亚或意大利贵族跻身王室最高职位的固定机会，作为交换，必须均摊赋税，以卡斯蒂利亚法律为蓝本统一法律制度 ^[25] 。这幅统一的绝对主义的蓝图如此大胆，以至于根本不敢公诸于世，因为朝廷担心来自卡斯蒂利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反抗。不过，奥利瓦雷斯还起草了第二个、也是更有限的“统一军队”（Union of Arms）的纲领，为西班牙的共同防务，建立一支14万人组成的后备役军队，要向所有领地征兵，并由各领地提供给养。这一计划于1626年正式公布，但受到传统的地方主义的四面夹击，终于以失败告终。首先，加泰罗尼亚就拒绝实施任何条款，实际上，该纲领一直是一纸空文。

随着战事拖延不决，西班牙的地位每况愈下，对于马德里来讲，榨取加泰罗尼亚的援助已经刻不容缓。因此，奥利瓦雷斯决心将加泰罗尼亚强行拖入战争。他在1639年跨过东南边界进攻法国，事实上把这个采取不合作态度的省份置于对法作战的前沿阵地。这个卤莽的赌注带来了事与愿违的灾难性恶果 ^[26] 。乖僻、狭隘的加泰罗尼亚贵族既对获利甚丰的官爵垂涎三尺，又不时涉足绿林之中。如今，来自卡斯蒂利亚的军官和抗击法军时的伤亡都激怒了他们。下层教士煽动着地方主义的狂热纷至沓来，为过路军队的占用房子、征发粮草所骚扰的农民揭竿而起。反抗军队的起义在蔓延。农业劳动者和失业者涌入城市，在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引发了猛烈的暴乱 ^[27] 。1640年，加泰罗尼亚革命将社会各阶层（少数大贵族除外）的怨愤融合成一场不可遏止的大爆炸。哈布斯堡王朝在该省的权力瓦解了。为避开民众中的激进主义，为阻止加泰罗尼亚再度被征服，贵族和城市上层阶级邀来了法国占领军。在十几年内，加泰罗尼亚成了法国的保护地。同时，在半岛的另一端，葡萄牙展开了自己的起义斗争。因巴西落入荷兰人之手而愤懑不平、又得到民众反卡斯蒂利亚情绪保证的地方贵族乘奥利瓦雷斯大错铸成之机，轻而易举地再度宣布独立。奥利瓦雷斯没有将王室重兵部署在对手兵力相对薄弱的西部，而是陈兵于敌人阵地固若金汤的东部。在这一地区，法国—加泰罗尼亚联军正节节胜利 ^[28] 。1643年，奥利瓦雷斯倒台，4年以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也摆脱了西班牙统治的桎梏。欧洲冲突耗干了哈布斯堡帝国在南部地区的国库和经济，打乱了它的复合政体。在17世纪40年代的大灾变中，随着西班牙走向三十年战争的惨败，破产、瘟疫、人口锐减、外人入侵接踵而至，王朝各属地东拼西凑而成的体系势必土崩瓦解。葡萄牙、加泰罗尼亚和那不勒斯的分立主义起义证实了西班牙绝对主义的虚弱。它因占有海外财富而扩展得过快、过早，根本没有来得及为自己打下坚实的基础。

法国福隆德运动的爆发终于使加泰罗尼亚和意大利又回到了西班牙手中。当那不勒斯的城乡贫民正在一场爆炸性的社会起义中揭竿而起、当地贵族又恢复了对原来主子的忠诚之后，为国内动乱所困扰的玛扎然放弃了这一地区。法国的干涉只持续了这样短短一段时间。不过，即便在收复最后一个地中海沿岸行省之后，战争又延宕了15年——这次是对荷兰、法国、英国和葡萄牙作战。17世纪50年代，在佛兰德又蒙受了更加惨重的损失。重新征服葡萄牙的行动迟缓的努力是其中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至此，卡斯蒂利亚的小贵族阶级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兴趣：西班牙人中普遍流行着对军事行动的希望的幻灭。最后一场边界战争几乎全是由意大利的应征士兵在前线作战，第二梯队则是爱尔兰或德意志的雇佣军 ^[29] 。这些战役的唯一结果就是将埃斯特玛都拉的大部地区夷为焦土，将政府财政减弱到穷于应付的赤字的谷底。到1668年，接受和约，承认了葡萄牙的独立。6年以后，弗朗什—孔泰被割让给了法国。查理二世的统治瘫痪时期，大贵族阶级再度执掌中央政权。在1677年的贵族起义之后，他们保住了对国家的直接控制。其时，摄政王候选人奥地利的唐璜·何塞（Don Juan Jose of Austria）成功地率一支阿拉贡军队开进马德里。王朝还经历了本世纪最不景气的时期，工业倒闭、货币体系垮台、贸易倒退到以货易货阶段、食品匮乏、面包骚乱比比皆是。在1600年至1700年间，西班牙总人口从850万降至700万，这是西方最严重的人口下降。到世纪末，哈布斯堡国家行将就木：各国大臣都在觊觎着鬼魂统治者（El Hechizado）查理二世的遗产，他的去世被视为欧洲各国瓜分西班牙的信号。

事实上，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结局复活了马德里的绝对主义，因为战争摧毁了那些不可驾驭的外围阵地。失掉了尼德兰和意大利。团结在奥地利候选人身边的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都在这场国际战争的内战中被击败并被收服。建立了新的法国人的王朝。波旁王朝取得了哈布斯堡王朝未能取得的果实。大贵族遭到贬斥并被逐出中央政权，因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王位继承战争中曾投入英国人和奥地利人的阵营。由于引进更先进的法国绝对主义的经验与技术，18世纪时由外来的文职官员建立了统一的集权化的国家 ^[30] 。阿拉贡、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的等级会议制被取缔了，其地方主义遭到镇压。引进了法国的王室总监（intendant，又译“巡按使”）制，为各行省建立统一政府。在半征兵制和严格的贵族指挥制的基础之上，军队得到改组和高度专业化。强化、改进了殖民地管理：由于摆脱了其欧洲属地，波旁王朝显示出西班牙完全有能力统治其美洲帝国并从中获利。事实上，正是在这一世纪内，与哈布斯堡王朝占据了半个地球的西班牙君主政体（monarquia española）完全相反，一个具有内聚力的西班牙（España）终于逐渐形成了。 ^[31]

不过，使西班牙国家理性化的查理王朝官僚机构的工作并未使社会恢复元气。特别是当生机勃勃的卡斯蒂利亚经济在腓力四世治下进入停滞状态之后，想与法国、英国齐头并进，为时已晚。虽然西班牙人口的确恢复了增长（人口从700万上升到1 100万），谷物生产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只有6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城市制造业实际上已被从大都会社会结构中删除。在17世纪美洲银矿败落之后，18世纪墨西哥的银矿梅开二度。但是，由于国内没有足够规模的工业，从中获利最大的恐怕不是西班牙，而是法国的扩张行动 ^[32] 。与过去一样，地方资本转而投入公债红利或土地之上。从数字上看，国家行政机关并不很庞大，但它一直拥有许多追求高官厚禄的穷困潦倒的乡绅。南方由群体劳动力耕作的大地产为滞留在外省省会、死气沉沉的大贵族提供了财富 ^[33] 。自世纪中叶以来，出现了大贵族谋取大臣官职的回潮。“文职”与“军职”两派在马德里明争暗斗：阿拉贡贵族阿兰达掌权时期也正是大贵族在首都产生直接影响的全盛期 ^[34] 。不过，新秩序带来的政治动力逐渐消耗殆尽。到世纪末，在最后一位宠臣戈多伊懈怠、腐败的统治之下，波旁宫廷使人想起其前辈的颓废与败落。18世纪复兴的极限在波旁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行政机构中最为明显，复兴的尾声是1808年王朝可耻的倾覆。这是因为，甚至在查理改革之后，绝对主义国家的权力也仅仅停留在由市政府管理国内广大地区这类水平之上。直到拿破仑入侵为止，西班牙半数以上的市镇不是处于王权统治下，而是处于领主或教士裁判权之下。对于控制裁判权的贵族来讲，领主（señorios）的统治——始于12世纪、13世纪的中世纪遗迹——与其说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不如说有直接的经济利益：但是，它不仅保证他们有收益，也的确保住了地方的司法行政权 ^[35] 。这些“领主权与财产权的混合体”是绝对主义时代领土主有权原则依然存在的明证。西班牙旧制度直至灭亡之时仍保留着其封建根基。

注释

[1] 此言出自Vicens之口，参见Vicens Vives， Manual de Historia Económica de España（西班牙经济史教程）， pp.11—12，231。

[2] J.H.Elliot，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London 1970，pp.111—113.

[3] Elliot， Imperal Spain， p.37.

[4] 至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卡斯蒂利亚的建树，见Elliot， Imperial Spain， pp.86—99。

[5] 参见J.A.Maravall， Las Comunidades de Castilla.Una Primera Revolución Moderna（卡斯蒂利亚公社，近代的第一场革命）， Madrid 1963，pp.216—222。

[6] J.A.Maravall， Las Comunidades de Castilla， pp.44—45，50—57，156—157.

[7] J.Lynch， 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 II，Oxford 1969，pp.19—20.

[8] 马克思意识到西班牙哈布斯堡绝对主义的矛盾所在。在他宣称“西班牙的自由消失在武装冲突之下、黄金的暴雨之中、对异教徒所处火刑的可怕景象之内”后，他问道：“如何解释受哈布斯堡王朝近三个世纪的统治之后，又由波旁王朝统治——两个王朝均足以粉碎一个民族——的西班牙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城市自由的原因？又如何解释在所有封建国家中绝对主义王朝首先以其最纯粹的形式崛起的过程中，中央集权从未生根的原因？”K.Marx and F.Engels， Revolutionary Spain， London 1939，pp.24—25。但是马克思未能对这一问题作出合适的回答。

[9] G.Parker， 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 1567—1659， Cambridge 1972，p.6.

[10] Lynch， 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 I，Oxford 1965，p.128:在此期间物价当然也大幅度上涨。

[11] J.H.Elliott，“The Decline of Spain”， Past and Present， No.20，November 1961，该文现被收入T.Aston（ed.），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p.189； Imperial Spain， pp.285—286。

[12] 在下述著作中，这一问题被阐述得相当清楚：Lynch， 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 I，p.129。

[13] Pierre Vilar， Oro y Moneda en la Historia（历史上的黄金与货币）1450—1920， Barcelona 1969，pp.78，165—168.

[14] Pierre Vilar， Oro y Moneda， pp.180—181.

[15] Noel Salomon， La Campagne de Nouvelle Castille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16世纪末叶新卡斯蒂利亚的农村）， Paris 1964，pp.257—258.至于什一税、租赋，参见pp.227，243—244，250。

[16] 是一位葡萄牙历史学家强调了这些特殊的职业模式的内涵，他相信在葡萄牙也是同样的：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A Estrutura na Antiga Sociedade Portuguesa（葡萄牙古代社会结构）， Lisbon 1971，pp.85—89。如Godinho所言，由于在任何前工业社会中农业均是经济生产的主要分支，在这一领域内劳动力的分流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长期停滞。

[17] 至于到17世纪初同时代人的反响，参见Vilar的出色的论文：“Le Temps du Quichotte”（堂吉诃德时代）， Europe， XXXIV，1956，pp.3—16。

[18] 参见阿尔瓦富有特色的评论：“在我国，没有比将大批绅士和富裕者引入步兵更重要的了，这样，在劳动者和仆役手中就一无所有了。”Parker， 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 p.41.

[19] Parker， 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 pp.27—31.

[20] Lynch， 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 II，pp.12—13.

[21] Lynch， Spain under the Habsburg， II，p.11.

[22] Parker， 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 p.6.

[23] Elliott， Imperial Spain， p.343.

[24] 关于意大利属地的财政记载，参见A.Dominguez Ortiz，Politica y Hacienda de Felipe IV （腓力四世的政治与财富），Madrid 1960，pp.161—164。总的来说，很少有人研究意大利地区在西班牙欧洲帝国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显然在填补这一空白之前，无法对整个帝国体系进行令人满意的描述。

[25] 对于这一计划最好的研究，参见Elliott， The Revolt of the Catalans， Cambridge 1963，pp.199—204。Dominguez则提出，奥利瓦雷斯没有什么国内政策可言，他全神贯注于外交事务： La Sociedad Española en el Siglo XVI（16世纪的西班牙社会）， Madrid 1963，p.15。这一观点与其早期改革和1624年备忘录建议的广度不相符。

[26] 奥利瓦雷斯知道所冒风险之大：“我的头脑容不下其他设想……我深知，这一举措要么倾家荡产，要么拯救沉船于灭顶之灾。如果我们的力量不足，宗教、王国、民族，一切都会丧失，我们只有去死。当我想到法国人的状况，与其落入他人，尤其是异教徒统治之下，不如去死，这也更公平。要么亡国，要么由卡斯蒂利亚执世界之牛耳，正如它现在在陛下王国之内的地位一样。”转引自：Elliott， The Revolt of the Catalans， p.310。

[27] Elliott， The Revolt of the Catalans， pp.460—468，473—476，486—487.

[28] A.Dominguez Ortiz， The Golden Century of Spain 1556—1659， London 1971，p.103.

[29] Lynch， 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 II，pp.122—123；Dominguez Ortiz， The Golden Century of Spain， pp.39—40.

[30] Henry Kamen， The War of Succession in Spain 1700—1715， London 1969，pp.84— 117.新行政机构的主要建筑师是来自布鲁塞尔的佛兰芒人贝尔热伊克（Bergeyck），pp.37—40。

[31] 正是在这个时期确定了国旗和国歌。Dominguez有一段著名论述：“西班牙比帝国小，比卡斯蒂利亚大。它是我们18世纪的杰作。它由一片星云逐渐取得坚实的形态。……到独立战争时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立体和象征的理想形象基本上完成了。”Antonio Dominguez Ortiz， La Sociedad Española en el Siglo XVIII（18世纪的西班牙社会）， Madrid 1955，pp.41，43，这是关于这一时期的最出色的著作。

[32] Vilar， Oro y Moneda， pp.348—361，315—317.

[33] Raymond Carr，“Spain”，in Goodwin（ed.）， The European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43—59.在此文中，有为这一阶级勾勒的令人难忘的画像。

[34] Dominguez Ortiz， La Sociedad Española en el Siglo XVIII， pp.93，178.

[35] 在有关章节中，Dominguez对señorios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并用上面引用的段落形容它们：“El Ocaso del Régimen Señorial”（“Senorios制度的衰落”）， La Sociedad Española en el Siglo XVIII， pp.300—342。 VDEQuaNGtkkvgvMAOKhjZ9hPe62wbgMAroOaLqdfAwluzGQM0bQSdF56+4fljw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