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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时期，东部的农业斯拉夫人公社向稳定的国家体系的缓慢发展，一再被从中亚来的游牧者入侵的连续浪潮所打断和破坏，这些横扫欧洲的浪潮经常从“黑暗时代”起逼近西方的边境。这些对东欧的历史起到重大影响的侵略，是这个地区地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这不只是因为它在领土上毗邻游牧者放牧生活的亚洲边境，因而不断承受游牧者对欧洲军事攻击的主要压力，而西方则由于这个地区处于其间而得到缓冲，还因为它大部分地区与亚洲的大草原地带在地貌学上是类似的，游牧民族从那里周期性地涌出。从黑海沿岸到第聂伯河以北的森林，从顿河到多瑙河，这个宽阔的地带包括了现代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大部分，并楔入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构成了一片平坦的欧洲草原，自然适宜于游牧生活而不像亚洲真正的大草原那么干旱荒芜，也可以从事定居农业 [1] 。这个地带构成一个宽阔的黑海沿岸地区走廊地带，游牧者联盟一再通过这个地带骑马劫掠，并征服在这个地带之外的定居农业社会，使自己成为一个又一个五花八门的主人。稳定的农业在东欧森林中的发展因而常常被从亚洲延伸的半草原地带楔入部所妨碍，这些地带引发了破坏性的游牧者攻击。
这些冲击中最早和最闻名的是匈奴人的可怕的猛攻，它是在5世纪罗马帝国本身崩溃时发动的，搅动了整个日耳曼人世界。当条顿人部落集体地沿他们各自的途径逃过帝国边境时，匈奴人统治者阿提拉（Attila）在多瑙河以北建立了一个掠夺性的国家，劫掠了中欧。然后在6世纪，阿瓦尔人（Avars）在东部一路洗劫，建立了他们对当地斯拉夫人的统治。在7世纪，保加尔人骑兵给潘诺尼亚和外多瑙河地区（Transdanubian）的平原带来了灾难。在9和10世纪，是马札尔人游牧者从他们在东欧的据点蹂躏了整个地区。在11和12世纪，佩彻涅格人（Petchenegs）和库曼人（Cumans）连续掠夺了乌克兰、巴尔干地区和喀尔巴阡山地区。最后在13世纪，蒙古人（Mongol）军队蹂躏了俄罗斯，粉碎了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对他们的抵抗，在西方的大门前越冬后，在他们回亚洲的路上劫掠了巴尔干地区。这次持久的和最大规模的攻击留下了最长久的社会和政治印记。金帐汗国（Golden Horde）——成吉思汗（Genghis Khan）的军队的一个突厥人（Turkic）旁系分支，在里海（Caspian）附近定居下来，在此后150年里保持了对俄罗斯勒索纳贡的统治。
于是，这些入侵的模式和经常性就使它们成为东欧的形成的基本坐标之一。如果说东欧历史的大部分可以确定为在第一阶段没有古典古代的影响，那么它在第二阶段则由于游牧者游牧活动的压力而与西欧不同。西方封建主义的早期历史是在瓦解中的原始公社和奴隶制生产方式之间的一种综合体，社会结构集中于田地和城市。东欧封建主义的早期历史在某些方面缺少在定居农业和掠夺性的游牧社会之间、在农田和大草原生产方式之间构成这类综合的任何可能性。游牧者入侵的影响当然不应夸大，但他们严重地延缓了东欧农业社会的内部发展，这是很清楚的。为了揭示出这种影响的特点，必须对游牧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独特性作些评论。因为游牧者的放牧生活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有着它自身的动力、局限性和矛盾，所以不应与部落的或封建性的农业的那些特点混淆。在历史上，它在“黑暗时代”和中世纪统治着欧洲之外的亚洲边境地区，划出了这个大陆的外部边界区域。这种游牧生活不只是一种比定居农民的农业更早更简陋的原始经济形式。从类型上说，它可能是在传统上开发过的半干旱或干旱地区上的一种较晚的发展 [2] 。事实上，游牧者游牧生活的特有矛盾是，它在某些方面表现了比前封建农业更高度的专业化和开发利用自然世界的技巧，而它固有的局限性也更为狭隘。它是从原始农耕分支出来的一条发展途径，得到了动人的最初收获，但最终又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而农民的农业则慢慢显示出在累积的社会和技术进步上具有大得多的潜力。但是在这两者并行的时期，游牧社会在组织上和掌握权力上常常比定居社会在两者斗争中拥有关键的政治优越性，但是这种最高权力也有着严格的和自身矛盾的局限性。突厥人和蒙古人——那个时代的畜牧者——以他们的生产方式作为后勤供应和必要的军事力量，统治着常常是数量远比他们多得多的斯拉夫人农业人口，他们的统治通常是短暂的，除非是在邻近他们的故土的地方。
游牧社会结构是由他们的基本生产资料畜群而不是土地的流动特点所确定的。畜群构成了季节性迁移放牧生活的基本财富，并体现着它的财产体制的性质
。因而游牧社会常常将牲畜的个人所有权与土地的集体占有权结合起来。牲畜属于家庭，而它们的草地则归男系的部族或部落享有权益。加之，土地财产不只是集体的，它还没有固定的拥有权，不像农业社会的土地是长期占有和耕种的对象。游牧者的游牧生活，正是意味着以一种复杂的季节性周期不断地将羊群牛群从一个牧场转移到另一个牧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在游牧的畜牧部落——所有畜牧民族最初都是游牧的——那里，土地和其他自然条件一样，是以原始的无穷无尽的形式出现的，例如亚洲的草原和亚洲高原的情形就是这样。土地被用作牧场等等，在土地上放牧畜群，畜牧民族则靠畜群生存。……在这里，
被占有
和
再生产的
，事实上只是畜群，而不是土地，在每一处停留地上土地都是被暂时
共同
使用的。”
因而土地的“所有权”意味着享有一种间断而有规律地来回迁徙的权利；用拉铁摩尔（Lattimore）的话来说是：“是迁移的权利，而不是宿营的权利，是‘财产’的决定因素。”
季节性的迁徙放牧是一种周期性使用的体制，而不是绝对性的占有。因而社会分化在游牧社会内部能十分迅速地发展，而不必打破他们的部族团结。因为游牧贵族的财富是以其畜群的规模为基础的，能够在一个长时期中仍与一个共同体的迁徙与放牧周期相适应。甚至最贫穷的游牧者也常常拥有一些牲畜，因此一个依附生产者的无财产的阶级通常不会出现，虽然普通的游牧家庭要特别为部族首领和显贵献出各种租税和劳役。大草原上不断发生的互相残杀的战争导致出现了依附的“臣属”部族，它以一种从属的地位随着一个胜利者的部族共同迁徙
[3]
。而战争俘虏也可以成为家内奴隶，虽然其数量从来都不大。部族会议是在作重要决定时召集的，部落领袖习惯上是半选举性质的
。贵族阶层特别控制着牧场的分配和季节性迁徙放牧的规则
。
游牧社会就这样组织起来，在利用他们极不适宜的环境上显示了突出的技巧。典型的部族聚集了一批用心使之多样化的牲畜群组合，包括马、牛、骆驼和绵羊。绵羊提供了财富的主要社会单位形态。这些牲畜每一种都需要特别的照料技艺和各自不同种类的饲料土地。同样，迁徙的复杂年度周期也要求对不同地域的整体性有准确的知识，即它们在各个季节的情况。对这些各式各样的生产资料的实际开发利用，需要很强的集体纪律性、分配执行任务的统一性和技术的专门化。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游牧者对马术的精通也许体现了比中世纪农民农业任何单独一项劳动技能要更高的技艺水平。但在同时，游牧生产方式有着极为严格的局限性。首先，它只能维持小规模的劳动力：游牧人口总是要有数量大大超过他们的牲畜，因为牲畜与人的比例必须要非常高，才能维持在半干旱大草原上的季节性迁徙放牧。生产率的增长在主要方面是不能与耕种农业可能做到的相比的，因为基本生产资料不是土地（从性质和直接可发展性而言），而是依赖于土地的牲畜，土地本身与游牧生活不是直接相关的，因而基本上只能使其面积扩展。事实上，游牧生产方式中劳动的基本产物和手段大部分是同一的，即都是牲畜，这对劳动的生产率造成了难以逾越的界限。放牧的生产周期比农业要长得多，因而缺少发展农业技艺的间歇时期；并且所有的部族成员包括首领们都参加了进去，因而阻碍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出现，以及读写文字的出现
。最重要的是，游牧生活从一开始就实际排除了市镇的形成或城市的发展，而有定居农业的地方则常常促进了市镇或城市的发展。因而在超出某种程度之外，游牧生产方式注定是停滞性的。
因而游牧社会在他们贫瘠的故土上通常是饥饿和贫穷的。他们很少能自给自足，常常以一种粗陋的贸易体制与邻近的农业社会交换产品
。但是他们有着一条扩张的途径，由此他们常常有非常可观的回报：贡物和征服。因为马术是游牧的畜牧生活的基本经济技能，也成为他们在战争中的杰出装备，所以他们必然培养了世界上最好的骑兵。是他们首先发展了骑马射箭术，从阿提拉到成吉思汗，正是他们这种武器的优势才是他们可怕的军事力量的秘密。游牧者骑兵以很高的速度通过辽阔的空间距离的无比威力，他们在长距离远征中严密的指挥和组织能力，是在战争中更具决定性的武器。
因而，游牧社会组织的结构特点趋于产生一种掠夺性的扩张和收缩的典型周期性，在周期中大草原的部族能够突然膨胀为巨大的帝国，然后迅速地再度陷入湮没无闻之中 [4]
。这个进程常常以袭击邻近的商业道路或中心开始，直接的目的是控制和抢劫；实际上所有游牧民族对货币财富和商品流通都表现出一种敏锐的意识
。下一阶段的特点是大草原上敌对的部族和部落融合为进行对外侵略而结成联盟
。然后就是发动真正的征服战争，常常是一个接一个跨越巨大的空间地进行，并包括整个民族的迁徙。最后结果可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游牧帝国。在蒙古人这个极端的例子中，一个帝国的领地比在这之前或之后的任何其他单一国家体系都要大。然而，这些帝国的性质注定了它们是短命的。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原始的贡赋之上的，即从在他们统治之下的被征服社会直接勒索财富和人力，而这些社会常常比游牧统治者社会本身更为先进，并且在其他方面也没有被它改变。货币的掠夺是罗马尼亚历史学家约尔加（Iorga）称之为“掠夺者国家”的首要目标
[5]
；他们的赋税体制只是用来维持游牧者的占领军和供给指挥纳贡国的新草原贵族阶级作为大批收入。其次，这些臣属的社会经常被迫为大为扩张的游牧者军事体系供给征募兵员，还供给手工业者给新近建设的游牧者的政治首都
[6]
。收集赋税，控制贸易路线，兜捕征兵，运送工匠：游牧者国家的行政作用主要就限于这些事务，因而它们是纯粹的寄生性机构，没有扎根于养肥它们的生产体系之中。纳贡国家只是从现存的分配体系中掏出过分的剩余产品，没有其他对附属的经济和社会的实质性改变，因而只是妨碍和阻滞了它的发展。但游牧社会本身却随着这种帝国的建立，经历了迅速而剧烈的变化。
军事征服和财政剥削必然使原有的部族社会剧烈地分层化，从部落联盟到纳贡国家的过渡，自动地产生了王公的王朝和统治的贵族，并从组织在常备军中的他们指挥的普通游牧者中分裂出来。在游牧生活原来的领土基地被保留的情况中，常备野战军队的创建本身就将游牧社会垂直地分裂开来：它的一大部分此后从它的游牧故土分离出去，以作为驻防军的特权性职责驻于国外被征服的领地上，在那里富人要多得多。因此这一大部分便趋于不断定居化，并被吸收到它所控制的更为先进和更为众多的人口之中。最终结果可能是占领军队和行政机构的完全非游牧化，以及与当地统治阶级在宗教和民族上的融合
。通常随之而来的就是整个帝国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瓦解，这种瓦解在故土的更贫穷和更原始的游牧部族摆脱了在国外的特权化和道德败坏的分支时就发生了。在整个游牧民族都迁移到新土地上形成一个帝国的情况中，同样的困境再度出现：不管是游牧贵族逐步完全放弃了游牧生活并融入当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之中，还是整个社会保留着半游牧生活并附着在臣属的各民族之上，无论哪种情况下臣属民族在人口上的优势最终都会导致成功的起义和征服者的毁灭
[7]
。因为游牧者控制被征服人口，在数量上总是非常稀少的，这是游牧生活本身的固有规律造成的，成吉思汗的帝国领地的基本情况是：蒙古人和臣属各民族的比例是一比一百
。游牧帝国不管是远征性的还是移民性的，都注定要有扩张和瓦解的同样周期，因为季节性迁徙的游牧生活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在结构上作为一种政治体制，都不能适应稳固的从属地的行政管理。游牧统治者或者不再是游牧者，或者只去统治。季节性迁徙的游牧生活能够并且确实存在着与定居农业的一种不稳定的共生关系，在他们自己干旱的大草原地带，各自保留自己的特点和地域，并依靠另一方进行有限的产品交换。但是，当游牧生活部族在定居的农业人口所在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掠夺性国家时，就从来不能与定居的农业人口构成一个综合体
[8]
。更不会出现新的社会或经济形式。游牧生产方式仍然是一个历史上的死胡同。
如果说这就是游牧者征服的一个完整周期的典型过程的话，那么在这些特有的游牧民族从“黑暗时代”起袭击东欧的共同模式中，还有着某些重要的不同之处，在这里可以简短地论述一下。对于陆续骑马进入大陆的马上弓箭手军队来说，最有吸引力的中心地理区域是现代匈牙利的潘诺尼亚平原。因为横跨多瑙河和蒂萨河（Tisza）的阿尔弗尔德（Alföld）地区，即匈牙利大平原（puszta），是欧洲在某些方面最接近类似于中亚大草原的地貌带，平坦无树的大平原在那个时代是养马的理想场所
。再者，潘诺尼亚大平原有着自然的战略优势，因为它位于欧洲中央；它提供了能从那里向大陆其余地区、向任何方向发动重要进攻的领土基地。因而匈奴人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帝国，阿瓦尔人在同一地区安扎了他们的环形营地，保加尔人选择它作为最初的栖息之地，马札尔人最终使它成为他们长久的故土，佩彻涅格人和库曼人在其中寻求最后的避难所，而蒙古人入侵欧洲时就在那里停驻和过冬。在这些民族中，只有马札尔人游牧者在955年于勒希费尔德被击败后定居化了，最终在多瑙河盆地作为一个持久的农业社会居住在那里。匈奴人帝国由于臣属的民众——主要是日耳曼人部落的起义，在5世纪中在涅达尔（Nedao）被摧毁得没有留下遗迹，匈奴人也就实际上从历史中消失了。阿瓦尔帝国在7世纪被斯拉夫人的臣属民众所推翻，在欧洲没有留下种族遗存。另一个突厥—鞑靼（Turco-Tartar）民族保加尔人虽从潘诺尼亚被驱逐出去，但在巴尔干的东南部建立了一个汗国（Khanate），它的贵族最终被他们属下的人口所同化，并在9世纪斯拉夫化。佩彻涅格人和库曼人在统治了现代乌克兰南部和罗马尼亚两个世纪之后，最后在11和13世纪分别被拜占庭和蒙古人的军队驱散，他们在欧洲的残余逃到匈牙利，那里的马札尔人统治阶级将他们吸收进来，以加强它与斯拉夫人邻国的文化与种族的分离性。最后，蒙古人军队在13世纪撤回戈壁（Gobi）高原，参加成吉思汗死后的王朝斗争，但是蒙古军队的一个突厥人分遣部队——金帐汗国对俄罗斯强制实行了150年的掠夺性霸主制度，直到跛子帖木儿（Tamerlane）侵入它在里海的领地将其击溃时才告终。金帐汗权力独有的长期性主要是由于它在地理上的好位置。俄罗斯是最接近亚洲大草原的欧洲国家，并且只有它才能被游牧征服者从它本身游牧领土的边境以纳贡统治使其臣服。金帐汗的靠近里海的首都的位置可以对农业的俄罗斯内部进行军事干涉和控制，而它本身仍位于草原国家之内。因而避免了直接附着在或者遥远地驻防在被征服国家中。
这些游牧者对东欧连续袭击的影响自然是不平衡的，但总的效果必然是延缓和妨碍了东部当地生产力和国家体制的发展。由于阿瓦尔人帝国压制和控制了6世纪斯拉夫人的大迁徙，因而没有相应的政治结构出现在他们拓展的领土上，这与这个时代日耳曼人在西方迁徙中的国家组织情况正好相反。第一个当地形成的斯拉夫人国家是9世纪情况不清楚的大摩拉维亚（Greater Moravia），它被马札尔人荡平了。中世纪早期东部的主要政治组织基辅罗斯（KievanRussia），先是被佩彻涅格人和库曼人在其侧翼的攻击严重削弱，后来又被蒙古人完全消灭。比较而言，波兰和匈牙利只是受到蒙古人入侵的损害，但在莱格尼查（Legnitsa）和绍约（Sajo）的失败，导致在其中一个国家结束了皮亚斯特（Piast）王朝历时一代的统一，在另一个国家毁灭了阿尔帕德（Arpad）王朝，使这两个国家处于无秩序和混乱之中。复兴的保加利亚（Bulgarian）国家——一个长久以来就是斯拉夫人化的政治实体，由于蒙古人退兵经过这里而突然完结。在某些方面，这个地区所有受影响者中最糟的是相当于现代罗马尼亚的地方，那里连续遭受游牧者的劫掠和统治，以致到13世纪驱逐库曼人之前，根本没有本地的国家体制出现。它在3世纪罗马人从达西亚撤退之后整个这中间一段历史至今仍隐没在黑暗之中。游牧者的铺天盖地而来是中世纪东欧社会结构中反复出现的背景。
[1] 关于黑海沿岸草原的论述和讨论，见D.奥博伦斯基（Obolenski），《拜占庭共同体》（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伦敦，1971年，34—37页；W.H.麦克尼尔，《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 Europe's Steppe Frontier,1500—1800 ），芝加哥，1964年，2—9页。
[2] 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Inner AsianFrontiers of China ），纽约，1951年，61—65、361—365页；《游牧者和供给兵站》（ Nomads and Commissars ），纽约，1962年，34—35页。
[3] B.Ya.弗拉基米尔佐夫（Vladimirtsov），《蒙古人的社会结构，蒙古人的军事封建主义》（ Obeshchestvennyi Stroi Mongolov，Mongol'skii Kochevoi Feodalizm ），列宁格勒，1934年，64—65页。弗拉基米尔佐夫论蒙古人的著作是这个领域的一项先驱性研究，他的影响对今天的苏联学术界仍然很大。前面引用过的《历史问题》1956年的编辑部文章对这本著作给予了赞扬，虽然它也反驳了弗拉基米尔佐夫持有的一种区别于定居社会的特别的游牧封建主义的概念（上引书，75页）。
[4] 对这个进程最生动的研究是E.A.汤普森的《阿提拉和匈奴人的历史》（ A History of Attila and the Huns ），牛津，1948年，它探究了欧洲第一次主要的游牧者入侵的发展。
[5] 见N.约尔加（Iorga），《东方和西方在中世纪的互相渗透》（L'Interpénétration de l'orient et de l'Occident an Moyen Age），载《历史部学报》 （Bulletin de Ca Seetion Historique） ，第15期（1929年），罗马尼亚科学院（Academia Ronana），16页。约尔加是第一批掌握了这些国家对于这个大陆东部地区历史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的历史学家之一。后来的罗马尼亚历史学家从他那里受益匪浅。
[6] 见G.韦尔纳茨基的论述：《蒙古人和俄罗斯》（ The Mongols and Russia ），耶鲁，1953年，118、213、339—341页。蒙古人军队也招募工匠作为他们的工程兵。
[7] 汤普森，《阿提拉和匈奴人的历史》, 177—183页，论述了匈奴人的情况。但是汤普森错误地假定，匈奴人在沿着多瑙河建立了他们的潘诺尼亚帝国后放弃了游牧生活。它的存在过于短暂，以致不可能这样做。匈牙利学者豪尔毛陶（Harmatta）指出，迅速地放弃养马会破坏匈奴人在中欧军事力量的直接基础。J.豪尔毛陶（J.Harmatta），《阿提拉时代的匈奴人社会》（La Société des Huns à l'Epoque d'Ateila），载《国际研究》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第2号，1957年5—6月，194、230页。
[8] 布朗最近比较了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各自的命运：面对它们的蛮族入侵者，他责备罗马帝国僵化而没有能力同化它的日耳曼人征服者，成为比他们更为经久不衰的文明；相反，中华帝国以灵活自如的能力容忍并吸收了它的蒙古人霸主。见《圣奥古斯丁时代的宗教与社会》（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Saint Augustine） ，56—57页；《晚期古代世界》，125页。然而这样一种比较是推理谬误的，这显示了“历史心理学”的局限性，这是布朗创造力丰富的著作的鲜明标志和优点。这两个结果之间的不同，不是古罗马与中国文明的主观文化态度的作用，而是由于在欧洲和亚洲各自相互斗争的社会结构的物质上的性质。粗放的沙漠游牧生活决不能与中华帝国集约的灌溉农业相融合，这两者之间在整个经济和人口上的两极性结果使其与产生罗马—日耳曼在西欧的综合体完全不同。任何可供比较的不可能性的理由，见拉铁摩尔的论述，《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512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