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东部的危机

欧洲封建主义的危机在东部开始得较晚，并且也许在绝对的规模上较为缓和，而在俄罗斯它难以确定一个明确的时间顺序。但是它的影响也许甚至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大，因为它打击的是一个比西方要新近和脆弱得多的社会结构。这个打击更为分散，但是对它的抵抗更为软弱。必须牢记这场东欧总危机的这两个矛盾的方面，因为只有将它们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它的过程和结果。传统上的论述倾向于将14和15世纪整个封建制的萧条硬塞进一个不适合的“一体”化的整个大陆性的衰败状态之中。然而很清楚，首先，西方封建制危机的基本机制——生产力在现存社会生产关系的障碍限制下的“过度发展”和“阻滞”及由此导致的人口下降和经济衰退——是不会在东部本身之内重现的。因为在那里新农业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引进还是相对的新事物，还决没有达到其可能扩张的界限。1300年左右在西方存在的稠密过剩人口在东部是闻所未闻的。沿维斯杜拉河或奥得河的大片可耕种土地还有待开垦，而当时贫瘠的土地却已经紧缩在莱茵河、卢瓦尔河和泰晤士河周围了，因而几乎没有可能在东部同时重演这场西方的危机。事实上，在1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波兰和波希米亚看来是达到了一个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峰。捷克的城市文明在它恶性地陷落于贵族联盟（Barons' League）和胡斯战争（Hussite Wars）之前，在卢森堡（Luxemburg）王朝统治下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在查理四世（Charles IV）统治下的短暂辉煌中，波希米亚是东欧的勃艮第。波兰逃过了那场大瘟疫，并且是“十三年战争”的胜利者，卡西米尔三世（Casimir III）与查理四世是同时代的类似人物；亚盖洛（Jagellonian）家族将波兰与立陶宛联合起来，形成了这片大陆上领土最大的国家。在匈牙利，安茹家族的统治者查理·罗伯特（Charles Robert）和路易一世（Louis I）也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封建君主制，它的影响和威力在整个地区是很大的，而且在路易统治下这个封建君主国家以个人共主的形式与波兰联合起来。但是，这种政治活力不能长期经受降临于东欧的经济气候的变化，这种经济气候比在西方滞后但明显地与其有联系。因为证据很明显，到15世纪早期，在欧洲两个部分都出现了同时并行的衰退。

东部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当然，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为德意志人殖民所影响的巨大弧形地区传导了一场突然动摇整个经济和人口的冲击。一旦封建主义在西方的故土被广泛波及的衰退所笼罩，那么它们对东部边疆的投入就会相应地减弱。移民的势头此时停滞和消退了。到14世纪初，在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已经出现了荒废的村庄和抛弃田地的不祥迹象。其原因部分是由于越来越习惯流动的农民向更东部的迁移。但这些变化本身就表明了这整个移民过程的危险之一。正是因为土地是充足的，可以将它短暂地开发后就抛弃，所以这种方式的一再重复就会在其他大陆和其他时代造成久旱多风沙的地带。波罗的海沿岸的多沙土壤除非细心地予以照料，否则特别易于将地力耗尽，在这里因而也逐渐开始了泛滥和土地侵蚀。并且，西方因为需求的急剧下降而导致的谷物价格的下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东部，在那里粮食出口的批量减少已经开始了。在下一个世纪，哥尼斯堡（Königsberg）的裸麦价格指数密切反映了西方城市中小麦价格指数的下降 。同时，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采矿技术的未能突破已在整个大陆影响到可造币金属的储存量，即使波希米亚矿业受到的影响比萨克森要小。铸币的贬值和领主收入的下降，在勃兰登堡、波兰和其他地方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通常的结果。东部也没能幸免与西方大危机相伴而来的灾难，这场萧条的可怕“影响”成为它重复出现的“原因”。瘟疫、饥荒和战争比其他地方都丝毫不差地横扫东欧平原。在普鲁士，从1340年代到1490年代之间有十一次瘟疫大爆发

。在俄罗斯，从1350年到1450年这种灾祸有二十次 ^[1] 。莫斯科公国（Muscovite）的统治者西米恩（Simeon）本人和他的兄弟及两个儿子在1353年一道因此死去。在欧洲主要地区中，只有波兰一个国家基本上逃过了黑死病。波希米亚没有这么幸运。在普鲁士，1437至1439年的庄稼歉收是这一个世纪中最糟的事情。在这期间，军事斗争蹂躏了东部所有的主要地区。奥托曼人（Ottomans）在14世纪晚期侵入了塞尔维亚（Serbia）和保加利亚，使它们从属于与欧洲其余地区分离的地方历史。反抗蒙古人、立陶宛人、德意志人、瑞典人和保加利亚人的一百五十多场战役席卷了俄罗斯。连续的边界袭击和争斗使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之间边疆地区的人口减少了。波兰的军队和一支从东欧各地召集来的军队于1410年在格伦瓦尔德（Grünewald）击溃了条顿骑士团，并在1414年、1420年和1431至1433年侵入了普鲁士。在二十年郁积着危机的和平后，最终一场更加你死我活的斗争，即“十三年战争”在1453年展开了，它粉碎了条顿骑士团并将东普鲁士完全摧毁达一代人之久。这场野蛮而长期的斗争的后果是人口的大量减少和定居耕地的被抛弃。在波希米亚，15世纪早期漫长的“胡斯战争”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当敌对的军队横越波希米亚作进攻和反攻时，农村经济被夷平和碾碎了。晚期中世纪的这种大规模的灾难剧不只限于捷克的土地。西吉斯蒙德（Sigismund）皇帝的雇佣军队从欧洲各地被征召而来镇压起义的胡斯同盟（Hussite Leagues），而大普罗科普（Prokop the Shaven）的塔波尔派（Taborite）军队又将反对帝国和教会的战争扩大到奥地利、斯洛伐克（Slovakia）、萨克森、西里西亚、勃兰登堡、波兰和普鲁士，他们的游击纵队和马车拉的炮台，一路上大肆破坏以杀出一条直通莱比锡（Leipzig）、纽伦堡、柏林（Berlin）和但泽的道路。

再者，当西方的社会反叛是继之以军事斗争或它们的个别偶尔一击扎克雷大起义的时候，在东部这两者却是相互纠缠着混合在一起的——重要的战争和起义构成一个单一的进程。在波罗的海和波希米亚的两场大起义也是激烈的内战。埃尔梅兰（Ermland）的农民们在普鲁士—波兰（Prusso-Polish）战争的短暂间歇中发动了起义。“十三年战争”本身是一场猛烈和广泛的社会动乱，但泽和托伦（Torun）的商人市镇和农村乡绅同无情而随心所欲的雇佣军结盟，在一场反叛中推翻了条顿骑士团的军事官僚统治。在14世纪晚期，波希米亚在文采斯拉斯四世（Wenceslas IV）统治期间也是一个混乱的贵族斗争的战场，还有雇佣杀手的流浪匪帮在乡村四处闯荡。正是在这些丑恶的争斗中，约翰·杰式卡（John Zizka）这位胡斯事业未来的司令官得到了军事锻炼，之后为波兰君主在参加格伦瓦尔德的战斗的队伍中服役。后来从1419年到1434年，胡斯战争爆发了，这是中世纪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事件，它将反抗贵族地主、城市贵族、王朝和外国军队的市民、骑士、手工业者和农民聚集在宗教旗帜之下，投入了一场非同寻常的社会的与初期的民族斗争 ^[2] 。在波希米亚山中的塔波尔城建立的乡村穷人团体的条款，表达了也许是在欧洲封建主义整个历史中不会再发生的解放的最深刻呼声 。激进的千年至福派在胡斯派集团内不久就被压制下去，但是这些农民和手工业者在他们的领袖杰式卡和普罗科普领导下为胡斯派的事业提供了士兵，他们的忠诚没有动摇。这个独一无二的军事起义废黜了一个皇帝，公然反抗教皇，打败了五次讨伐他们的十字军，经过了十五年才最后被镇压下去，这个国家又获得了一种死气沉沉的和平。波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曾经强大的君主制全都由于贵族的篡权和骚乱而瓦解了，随之在15世纪初期领主加强了对农民的压迫。在这个世纪中，这三个国家都经历了一次短暂的相同的复兴，波迪布腊迪（Podebrody）的乔治（George）在捷克的土地上起家，马提亚斯·科尔温（Matthias Corvinus）在匈牙利继承了王位，卡西米尔四世（Casimir IV）在波兰确立了统治，所有这些有能力的统治者在一段时期内都恢复了王权，阻止了贵族分裂的趋势。但是到这个世纪末，这三个王国又都再度陷于普遍的衰弱中。这时它们的衰落是不可挽回的了。在波兰，君主王位成为贵族国会（szlachta）拍卖的对象，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位被合并于哈布斯堡（Hapsburgs）王朝。在这个地带，没有再度出现当地人的王朝国家。 ^[3]

另一方面，俄罗斯赶在东部其余地区之前开始陷入它自身独特的危机中，这种危机是随着基辅国家的瓦解和蒙古人的征服，并且也是在恢复发展的时候开始的。在这个“无钱”时代的最坏阶段，经济活动已衰退到本地货币完全消失的地步。这个阶段在14世纪后半期已过去了。中部俄罗斯的土地缓慢而间歇性地集中起来，这种集中先是在苏兹达尔（Suzdal），然后是在莫斯科领导之下，甚至在蒙古人的纳贡束缚还在压迫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虽然它最初的成就不应被夸大，因为在下一个世纪蒙古人证明能够对俄罗斯人的非法自治进行相应的惩罚。莫斯科在1382年被蒙古人彻底洗劫，以报复两年前在库利科沃（Kulikovo）的失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蒙古人还将手工艺人运送到里海上萨莱—巴图（Sarai-Batu）的亚洲大本营。他们袭击的一个结果是，俄罗斯市镇的数目减少了一半，城市手工业生产在一段时期内实际上消失了 。王公国家之间在重新统一的逐步进程中无休止的内战（在1228年到1462年之间有记录的就有九十多次），也对农业的衰退和定居耕地的被抛弃起到了作用；虽然也许这个现象比东欧其他地方有更多的分歧看法，因为空闲土地（pustoshi，荒废地）在14和15世纪仍然是广泛分布的 ^[4] 。俄罗斯在德意志移民到达的界限之外，在蒙古人监护的范围之内，它的发展是不会与波罗的海沿岸和波兰平原的机制一致的，它有自己的节奏和特异性。对它而言，萨莱（Sarai）自然比马格德堡（Magdeburg）重要。但是，在这些不同之中它的发展途径的广泛类似性，看来是无可争议的。

东部的农业萧条还有一个更致命的后果。波罗的海、波兰和俄罗斯更新的和不那么强大的贸易市镇，比起西方更大的和更老的城市中心来，远不能抵御它们郊区及内地的饥荒和紧缩。西方城市确实体现了西方经济一个显著的方面，尽管有这一切危机，但还是最终奋力发展，在14和15世纪经受住了民众的动乱和城市贵族的破产。事实上，在经过所有流行病和饥荒的灾难后，到1450年西欧总的城市人口或许还有增长。然而，东部城市的遭遇要严重得多。1300年汉萨同盟的市镇在贸易商品数量和运输量上可能与意大利的港口相等，但是它们的贸易大部分由呢布进口和森林与自然农业产品（木材、大麻、蜡或毛皮）出口所构成，其价值要小得多 ^[5] 。它们也没有控制任何农村的城郊居民（Contado），这就更不必说了；而且，它们那时面对着来自荷兰的激烈的海上竞争。荷兰人的船只在14世纪开始航行到松德（Sound）海峡，到15世纪末它们占有了通过该海峡运输量的百分之七十。正是为应付这种挑战，从卢卑克（Lübeck）到里加的德意志市镇在1367年首次正式组成了汉萨同盟。然而，联盟并未能帮助它们。在荷兰人海上竞争和陆地上农业萧条的挤压之下，汉萨同盟市镇终于瘫痪无力了。随着它们的衰落，易北河以东地方商业活力的主要来源也消失了。

从根本上来说，正是这些市镇的衰弱使得贵族采用了一种西方在结构上行不通的危机解决办法——一种庄园制的反动慢慢破坏了所有农民的权利，并有步骤地将佃户降为农奴，在领主的大自营地上劳动。这种形势的经济原理，与西方最终采用的正相反，是基于东部土地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人口的下降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也许没有在西方那么严重，但总的而言仍对地方性劳动力短缺造成了相对更严重的紧张状况。由于东欧有巨大的缺少人口的土地，因而农民的逃亡是各地领主一个紧迫的危险，而土地的潜力仍是很丰富的。同时，几乎没有向劳动力不那么密集的农业类型转变的机会，如羊毛工业帮助了英格兰或卡斯提尔受到艰难压力的领主那样，耕种农业和谷物栽培仍是东部环境中明显的生产手段，即使在大规模出口贸易进行之前也是这样。因而，土地与劳动力的比例就要求贵族阶级对农民的流动性进行强迫性限制和组成大庄园地产 。但是，这样一种道路在经济上获利的可能性不等于在社会上有同样的可能性。城市市政独立性和吸引力的存在，甚至在逐步缩小的形态上，都是明显阻碍对农民阶层强制实行普遍农奴制的。如已看到的那样，在西方正是城市在整个阶级结构中客观上的“干涉作用”阻止了对危机反应所作的奴役性束缚的最终强化。农村残酷的退步性转化的先决条件，使得在东部接着发生的就是市镇的自治和活力的被消灭。贵族阶级充分认识到，只有消灭和制服市镇，才能成功地压服农民，此时他们毫不留情地开始这样做了。立沃尼亚的市镇积极抵制了农奴制的引入；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的市镇常常更屈从于贵族和王公的压力，就没有这样做。然而这两者在15世纪的进程中都同样在它们与领主的斗争中被打败了。普鲁士和波希米亚的市镇在传统上较为强大，很有意义的是，只有它们是东部在那个时代经历了农民起义和对贵族阶级的暴力社会抵抗的地带。而到“十三年战争”结束时，所有的普鲁士市镇，除了哥尼斯堡外，都被毁灭或被波兰吞并了，此后哥尼斯堡在农奴制开始实行时曾表示过反对，但无力去阻止它。胡斯派的最终失败（它的军队中穷苦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曾肩并肩前进），看来注定了波希米亚自治市镇的命运：大约五十个大贵族家族在15世纪末垄断了政治权力，从1487年起对衰弱的城市中心发动了一场残酷的进攻。

在俄罗斯，那里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这些贸易城市从来没有拥有与其他欧洲市镇类似的市政结构，因为它们完全被拥有土地的贵族统治，在它们的疆界内不能为个人自由提供保证。贵族权力集中于苏兹达尔和莫斯科公国国家，尽管如此，还是以类似的精神对待它们。诺夫哥罗德的独立于1478年被伊凡三世（Ivan III）摧毁，它的贵族和商人中的精英被迁走，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和重新分配，此后一个王家总督（namestnik）为沙皇直接统治这个城市 ^[6] 。瓦西里三世（Vassily III）此后不久征服了普斯科夫。俄罗斯新建立的市镇从开始就是王公控制下的军事和行政中心。波兰的乡绅推行了最系统的反城市政策。在波兰，贵族阶级开辟了当地的贸易中心，以直接与外国商人做交易，对城市生产的货物规定了最高限价，为自身利益擅自占有了制造和加工权（酿酒），禁止市民拥有土地，并且当然也禁止市镇接受任何逃亡的农民。所有这些措施都打击了城市经济的根本生存方式。整个东欧的市镇生活缓慢而逐步的枯萎是这个进程不可避免的后果，它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出现。在波希米亚，这个进程由于德意志城市贵族与捷克封建领主反对胡斯派的及时联盟而受到了限制；在俄罗斯，那里的市镇从来没有享受到汉萨同盟港口的自治体自由，因而没有对领主权力的类似威胁。布拉格（Prague）和莫斯科保留为这个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在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殖民的土地上是另一种情况，非城市化是如此彻底，晚至1564年，勃兰登堡最大的一个市镇柏林，只有为数可怜的1300户人家。

正是这种市镇的历史性失败，为在东部强制推行农奴制扫清了道路。领主制反动的机制被长期延续下来，在大多数地区，这种机制在实质性的变化在实践中起了作用后的某个时候又被编为法律。但是，总的模式在各地是相同的。在15和16世纪的过程中，波兰、普鲁士、俄罗斯、勃兰登堡、波希米亚和立陶宛的农民的流动性逐步受到限制，对逃亡者施加刑罚，用债务将他们束缚在土地上，地租义务被提高 。此时东部在历史上第一次经历了真正庄园经济的出现。在普鲁士，条顿骑士团1402年的法令规定，在收获季节从市镇中驱逐所有没有固定住所的人，1417年规定将逃跑的农民归还给他们的领主，1420年规定了劳工工资的最高限额。后来在“十三年战争”中，骑士团将土地和司法权整个地转让给它雇用来与波兰人及其联盟作战的雇佣军，结果使一大片先前由向军事官僚缴纳实物地租的小土地占有者控制的土地在那时被夺走和出售；此时经历了土地大规模地转移给一个新贵族阶层以及大面积自营地和领主司法权的巩固建立。到1494年，普鲁士的土地所有者赢得了不经审讯就可绞死逃亡者的权力。最终，衰落的骑士团于16世纪初在镇压农民起义和教会财产世俗化中自行解散，它残余的骑士与当地贵族融合，构成了一个单一的贵族地主（容克，junker）阶级，此后管辖着一个被剥夺了习惯上的权利，并被不可逆转地束缚于土地上的农民阶层。在俄罗斯，对农村穷人的攻掠也类似地与封建阶级本身的重组联系在一起。服役领地（pomest'e）的兴起是在莫斯科公国国家的庇护下并为其利益和以牺牲自主世袭地产（votchina）为代价的，由此从15世纪晚期起就产生了一个残酷的乡绅土地所有者新阶层；这时封建地产的平均规模有了暂时性的减少，伴之以对农民榨取的强化。地租和劳役标准提高了，领地地主（pomeshchiki）还叫嚣要反对农民的流动方式。在1497年，伊凡三世的行政法典正式废除了无债务农民可根据他们本人意愿离开地产的传统权利，而将他们的离去限制在圣乔治节（St.Geoge's Day）的前后一星期之内。在他的后继者伊凡四世（Ivan IV）下一个世纪的统治下，这种离去越来越被完全禁止，最初是以立沃尼亚战争（Livonian Wars）灾难造成的临时“国家紧急状态”为借口，然后随着时间推移而成为正式和绝对无条件的了。

在波希米亚，在胡斯派起义之后的土地再分配，导致了对到那时为止教会拥有的占全国三分之一的耕地的抢夺，产生了大量的贵族大庄园，在这同时也需求稳定和依附性的劳动力为其工作。战争导致了人口大量减少和人力短缺。结果是立即就出现了强迫限制农民流动的趋向。在里滂（Lipan）打败普罗科普三年之后的1437年，土地法庭作出了追捕逃亡者的法律判决；1453年，贵族国会（Snem）再度以法律规定了同样的原则。以后，正式和法律上的隶属地位又在1497年的一个法案和1500年的《土地法令》（Land Ordinance）中予以颁行 。在下一个世纪，劳役的强化，池塘养鱼业和酿酒业在捷克地产上的特别发展，进一步增加了领主的财政收入 ，但是数量可观的城市飞地在经济上存留了下来，看来这是将农村的剥削限制在当地的限度内（劳役强度在这里比其他地方要低）。在勃兰登堡，波兰在1496年禁止季节性迁移使那里的德意志土地所有者的劳动力问题严重恶化，并促成了对小农占有地的突然夺取和将农村劳动力强行集中到领地内，这将成为下个世纪的重大特征 。在波兰，庄园制的反动是所有国家中走得最远的。在那里，乡绅从君主那里强行僭取了特有的司法权和其他权力，以供给君主打赢与条顿骑士团的战争所需的货币作为交换条件。土地所有者阶级对这个时代劳动力短缺的反应是《彼得科夫法案》（Statutes of Piotrkow），它第一次正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并从此禁止市镇接纳他们。正是在15世纪，封建自营地（folwarky）有了迅速的增长，它们在通往波罗的海的河流航路沿岸发展得特别密集，因而在那个时代整个东欧有一种向农奴制发展的法律总趋势。15和16世纪，与隶属相关的立法在事实上没有达到使东部所有农民立即农奴化。在每个国家中，在禁止农村人口流动的法典和乡村的社会现实之间都有很大差距，这在俄罗斯、波希米亚或波兰都是同样确实的 ^[7] 。推行属地农奴制的手段常常仍有缺陷，农村的逃亡甚至在最严厉的镇压措施颁行后仍在继续，这有时是大贵族自己非法纵容的，他们很想从较小土地所有者那里引诱劳动力。一种严格而完整的农奴化政治机构在东欧还不存在。但是，决定性的转变已经开始，新的法律预示了东部经济的未来。从那时起，农民的地位无可挽回地下降了。

16世纪农民地位的持续下降在时间上与出口农业的推广是一致的，因为西方市场越来越多地靠从东部的庄园地产上得到谷物供给。从1450年前后起，随着西方经济的复苏，沿着维斯杜拉河的粮食出口第一次超过了木材。粮食贸易常常被引证为东欧“第二次农奴制”的一切现象的最根本原因 ^[8] 。然而，确实的证据看来并没有证明这样一种结论。俄罗斯在19世纪前没有出口过小麦，但却经历了比从16世纪起有着兴旺贸易的波兰和德意志东部毫不逊色的领主制反动；并且在出口地带内部，向农奴制的发展在年代上也先于粮食贸易的起飞，而起飞只是在谷物价格上扬和西方的消费随着16世纪的总繁荣而扩张之后发生的。裸麦出口所特有的“庄园主经济”（Gutsherrschaft）本身当然在13世纪的波美拉尼亚或波兰已知其存在，但它从未在数量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模式，并且在下两个世纪也是如此。东部出口农业的真正兴盛时期（这种庄园地产有时被误称为“种植业主联合体”），是在16世纪。波兰是这个地区主要的生产国，在16世纪开始时每年出口约2万吨裸麦。100年之后上升到8倍以上，在1618年达到17万吨 ^[9] 。在这同一期间，通过松德海峡的船只数量由年均1300艘增加到了5000艘 ^[10] 。在谷物交易的主要港口但泽，粮食价格一般都比布拉格、维也纳和卢布尔雅那（LjublJana）这些内陆中心高出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显示了出口市场的商业利益，虽然东部粮食价格的总水平仍只大约相当于16世纪晚期西方的一半 ^[11] 。但是，波罗的海贸易在东欧谷物经济中的作用不应被夸大。事实上，甚至在波兰这个主要的有关国家，粮食出口在其高峰期也只占总产量的约百分之十到十五；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其比例比这还要低很多 ^[12] 。

出口贸易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不应低估，但是它的特征看来是采用了封建剥削 在程度上增加 而不是在 方式上革新 的形式。因而重要的是，劳役这个从农民那里榨取剩余产品的程度的明显标准，从15世纪到16世纪在勃兰登堡和波兰都大量猛增 。到16世纪末，劳役在梅克林堡（Mecklenburg）上升到约每星期三天，而在波兰有时向贫困化的依附农民强制榨取每星期不少于六天的劳役，常常完全剥夺了他们自己的任何小块土地。因为与剥削程度的强化一道，大规模出口农业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也导致了对村庄共有土地的夺取和可耕地总的扩张。在中央马克（Middle Mark），从1575年到1624年自营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在波兰，在乡绅的地产上自营地与农民耕地的比例上升到了中世纪西方实际上闻所未闻的水平：在1500到1580年平均在2∶3到4∶5之间，而且还越来越依赖雇佣劳动 。一个曾经有过的富裕农民（rolniki）阶层此时到处都消失了。

同时，波罗的海的粮食贸易当然促进了当地土地所有者的反城市倾向。因为出口的货流将他们从对当地市镇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他们现在获得了一个确保他们稳定的现金收入的市场，还有现成的制成品货物供应，而没有在他们门口的政治自治的城市所带来的不便。他们现在只需要绕过现存的市镇，以便在外国商人和当地土地所有者之间直接做交易。事实上他们已着手这样做了。荷兰的船运不久就控制了整个裸麦运输。最后的结果是，一种农业体系产生了在某些地区要比西方的原有封建自营地大得多的生产单位，封建自营地总是趋向于在小块地出租的压力下瓦解，而西方价格革命的这个世纪又给出口贸易带来了暴利，能用以维持在更大的规模上管理领地和组织生产的费用。生产综合体的中心从小生产者变为上面的封建企业家 。但是这种体制的最终完善，不应与14和15世纪东部贵族对农业萧条最初的结构性反应相混淆，它是由东欧内部社会结构本身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激烈社会斗争的结果所决定的。

然而，东欧庄园制农业在近代早期的巩固，在某些关键方面与早期中世纪西欧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最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农业体制已被证明在经济上的活力和生产率是较差的，这是对农村大众更大的社会压迫的致命后果。它在其存在的3到4个世纪里所带来的主要进步是广泛的。从16世纪起，土地开垦在东部大部分地区缓慢而无规律地进行，与中世纪西方的开垦情况相似。这个进程由于这个地区特有的问题而大大延长了，即黑海沿岸的草原地带伸入东欧，那里是声名狼藉的从事劫掠的鞑靼人和游荡的哥萨克人的聚居地。波兰人在16和17世纪对沃伦尼亚和波多利亚（Podolia）的渗透，也许是那个时代最有利可图的仅有的农业扩张。俄罗斯对更东部巨大荒原的征服和在乌克兰的农业殖民直到18世纪晚期才完成

。奥地利在这同一时期的殖民使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Banat）的大片土地第一次得到了耕作。匈牙利平原的大部分直到19世纪中期还实际上没有接触过农耕 。南俄罗斯的耕种最终体现了这个大陆历史上面积最大的土地开垦，而乌克兰在工业革命时代则成为欧洲的面包篮。东部封建农业的广泛传播，虽然是非常渐进的，因而最终成为强加的，但是它在组织和生产率方面从未有与之相应的收获。农村经济在技术上仍是落后的，从没有发生成为中世纪西方标志的那类重大革新，并常常表现出拖延着抵制采用甚至是那些早期的西方先进事物。因而直到15世纪原始的伐林（podseka）开垦在莫斯科公国仍占主要地位，直到1460年代才引入了三田轮作制。 在东部没有受到德意志人殖民影响的那些地区，带有犁壁的铁犁是没有听说过的；简单的犁（soka），即一种木制的掘犁直到20世纪还是俄罗斯农民的常用工具。东部也没有开发出新的农作物，并一直处于持续的饲料短缺之中，直到启蒙时代玉米才被引入巴尔干地区。结果是东部封建农业的生产率总的来说低得可怜。在这个地区晚至19世纪谷物生产量与播种量之比仍仅为4∶1，换言之，只达到了西欧在13世纪的水平，而西欧到16世纪就超过了这个水平。 ^[13]

东欧在时代上的落后就是如此。这种原始特点的根本原因，从封建关系内部的标准而言，要在东部农奴制的性质中去找寻。农村生产关系从没有给曾存在于西方的农民自治和生产率以有决定意义的空间：作为东欧领主制特征的经济、司法与个人领主权的统一集中阻止了它的发生。结果是自营地和佃户份地面积的比例与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波兰的国会贵族有意地使这种比例达到中世纪西方比例的两倍或三倍，将他们的自营地扩张到导致农村衰竭的极限。劳役也同样强化到西欧闻所未闻的水平：它在匈牙利原则上常常是“无限度的”，在波兰实际上有时是一星期五天或六天 ^[14] 。这种领主超级剥削的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使先前封建农业的整个生产率模式颠倒了过来。在西方，生产量在自营地上总是常常要比农民份地上高，而在东部，农民份地的生产率经常比贵族自营地要高。在17世纪的匈牙利，农民的生产量有时是领主保留地的两倍 。在波兰，自营地在面积上被贪婪的乡绅们扩大了一倍以上，而他们的收入才增加了三分之一略多，他们的农奴一旦被置于这种方式的压迫之下，生产的下降就如此急剧 。东部封建主义的局限妨碍和限制了它整体的历史发展，是由于它的劳动力社会组织：农村生产力仍然陷于由剥削直接生产者的方式和程度所决定的相对狭隘的限制之内。

恩格斯在一段名言中，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东欧的庄园制反动称为“第二次农奴制” 。这个表述的含混之处需要澄清，以便在其全面的历史背景中最终确定东部的封建主义发展道路。如果认为其意思是指农奴制是东欧的一个幽灵，它第二次降临缠住了穷人，那么这个用语是完全不正确的。如我们已看到的，正式的农奴制以前从未在东部存在过。另一方面，如果认为它的意思是指欧洲经历了两次单个的农奴制浪潮，第一次是在西方（9到14世纪），后来的一次在东部（15到18世纪），那它就是一个符合这个大陆实际历史发展的表述。通过它我们能够从通常观察东部农奴化的视角 反转过来 看待这个问题。传统上它被历史学家描述为一种时代的倒退，即从以前存在于东部的自由状态到庄园制的反动。但真相是，这些自由状态本身是东部当地缓慢的奴役封建化进程的一个 中断 。因为在布洛克所说的“依附性束缚的发展”正在充分进行时，西方跨越易北河的扩张和俄罗斯人向奥卡河与伏尔加河的迁徙突然和暂时地使它停止下来了。因而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东部从14世纪晚期起的庄园制反动，是当地向一种明确的封建主义发展历程在外部影响下阻滞和偏离了两三个世纪之后的 重新开始 。这个历程开始得较晚，并且比西方要缓慢得多，还有更多的停顿，如我们已看到的，首先是因为它没有最早的“综合体”作为背景。但是将它发展的路线展开来看，最终还是趋向于一种在中世纪西方城市化较差和更落后的地区曾经存在过的类似社会秩序。然而从12世纪起，再也不可能有纯粹的内部发展了。东部的命运被西方的干涉改变了，它最初和反常地趋向于农民的更大程度的解放，而后来又陷入长期萧条的共同的严峻考验。最后，本地人回归到庄园化本身是由整体的干涉的历史所决定和赋予特征的，以致此后它不可避免地与它在相对孤立的情况下（如果假设的话）的可能发展不同。然而，东部与西方之间的基本差距仍然是处处存在的。东欧的历史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与西欧发展在本质上不同的事件之中。它的“开始”要晚得多，因而甚至在与西方的影响汇合之后，它还能够恢复较早那种向着这个大陆其他地方已经经历并超越的经济秩序发展。欧洲的对立地带在时间年代上的共存，以及它们在地理上的越来越互相渗透，造成了两者有着完全共时性的假象。事实上，当东部仍在经历奴役制发展的整个历史周期时，西方却正在摆脱它。这就是最终为什么欧洲封建主义总危机的经济后果在这两个地区截然相反——在西方是地租劳役义务的货币折算和农奴制的衰亡，在东部则是庄园制的反动和农奴制的牢固树立——的最深刻原因。

注释

[1] 布卢姆，《俄罗斯的领主和农民》（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60页。

[2] 弗雷德里克·海曼（Frederick Heymann），《约翰·杰式卡和胡斯派革命》（ John Zizka and the Hussite Revolutian ），普林斯顿，1965年，这是用非捷克语论述胡斯战争的主要著作。作为一项热心和写得很好的研究，它在社会分析方面过于简短了，并止于杰式卡去世的1424年。海曼正确地强调了胡斯派起义史无前例的特点，但是犯了一个时代学上的错误，认为它是近现代革命伟大链条的第一环，是荷兰、英国、美国和法国（原文为俄国，误。——译者）革命的先驱，477—479页。它清楚地属于另一个历史系列。约瑟夫·马采克（Josef Macek），《波希米亚的胡斯运动》（ The Hussite Movement in Bohemia ），布拉格，1958年，对斗争力量的阶级构成有多得多的充分探讨，但实质上此书只是作者用捷克文写的详细学术著作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概要。

[3] 关于这种模式，见R.R.贝茨，《中欧与西欧的社会：它到中世纪末的发展》（Society in Central and Westera Europe: Its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载《捷克史论文集》（ Essays in Czech History ），伦敦，1969年，255—260页：是关于这个时代东欧与西欧农业发展比较的最重要论文之一。

[4] 希尔顿和史密斯在他们对R.E.F.史密斯（编），《俄罗斯农民身份的农奴化》（ The Enserfment of the Russi an Peasantry ），剑桥，1968年，14页所作的说明性导言中，对布卢姆有关文件上提到的“荒废地”（pustoshi）的解释表示怀疑，认为它同样可以指的是等待新开垦和定居的土地，而不是被抛弃的占有地。他们怀疑13和14世纪俄罗斯人口和经济的衰退究竟达到什么程度（15、26页）。另一方面，拉塞尔统计，从1340年到1450年人口净下降百分之二十五，从800万降到600万，相当于意大利在同一时期的损失，并且这必然是更严重的倒退，因为俄罗斯的人口增长在前一个时代已经“明显变慢”了。《欧洲的人口，500—1500年》，19、21页。

[5] 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中世纪欧洲经济与社会史》（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aeval Europe ），伦敦，1936年，148—152页。

[6] 关于这个事件，见G.韦尔纳茨基，《俄罗斯在近代的开端》（ Russia at the Dawn of the Modern Age ），耶鲁，1955年，54—63页。

[7] 比较一下非常类似的评论，见R.H.赫利（Hellie），《莫斯科公国的农奴化和军事变革》（ Enserfment and Military Change in Muscovy ），芝加哥，1971年，92页；W.E.赖特（Wright）, 《农奴、领主和君主——18世纪波希米亚的农业改革》（ Serf, Seignear and Sovereign-Agrarian Reform in Eighteenth Century Bohemia ），明尼阿波利斯, 1966年，8—10页；马里安·马洛维斯特（Marian Malowist），《15和16世纪的波罗的海商业和波兰的社会斗争问题》（ Le Commerce de la Baltique et le Problème des Luttes Sociales en Pologne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载《波兰在第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 （La Pologne au 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 133—139页。

[8] 例如，见M.波斯坦，《中世纪的东欧和西欧》（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170—174页；范·巴特，《西欧农业史》，156—157页；K.季米涅茨基（Tymianiecki），《中世纪波兰和邻国的农奴制》（Le Servage en Pologne et dans les Pays Limitrophes au Moyen Age），《波兰在第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26—27页。

[9] H.卡曼（Kamen），《黑铁世纪，欧洲的社会变革，1550—1660年》（ The Iron Century, Social Change in Europe, 1550—1660 ），伦敦，1971年，221页。

[10] J.H.帕里（Parry）, 《交通和贸易路线》（Transport and Trade Routes），载《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16和17世纪扩张中的欧洲经济》（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IV,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剑桥，1967年，170页。

[11] 阿尔多·德·玛达莱那（Aldo de Maddalena），《乡村欧洲，1500—1750年》（ Rural Europe 1500—1750 ），伦敦，1970年，42—43页；卡曼，《黑铁世纪》，212—213页。

[12] W.库拉，《封建体系的经济理论》，65—67页。也见安杰伊·维钱斯基（Andrzej Wyczanski），《16世纪波兰裸麦贸易的尝试性估计》（Tentative Estimates of Polish Rye Trad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载《波兰历史汇编》，第4卷，1961年，126—127页。库拉运用的估计是原来用以对18世纪被瓜分前的波兰进行计算的，但是库拉认为它适用于作为从16到18世纪这整个时期的平均数。任何既有收入的商品化指数大约是净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粮食的总 市场 的出口份额是百分之二十五到四十，这正如库拉所指出，是数量很大的。

[13] 见B.H.斯里舍·范·巴特的分析，《不同庄稼（主要是谷物）产出量与播种量的关系，约810—1820年》［The Yields of Different Crops （Mainly Cereals）in Relationto the Seed c.810—1820］，载《尼德兰历史汇编》（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 ），第2卷，1967年，35—48页及各处。范·巴特将小麦产量划分为四个历史生产率水平；A阶段有记载的平均出产量达到3∶1， B阶段从3∶1到6∶1；C阶段从6∶1到9∶1，D阶段在9∶1以上。从B阶段到C阶段的转变，在西欧大多数地区发生在1500年之前；而东欧大多数地区在1820年代仍在B阶段。

[14] 帕克（Pach），《16到17世纪匈牙利农业的发展与西欧发展过程偏离》（ Die ungarische Agrarent wicklung im 16—17 Jahrhundert-Abbiegumg von Westeuropäischen Entwicklungsgang ），布达佩斯，1964年，56—58页；R.F.莱斯利（Leslie）：《波兰问题》（ The Polish Question ），伦敦，1964年，4页。 GGbQxcrIdk5tGW730P2u3SGgyXLxKei4r8M1qr+kyHCRWVI/l6T2MAY6easH+L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