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易北河以东地区

在易北河的另一边，这场大危机的经济后果是正好相反的。现在需要转到欧洲封建主义中心地带东部的广大地区的历史，在多瑙河一线以北，在那里发展了一种特有的不同社会结构 。对于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从易北河到顿河展开的整个平原地带的最基本的特征，可以确切地说是一直 缺少 西方特有的综合，即在以原始农业为基础的分散的部落—公社生产方式，及原始的武士贵族统治的一方，与正在瓦解的有着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广泛城市文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并有着帝国体制的一方之间的综合。在法兰克人的 边境 之外，没有与西方发生的那种相异的历史类型在结构上融合的可供比较的情况。

这个主要的事实是欧洲不平衡发展的基本历史决定因素，使东部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在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以外广大的落后地区一直处于古典古代的范围之外。希腊文明沿着黑海（Black Sea）沿岸在西徐亚分散着殖民地。但是，这些稀疏的沿海前哨从未在深入到黑海沿海地区（Pontic）的内地立住脚，而最终被占领俄罗斯南部大草原（Steppes）的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排挤出去，只留下了考古遗迹 ^[1] 。罗马文明完成了在西欧大部分大块土地上征服和殖民的功绩，但是，古典古代结构的这次重大的地理扩张从未在东欧有过深度可堪比拟的类似之举。图拉真吞并达西亚，表现了向这里的大陆内地的唯一一次重大推进，这是一次不大的收获，不久便放弃了。东部的内地从来没有统一到罗马帝国体系之内 。它甚至不像德意志那样，虽然在帝国之外但却维持着与帝国的军事和经济接触。罗马的外交和商业影响在其军团撤退后仍在德意志深深保留着，并且罗马对德意志的了解是详细而准确的。在帝国与东方的蛮族领地之间没有这样的关系。塔西佗令人叹服地写出了日耳曼人的社会结构和种族学，但实际上没有提到处于他们之外的各民族。对他来说，更东面的空间是神秘和空白的：“有的只是荒诞的传说。”（cetera iam fabulosa） ^[2]

这样，今天我们对基督纪元最早时代东欧部落的迁徙和变换仍知之甚少，就不奇怪了。虽然这些事件曾是大规模的。我们清楚的是，多瑙河以北的大平原曾经是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或汪达尔人的居留地，由于日耳曼人部落在5世纪向高卢、意大利、西班牙和非洲北部的民族大迁徙而部分地空了出来。实际上，这是日耳曼人口向西和向南的一个普遍转移，清理出来的地方为另一个部落的和农业的民族种族群体在他们之后所跟进。斯拉夫人可能起源于第聂伯河—普里皮亚特河—布格河地区，开始扩张到东部被日耳曼人从5和6世纪起遗留下的空间 ^[3] 。

一个巨大的人口浪潮必定曾在他们遥远的故土上发生过，这样才能解释这个运动的波动性特征。到6世纪末，斯拉夫人各部落实际上已占领了从波罗的海到爱琴海的广大地域，背靠伏尔加河。这些迁徙的确切速度和分布还是不清楚的，然而它们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总的社会后果是很明显的 ^[4] 。沿着日耳曼人较早所走的途径，斯拉夫人的农业社会慢慢地向一个更为分化的内部结构转变。部落组织让位于聚居的村庄，由有联系的各家庭群居在一起，个人化的财产逐步增加。有着较大的土地拥有权的战士贵族产生了，最初只是军事酋长有着格外的对部落的权力，后来是更为稳固的王公式领袖有着对更大的联盟的权威。这些领袖的扈从式侍卫在各地构成了一个统治着非奴役性农民阶层的土地统治阶级的萌芽。在这方面，俄罗斯的“侍卫”（druzhina）在本质上类似于日耳曼人的“扈从”（Gefolgschaft），或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武装扈从”（hirdh），尽管在其内部和他们之间有着各个地方的不同差别和变异 ^[5]

。战俘奴隶制通常是这些原始的社会结构的另一个特征，用以供部族贵族作家内和田地上的强制劳动，以弥补没有农奴阶级的状况。公社的政治机构有着民众集会与民众司法，常常与一个世袭的社会等级制共存而保留下来。农业仍是极为原始的，砍伐烧荒技术在无尽的森林中长期盛行。起初几乎没有城市的发展。换言之，斯拉夫各民族在东部的发展，或多或少是在他们之前的日耳曼各民族发展的忠实再现，即在后者突然侵入罗马帝国并吸收了其远为先进的文明，造成了两方面先前的生产方式突然瓦解之前的情况。这种不完整的“独立”发展，突出了古代文明在西方封建主义形成上无比的重要性。

注释

[1] 罗斯托夫采夫在他第一部重要著作中，强调在南俄罗斯东方（Oriental）的影响一直要比希腊的影响重要，那里从来没有被长期希腊化，见《伊朗人和希腊人在南俄罗斯》（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 ），牛津，1922年，8—9页。关于对黑海殖民地的现代考察，见小博德曼（Boardman），《海外的希腊人》（ The Greeks Overseas ），伦敦，1964年，245—278页。

[2] “其余的是一些传说，由于不能证实我就弃而不提了。”（quod ego atIncompertum in vedio relinquam）这是《日耳曼尼亚志》（ Germania ）的最后一句话，塔西佗到此结束了。

[3] F.德沃尔尼克（Dvornik），《斯拉夫人：他们的早期历史和文明》 （The Slavs: Their Early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波士顿，1956年，3—45页。他倾向于将斯拉夫人最初的故土定位在更西的地方，在维斯杜拉河（Vistula）与奥得河（Oder）之间；L.缪塞，《入侵：对基督教欧洲的第二次攻击（7—9世纪）》，75—79页，他评论说：“这种大规模的前进类似于填满空闲的土地而不是一次征服。”（81页）

[4] 典型的简要概述见S.H.克罗斯（Cross），《年代久远的斯拉夫文明》（ Slavic Civilization through the Ages）， 17—18页。

[5] 弗朗齐歇克·格劳斯（Frantisek Graus），《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法制史》（Deutsche und Slawi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载《历史杂志》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第147期，1963年，307—312页。 fYQ9C1oj9Djl8gmpE3DLM6McIFE3BlgrmxiVXoM7jy0o1jeCu7FWzoXB/yAno3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