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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特的亚地区仍待讨论，它的历史发展使它与东欧其余地区分离。巴尔干地区可以说代表了一个在类型上与斯堪的纳维亚类似的地带，它以其对角线的联系斜跨这个大陆划出了一条大的分界。确实，在西北欧和东南欧各自的命运之间是有着一种奇妙的相反对称。我们已看到，斯堪的纳维亚是西欧从未被合并到罗马帝国中的一个主要地区，因而从未参与到古代晚期瓦解中的奴隶生产方式和侵入拉丁西方（Latin West）的日耳曼人部落被中断的原始公社生产方式的最初“综合体”中去。然而，由于上文研讨过的原因，最北方最终仍进入了西方封建主义的范围，并保留了它起初与共同的“西方”（occidental）发源地有距离的持久形态。在东欧的最南方可以寻找到一个相反的进程。因为如果说斯堪的纳维亚最终产生了西方封建主义的一个变种，而 没有 受惠于古代城市帝国的遗产，那么巴尔干却没能发展出一个稳定的东部封建主义变种， 尽管 在这个地区继承罗马的国家大城市也长期存在。拜占庭在东南欧维持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还有主要城市、商品交易和奴隶制，它们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之后存在达七百年之久。
在这段时间中，一再的蛮族入侵、边界战争和领土变化在巴尔干地区发生，而像在西方发生的那种两个世界的最终融合，却从未在欧洲这个地区发生。拜占庭的传统决没有促进一种发展了的封建主义出现，而看来实际上是阻碍了它；多瑙河以南东欧的整个地区似乎有着更先进的起点，但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却落后于它北面巨大而空旷的土地，那里实际上完全没有经历过城市文明或国家的形成。东欧的整个重心终于移到了北方的平原上，以致到了后来奥托曼帝国统治巴尔干地区的漫长时代，许多历史学家都心照不宣地将多瑙河以南东欧的整个地区完全排除在欧洲之外，或是将其贬低为欧洲一个不确定的边缘地区。长期的社会进程最后以土耳其人的征服而告终，并对欧洲历史所提供的“形态实验室”有着很大的内在影响，这正是因为它反常的结果是长期的停滞和衰退。巴尔干地带的特殊性提出了两个问题：是拜占庭国家的什么性质使它在古代罗马帝国之后存在了如此长的时间？为什么没有西方类型的持久的封建综合体在拜占庭与斯拉夫人和图兰人的冲突中产生，尽管这些蛮族从6世纪晚期起就侵入了这个半岛，并此后就定居在那里。
从根本上来说，西方罗马帝国的崩溃是由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动力和它的矛盾所决定的，一旦帝国的扩张停止就会如此。为什么是西部帝国而不是东部帝国在5世纪灭亡？根本原因在于，西部粗放的奴隶制农业是随着罗马对意大利、西班牙和高卢的征服在当地的聚居地上建立起来的。因为在这些领土上，没有成熟的早期文明抵抗或改变这种奴隶制大庄园的新拉丁体制。因而在西部省份常常是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无情逻辑达到了它最充分和造成最严重后果的表现，最终削弱和摧垮了整个帝国结构。另一方面，在东部地中海地区，罗马的占领从来不是附着在一个比较而言的“空白地”（tabula rasa）之上的。相反，在那里遇到的是一个沿海的和海上的环境，在希腊化（Hellenistic）时代希腊人扩张的大浪潮时已经有着人口稠密的商业城市。正是这种以前希腊人的殖民活动奠定了东部基本的社会生态，在很大程度上正像后来罗马人殖民活动在西方奠定的那样。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种希腊化模式的两个关键特征，是市镇的相对稠密和农村财富的相对有限。希腊文明发展了农业奴隶制，但又不是大庄园体制的粗放型组织；而它的城市和商业成长比起罗马是更具自发性和多中心的。且不说这种原本的差异，贸易活动无论如何也必然在沿波斯帝国的疆界和红海地带要比在大西洋边界强化得多，在罗马统一地中海地区后也是如此。结果是，罗马的奴隶制大地产制度在东部省份从未像在西部那样以同样普遍的程度扎根：它的引进常常被希腊化世界持久的城市和乡村模式所阻碍，这里的小农地产从没有像布匿战争后的意大利那样如此粗暴地被削弱，并且自治市镇的活力也有着更长久和更本地化的传统支持。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谷仓——埃及，有着庞大的金甲虫贵族（Apion）奴隶主；但尽管如此，它主要仍是一个小土地占有者地区。因而当整个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其帝国上层建筑的危机时代来到时，它的影响在东部要缓和得多，这正是因为奴隶制在那里常常更受到限制。东部省份社会结构的内部牢固性当然就没有被帝国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结构性衰落动摇得那么厉害。隶农制从4世纪起的发展不那么明显，大土地所有者削弱和瓦解帝国国家军事力量的权力不那么强大，市镇的商业繁荣也不那么黯然失色
。正是这种内部结构赋予了东部政治上的牢固性和弹性，以抵抗使西方崩溃的蛮族入侵。它在战略上的优势经常被用来解释它为何在阿提拉和阿拉里克的时代存在下来，这事实上是很不足为凭的。拜占庭的海上防卫固然比罗马的防御设施更好，但是它也更为接近遭蛮族进攻的区域。匈奴人和西哥特人是在摩西亚而不是在高卢或诺里库姆开始他们的袭击的，而首次击溃帝国的骑兵是在色雷斯。哥特人盖纳斯（Gainas）在东部军事指挥官中得到的职位，像汪达尔人斯提里科在西部那样突出和危险。因此，不是地理原因，而是一种被证明能够成功地驱逐或同化外来敌人的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拜占庭帝国的生存。
对东部帝国决定性的考验是在7世纪初，当时它几乎要被周围不同地点的三种大规模进攻所推翻，它们的连续性体现了比西部帝国曾经遇到过的远为可怕的威胁：斯拉夫人—阿瓦尔人入侵巴尔干地区，波斯人攻入安纳托里亚，最后是阿拉伯人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决定性征服。拜占庭用一种社会激励的手段经受住了这三重严峻考验，这种激励的确切程度和性质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1]
。很清楚，地方上的贵族必然由于这个时期灾难性的战争和占领而受到很大的损失，中等地产和大地产的现存模式也许被破坏和瓦解了，这可能在僭位者福卡斯（Phocas）统治时期更是特别真实的，他的统治是军队士兵一场兵变叛乱的产物
。同样清楚的是，由晚期罗马的隶农制度移植来的、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在拜占庭逐步衰落了，留下的是大量的自由村社，它们由拥有个人私有的小块土地并集体地对国家负有财税义务的农民组成
[2]
。虽然远不能肯定，但有可能的是，帝国在希拉克略（Heraclius）统治下建立的士兵小土地占有者军事体制促进了土地财产的进一步彻底分割，这些士兵从国家那里接受农场以维持他们的生活，作为交换，在拜占庭的军区驻军（themata）中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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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实际上军事力量得到了恢复，并得以首先击败波斯人，然后在最初伊斯兰教徒夺取了因宗教异端而破坏了对拜占庭的忠诚的埃及和叙利亚之后，将阿拉伯人阻挡在陶鲁斯山（Taurus）的屏障外。在下一个世纪，伊苏里亚（Isaurian）王朝建立了第一支常备帝国海军，能够使拜占庭在对抗阿拉伯舰队时具有海上优势，并开始缓慢地收复南部巴尔干地区。这种政治更新的社会基础显然建立在帝国内部农村自治的农民基础的扩大上，不管它是否直接促成了军区（thema）制度；后来的皇帝们都极为关心保存小土地占有者的公社，因为它们对国家具有财政和军事上的价值，这是没有疑问的
。拜占庭因而在西方的“黑暗时代”存在了下来，有着被缩小的领土但却实际上未经触动的古典古代的整套上层建筑系列。城市生活没有突然停止
[4]
，奢侈品加工业仍然维持了下来；船运业只不过略有改善；尤其是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和统一的税收被帝国维持下来，这是在西方夜空中远远可见的一颗遥远的统一北极星。铸币提供了这种成就的一个最清楚的指标：拜占庭的金币拜占特（besant）成为这个时代地中海地区最通用的货币价值标准
[5]
。
但是，为这种复兴也付出了严重受损的代价。拜占庭帝国在事实上充分摆脱了古代的负担而持续到一个新时代之中，但没有充分的发展动力越过这个时代。帝国仍然被钉住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生产方式之间，既不能回到奴隶制，也不能进步到封建制，这种社会停滞最终只能导致其灭亡。因为一方面，回到普遍化的奴隶制经济的道路被封闭了：只有帝国的大规模扩张计划才能创造出再造奴隶制所必需的俘虏劳动力。事实上，拜占庭国家确实不断地企图重新征服它在欧洲和亚洲丧失的领土，并且不论战役什么时候获得胜利，当士兵将战利品带回国内时，帝国内的奴隶数量就迅速增长：最明显的增长是随着巴西尔二世在11世纪初征服保加利亚而来的。再者，也有在克里米亚的便利市场，通过它蛮族的奴隶不断地向南出口，既向拜占庭也向阿拉伯帝国输运，并且也许为君士坦丁堡提供了主要的补充
。但是，没有哪种来源可以同造成罗马巨大财富的大掠夺相比。奴隶制决没有从拜占庭消失，但它从未在农业中占主要地位。而在同时，这种靠农村将东部从西方的命运下解救出来的办法，即巩固在大地产下面的小土地财产，必然被证明是暂时的，地方统治阶级施加的向依附隶农制发展的内部压力在6世纪和7世纪被阻止了，但到10世纪它再度残酷地推行了。“马其顿”（Macedonian）王朝的法令一再谴责毫不留情地抢占农民的土地和当时农村的有权势者（dunatoi）将穷人纳入其隶属之下。土地向当地寡头手中的集中，受到帝国中央的强烈抵制，因为它威胁到中央的征兵和税收来源，并将以罗马的庇护制和隶农制所用过的同样方式减少政府公共领地的农业人口：一种农村的庇护领主体制意味着能够在整个国家实施帝国权威的大都市军事和财政机构的终结。但是，皇帝们阻挡有权势者掌握权力潮流的一系列企图证明必然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委托贯彻法令的地方行政机构本身绝大多数是由他们想要限制其影响的同一家族所操纵的
[6]
。因而，不仅乡村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仍在进行，而且军区驻军的军事网络本身也逐步为地方巨头所控制。它的极为分散化最初是由于它强大的活力，此时却有助于它被地方上有权势者的小集团所征用，它原先曾有的小土地占有者的基础被破坏了。因而，拜占庭7和8世纪复兴所造成的晚期古代形态的稳定化逐步被农村经济和社会向原始封建制分裂化发展的趋势所损害。
另一方面，如果说持久恢复古代特征的社会结构形式是不可能的话，那么向着一种发达的封建主义的发展也同样遭到了挫折。因为拜占庭专制政权的最高官僚机器在查士丁尼之后五百年内实质上仍未被触动，君士坦丁堡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从未放松它全面的在帝国领土上行政、财政和军事的最高权力。普遍征税的原则从未废除，虽然在11世纪以后越来越经常地在实际上违背了它。因而晚期古代国家的经济职能从未消失。确实相当重要的是，世袭奴隶制仍在国家制造业领域中占主要地位，如同在罗马帝国那样，并且这个领域也享有垄断特权，使它成为拜占庭出口贸易和供应品工业的中枢
。在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帝国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特有的密切联系，这个古代的特点于是保留下来，直到拜占庭的最后几个世纪。另外，奴隶劳动在经济的私人领域中也决非微不足道的：它不只为富人继续提供大量的家内劳役，并且直到12世纪也使用在大地产上。尽管拜占庭帝国中农业奴隶制的数量及程度今天尚不能确定，然而可以推测它对农村关系的结构性影响，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在整个晚期拜占庭历史中依附佃农（paroikoi）相对低的劳役义务水平和相对大规模的自营地耕作，都可以很好地体现奴隶劳动是能够为农村大地主阶级所利用的，甚至在它的实际影响范围受到限制的地方也是如此
。因而，地位优越的帝国官僚统治和残余的奴隶制经济一直起到了阻碍农村中阶级分化的自发趋势的作用，使之不能向封建土地剥削和领主割据制度发展。再者，由于同样的原因，城市也从来没有机会向一种中世纪的自治公社发展。在早期罗马帝国曾有过组织基础的市镇的市政自治，早已在西部帝国崩溃的时代就衰落了，虽然在东部实际上仍有所保留。然而，拜占庭军区系统的建立，导致了地方上城市政治地位的降低，而在首都和宫廷的沉重压迫下城市生活总的来说是逐渐被窒息了。市镇自治的所有残余被利奥六世（Leo VI）的一项法令正式废除了，这只是完结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
在这种背景下，拜占庭城市一旦丧失了古代形式的特权，就从未能在帝国体制内获得封建形式的自由。在这个专制国家的狭隘结构内没有产生城市自由的空间。
由于缺少最高主权的任何根本上的分割化，西方类型的城市活力在结构上是不可能产生的。封建发展道路的扩张在拜占庭的乡村和城市中都被阻止了，这是由于它晚期古典式的制度综合体和相应的社会基础的对抗力量所致。这种僵化的一个明显征兆，就是拜占庭帝国的那种贵族和君主制度的合法性本质。因为直到悲惨的终结时，皇帝的紫袍从来没有变成一个涂圣油的王朝的世袭财产，不管民众中的正统主义最终变得多么强大；皇位在法律上仍然常常保留着在遥远的奥古斯都元首制（Augustan Principate）时代开始形成时的特点，是一个元老（Senate）、军队和君士坦丁堡的民众都有正式的或实际上的权利授予的选举性职位。帝国官僚阶层的半神化的最高地位是一种非个人化职能的基础，与在它之下统一的官员系统是一致的，因而都以同样的标志与封建西方个人化的王权的性质区分开来。统治着这个行政化的国家的贵族与西方的领地领主之间的区别相比也不亚于此。贵族头衔的世袭体制在拜占庭从未明确化；荣誉地位是根据在帝国中的官员职务授予的，如同在晚期罗马帝国时代那样，它们不能传给第二代。事实上，甚至一个贵族家族的名称也是慢慢产生的［这与相邻的高加索（Caucasus）地区亚美尼亚（Armenia）和格鲁吉亚（Georgia）真正的领主制社会正相反，那里有着充分发展的等级制度］
[7]
。在安纳托里亚盘踞的有权势者各王朝——它们逐步瓦解了这个宗主国的组织结构——是在相对晚的时期发展起来的：著名的家族中的大多数，如福卡斯、斯卡勒鲁斯（Sclerus）、科穆宁（Comnenus）、戴奥吉尼（Diogenes）和其他家族，在9和10世纪之前还没有上升到显要地位
[8]
。再者，拜占庭的土地所有者像在他们之前的罗马大庄园主那样，常常以居住在市镇中为特点
，与西方封建贵族居住在农村，在农业生产中有着大得多的直接创造作用的模式完全相反。因而，拜占庭的统治阶级本身仍处于古代晚期的显贵与早期中世纪贵族的位置之间。它本身体现了使这个国家遭受挫败的紧张关系。
正是这种深刻的内部绝境在整个经济与政治实体之中的存在，说明了拜占庭帝国奇怪的无效益和停滞，仿佛它的长寿的确实本领耗尽了它的活力。农业生产方式的僵化导致了农业技术的停滞，它在一千年中完全没有经历什么重大进步，除了在希拉克略时代引进少量特有的农作物外。古代原始的和压迫式的轭具一直保留到拜占庭历史的终结，而从未采用过中世纪的肩轭。重犁也同样被忽略了，因为用的是没有效率的传统掘犁。充其量只是接受了水磨这个罗马帝国本身为时已晚的遗赠
[9]
。一系列革新在这同一时期转变了西方的农业，却从未适应拜占庭干旱、土地贫瘠的地中海环境，并没有当地产生的改进方式可以代替它们。一个主要的制造业上的突破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实现了：在君士坦丁堡引进了丝织工业，此后那里的国家工厂就享有欧洲出口市场的垄断地位，直到意大利商业市镇的兴起
。甚至这也不过是从东方窃来的技术秘密，而不是当地人的发明，除此之外在拜占庭的工场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值得一提。与此相类似，继6世纪的文化大繁荣之后是越来越狭隘和严厉的僧侣主义统治，它思想和艺术形式的相对单调与古代晚期的情况形成了可悲的对照。（当帝国最终滑向不可逆转的危机时，没有同时发生第一次真正的知识和艺术的再度觉醒，这只是因为那时社会的制动机制崩溃了。）吉本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对拜占庭的著名评价所潜含的真理只是被以后他未及见到的解释所证实了 [10] 。
但是只有在一个领域，拜占庭历史充满了动荡不安和多灾多难，即它的战争记录。军事征服，或不如说是再征服，从查士丁尼时代直到佩利奥洛格斯（Paleologues）王朝时代，仍是它存在的一个中心思想。作为罗马帝国（ImperiumRomanum）的继承者，普世性的领土要求是它对外政策的持久原则 [11] 。在这个方面，拜占庭国家的举动主要和不断地以它在古代的母体为指导。从它作为一个分离的帝国统一体真正诞生时起，拜占庭就企图恢复曾经归属于罗马的已丧失土地。但是，这种野心的实际实现在这整个中间过渡时代的任何意义上都一直流于空谈，因为在此时拜占庭再也不能希望重现罗马军团从地中海这一端到另一端作征服和推行奴隶制的胜利大巡游：奴隶制生产方式在西方早已被超越了，在东部也处于衰落之中。因而它的军事扩张已没有社会或经济上的使命，它不能激发历史性的新秩序的出现。结果是，拜占庭扩张主义的连续浪潮每次都败回到它们出发的帝国基地那里，以大失败和被削弱而告终。事实上，一场可怕的灾祸已降临到再征服的每一个伟大朝代。查士丁尼在6世纪看似辉煌地收复了意大利、北非和南部西班牙，但是在下一代人时这种辉煌就被伦巴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入侵抹去了，而且巴尔干地区、叙利亚和埃及也陷落了。与此相类似，“马其顿”王朝的皇帝们在10世纪和11世纪早期获得了显著的进展，随之而来的同样是突然和灾难性的后果：拜占庭军队在安纳托里亚塞尔柱人（Seljuks）进攻下的崩溃。在12世纪，曼纽尔·科穆宁（Manuel Comnenus）重新进行扩张，他率领军队进入巴勒斯坦、达尔马提亚和阿普利亚（Apulia），但又一次倾覆在大灾难之中：当时突厥人慢慢向爱琴海推进，法兰克人则洗劫了君士坦丁堡。甚至在它存在的最后终结阶段，同样的模式仍可见到：佩利奥洛格斯（Paleologue）王朝在13世纪重新占有拜占庭本身导致放弃了尼西亚（Nicaea），并且帝国最终缩小到色雷斯的一小块地方，在奥托曼人进入君士坦丁堡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向其进贡。扩张的每个阶段就这样都继之以一个更剧烈的收缩，这对它是一个确实无误的惩罚。正是这种锯齿状的起伏波动，使拜占庭的历史进程与罗马历史进程中相对平缓的上升、稳定和衰落的曲线是如此不同。
当然很清楚，在上面列举的一系列事件中，有一个真正决定性的危机确定了帝国无可挽回的命运，它是在11世纪从巴西尔二世的保加利亚战争到塞尔柱人在曼齐克特（Manzikert）的胜利这段时期。这被广泛地认为是这样一个阶段，即在马其顿王朝最后一个皇帝辉煌的军事胜利之后，君士坦丁堡“文官的”官僚集团系统地摧毁帝国的地方上的军队，以阻止已控制了他们的指挥权的农村大贵族的兴起，并因此威胁到帝国中央行政权力本身的完整性
。这些地方寡头的兴起又反映了对小农阶层的剥夺此时有着一种越来越不可抗拒的趋势。一场残酷的宫廷斗争爆发了，并继之以内战，这极大地削弱了拜占庭已经被首都官僚集团非军事化政策严重破坏了的防卫力量。致命的打击（coup de grâce）随后就由于突厥人从东方到来而降临了。这种解释的总的思路，就其本身而言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常常显示出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的胜利和随后的挫败之间一种难以置信的对比，因此不能提供一种有说服力的理由：为什么在1025年之后统治着君士坦丁堡宫廷的各政治集团会以一种明显是自杀性的方式作出这些行为？事实上，巴西尔二世的保加利亚战争造成了长期过度的消耗、大量的花费和巨大的伤亡，正是这些结果可能给后来五十年的突然崩溃准备了条件。拜占庭的军队传统上一直保持着总体而言相对较少的兵力。从6世纪起，一个远征军团的平均规模大约只有1.6万人；9世纪国家的全部军事机器可能在12万人左右。这是一个比晚期罗马帝国要低得多的数字，也许有助于解释拜占庭国家更大的内部稳定性
。但是，从10世纪中叶约翰·齐米西兹（John Zimisces）统治时期起，帝国军队的规模急剧增长了，在巴西尔统治期间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这个负担在他死后不得不缩减，在几个世纪帝国内部的物价稳定之后，已经有了物价上涨和最初的货币贬值的危险迹象。从迈克尔四世（Michael IV）统治时期（1034—1041年）起铸币迅速贬值。“马其顿”王朝皇帝们的国内政策是限制地方上有权势者的经济贪欲和政治野心，11世纪中期的“文官”统治者们继续了这个传统，但是给了它一个危险的新刺激
。他们开始寻求削减逐步成为地方大贵族权力的军事助手的军区驻军，首先是在安纳托里亚。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解救国库和控制边远的贵族，因为后者的野心和反抗无论如何总是对国内和平的政治威胁。10世纪晚期重铠甲骑兵的引入增加了军区驻军部队对地方的财政负担，使得旧的地方防卫系统更难以维持。君士坦丁堡新的官僚政权继承了好战的“马其顿”王朝，因此转而在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精锐的近卫军（tagmata）团，它们驻扎在首都附近，有着更高的专业化水平和外国人成分。近卫军骑兵部队常常给帝国军队提供最坚强的军事核心以及最好的纪律和训练。被解散的军区驻军的士兵此时也许或多或少地被编入了这些专业军团中，越来越多地被派遣到地方或边疆执行任务；同时，近卫军中外国雇佣兵的比例在不断增长。拜占庭军事编制的总规模被这些“文官主义”的政策大大压缩了，它为宫廷官僚和大都市显贵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牺牲了战略军力。结果是，帝国组织系统的文官和军事部门之间的斗争分裂了拜占庭国家的整体统一，这与罗马帝国崩溃之前致命的分裂显然是类似的
。因为有权势者对这个新趋势的抵抗是猛烈的，并且那时乡村的力量对比已变化得太大，以致不能成功地实行这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唯一的效果就是在安纳托里亚的统治阶级的“军事”和“官僚”派别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残酷的内战，败坏和瓦解了整个拜占庭防卫系统。对新近再度被并入帝国的亚美尼亚人社团的宗教和民族迫害，进一步使薄弱的东部边疆受到动乱的骚扰。因而这种局面必然会产生曼齐克特的溃败。
1071年，塞尔柱人苏丹（Sultan）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从高加索向南推进到埃及，与罗梅纳斯·戴奥吉尼四世（Romanus Diogenes IV）的军队打了一场遭遇战并消灭了他们，俘虏了皇帝本人。在战场上，亚美尼亚人的援军、法兰克人和佩彻涅格人的雇佣军以及由一个“文官主义”对手指挥的拜占庭军团，全都抛弃或背叛了帝国的军旗。安纳托里亚剩下的是未设防的真空地带，土库曼人游牧者在随后几十年中不断涌进那里，没有遇到认真抵抗他们的力量
。拜占庭在小亚细亚的统治被击溃了，这既不是出于哥特人或汪达尔人之类的大规模民族大迁徙的爆发，也不是出于波斯人或阿拉伯人之类的有组织军事占领，而是被游牧者群落逐渐迁徙进高原地带所造成的。然而，连续不断的突厥人入侵的零星和无政府的特征并不意味着它们的短暂性，相反地，由此造成的逐渐游牧生活化证明，比起后来奥托曼军队对巴尔干地区集中的军事征服，它们对希腊文明在安纳托里亚有着持久得多的破坏作用。混乱的土库曼人的袭击和野蛮的劫掠慢慢地使一个又一个地区非城市化，赶走了定居的农业工人并摧毁了基督教的文化机构
[12]
。随着塞尔柱人的科尼亚（Konya）苏丹国（Sultanate）的兴起，游牧者对农村经济的破坏终于在13世纪慢慢减少，在突厥人的安纳托里亚大部分地区恢复了和平和秩序；但是这种缓和只是暂时的。
在这期间，土库曼人在内地定居者的极度非正规性，使得拜占庭国家在11世纪晚期能存在下来并从小亚细亚海岸地区进行反击，但从没有收复中央高原。在科穆宁王朝统治下，地方上的军事寡头一直不断加强在他们地产上的权力和他们作为当地征兵征税首领的权力，并最终获得了对这个帝国的控制。主要的大贵族群体没有被亚历克修斯一世（Alexius I）提拔为宫廷官员，他将官职保留给与他自己的一支家族有联系的人，以保护自身对抗强大的有权势者对手，但是中等的和较下层的乡绅获得了自己想拥有的财产地位。封建化的障碍此时逐步被扫除。政府封地（pronoiai）被授予乡绅土地所有者，给予他们以固定领地上的财税、司法或军事权力，以交换他们对国家的特定服务：他们的数量被科穆宁王朝统治者成倍地增加，最终在佩利奥洛格斯王朝时成为世袭的 [13] 。贵族们获得了对于中央官僚机构司法的“特免权”（ekskousseiai），并接受了赠送的修道院或教会的土地供他们个人使用（charistika）。这些制度化形式并没有一个获得了西方封建体系那种强制力或地位，它们至多是西方封建体系不完全的或零碎的翻版。但是它们的社会趋势是明显的。自由农民此时越来越降低为依附佃农，他们的状况逐步变得近似于西欧的农奴。
在这期间，首都的城市经济及它的国家制造业和奢侈品货物出口为了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外交交易而被牺牲了，它们的商人不久就在帝国内享有绝对的商业优势，因为1084年的《金玺诏书》（Chrysobull）慷慨地授予的特权，免除了他们的帝国销售税。传统的贸易进出口平衡被倒转了过来。此时，处于经济衰落中的拜占庭丧失了对丝绸的垄断，成为西方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的净进口者，而以出口小麦和油之类的初级货物到意大利作为交换 [14] 。它的行政系统腐败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地区的长官常常住在首都，只是通过收税来掠夺他们管辖的地方，用薄薄一层伪装来进行劫掠性的征讨 [15] 。雇佣兵和冒险者充斥于帝国的军队之中；十字军以厚颜无耻的贪婪打量着它。威尼斯—法兰克人远征军在1204年夺取和洗劫了君士坦丁堡，终于从外部摧毁了这个余下的帝国的统一。此时，一种完整的由采邑和封臣组成的西方封建体制被引进了，首先是在中部和南部希腊，在那里，法兰西的领主们引进了一种类似于“海外”（Outremer）的模式。但是，这种人为的移植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尼西亚的希腊人继承者政权留在前帝国的边缘地带，并能够费尽力气地重新聚合起拜占庭领土的破碎残余，在君士坦丁堡再度建立一个影子帝国。
政府封地土地所有者阶级此时已成为他们封地的世袭占有者；农民大众是依附佃农；封君封臣关系被吸收到地方治国术的政治观念之中，封地由佩利奥洛格斯统治家族授予；外国商人社团拥有自治的飞地和特免权。在乡村，修道院的地产成倍增加，而世俗的土地所有者常常采用粗放的畜牧业，以便能在土库曼人袭击期间转移他们的财产 [16] 。但是，拜占庭社会结构的最终明显“封建化”从来没有形成有机的和自发的凝聚力 [17] 。它的制度是西方形式的一个幻影，完全缺乏后者得以产生的历史动力；这是一个对任何企图用非时间性的诸因素进行比较和找出生产方式的警告信号。因为晚期拜占庭的封建形式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政治实体，是在大部分未改变地延续了7个世纪后缓慢 解体 的最终结果；换言之，它们是一个与使西方封建主义诞生完全相反的进程的产物。西方的情况是：两种瓦解了的先前生产方式有活力地 重组 为一个新的综合体，并且以空前的规模解放了生产力。而在拜占庭统治的末期，没有经历过人口密度、农业生产率或城市商业的增长。至多，旧的大都市国家体系的瓦解在希腊统治下缩小的周边地区引发了某种知识的活跃和社会的动乱。首都被意大利商人在经济上掠获，导致本国的商业转移到了一些受到较好保护的地方城市中；与西方增长的文化交流削弱了东正教蒙昧主义的控制。
拜占庭历史的最后重大事件，作为最终的活力在灭亡前的闪光，是将希腊东部初期的封建主义产生的新骚动的表现与拉丁的西方封建主义衰落的危机所产生的作用的影响自相矛盾地结合在一起。在塞萨洛尼卡（Thessalonika）这个帝国的第二大城市，一场反对大贵族坎塔丘津那（Cantacuzene）篡夺帝位的城市起义鼓起了城市民众中反神秘主义和反寡头的激情，没收和分配了修道院和富人的财产，在奥托曼人支持下抵抗了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大规模进攻达7年之久
。这种激发起来的狂暴的社会斗争，在拜占庭900年的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也许热那亚1339年的公社革命提供了榜样，那是西欧晚期中世纪危机中城市的一系列大规模动乱之一
。塞萨洛尼卡的狂热派（Zealot）——“共和国”的被镇压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衰落中的拜占庭社会结构不能够维持任何这种先进的城市形态，这种形态要以完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形态作为前提。随着它的失败，独立的拜占庭历史就实际上消亡了。从14世纪晚期起，再度兴起的土库曼游牧者蹂躏了安纳托里亚西部，侵入了希腊文化在爱奥尼亚的最后一些据点，而奥托曼的军队则从加利波利（Gallipoli）北进。作为土耳其人在巴尔干的政权的一个可怜的纳贡者，君士坦丁堡度过了它存在的最后一个世纪。
现在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在这整个漫长的历史中，在巴尔干地区没有发生过如西方那样会产生新兴封建主义的蛮族人与帝国社会秩序的有活力融合？为什么没有产生在范围和影响上可与罗马—日耳曼（Romano-Germanic）综合体相比拟的希腊—斯拉夫（Helleno-Slav）综合体？为此，必须回顾一下在6世纪晚期和7世纪早期遍及多瑙河至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广大地区的部族入侵；此后，斯拉夫人和拜占庭的边界在巴尔干半岛上来回移动，有着700多年不断的接触和斗争。当然，其中三个主要地区的命运各有不同，这可以简要地总结如下：580至600年，潮水般的阿瓦尔人—斯拉夫人（Avar-Slav）涌过整个巴尔干半岛，遍及伊利里亚（Illyricum）、摩西亚和希腊，直到伯罗奔尼撒最南端。将伊利里亚丢失给斯拉夫人迁徙者和定居者，切断了罗马帝国世界历史上的陆地联系——在“黑暗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事件对于打破东欧和西欧的统一性会起到如此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南方而言，在拜占庭能够开始在780年代系统再征服色雷斯和马其顿之前已度过了两个世纪，最终征服伯罗奔尼撒又用了20年。此后，希腊本土大部分地区不间断地为君士坦丁堡所统治，直到拉丁人1204年的征服。另一方面，斯拉夫人定居的摩西亚，被俄罗斯中部来的图兰人游牧者保加尔人入侵，7世纪晚期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汗国。到9世纪末，保加尔人统治阶级变得斯拉夫化了，并统治着一个强大的帝国，控制地区延伸到马其顿西部。在一系列与拜占庭英勇的军事斗争之后，保加尔人国家被约翰·齐米西兹和巴西尔二世推翻了，从1018年起被合并到希腊人帝国中达150多年。但是在1186年，一场保加尔人—弗拉赫人（Vlach）起义成功地推翻了拜占庭的占领，出现了一个第二保加利亚帝国，它再度统治了巴尔干地区，直到在1240年代遭到蒙古人入侵的袭击。相反，原来的伊利里亚地带，在拜占庭的政治圈之外成长了4个世纪，才被巴西尔二世在11世纪早期部分地收复，部分地置于保护之下。希腊人在这里的统治只是薄弱而不稳固地实施了一个世纪，就被大量的反叛时时打断，直到一个统一的塞尔维亚人王国在1151年出现。在14世纪中期，这个塞尔维亚帝国成为巴尔干最强大的国家，取代了保加利亚和拜占庭的原有地位，直到它本身在土耳其人征服前夕瓦解。
为什么这另一种模式没能产生任何健全的封建综合体，即使实际上是任何持久的历史秩序？这整个地带的土地证明对于社会组织和国家结构都似乎如同流沙：没有什么比奥托曼人最终如此容易地占领它更显露这个事实的了，这发生在14世纪末所有当地政权都陷于一种共同的瘫痪状态之后。这个问题的答案确实在于巴尔干地区蛮族定居后与晚期帝国秩序之间特殊的僵持困境。拜占庭帝国在6和7世纪丧失了巴尔干半岛后，仍然强大得不能从外部加以摧毁，并在隔了两百年后仍能在那里部分地收复其地盘。但是在随后的时代，已定居在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和图兰人各民族，已经使他们自己发展得或是数量多得当他们终于再度被征服时无法被同化了。因而希腊人的统治从未成功地将他们并入拜占庭，并且最终证明其统治只是短暂的。这同一个方程式也可以从相反的方面构成。构成了巴尔干地区最初的蛮族定居者大规模民众的大多数斯拉夫人群落，在希拉克略时代其社会性质还太原始，不能建立日耳曼人部落在墨洛温时代的西方所创立的那种类型的政治体制。在另一方面，如我们已论及的，拜占庭国家因为其自身的本部结构，不能采用帝国时代的罗马特有的那种方式，以有活力地征服和统合各部落的民众。结果是，哪一方的力量都不能长久压倒另一方。双方之间的冲突没有采取导致出现一种新的综合体的普遍大变动的形式，而是一种缓慢的相互摩擦和消耗。在这个进程中将东南欧与西欧区分开来的独特标志，可以通过许多方式表现出来。
首先看一看两个敏感的“文化”指标：在这个地区，宗教和语言演化的整个模式是很不同的。在西方，日耳曼人入侵者在他们征服的时代已皈依了阿里乌斯派基督教，此后他们逐渐被罗马天主教教会争取了过去；并且除了很少的例外，他们的语言也消失在他们拉丁化（Latinized）的属民的罗曼（Romance）语系语言中了。另一方面，在东南欧，在6世纪晚期蹂躏了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都是异教民族，有将近3个世纪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仍是非基督教化的，这是基督教在这个大陆上曾遭遇到的仅有的最为剧烈的挫折。再者，当保加尔人在9世纪晚期成为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蛮族时，他们不得不被准许有一个相当于独立的“国家”教会的自治性的东正教主教区。塞尔维亚人在12世纪终于也争取到了这项特权。同时，当希腊在拜占庭于8世纪晚期和9世纪早期重新征服后在语言上慢慢地重新希腊化时，巴尔干半岛的整个内地仍保留着斯拉夫人的语言：正是因此要实现它的居民的皈依，来自塞萨洛尼卡这个当时仍然是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边疆市镇的希腊传教士西里尔和美多德，他们不得不发明格来哥里蒂克字母表供这个地区的斯拉夫语言群体专门使用
。这样，在巴尔干地区文化上的“同化”是与在西方的次序完全颠倒地进行的，在西方，是特殊神宠论的异端屈服于普世论的正统派和语言上的拉丁语风（Latinism），而在东南欧，则是异教屈从于用非希腊语风（non-Hellenism）的语言举行礼仪的分离主义正统派。后来的拜占庭军事征服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基本的文化资源。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大量民众在这个方面是凝聚于拜占庭的控制范围之外的。定居者更大的人口密度可以部分地说明这种与日耳曼人入侵者相反的情况。但是，最初拜占庭环境的性质无疑也是一个首要的决定因素。
如果说，在文化的层面上蛮族与拜占庭的关系显示出后者的相对虚弱，那么在政治和经济的层面上，它们也表现出前者同样虚弱的特有局限性。早期斯拉夫人国家结构的普遍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巴尔干地区特有的经历将这些问题更突出地表现出来。事实上看来很清楚，是游牧的阿瓦尔人军事组织指引和导致了最初的蛮族被驱入巴尔干地区，使他们的征服成为可能。斯拉夫人作为他们的辅助军队作战，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并留在这块新的土地上，而阿瓦尔人游牧部落则转回他们在潘诺尼亚的基地，时时再度出现并对君士坦丁堡进行流动袭击，但是没有在巴尔干半岛定居
。斯拉夫人移民此时遍布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罗马帝国体系一个主要部分的领土上，甚至包括古典文明本身的摇篮——希腊。在他们入侵后3个多世纪，这些民族还没有产生留下任何记载的跨部落政治实体。在巴尔干地区出现的第一个真正国家是另一个图兰游牧民族保加尔人造就的，他们对于斯拉夫人的军事和政治优势，使他们能够在多瑙河以南创建一个强大的汗国，而且不久就使拜占庭面对挑战。“原始保加尔人”的大贵族统治阶级统治着一个混合的社会结构，人口中有大量是自由的斯拉夫人农民，向他们的图兰人领主缴纳贡赋，这些领主组成了一个双层军事贵族，仍然以一种部族（clan）基础组织起来。到9世纪末，原始的保加尔语言已经消失，这个汗国已正式基督教化；部族系统和异教如其他地方那样一同衰落了，并且不久整个大贵族阶级也变得斯拉夫化了，如果说还有某种希腊文化的外衣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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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世纪早期，新的保加利亚统治者西米恩（Simeon）对拜占庭发动了一场可怕的和直接的进攻，他两次夺取阿德里安堡，攻下科林斯湾（Gulf of Corinth）并包围了君士坦丁堡。西米恩宣称的野心就是要成为东部帝国本身的统治者，为了追求这个目的，他成功地迫使拜占庭授予他“沙皇”（Tsar）这个皇帝头衔。在长期的战争后，他的军队最终被克罗地亚（Croat）的统治者托米斯拉夫（Tomislav）打败，保加利亚在西米恩的儿子彼得（Peter）统治下陷于衰弱和动荡中。
此时兴起了基督教欧洲第一场明确的激进宗教运动——鲍格米尔派（Bogomilism），这是农民抗议西米恩战争的巨大耗费和伴之而来的社会两极分化的一种表现
。保加利亚国家由于当时跨越其间进行的破坏性的俄罗斯—拜占庭（Russo-Byzantine）战争而受到进一步挫折。在10世纪末沙皇塞缪尔（Samuel）统治下一场较大的军事和政治复兴却导致了与拜占庭重起的全面战争，延续了20年。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种持久的、无情的斗争最终使拜占庭的帝国体系延伸得超出了力所能及的程度，并导致了它在安纳托里亚的崩溃。当然，它的后果对于保加利亚更是灾难性的，保加利亚的独立政治实体消失了150多年。拜占庭在11和12世纪的占领，导致了大地产的迅速扩张，以及希腊人、保加尔人贵族勒索和中央财政压榨加在农民头上。“政府封地”制度首次被引入保加利亚，“特免权”领地成倍增加。以前的自由农民越来越多地陷于依附佃农的地位，同时奴隶制通过俘获当地的战俘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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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鲍格米尔派可以预料地复兴了。反对拜占庭统治的民众起义一再发生，1186年两个弗拉赫人酋长彼得和阿森（Asen），领导了一场成功的反叛，这些人是被派到那里镇压起义的希腊人讨伐军
。由此建立了一个“第二”保加利亚帝国，它的政府等级制度、宫廷礼仪和税收系统都严格地以拜占庭为模式；自由农民的数量继续减少，上层大贵族（boyar）巩固了其权力。在13世纪早期，沙皇卓安尼查（Ioannitsa）［卡洛扬（Kalojan）］又转回到保加利亚诸王朝的传统目标上，即进攻君士坦丁堡，僭取普世性的皇帝头衔并随之控制帝国。他的军队在第四次十字军后不久打败并杀死了拉丁皇帝鲍德温（Baldwin），他的继承者将保加利亚的军旗胜利地带到了亚得里亚海。但是在10年之内，这个扩张的国家在蒙古人的猛攻下崩溃了。
总的来说，前伊利里亚地区的斯拉夫人口在发展部落之后的政治体系上要慢得多，由于缺少一个最初高居其上的游牧军事阶级，社会分化就更具渐进性，部族组织体现得很牢固。早期克罗地亚王国（900—1097年）被匈牙利吞并，没有再获得独立的地位。在南方，世袭的公爵（župani）从他们设防的定居地统治着当地的领地，将其作为世袭财产划分给他们的亲属管理
。首批公国11世纪出现在泽塔（Zata）和拉齐亚（Rascia），是反抗拜占庭的产物，科穆宁王朝的皇帝们对它们的镇压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在12世纪后期，大公（Grand Župan）斯蒂芬·内马尼亚（Stephen Nemanja）将这两块领地统一为一个单一的塞尔维亚王国，从教皇那里获得了国王头衔。但是，尽管拜占庭再度征服塞尔维亚的努力受阻，后者又用了一百年它的分散的部族显贵才经历了充分的锻炼过程，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土地所有者阶级，他们拥有统治被奴役农民的领主权力和扩张塞尔维亚君主国领土的军事力量。但是，保加利亚和拜占庭在14世纪早期的衰败给了塞尔维亚赢得巴尔干地区霸权的机会。斯蒂芬·杜尚（Stephen Dushan）吞并了马其顿、塞萨利和伊庇鲁斯（Epirus），于1346年在斯科普里（Skoplje）宣布自己为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的皇帝。大塞尔维亚帝国的社会与政治结构由杜尚在此后随即编纂的完整《法典》（Zakonnik）提供了文献资料。居统治地位的贵族拥有世袭的自主地产，由依附的佃农（在塞尔维亚语中相当于拜占庭的依附佃农）为其劳动，这是有劳役义务的农民，被王家法令正式束缚在土地上。君主有广泛的独裁权力，但周围有一个由大贵族和高级教士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提供咨询。杜尚取消了“公爵”（župan）这个使人联想到部族的头衔，而代之以希腊语的kefalija，即拜占庭帝国地方总督的名称。宫廷、王家法庭（chancellery）和行政机构是君士坦丁堡模式的粗陋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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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多瑙河沿岸市镇有市政的自治政府，因为它们与意大利城市有着密切联系。为国王提供了大量收入的银矿使用奴隶劳动力工作，由萨克森人管理。塞尔维亚帝国无疑是中世纪巴尔干地区出现的最先进的斯拉夫人国家：西方的和拜占庭的相反的倾向都可以在它政治体制的混合特征中见到，这种政治体制是完全的封地制度和专制的官僚体制之间的折中产物。但是，它的因素中这同样的异质性注定了它是非常短命的。在杜尚死后不多年内，它就瓦解而回归到相互斗争的小暴君的分裂属地状态。一个最后的斯拉夫人强国继承了它。14世纪后半期的50年里，轮到波斯尼亚统治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但是，它的王朝的鲍格米尔派信仰和它的君主选举制特点，使得这个山区前哨基地不能仿效在它之前的塞尔维亚帝国的作为。
在拜占庭、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之间循环性的斗争，到14世纪末就这样以共同的退步和衰落而结束了。中世纪巴尔干地区脆弱的国家体系，在奥托曼的征服打垮它之前就已处于总危机之中。这个地区没有能产生本地的封建综合体的结构性原因，前面已经论述过了。夭折的保加尔人和塞尔维亚人国家的性质只是突出了这些因素。因为它们最显著的特点与任何欧洲国家比较而言，是它们一再地却又不可能地仿效拜占庭本身的帝国专制体制。它们追求的不是王国而是帝国；它们的统治者的目标不是任何什么皇帝头衔，而是普世性的希腊—罗马“至高皇帝”（autokrator）。因而保加尔人和塞尔维亚人的皇帝们都企图模仿拜占庭国家的内部行政体制，并通过直接征服和继承从外部获取和拥有它。这样一个任务对它们而言是根本办不到的，注定要导致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不胜负担：从当地部落制向帝国官僚制统治的直接转变超出了这个地区任何贵族的财政资源，也没有相应的真正经济基础——既没有城市经济，也没有奴隶制经济。因而这场为争夺帝国统治权的三角斗争的相互毁灭，在那时已是一个幻想式的时代错误。而同时，这种毁灭达到极端的时代也是整个欧洲普遍萧条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关巴尔干地区农村经济的文献仍很稀少，这部分是因为后来的奥托曼人消灭了它的制度，因为任何稳妥的判断要以它的内部趋势为根据。但是，这里像其他地方一样，大瘟疫使人口减少。近来的统计认为，在1348年到1450年间，整个人口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从约600万人下降到450万人，而这里原本就是居民稀少的地区 [21] 。再者，在巴尔干地区此时也爆发了社会动乱。塞萨洛尼卡的“公社”前面已有论述。与它同时发生的是1342年在色雷斯平原上的一场农民起义，它反对那里的拜占庭地方领主。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科托尔（Kotor）和巴尔（Bar）是市镇动乱的发生地。在保加利亚，1277年的一场农村叛乱使一个平民出身的篡位者短暂地掌了权。在14世纪，当土地越来越集中时，遍布着流浪者和盗匪团伙。这个半岛的贵族建立各种所谓帝国的负担自然导致了对穷人在财税和土地上更大程度的榨取，他们对此的反应是不信任和动乱。
值得注意的是，在乡村对奥托曼人的到来事实上没有民众的抵抗，除了（很重要的）在阿尔巴尼亚（Albania）原始的高山要塞，在那里部落和部族的组织仍然阻碍着大地产的出现和社会的分化。在波斯尼亚，那里鲍格米尔派的农民一直被罗马天主教教会当作“帕塔里阿”（Patarene）异端加以特别迫害，并将他们交给威尼斯和拉古萨（Ragusan）抓捕奴隶的商人
。农村民众和当地贵族阶层欢迎土耳其人的统治，并最终广泛地皈依了伊斯兰教。对此，布罗代尔（Braudel）也曾断言：“土耳其人对巴尔干地区的征服因为得益于一场惊人的社会革命才有可能。一个压迫农民的领主制社会被突然占领并自动崩溃了。这场征服消灭了大土地所有者，在某个方面是一场‘穷人的解放’。小亚细亚是被耐心而缓慢地征服的，经过了突厥人几个世纪的默默努力；巴尔干半岛可以说对他们毫无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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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一种看法是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在土耳其人进攻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当地社会秩序同时或彻底崩溃的迹象。贵族阶级到处都加强了压迫，并且它的政治体制也处于危机之中。但不能排除它在以后会复兴。是奥托曼人的进攻消灭了在巴尔干地区本地人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在马里查（Maritsa）和科索沃（Kossovo）的战场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贵族们经过苦战遭到了失败：土耳其人并没有轻易取胜。另一方面，一旦奥托曼人给予了决定性的打击，不稳定的巴尔干地区的国家结构就没能保留下来从事反抗伊斯兰教徒入侵的斗争。在当地的王公和贵族被打垮后，剩下的阻止土耳其人浪潮的唯一机会，就在于由西方封建主义组织的拯救巴尔干地区的防卫性远征。两支国际性十字军从维也纳出发，于1396年和1444年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和瓦尔纳（Varna）陆续被奥托曼军队击溃。此时西方封建主义本身正陷于灾难之中，不再能够取得它全盛期时的那种胜利。在这些灾祸中，东南欧短暂地与这个大陆的总命运再度结合到一起，然后又比以前更彻底地再度与大陆的其余部分分离开来。
中世纪世界就这样在普遍化的危机中完结了。到15世纪初，在封建主义的西方故土上，在东部它曾经扩展到或是没能发展起来的地方，都呈现出社会经济瓦解和变化的深刻进程。在早期现代时代的开端，当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在土耳其人的大炮轰击下陷落时，这些变化对于欧洲政治秩序的影响大部分仍然没有显现出来。这种国家体系的充分发展将会由此产生，这个问题留待以后研究。
[1] 对这个时期的经典解释，见G.奥斯特罗戈尔斯基（Ostrogorsky），《拜占庭国家史》（ History of the Bysantine State ），牛津，1968年，92—107、133—137页；P.沙朗尼（Charanis），《论晚期罗马帝国的社会结构》（O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载《拜占庭》，第12期，1944—1945年，39—57页。它的一些关键性的见解近年来一直受到严重质疑，见下文注5。
[2] E.斯坦（Stein），《拜占庭帝国的农民和大领地》（Paysannerie et GrandsDomaines dans l'Empire Byzantin），载《让·博丹学会文集，II，农奴》（ 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 II, Le Servage ），布鲁塞尔，1959年，129—133页；保罗·勒梅勒（Paul Lemerle），《拜占庭农业土地史纲要：资料与问题》（Esquisse pour une Histoire Agraire de Byzance： Les Sources et Les Problèmes），载《历史杂志》，第119期，1958年，63—65页。
[3] 这是拜占庭中期研究中主要的有争议问题（vexata quaestio）。斯坦和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的观点长期被接受为正统的论点，即希拉克略进行了农业改革，用建立军区（thema）制度创造了一个士兵农民阶层。现在这个论点受到了广泛怀疑。勒梅勒使它受到三重批评，他认为首先根本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希拉克略创建了军区制度（该制度是在其统治的时代之后于7世纪逐步产生的）；第二，“军役土地”（strateia）的发展甚至是更晚的事，因为在10世纪之前没有文件证实它；第三，这些土地的占有者本人从来不是士兵，而只是有财税义务、在财政上供养军队中的骑兵。这种批评的结果是，去除了希拉克略统治时期农业或军事领域在结构上的重要性，比此前认为的更加突出了拜占庭农村制度史的连续性。见P.勒梅勒，《拜占庭农业土地史纲要》，载《历史杂志》，第119卷，70—74页，第120卷，43—70页；及《对希拉克略统治的一些评价》（Quelques Remarquessur le Règne d'Heraclius），载《中世纪研究》 （Studi Medievali） ，第1卷，1960年，347—361页。对于军事问题的类似观点的阐述，见A.佩尔图西（Pertusi），《拜占庭军区制的形成》（La Formation des Thèmes Byzantins），《第11届国际拜占庭学会议报告》 （Berichte zum XI Internationalen Byzantinischen-Kongress） ，慕尼黑，1958年，1—40页；W.凯吉（Kaegi），《对7至9世纪军区制的某些重新评价》［Some Reconsiderations on the Themes（Seventh-Ninth Centuries）］，载《奥地利拜占庭学会年刊》（ Jahrbuch der österreichischen byzantinisten Gesellschaft）， 第16卷，1967年，39—53页。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在他的《补充报告》（ Korreferat） 中迅速地回击了佩尔图西的1958年报告，引文见上书［《补充报告》（ Berichte ），1—8页］，及见《拉温那总督区与拜占庭军区制的起源》（L'Exarchat de Ravenne et l'Origine des Thèmes Byzantins），载《拉温那与拜占庭艺术文化教程第7讲》（ VII Corsodi Cultura sull'Arte Ravennte e Bizantina ），拉温那，1960年，99—110页，它认为6世纪晚期西方拉温那（Ravenna）和迦太基（Carthage）总督区（Exarchates）的创建预示着不久后军区（thema）制度的建立。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受到苏联拜占庭学家A.P.卡日丹的某些侧面支持，他在《再论4到11世纪拜占庭的农业土地关系》（Eshchgo Raz ob Agrarnykh Otnosheniya kh v Vizantii IV—XI vv'），载《拜占庭学期刊》 （Vizantiiskii Vremennik） ，1959年，第16期I，92—113页中反驳了勒梅勒的观点。这场军区（thema）制度起源的争论大部分转向了在希拉克略时代两百年之后写作的一位史学家狄奥凡尼斯（Theophanes）的一个唯一词语，而争论最终未必能靠它本身来解决。应当说，勒梅勒自己的看法——拜占庭中期时代农民自由的增加基本上是由于斯拉夫人的移民，它解决了帝国内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因而使隶属关系成为多余——远不如他对用军区制度对此作出的解释的批判具有说服力。
[4] 市镇从7世纪到9世纪的命运是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卡日丹认为这个时代的城市有着实质上的崩溃：《7到9世纪的拜占庭城市》（Vizantiiskie Goroda v VII—IX vv），载《苏联考古学》（ Sovietskaya Arkheologiya ），第21卷，1954年，164—188页；但是这种描述被奥斯特罗戈尔斯基作了有成就的修正，见《早期中世纪的拜占庭城市》（Byzantine C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载《敦巴顿橡树园论文集》（ Dumbarton Oaks Papers ），第13号，1959年，47—66页，及修久莫夫，《7世纪中期到9世纪中期的拜占庭城市》（Vizantiiskii Gorod Seredina VII—Seredina IX v），载《拜占庭学期刊》，1958年，第14期，38—70页，他们说明这种描述太过分夸大了。
[5] R.S.洛佩斯，《中世纪的铸币“元”》（The Dollar of the Middle Ages），载《经济史期刊》（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第11期，1951年，第3号，209—234页。洛佩斯指出拜占庭货币的稳定性，但它表明了平衡的财政收支和组织良好的贸易，不一定意味着大量的经济增长。拜占庭的经济在这个时代可以说主要是停滞的。
[6] “有权势者”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增长是一个所有现代拜占庭史学家面对的共同论题。最好的探讨之一仍是最早的一次讨论：C.纽曼（Neumann），《十字军东征之前拜占庭国家的国际地位》（ Die Weltstellung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 vor den Kreuzziigen ），莱比锡，1894年，52—61页，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的先驱性研究。
[7] 见C.图曼诺夫（Toumanoff）的深刻评论：《曼齐克特战役的背景》（The Background to Manzikert），《第13届拜占庭研究国际会议会刊》（ Proceedings of the XII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Byzantine Studies ），伦敦，1967年，418—419页。“显贵”（clarissmate）在晚期罗马帝国当然在法律上是世袭的，但相对于新的官僚头衔而言，同时也丧失了它的大部分重要性，而新的官僚头衔是不能传代的。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528—529页。
[8] S.弗里奥尼斯（Vryonis），《拜占庭：11世纪衰落的社会基础》（Byzantium： the Social Basis of Decline in the Eleventh Century），载《希腊、罗马与拜占庭研究》（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第2卷，1959年，第1号，161页。
[9] 关于挽具，见勒费弗尔·德·诺埃特（Lefebvre des Noëttes），《各时代的挽具和带鞍马》（ L'Attelage et Le Cheval de Selle à Travers Les Ages ），巴黎，1931年，89—91页；关于犁，见A.G.奥迪古（Haudricourt）和M.J-B.德拉马尔（Delammare），《全世界用的人和犁》（ L'Homme et la Charrue a Travers le Monde ），巴黎，1955年，276—284页；关于水磨，见J.L.蒂尔（Teall），《拜占庭农业传统》（The ByzantineAgricultural Tradition），载《敦巴顿橡树园论文集》，第25号，1971年，51—52页。蒂尔的论文表明，关于拜占庭农业的乐观看法显得多么没有根据，支持这种看法的证据本身是太有限了。
[10]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48章。自然，吉本的语言是大大夸张了（“一部单调冗长、千篇一律的衰弱与悲惨的故事”），使后来的历史学家颇感不悦，在他们中间他的著作中没有比这些章节更过时的了。但是吉本对拜占庭的论断，事实上是由他的《衰亡史》的整体结构所支配的：罗马的陷落是“这世上各国都会记住的一场革命”，而拜占庭的命运只是与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国家的那些革命有“ 被动的 联系”（着重号是他加的；第1卷，1页；第5卷，171页）。这种隐含的概念上的区分在这里表现得完全是理性和现代式的。
[11] 拜占庭历史的这个论题被H.阿尔魏勒（Ahrweiler）有说服力地予以强调，见《拜占庭和海洋》（ Byzance et la Mer ），巴黎，1966年，特别见389—395页。阿尔魏勒自己强烈认为，基本上正是拜占庭帝国的海上野心是造成它最终崩溃的最大原因，这种野心促使帝国过分滥用了它的资源，并分散了巩固它在陆地上权力的力量。这种主张是非常有疑问的。应当说，是整个军事力量都卷入了不断的再征服中，其中陆上军队总是比舰队要庞大得多，这才是这个国家最终垮台的关键所在。
[12] 现在对这个进程有一个全面的文献与讨论，见S.弗里奥尼斯，《从11到15世纪中世纪希腊化文化在小亚细亚的衰落和伊斯兰教化的进程》（ The Decline of Mediaeval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 ），伯克利—洛杉矶，1971年，145—168、184—194页。这是一个主要的研究。弗里奥尼斯也许过于夸大了拜占庭统治阶级内部文官与军官的斗争对于希腊人在曼齐克特（Manzikert）和其后的溃败的责任（“唯一最致命的发展”，76—77、403页），但是他对后来安纳托里亚的突厥化（Turkification）的社会机制的论述是权威性的。
[13] G.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论拜占庭封建化的历史》（ Pour l'Histoire de la Féodalité Byzantine ），布鲁塞尔，1954年，9—257页，是对政府封地（pronoia）制度的经典性研究。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强调说：“拜占庭的政府封地（pronoia）和南部斯拉夫人的土地，如同西方的采邑和俄罗斯的大领地（pomest'e），都是一种发展了的封建制的体现。”（257页）这个有争议的论点将在下文中讨论。
[14] M.Ya.修久莫夫，《拜占庭封建关系发展路线的斗争》（Borba za Puti Razvitiya Feodal'nykh Otnoshenii v Vizantii），载《拜占庭学论文集》（ Vizantiiskie Ocherki ），莫斯科，1961年，52—57页。
[15] J.赫林（Herrin），《拜占庭帝国在12世纪的崩溃：一项中世纪经济研究》（The Collaps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 Study of a Mediaeval Economy），载《伯明翰大学历史期刊》（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istorical Journal ），第12卷，第2号，1970年，196—199页。这是对那个时代一个生动的刻画。
[16] 恩斯特·维尔纳（Ernst Werner），《一个大国的形成——奥托曼帝国，1300—1481年》（ Die Geburt einer Grossmacht-Die Osmanen 1300—1481） ，柏林，1966年，123—124、145—146页。
[17] 在这个希腊人帝国的衰微状态中是否出现过真正的拜占庭封建主义，这个问题一直是拜占庭学家中间的一个传统分界线。奥斯特罗戈尔斯基以他权威性的影响力支持晚期拜占庭社会本质上是封建性的观点，最近见《拜占庭贵族阶层述评》，9页及以下。苏联历史学家也常常确信拜占庭封建主义的存在（通常趋向于将它出现的时期定得更早一些）。新近保加利亚人对这个观点的论述，可以见迪米塔尔·安格洛夫（Dimitar Angelov），《拜占庭和西欧》（Byzance et L'Europe Occidentale），载《历史研究》（ Etudes Historiques ），索非亚，1965年，47—61页。勒梅勒站在另一方面，在范畴上否认封建主义曾在拜占庭立足，而大多数西方学者同意他的观点。布特吕什的比较性研究在概念上更为精确，也驳斥了认为政府封地（pronoia）—特免权（ekskousseia）—依附农（paroikoi）综合体构成了一种确实的封建制度的观点，见《领主制与封建制》，第1卷，269—279页。
[18] S.朗西曼（Runciman），《第一保加利亚帝国史》（ 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伦敦，1930年，94—95页；I.萨卡佐夫（Sakazov），《保加利亚经济史》（ Bulgar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柏林/莱比锡，1929年，7—29页。
[19] 迪米塔尔·安格洛夫，《11到12世纪（1018—1185年）邻近拜占庭国家的保加利亚土地和保加利亚人民》［Die bulgarische Länder und das bulgarische Volk in der Grenzen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 im XI—XII Jahrhundert（1018—1185）］，《第12届拜占庭研究国际会议报告》，155—161页。拜占庭的“特免权”（ekskousseiai）实际上从来不是“完整的”特免权，因为通常保留着对依附农民（paroikoi）的公共捐税负担，而相应在这个时期保加尔人的土地封授所给予领主对农民的权力要远为全面得多。见G.灿科娃-佩特科娃（Cankova-Petkova），《拜占庭与巴尔干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Byzance et le Dévelopement Social et Economique des Etats Balkaniques），载《第1届巴尔干与东南欧研究国际会议会刊》（ Actes du Premier Congrés International des Etudes Balkaniques et Sud-Est Européenne ），索非亚，1969年，344—345页。
[20] S.朗西曼，《拜占庭和斯拉夫人》（Byzantium and the Slavs），载N.贝恩斯（Baynes）与H.莫斯（Moss）编，《拜占庭：东罗马文明介绍》（ 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 ），牛津，1948年，364—365页；德沃尔尼克，《欧洲历史与文明中的斯拉夫人》，142—146页。
[21] J.C.拉塞尔，《晚期中世纪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人口》（Late Mediaeval Balkan and Asia Minor Population），载《东方经济与社会史期刊》（ 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第3期，265—274页；《欧洲的人口，500—1500年》，19页。
[22] F.布罗代尔（Braudel），《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La Médie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Epoque de Philippe II） ，巴黎，1949年，510页。布罗代尔对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地区各自征服的速度的对比是误入歧途的，即这种对比所蕴含的意思是关键的变数在于基督教徒抵抗的相对活跃力量。因为安纳托里亚是由土库曼人部落的非正规军队逐步占领的，其形式是自发性移民的连续涌入，而巴尔干地区则是被以奥托曼苏丹国（Ottoman Sultanate）这种新形式高度组织起来的军事国家征服的。布罗代尔以他特有的反复思考，在他著作的修订第二版中已修正了上面引用的这一页的最后一句话。它现在写作：“巴尔干半岛 似乎 没有抵抗入侵者”（着重号是他加的）。在一个注解中他说，如果安格洛夫的研究是正确的，那么保加利亚人的抵抗比他在正文中认为的更为活跃。见《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巴黎，1966年，第2卷，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