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发展的模式

东欧社会结构的内部发展现在可以在这种总的历史条件下考虑。马克思曾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讨论了波兰的发展：“在这里可以说明农奴制是纯粹按经济的途径产生的，没有侵略和民族的政合国等中间环节。” 这个说法足够精确地表明了由易北河以东地区封建主义产生所提出的问题的性质。如我们已看到的，它的基本特征是缺少古典古代及其城市文明和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影响。然而，要说东欧的封建主义是一种“纯经济”方式，是过于简单化了，它忽视了这个事实：东部地区在这个大陆成为 欧洲 时就已成为它的确实的一部分，因而不可避免地有着某些共同的决定因素，不管是在从西方兴起的封建生产方式的结构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斯拉夫人的农业社会占据了多瑙河以北大陆东半部的大部分地区，它的最初模式我们已经指出过。在迁徙后的几个世纪中，这些社会仍是无组织和原始的，它们的发展没有被以前与城市或帝国形态的任何接触或随后与这些形态的任何融合所加速，因而缺乏从古典古代传留的任何遗产。在很长的时期内，部落和部族仍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祖传的原始异教未被触动，农业技术是粗陋的，在东部平原森林密布的荒野中，一直到8世纪砍烧耕种仍占据主要地位；没有像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那样的当地人国家曾沿着罗马边境短暂地存在过的记载。然而，社会分化和政治阶层的形成在逐渐进行。向正规的耕种农业的缓慢转变所增加的剩余产品，使一个脱离经济生产的战士贵族阶层得以充分形成。部族贵族巩固了他们的统治，获得了较大的占有土地，使用战俘作为奴隶劳动力来耕种。一个拥有自己个人财产的小农阶层有时保留着集会和司法的民众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属于他们的权力。王公和首领此时已经产生，将他们的追随者聚集在家族的武装扈从中，此后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统治阶级的核心。一种社会和政治等级制的成熟，不久就在9和10世纪伴之以小规模市镇的大量增加，这种现象在俄罗斯、波兰和波希米亚很普遍。至少在波兰，它们最初是设防的部落中心，被当地的城堡所统治 ^[1] 。但是它们也自然成为地区性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在对其政治组织所知较少的俄罗斯，显示出了相对先进的城市劳动分工。当斯堪的纳维亚人来到俄罗斯时，称俄罗斯为Gardariki（市镇之地），因为他们发现那里有如此多的商业中心。这些波兰的gródy（城市）和俄罗斯的goroda（城市）的出现，也许是这个时期斯拉夫人土地上最重要的发展，尤其在东部以前完全不存在城市化的条件下。这是“黑暗时代”东欧内部社会发展最进步的一点。

对于这整个地区以后的政治发展而言，此时正处于关键的外部影响之下。西欧封建主义的兴起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扩张主义的影响都在易北河以东起了很大作用。此后，事实上，与东欧接壤的更先进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在整个大陆上的近似性，在评估东欧本身事件的过程时是应当牢记的。这些以不同方式对中世纪东欧的政治结构和国家制度施加的深刻影响，可以从它在语言学根据上的一致性看出来 。因为实际上这个时期所有关于较高政治等级和统治权的关键的斯拉夫词语（国家上层建筑本身的词汇表）都源自日耳曼、拉丁或图兰人（Turanian）的用语。俄罗斯语的tsar（沙皇）是借用自罗马的caesar（皇帝）、波兰语的krol，南部斯拉夫语的kral（国王），取自查理曼本人的拉丁文原名Carolus Magnus。俄罗斯语的Knyaz（大公）源自古日耳曼语的Kuning-az，而druzhina（波兰语的druzyna）（侍从）可能来自哥特语的dringan。俄罗斯语和南部斯拉夫语的boyar（贵族）是一个图兰语词，借用自大草原的游牧贵族，首先用于指保加尔人的统治阶级。捷克语的rytiry（骑士）就是德意志语的reiter（骑士）。波兰语和捷克语用于“封地”的词（tan和lan），同样不过是德意志语lehen（封地）的改写 ^[2] 。外来（几乎都是亚洲的、日耳曼的或罗马的）词汇的这种大量的优势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反过来说，重要的是，也许是上层建筑领域中最重要的纯粹斯拉夫语词汇——俄罗斯语的veovoda（军事首长）或波兰语的wojewoda，其含义只是“领导战士的人”，也就是塔西佗描述过的社会发展早期的部落军事酋长。这个词语保留下来并演变为中世纪的一个正式头衔［被误解地翻译为英语的palatine（享有王权的领主）］。在其他方面，有关等级地位的词汇几乎都是借用自外来语。

在东部国家结构的形成上还有第二个外来的催化因素。这就是基督教会。正如在日耳曼人定居时代从部落社会向领土政治实体的转变总是伴随着宗教皈依那样，在东部，王公国家的建立也正好与接受基督教在时间上是一致的。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放弃部落的原始异教通常是压制和消灭社会组织方面的部落原则、建立集中化的政治权威和等级制的意识形态上的前提条件。因此，从外部（天主教或东正教）派来的教会使节的成功工作是东欧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波希米亚公国由普尔米塞（Premyslid）王朝建立，它的第一个统治者瓦茨拉夫（Vaclav）在915到929年统治时，成为一个热诚的基督教徒。皮亚斯特王朝的君主梅什科一世（Mieszko I）创建了第一个统一的波兰国家时，在966年同时接受了天主教信仰和公爵头衔。在留里克（Rurik）王公弗拉基米尔（Vladimir）于988年接受东正教洗礼时，瓦朗吉亚人在基辅罗斯的国家达到了它完整的形态。他是为了与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Basil II）的姊妹结成帝国联姻。随着阿尔帕德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斯蒂芬（Stephen）的皈依基督教，匈牙利的游牧者也类似地定居化和组织成一个王国；他像梅什科那样，既接受了教义（996—997年），又接受了君主之位（1000年），他用前者从罗马那里换得了后者。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跟随君主接受基督教而来的，是他们的臣民由官方法定的基督教化，这是一个国家的创始性行动。在许多情况中，都有一场民间异教的反击在后来爆发，在波兰、匈牙利和俄罗斯，这种反击混合了对新秩序的宗教性与社会性反抗。

宗教革新在王国的巩固上是较容易的一步，这是与从侍从过渡到土地贵族相比较而言的。我们已看到，侍从体制在各地的出现标志着亲族纽带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的明显崩溃，侍从代表了从部落贵族向封建贵族转变的开端。一旦这样一个王公的侍从制度形成，一种跨部族的贵族群体便组成统治者个人的军事侍卫，统治者以他的家产在经济上供给他们，并与他们分享战争掠夺物来换取他们在战争中和行政管理上的忠实服务，侍从体制常常成为国王政府原始的最初机构。而从军事侍从发展为真正的封建贵族，更为关键的一步是必需的，即作为一个土地所有者阶级的领地化。换言之，一个由王家侍卫和战士组成的紧密群体必须分散，以成为各个地方的地产上的领主，这些地产是他们作为君主的封臣而持有的封地。这种结构上的过渡常常是很危险的，因为整个演变的最后阶段总是有抵消第一阶段成果的危险，往往会产生一个顽强对抗任何中央集权化的王权的具有无政府倾向的地方贵族阶层。这种危险必然会引起原来的君主制国家本身的瓦解，因为它的统一是不那么先进的王家侍从阶段在困难较少的情况下似是而非地维持着的。因而，牢固建立一种稳定和整体化的封地体制就是一个极为困难的过程。在西方，它在“黑暗时代”中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混乱和初步的探索才得以产生，最后在10世纪即日耳曼人入侵五百年之后，在统一的王权总崩溃的情况中才得到巩固。因此在东部，从最初的普尔米塞、皮亚斯特和留里克王朝国家到羽翼丰满的封建制度也没有直线发展，就不足为奇了。相反地，在波希米亚、波兰和俄罗斯的情况是，最终都再陷于混乱与无秩序之中，君主权力和领土统一在政治上都退化到分裂式丧失的地步 。从比较的角度而言，早期东欧国家体系的盛衰的根源在于，在一个统一的王权政治实体中是否锻造了一个有凝聚力的领主贵族阶层。这又以创立一个农奴化的农民阶层为前提，要将其固定在土地上并为发展中的封建等级制提供剩余产品。从定义上说，一种封地体系只有在存在奴役性的劳动力为其提供直接产品时才能产生。在西方，农奴制的最终产生和普遍化也只是在10世纪的进程中才出现的，是在整个经历了“黑暗时代”和使之告终的加洛林帝国之后。正如我们已论述过的，在5世纪到9世纪这段漫长的时代典型的农村经济，在特点上是非常混杂和变动不定的，其中奴隶、小土地占有者、自由佃农和依附农民的成分共存。在东部，先前没有奴隶制生产方式，因而向农奴制的任何进化必然是不同的，并且更为原始野蛮。但是在那里，在国家体系建立后的头一个时期的农村社会，到处也是混杂的和过渡性的：大批农民还没有经历农奴化。东欧封建主义只有在它本身需要的劳动力出现的时期之后才能产生。

如果说这就是东部早期发展的一般模式，那么对其中不同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途径就必须注意到当然存在着重要的多样性。俄罗斯体现了最为有趣和复杂的情况，因为在那里看来确实出现了某种好像是西方综合体的一种忽隐忽现的“东方”幻影。头一个俄罗斯国家是在9世纪末和10世纪初，由从斯堪的纳维亚经河流水道航行而来的瑞典商人和海盗建立的 。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个在森林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当地市镇的社会，但是没有地区性的统一或政治实体。瓦朗吉亚商人和士兵来到后不久，就对这些城市中心建立了他们的政治霸权，将沃尔霍夫和伏尔加河的水路联系起来，创立了一个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经济运输的单一地带，并建立了一个其政治权威轴心从诺夫哥罗德（Novgorod）向基辅延伸的国家。瓦朗吉亚人国家的中心——基辅，正如我们在别处看到的那样，是以商业为特点的，它的建立是为了控制在斯堪的纳维亚和黑海之间的贸易路线，而它的主要出口交易品就是奴隶，目的地是穆斯林世界或拜占庭。一个奴隶商业中心在南俄罗斯形成，它的供应地区是整个斯拉夫人的东方，并为阿拉伯人所征服的地中海地区、波斯人的土地和希腊人帝国服务。更东方的哈扎尔人国家先前控制的这种大为有利可图的对波斯出口贸易，被它消灭了，于是瓦朗吉亚人统治者也获得了直接进入里海地区的途径。 基辅国家的这些主要商业活动有助于给予欧洲关于奴隶的新的和长久的词汇：sclavus（奴隶）这个词首先在10世纪出现。瓦朗吉亚商人也用船运出蜡、毛皮和蜂蜜，此后在整个中世纪是俄罗斯出口的重要商品，但那时这些都是附属货物。基辅的城市发展与东欧任何其他中心不同，主要是建立在那时在西方经济中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的一种贸易之上的。

然而，如果说基辅的北欧人统治者为第一个俄罗斯国家提供了政治推动力和商业经验的话，那么与拜占庭的跨越黑海的密切外交和文化接触则为基辅罗斯相对的上层建筑精致化作出了大部分贡献。在这方面与罗马帝国对日耳曼人西方影响的有限的类似性是最明显的。特别是书面语言和文字这两种那个时代任何意识形态体系最基本的成分，都是从拜占庭引进的。基辅的早期瓦朗吉亚王公们打算以他们的首都作为对拜占庭和波斯进行海盗式远征的一个基地，其中拜占庭尤其成为掠夺者一个富丽动人的劫掠目标。但是他们在860年和941年的两次进攻都被击退；此后不久，第一个有着斯拉夫名字的瓦朗吉亚统治者弗拉基米尔接受了基督教。格来哥里蒂克（Glagolitic）和西里尔（Cyrillic）字母表是由希腊人教士特别为斯拉夫各民族的语言而发明的，以使他们皈依东正教的信仰。基辅罗斯此时接受了这种文字和教义以及拜占庭的那种国家教会制度。希腊人教士被派遣到乌克兰去管理一个教会等级集团，它逐渐像统治家族和它的侍从那样变得斯拉夫化了。这个教会后来就成为在意识形态上移植东罗马帝国专制的帝国传统的工具。甚至在帝国后来消失后也是这样。因而，拜占庭在行政和文化上的影响，看来有可能在东方形成一个不稳定的俄罗斯综合体，它可以与西方的法兰克人综合体相比较，两者都有早熟的成就，并在混乱和衰退中不可避免地趋于崩溃 ^[3]

。然而，这种比较的有限性是明显的。在基辅和拜占庭之间，没有共同的领土基础能成为实际上融合的土壤。那时，希腊人的帝国本身距离它的罗马前辈已经很遥远了，只能跨越黑海传送不完整的和遥远的影响力。因而在那个时代，自然没有像加洛林帝国所孕育的那种有组织的封建等级制在俄罗斯出现。基辅社会和经济的无规则和无组织性质是相当明显的。一个源自瓦朗吉亚人的侍从的王公和贵族统治阶级，在市镇中收集贡赋和控制贸易，在那里经常存在着寡头性质的市民会议（vechya），这是以前民众会议的一种残留。贵族拥有大地产，使用奴隶、债务农奴（zakupy）和雇佣劳动力作为混合的劳作者。与这些地产并存的，有被组织为村落公社的大量自由农民。

基辅国家在11世纪早期雅罗斯拉夫（Iaroslav）统治时（1015—1036年），达到了权势的顶峰；这是最后一个与斯堪的纳维亚有联系并有着瓦朗吉亚人的野心的王公：正是在他统治期间发动了最后的对外冒险行动——对拜占庭的一次军事进攻和进入中亚的一次远征。从11世纪中期起，留里克王朝和它的贵族完全俄罗斯化了。不久，向南方广大的贸易路线被切断，首先是库曼人占领了乌克兰南部，然后是十字军。这时，意大利城市夺取了对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贸易的控制权。基辅曾经是拜占庭的一个经济前哨基地，如今随着南方的希腊人母邦一同衰落了。这种孤立状态的结果是基辅社会结构发展的显著改变。贸易的缩减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市镇的衰亡，从而提高了当地农村土地所有者的重要性。由于失去了从奴隶贸易中得到的商业收入，贵族阶级（boyar class）转向内部寻求补偿，扩大自营地和增加农业剩余产品 ^[4] 。这个后果以对农民阶层的经济压迫为标志，他们此时开始向农奴地位下滑。同时，基辅国家的政治统一开始分裂为附属的小公国，在留里克家族瓦解和陷入王朝纷争之时互相攻击。领主的地方霸权与农民阶层状况的逐步恶化一并发展。

捷克和波兰土地上的发展途径，自然主要是受到德意志人而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或拜占庭的影响；但在这种更为西方式的环境中，还是可以辨析可供比较的发展。这些地区最初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与早期基辅罗斯相异的，它们只是没有广泛的水路贸易作为特有的城市发展的基础。因而地方上的贵族统辖着混合的直接生产者，包括小土地占有者、奴隶和债务农奴，这在东欧是很普遍的，是从简单的社会结构转变的一种反映，即从原先部族战士在没有依附农民的情况下使用俘虏奴隶为他们耕种，到分化的国家体系伴随着通过农民负债或委身投靠活动的机制使整个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在波兰、西里西亚、波希米亚或摩拉维亚（Moravia），农业技术通常仍是极为原始的，砍烧耕种、田地放牧仍然为自由小土地占有者、佃农和奴隶这些不同的人所实行。第一个出现的政治结构是7世纪早期有些像幽灵似的波希米亚人国家，它是由法兰克商人萨摩（Samo）领导一场当地斯拉夫人的起义，推翻了在中欧的阿瓦尔人帝国而建立的。萨摩的国家可能像早期的瓦朗吉亚人在俄罗斯那样，是一个进行贸易控制的国家，没有能够使这个地区的人们归顺，因而没有维持多久 ^[5]

。两百年之后，一个更牢固的结构出现在更东部，即9世纪的大摩拉维亚国。

这个王公国家建立在许多城堡和贵族的要塞之上，是在加洛林帝国边界上的一个重要强国，它是拜占庭寻求结成外交联盟以对抗法兰克人的扩张的对象。正是在那里，东正教的西里尔和美多德（Methodius）兄弟被派遣到统治者罗斯提斯拉夫（Rastislav）处，负有教诲和使其皈依的使命，为此他们创造了斯拉夫语字母表。他们的努力最终被罗马来的天主教教士们战胜了。但捷克的土地毕竟还是成了东欧皈依基督教的第一个滩头，其时是在摩拉维亚人国家于10世纪早期被马札尔人入侵所推翻之前。正是在波希米亚，受游牧者蹂躏的严重破坏较少，政治上的复原后来逐步发生了。到11世纪早期，一个捷克国家再度出现，这次有着一种更先进的社会结构，包括一种封地体系的早期形式。奥托复兴（Ottonian Renovation）导致了帝国东部边境地区德意志人压力的大量增加。波希米亚的政治发展此后就总是遭受德意志人对捷克土地干涉和影响的矛盾性冲击。一方面，这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形成（通过仿效），并激励了斯拉夫贵族与它自己本地国家的密切关系，这以对它的保护圣徒文采斯拉斯（Wenceslas）的热烈崇拜为象征 ^[6] 。另一方面，它阻碍了一个稳定的君主制的巩固，因为德意志皇帝们从奥托一世起就宣称波希米亚是帝国的一块封地，并激化捷克贵族内部的王朝敌对斗争。由于统一的波希米亚国家不久就被普尔米塞和斯拉夫尼克瓦茨（Slavnikovic）家族之间为政权进行的一场长期和消耗性斗争所损害，因而这个国家陷入了多次内战之中 。到12世纪晚期，波希米亚的封地成为可继承的，农民阶级越来越从属于领主的租役义务之下，因而一个地方性的贵族阶层在乡村扎下了根。由于这同一进程，中央的政治权力被削弱和损害，波希米亚陷于王公的争斗和分裂之中。

在波兰，部落和部族的组织延续的时间更长；到9世纪，一个波兰人模糊不清的地区性联盟以格涅兹诺（Gniezno）为中心仍存在着。直到皮亚斯特家族的领袖梅什科一世在10世纪晚期兴起，第一个统一的波兰人国家才得以形成。梅什科在966年接受了基督教并在其统治区域推行，作为这个新政治体制的有组织宗教 ^[7] 。在波兰，传教的成功是罗马教会的工作，并随之带来了拉丁文（Latin），此后拉丁文成为这个国家的官方书面语言。这是一个在皮亚斯特王朝国家出现时伴随而生的社会和文化水平相对突然变化的标志，与波希米亚较早却较慢的发展正相反；波兰贵族事实上一直使用拉丁语作为通行的书面语言，直到中世纪之后西方废止不用拉丁语之后很久还是如此。梅什科由教皇教廷（Papacy）确认了他的公爵头衔，这是以他的宗教忠诚作为交换条件的。他的公国建立在一个结合得很好并且是大规模的侍从体制上；这是一个有大约三千名贵族的侍从制，他们或者跟随统治者驻防，或者在设防的市镇中作为地区的守卫军遍布这个国家。使用国王的侍从作为城堡的司令官，为从王家侍从过渡到土地贵族阶层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中间手段。早期的皮亚斯特王朝国家从上一个异教世纪最初的城市发展中受益，并从当地的贸易中心得到可观的财政收入。梅什科的儿子波莱斯拉夫一世（Boleslaw I）迅速发展了皮亚斯特王朝的权力，通过合并西里西亚和进军乌克兰，使波兰人国家在地理上扩张，并自称其头衔为国王。但是在这里，早期国家的巩固和政治统一被证明也是不可靠的希望。波兰的君主国像波希米亚那样，也是德意志外交和军事战略的长久目标。德意志的皇帝们宣称对这两个地区拥有帝国司法权，并终于成功地阻碍了波兰王权的巩固，在那里，君主的头衔被梅什科二世放弃了，成为波希米亚的附庸，而波希米亚则成为帝国的一个正式封地 ^[8] 。再者，皮亚斯特王朝国家的迅速建立其实也种下了内部祸根。1031年发生了一场暴烈的社会和宗教动乱，它将异教对基督教会的反抗、反对领主加重压迫的农民起义和贵族对统治王朝权力的抗拒结合在一起。波兰的领主们将梅什科二世驱逐出国，并将王国划分为地方性的省督辖区（voyevodship）。梅什科二世的儿子卡西米尔（Casimir）在波希米亚和基辅的帮助下恢复了王位。但中央国家此后被严重削弱了。皮亚斯特王朝的权力下移到地方的封地中，并最终完全被取消了。此时，波兰分裂为无数小公爵领地，小农的财产减少了，在农村对被奴役依附农民的榨取成倍增加。教士和贵族的土地仍然只包括了农村人口的约百分之四十五，但这个趋势是明显的 。在波兰，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到12世纪当地农民的状况慢慢恶化和趋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个进程在俄罗斯、立沃尼亚（Livonia）、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立陶宛（Lithuania）是共同的。总的来说，它采取了地方贵族持续扩张大地产的形式，自由小土地占有者的数量下降，佃农增加，然后依附性佃农和俘虏或犯罪奴隶逐渐汇合为单一的不自由农村民众，实际上处于领主司法权控制之下，但还没有正式处于被奴役地位。

然而，这个进程又突然停止并开始逆转。在12和13世纪，如我们已看到的，西方封建主义迅速向外扩张，从西班牙到芬兰，从爱尔兰到希腊。这些进展中有两个是特别重要和持久的，它们是在伊比利亚半岛和阿尔卑斯山外的东部实现的。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收复失地运动驱逐了一个先进的也许在衰落中的文明，而很少涉及这块新近赢得的土地的任何直接的经济改进（两国最终海外扩张的动力还是远在将来的事），主要是德意志人在东部的殖民化使与其相关的土地的产量和生产率有显著的增长。这种殖民化的形式变化很大。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是由来自德意志北部的边疆区的领主或王公占领的。普鲁士和立沃尼亚是由十字军的军事组织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和宝剑骑士团（Knights of the Sword）征服的。在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某种程度上的特兰西瓦尼亚，从西方来的移民逐步定居，他们与斯拉夫人居民肩并肩地一起组成市镇和村庄，对政治现状没有剧烈的改变。波兰和立陶宛也同样接受了德意志人的社团，主要是城市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异教的波罗的海沿岸部落即原普鲁士人和其他部落，被条顿骑士团以军事手段（manu militari）所征服，而一场所谓的“文德人（Wendish）十字军”是发动起来反对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的奥波德里特斯拉夫人（Obodrite Slavs）的。但除了这两个地区外，大部分殖民化是相对和平地进行的，并常常受到当地斯拉夫人贵族的鼓励，他们渴望在自己人口稀少的土地上安置新的和相对有技艺的劳动力。

这种殖民化的特有状况决定了它对东部社会结构的独特影响。土地是丰富的，虽然森林茂密并且质量不都是很好（波罗的海沿岸的土壤多沙），另一方面，人口稀少。据计算，在十三世纪初，东欧包括俄罗斯的居民总数约为1300万人，而较小的西欧地带却有约3500万人 。必须从西方输入劳动力和技艺，以有组织护送的方式从莱茵兰、斯瓦比亚、法兰克尼亚和弗兰德尔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招募移民。对他们的需求是如此迫切，而安排他们的运送的问题又如此之大，以致贵族和教士们如要鼓励这种到东部的趋势，就必须给予定居在新土地上的农民和市民以大量的社会权利。在欧洲从事挖渠和排水工作的最熟练的农民对开垦未耕种地区是如此不可缺少——他们在尼德兰可以找到——因而作出了特别的努力以吸引他们到东部去。然而，位于欧洲一角的北部尼德兰从来不知道正式的庄园制度为何物，比起当时的法兰西、英格兰或德意志的农民来，它的农民在12世纪已在很大程度上更多地从奴役性义务中解放出来了。“弗兰德尔人的法律”因而就与他们一同被接受下来，不久就对殖民的农民的法律发挥了普遍影响，他们大多数是德意志人，在他们的故乡从来不知道这种自由 ^[9] 。因而在新殖民的东部，几乎没有对农民的庄园司法权，他们被给予须缴实物地租的可继承的土地占有权，但很少有劳役义务，并且，耕种者被允许出售他们份地的用益权和彻底离开他们的定居地。村庄由世袭的管事管理的农村公社构成（管事通常是移民的最初组织者），而不是由领主的法规统治。这些定居者迅速地改变了从易北河到维斯杜拉河（Vistula）及以外地区的整个农业模式。森林被清除了，铁犁和三田轮作制第一次被引进。耕作劳动量减少了，而粮食耕种首次普遍实行，大规模的木材出口贸易发展起来。在这种进程的影响下，由于其明显的较多产量和剩余产品，当地的贵族和十字军教团都越来越趋于接受由西方引进的农民农业的规范。因而，波兰、波希米亚、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和其他地方的本地农民的状况，在德意志人殖民化开始之前已经在向农奴地位下降，但此时由于吸收了新来者而显得有所改善。普鲁士的农民最初被条顿骑士团农奴化，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则被解放了。有着它们自己的管事和法庭的自治村庄兴起了，农村的活动范围扩大了，生产率也相应提高了。

谷物生产和伐木量的增长又激发了东部殖民化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即13世纪波罗的海沿岸市镇和贸易商站的成长，如罗斯托克（Rostock）、但泽（Danzig）、维斯马（Wismar）、里加（Riga）、多尔帕特（Dorpat）和雷维尔（Reval）。这些城市中心是独立的和强横的公社，有着繁荣的出口贸易和活跃的政治生活。正如“弗兰德尔人的法律”在当地人农业中发挥了改善社会关系的威力那样，以《马格德堡宪章》（Charter of Magdeburg）为模式的“德意志人的法律”，对东部传统市镇的法律也发挥了类似的影响。特别是在波兰，经常居住着大量德意志商人和手工业者殖民者的市镇此时接受了“马格德堡权利法”（Rights of Magdeburg），波兹南（Poznan）、克拉科夫（Cracow）和新建立的华沙（Warsaw）都从这个进程中受益 ^[10] 。在波希米亚，德意志人市民更为稠密的城市殖民网产生了，它以这个地区的采矿业和冶金业为基础，并有着捷克手工艺人和商人更为重要的参与。因而在13世纪，殖民化的东部是欧洲封建主义的边疆社会，是它自身动力的强有力投射，同时它又有一些比母体制度优越的地方，如同后来欧洲资本主义在美洲和大洋洲（Oceania）的边疆社会那样，即更大程度的平等和活动能力。卡斯滕（Carsten）这样总结了它的主要特征：“正式的庄园制度及它对自由的限制和它的私人司法没有输入东部，农奴制也没有。农民的地位比在西方要好得多，这也包括了当地的人民。阶级区分在东部不那么分明，贵族移居到市镇并成为市民，而市民获得地产，村庄管事拥有封地。社会的整个结构，正如一个殖民地区会出现的那样，比起在西欧要自由和宽松得多。看起来，东部不再落后而成为欧洲最发达的部分，只是个时间问题。而确实这在波罗的海沿岸汉萨同盟（Hanseatic）的市镇已是事实，特别是在文德人市镇和但泽。” ^[11]

俄罗斯处于德意志人正式渗透的界限之外，然而在这些世纪里仍经历了某种微妙的类似的演变，虽然其步调和背景是不同的。这是基辅国家在12和13世纪由于外部的灾难和内部的虚弱而瓦解的结果。如我们已看到的，十字军切断了黑海到君士坦丁堡和伊斯兰教世界的贸易通道，传统上基辅的商业是靠它繁荣的。在东面，库曼人的袭击是持久的威胁，而在国内，王公的“长老”（seniorate）制度导致了内战和无秩序的一场大混乱 。基辅本身在12世纪中期被苏兹达尔（Suzdal）的王公所劫掠。然后在70年之后，来自中亚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游牧者入侵如强飓风般的冲击发生了，它实际上席卷了除西北部以外的整个俄罗斯，后者在成吉思汗死后不久即被蒙古人蹂躏和征服。也许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在这场灾难中死亡。其后果是俄罗斯文明的轴心从基辅盆地向奥卡河（Oka）—伏尔加河三角地带到东北方——当时大部分还是无人居住的地区和原始森林——的长久转移，这大约与跨越易北河的广泛人口渗透是同时发生的。

一种俄罗斯社会结构在东北部逐渐重组起来，那些有波罗的海地带特点的同样社会影响有许多也出现了。对广大无人居住的土地的开垦和殖民，阻止了俄罗斯农民阶层向永久的被奴役依附地位的下降，这在基辅国家的最后几个世纪里已经在进行之中。王公们不得不向农民赋予免除租税义务、公社权利和个人的流动权，来吸引他们定居在新近开垦的土地上。贵族们和修道院也仿效这种做法，即使对新村庄有着更严密的庄园控制。政治权威变得进一步分裂和在领地领主中间封建化，而农民则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更大的自由 ^[12] 。离中央地区政治权力的主要所在地的距离越远，农民以这种方式赢得的自由程度就越大，在遥远的北方森林，这个特点体现得最充分，在那里，领主司法权只是时断时续地起作用。同时，这个国家的人口和经济轴心向奥卡河—伏尔加河三角地带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这些西北部贸易市镇的兴起，它们位于俄罗斯和德意志人殖民的立沃尼亚之间。此后，中部俄罗斯向这个诺夫哥罗德贸易帝国供应所需的谷物，还有它向北方靠近北极地区的部落勒索的贡赋，并在波罗的海贸易中起着中枢作用。诺夫哥罗德虽然由一个市政会议统治，但实际上不是一个与沿岸的德意志人市镇类似的商人公社，市政会议（veche）被拥有土地的贵族所统治，他们完全不同于汉萨同盟的市民。然而德意志的影响在这个城市还是强大的，它有着一个大规模的外国商人团体，并且在俄罗斯市镇中空前绝后和独一无二地拥有以西方为榜样的手工业者行会系统。因而，诺夫哥罗德为将俄罗斯与东欧其他地区联结为一个互通有无的经济体系，提供了战略性的连接点。

注释

[1] 亨里克·沃夫米安诺夫斯基（Henryk Lowmianvowski），《斯拉夫人国家的起源及其社会与经济基础》（La Genèse des Etats Slaves et Ses Bases Sociales et Economiques），《波兰在罗马第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 La Pologne an 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à Rome ），华沙，1955年，29—53页。这是一篇对现在早期斯拉夫人发展的观点的总结。

[2] F.德沃尔尼克，《欧洲历史与文明中的斯拉夫人》（ The Slavs in Europea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新不伦瑞克，1962年，121、140页。L.缪塞，《入侵，对基督教欧洲的第二次攻击》，98页。乔治·韦尔纳茨基，《基辅罗斯》（ Kievan Russia ），耶鲁，1948年，178页；K.维雷尔, 《瑞典人的地方权利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载《萨维尼基金会法律史期刊》（德国部），第89期，1959年，20—21页。

[3] 马克思将加洛林帝国与瓦朗吉亚帝国联系起来，见《18世纪秘密外交史》（ The Secret Diplomaeie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伦敦，1969年，109页。但这是一部寓言式作品，确实是马克思撰写的历史文章中最不理想的一篇。它的不足是大量的。当它在20世纪初第一次再度发表时，梁赞诺夫（Ryazanov）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写过一篇冷静的批判文章《卡尔·马克思论俄罗斯在欧洲统治地位的重要性》（Karl Marx über den Vorsprung der Vorherrschaft Russlands in Europa），载《新时代》（续编）第5号 （Neue Zeit, Ergän-Zungshefte No.5） ，1909年3月5日，1—64页。这篇文章的当代编辑没能指出它最小的不足之处。

[4] K.R.施密特（Schmidt），《早期中世纪俄罗斯的社会结构》（The Social Strncture of Russia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第1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X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乌普萨拉，1960年，报告之三（Rapports III），32页。施密特讨论了从克留切夫斯基（Kliuchevsky）起关于基辅统治阶级的财富重点在农业还是商业的历史学争论。

[5] G.韦尔纳茨基，《捷克国家的开端》（The Beginnings of the Czech State），载《拜占庭》 （Byzantion） 1944—1945年，第17期，315—328页。他认为（与所有的证据相反）萨摩（Samo）是一个斯拉夫人商人，“献身于斯拉夫人之间合作的理想”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使命。这是在有关“黑暗时代”的历史学领域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损害的又一个例子。

[6] F.格劳斯，《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国家与贵族的起源》（Origines de l'Etat etde la Noblesse en Moravie et en Bohème），载《斯拉夫研究杂志》 （Revuedes Etudes Slaves） ，第39卷，1961年，43—58页。

[7] 亚历山大·盖伊斯托尔（Aleksander Gieysztor），《中世纪波兰的基础研究，现实中的国家问题》（Recherches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Pologne Mediévale, Etat Actuel des Problémes），载《波兰历史汇编》（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第4卷，1961年，19—25页。

[8] 关于德意志在这个时期的政策，特别见F.德沃尔尼克，《中欧和东欧的形成》（ The Making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伦敦，1949年，194—196、217—235页，和《斯拉夫人，他们的早期历史和文明》，275—292页。

[9] M.波斯坦，《东欧与西欧之间的经济关系》（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载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编，《中世纪的东欧与西欧》（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during the Middle Ages ），伦敦，1970年，169页。

[10] 罗歇·波塔尔（Rogen Portal），《斯拉夫人》（ Les Slaves ），巴黎，1965年，75页。

[11] F.L.卡斯滕（Carsten），《普鲁士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Prussia ），牛津，1954年，89页。

[12] 在马克·塞夫特尔（Marc Szeftel）的论文中对这种双重发展有很好的分析：《俄罗斯封建主义的各方面问题》（Aspects of Russian Feudalism），载拉什顿·库尔伯恩（Rushton Coulborn）编，《历史上的封建主义》 （Feudalism in History） ，普林斯顿，1956年，169—173页。 +z5211QUD4ItNsNfhgUj0K9OUql7DqzqJeBAc2raKCwaBGJF894b/prS69OjI8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