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总危机

事实上，在下个一百年里，一场大规模的总危机打击了整个大陆。我们会看到，正是这场经常被回顾的危机成为将欧洲的命运区分开来的分水岭。它的起因还需要系统地研究和分析，虽然现在它在现象上的因素已经被充分认识到了 ^[1] 。但是，这场总危机最深层的决定因素也许在于，这种体制的再生产机制在它能力极限的一个障碍点上“突然发作”。特别是看来很清楚，农业开垦的基本动力——曾经驱动整个封建经济前进了三个世纪，终于在土地和社会结构上越过了它的客观限度。人口继续增长，而产量却在仍能以现有技术水平利用和改造的瘠薄土地上下降，土壤由于仓促开发和滥用而被破坏。新开垦的最后剩下的土地通常质量很差，湿地或瘠薄的土壤更是难以耕作，像燕麦这类较劣的作物播种在这些土地上。另一方面，耕作过的最古老土地，由于年代太长，从它们耕作的遥远的古代起就开始衰退。还有，谷物每英亩产量的增长，常常是以缩小放牧地为代价得到的：这使得用动物耕作最终受到损害，并损及可耕农地本身的肥料供给 。因而，中世纪农业的大进步就导致它对自身的惩罚。清理森林和荒地一直没有伴随着相应的保护；在最好的时代里几乎不应用肥料，这样表层的土壤经常很快被耗尽，洪水和尘暴变得更为常见 ^[2] 。并且，欧洲封建经济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而多样化，导致在一些地区粮食的生产由于其他农业分支（葡萄园、亚麻、羊毛或畜牧业）的占领而减少，因此增加了对进口的依赖和由此而来的危险。

在这种越来越危险的生态平衡的背景下，人口的扩张能够被由于歉收的第一次打击造成的过剩人口所抵消。14世纪开头那些年就遍布着这类灾难：1315至1316年是欧洲的饥荒年代。土地开始被抛弃，出生率下降，这甚至在这个时期后来袭击了这个大陆的那场大灾难发生之前就出现了。在有些地区，如中部意大利，对农民阶层的地租榨取在13世纪就已经降低了人口繁殖率 。同时，城市经济在它的发展中碰上了某些关键性的障碍。没有理由相信，建立在小商品生产之上的制造业还受到行会限制和统治市镇的城市贵族垄断的严重阻碍。但是商品交换的基本流通媒介无疑被危机抓牢了：从14世纪头几十年起，普遍的货币缺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银行业和商业。这种货币危机的潜在原因是隐蔽和复杂的，但是它核心的因素是生产力本身的一种客观限制。像在农业中那样，采矿业遇到了一道技术障碍，使开采变得不可能进行或造成伤害。白银的提炼，与整个城市和封建经济的货币领域系统地联系在一起，在中欧主要的矿产地带已不再切实可行和有利可图了，因为没有办法挖掘更深的矿井或提炼杂质更多的矿石。银矿业在14世纪几乎完结了。在戈斯拉尔，有着地下水面上升的抱怨，在波希米亚矿区也有着关于水的困扰。在奥地利，这种衰退早在13世纪就已经开始。采矿活动在多伊奇布罗德（Deutschbrod）于1321年停止，在弗赖萨赫（Freisach）约于1350年停止，在布兰德斯（Brandes）［法兰西的阿尔卑斯（French Alps）］约于1320年停止。 金属的缺乏导致一个接一个国家不断降低铸币的价值成分，并形成急剧的物价暴涨。

这又接着产生了城市与农业价格关系之间加大的剪刀差 ^[3] 。人口的下降导致了基本生活商品需求的缩减，因而粮食价格在1320年后暴跌。相反，城市制成品和高价格货物是为领主们的消费而生产的，因而却有着相对固定和上层的顾客，变得越来越昂贵。这种矛盾的进程对贵族阶级有剧烈的影响，因为其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市镇生产的奢侈品（14世纪经历了勃艮第宫廷风格的封建大炫耀的高峰，并传播到整个欧洲），而从他们的地产上自营地耕作和农奴租役所产生的收入却不断下降。结果是领主财产的减少，这就引发了一场空前的战争浪潮，各地的骑士们企图用抢掠来补偿他们的财产 。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对掠获物的追求在一个饥荒的时代，产生了独特的领主们无组织无政府的盗匪行为：在斯瓦比亚和莱茵兰，有无情的强盗骑士（Raubritterum）和从罗马尼阿（Romagna）扩散到整个北部和中部意大利的进行抢掠的雇佣兵队长（condottieri）。在西班牙，同样的压力在卡斯提尔引发了地方性的内战，那里的贵族在王朝承续和国王权力的问题上分裂为敌对的派别。在法兰西，首先是“百年战争”，它是卡佩与勃艮第家族的内战和英格兰与法兰西之间的国际斗争的凶残性结合，弗兰德尔与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治军事当权者也卷了进去，将这个欧洲最富有的国家陷于无比的混乱和苦难之中。在英格兰，在法兰西大陆上最终失败的尾声是“玫瑰战争”中贵族歹徒的犯罪行为，战争这种贵族骑士风度的职责，变成了其专业性的交易，骑士服役逐步让位于雇佣兵首领和付钱进行的暴力行为。平民大众到处都成为牺牲品。

这幅凄惨的全景又雪上加霜，这种结构性的危机被紧要关头的一场大灾难——从亚洲传来的“黑死病”在1348年的侵袭——搞得过分深重。这是个来自欧洲历史之外的事件，它对欧洲历史的破坏作用有些类似于在后来几个世纪中欧洲殖民活动对美洲人或非洲人社会所造成的同样灾难［流行瘟疫对加勒比海地区（Caribbean）的影响也许可供比较］。这场瘟疫从克里米亚（Crimea）经过黑海到达巴尔干地区，像一阵台风卷过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向北曲线推进到法兰西、英格兰和低地各国，然后最终再向东转到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由于人口的抵抗力已经减弱，黑死病夺走了这个大陆居民人口的大约四分之一。此后，鼠疫的爆发在许多地区成为地方性的。由于这些一再爆发的瘟疫，到1400年，死亡人口大约占到总人口五分之二 。结果是，正当封建经济被严重的内在矛盾所困时，劳动力又遇到了灾难性的缺乏。这些累积的灾祸在这片土地上引发了一场极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被债务和物价暴涨威胁的贵族阶级，现又面对着有气无力和不断减少的劳动力。贵族阶级的直接反应是，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庄园中，或在市镇和乡村中压低工资，企图以此弥补能得到的剩余产品。紧接着黑死病之后，1349至1351年在英格兰颁布的《劳工法案》（Statutes of Labourers），是属于欧洲阶级斗争全部历史中最冷酷鲜明的剥削纲领 ^[4] 。法兰西1351年的敕令（Ordonnance）基本上重复了英格兰法案的类似的规定 。同年，卡斯提尔的等级会议（Cortes）在巴利阿多里德（Valladolid）集会，发布法令规定了工资。德意志的王公们不久就起而仿效：巴伐利亚在1352年推行了类似的控制 ^[5] 。葡萄牙的君主在二十多年后的1375年通过了《荒地分配法》（Seismarias）。然而，这种领主强化奴役身份的命令和使生产者阶级为这场危机付出代价的做法，此时遭到了猛烈的和暴力的抵抗。这常常是由受过较好教育和较富裕的农民们领导的，并激发起民众内心最深处的愤怒与激情。在长期的封建上升时代特有的被压抑的地方性斗争，在这个封建衰落时代突然被融合到广大的地区性或全国性的爆发之中，这时中世纪的各种社会已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在经济和政治上一体化了 。商品交易渗透到乡村，削弱了习惯性的关系，而王家税收的出现此时在村庄里常常压倒了贵族的勒索；这两者都使得民众对领主的苛求或镇压的反抗集中化，成为浩大的集体运动。早在1320年代，弗兰德尔西部就已经成为反对它的法兰西宗主的财政勒索的一场暴烈的农民战争的舞台，并且它也反对当地贵族和教会的租税和什一税。在1358年，法兰西北部被扎克雷大起义（Grand Jacquerie）的烈火燃遍，这可能是西欧从巴高达运动以来有记载的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它是由百年战争中的军事征用和抢劫而引发的。而后在1381年，在英格兰爆发了农民起义，它是由一项新的人头税促成的，具有在所有这些起义中最为先进和彻底的目标：立刻废除农奴制和现存的法律体制。在下一个世纪，轮到卡拉布里亚（Calabrian）的农民在1469至1475年的大起义中反叛他们的阿拉冈主人了。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召回”（remença）农奴起而反抗他们的贵族领主们所强加的“邪恶习惯”的传播，随后是1462年一场残酷的内战，并在1484年再度爆发 。这些只是一个从丹麦延伸到马略尔卡岛（Majorca）这个遍及大陆的现象中的主要事件。在这期间，在最发达的城市地区，弗兰德尔和意大利北部发生了自治公社的革命：在1309年，根特的小作坊主和织工们从城市贵族那里夺取了政权，并在库尔特雷打败了前去镇压他们的贵族军队。在1378年，佛罗伦萨经历了一场更为激进的起义，当时饥饿的梳羊毛工（Ciompi）（不是手工业者，而是挣工资的工人）建立了一个短期的专政政权。

所有这些被剥削者的起义都失败了（除了“召回者”运动是部分例外），并在政治上被镇压下去 ^[6] 。但是它们对于西欧封建主义这场大危机最后结果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对于欧洲封建主义大崩溃进行考察而得出的最重要结论之一，是与马克思主义者中被广泛接受的信念相反的：一种生产方式中的危机的特有“形象”，不是有活力的（经济的）生产力胜利地冲破落后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迅速地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相反，生产力经常趋于 停滞 和 退步 于现存的生产关系之内，到它们自身在新的生产力能够创造出来 之前 必须激烈地变化和重组，并结合为一种全球性的新生产方式。换言之，在转变时代，生产关系的总的变化是发生在生产力 之前 ，而不是相反。因而，西方封建主义危机的直接后果不是在工业或农业上迅速解放了任何新技术，这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的。它直接和决定性的后果不妨说是西方乡村中深刻的社会变化。因为这个时代暴烈的农村起义，甚至是它们的失败，都无形中导致了土地上阶级力量平衡的变化。在英格兰，农村的工资随着《劳工法案》的颁行显著下降，而在农民起义之后则开始上升，其上升曲线一直持续到整个下一个世纪 ^[7] 。在德意志，同样的进程是明显的。在法兰西，百年战争造成的经济混乱使生产的所有因素都脱离了正常秩序，因而工资最初仍是相对稳定的，以适应于产量水平的降低；但甚至在那里，工资在这个世纪末也开始可以觉察到在上升 。在卡斯提尔工资水平在黑死病之后的1348至1358年这十年中增长到4倍 。封建生产方式的总危机决没有使乡村中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它是以改善他们的状况和解放他们而结束的。事实上证明它是西方农奴制瓦解的转折点。

形成这种极其重要的后果的原因无疑是可以找到的，首先和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考察的开头所强调过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双重结合。最重要的是在中世纪的政治实体中，被最高权力的分散化在结构上得到保护的 城市 部分，此时已发展为能够决定性地改变农村部分阶级斗争后果的关键 。西方中世纪晚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地理位置就表明了这点。实际上，每次它们都发生在有着强大的城市中心的地带。在这些民众起义中，城市在客观上起了催化作用：布鲁日（Bruges）和根特在弗兰德尔，巴黎在法兰西北部，伦敦在英格兰东南部，巴塞罗那在加泰罗尼亚。大城市的存在总是意味着向周围农村市场关系的辐射，而在一个转变的时代，正是这种半商品化农业的性质与农村社会结构的矛盾最为尖锐。在英格兰东南部，在受到农民起义影响最大的地区，无土地的仆役和劳工的人数实际上已超过了佃农 。农村手工业者在弗兰德尔的战争中起了突出作用。巴黎和巴塞罗那地区分别是法兰西和西班牙经济上最先进的地区，也是两个国家商品交易比重最高的地区。加之，城市在那个时代农民起义中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对它们的邻近地区起到打破传统的领地秩序的影响。这些市镇中还发生过许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积极支持或援助农村的起义，不管是出自下层自发的民众同情心，还是出自上层城市贵族为自己利益的打算。伦敦的贫穷平民用社会性的团结一致鼓舞了农民起义，而富裕市民以艾蒂安·马塞尔（Etienne Marcel）为首的巴黎市政权则给予扎克雷起义以有策略的援助，以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巴塞罗那的商人们和行会与“召回”农奴起义保持距离；但是布鲁日和伊普雷（Ypres）的工匠们与沿海地区弗兰德尔的农民们是天然的同盟者。这样，既在客观上并常常是又在主观上，城市影响了这个时代重大起义的特点和进程。

但是，这些城市对国家命运的干预不只是或者说不主要是在这些趋于爆炸性的形势中，它们在社会表面上平静的情况下也从未停止这种干预。在西方，相对密集的市镇网络对乡村的社会力量的平衡发挥了持续不断的有吸引力的影响。因为一方面，正是市场中心的兴盛使得不满的农民逃脱农奴制有了一种持久的可能性。德意志的谚语Stadtluft macht frei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对于整个欧洲的城市政府是一条规则，因为逃跑的农奴对于城市制造商是一种无条件的劳动力输入。另一方面，这些市镇的存在给予好战的贵族将他们的收入兑现为货币形式以持续的压力。领主们既需要现金，又在一定限度之外不能冒把他们的农民大批驱赶为流浪者或城市雇佣劳动者的危险。因此，他们被迫接受了对地产上奴役性束缚的普遍放宽。结果是，在西方缓慢但稳步地将租役折算为货币地租，并越来越多地将自营地出租给农民佃户。这个进程在英格兰发展得最早和程度最高，在那里，自由农民的比例一直相对较高，奴役性习惯保有权悄悄地在1400年左右转化为非奴役性租约，并且被奴役小农也转变为公簿持有农 。在下一个世纪，经历了也许是英格兰农民实际总收入的实质性上升，并与其中社会分化的急剧性明显地结合在一起，在此期间，富裕的自耕农阶层在许多村庄获取了控制权，而工资劳动者则遍布于乡村。在农业中人力短缺仍十分严重，但耕地面积缩小了，农业地租金下跌了，谷物价格下降而工资上升了，幸运如果说是短暂的，那对于直接生产者却是关键性的 。贵族的反应是越来越多地转向畜牧业，以供应在新的制呢市镇发展起来的毛纺织工业，为此已开始了一场圈地运动；并且，以通过付薪金的扈从和雇用的武力的复杂体制缔结的“契约”与“特许状”而得名的15世纪“变质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 ^[8] ，以约克家族—兰开斯特家族（Yorkist-Lancastrians）战争为主要活动舞台。这个新的关键时期也许对骑士阶级更为适宜，因为他们从这种家臣制度中比从传统的权贵方面更能获益。

这种折算的进程在英格兰采用了从劳役到货币地租这种直接转变的形式。在大陆上，从劳役到实物地租，然后变为货币地租，是个一般要缓慢一些的变化过程。这在法兰西是确实的，那里百年战争的最终影响是让农民拥有了小块土地，在德意志西南部也是如此 ^[9]

。法兰西模式具有两个独特之处。领主们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经常地依赖于直接出售农奴解放权，以从这种转变中获取最大限度的直接利益。同时，迟到的王家司法和罗马法合起来，使农民在解放后的土地保有权比在英格兰可以更安全地继承，这样小土地所有权终于深深地扎下了根；而在英格兰，乡绅能够防止这一点，使公簿持有的租约成为不牢靠和临时性的，因而使得在较晚时期能较容易地将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 。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召回”农民反对“六条邪恶习惯”的斗争最终以1486年的《瓜德罗佩（Guadelupe）法令》而告结束，阿拉冈的斐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由此正式把他们从这些负担下解放出来。他们得到了他们小块土地的稳固占有权，而他们的领主则保留了对他们的司法权和法律权利；为了阻止这种叛乱的榜样，那些参加“召回者”起义的人同时被君主处以罚金

。像在英格兰那样，卡斯提尔地主阶级在14世纪对劳动力短缺的反应是广泛地将土地转变为绵羊牧场，此后它就成为这个“高原”（Meseta）上农业的占统治地位的部分。羊毛生产普遍成为领主解决农业危机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欧洲的产量在中世纪晚期也许增加了大约3到5倍 。卡斯提尔的情况是，教会附属地的农奴制不再有很多经济上的合理性，在1481年托莱多（Toledo）的等级会议上最终准许农奴有权离弃他们的领主，从而废除了他们的隶属性束缚。在阿拉冈是另一种情况，在那里，畜牧业从来没有很大的重要性，城市是弱小的，并存在着更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压迫性的庄园制度在中世纪晚期没有被严重动摇，教会属地农奴制仍很牢固 ^[10] 。在意大利，各城市公社几乎总是有意识地与领主司法权作斗争，在它们的城郊居民中将领主的职能和地主分离开来。例如，波洛尼亚（Bologna）早在1257年就鸣钟宣告解放它的农奴。事实上，到14世纪，早期农奴制在意大利北部差不多已普遍消失了，这比在法兰西或英格兰的相同进程要早两到三代人 。这种早熟性只是证实了这个规律，即市镇的消融作用从根本上确保了农奴制在西方的瓦解。在意大利南部是另一种情况，那里贵族的地位占了压倒性优势，14世纪灾难性的人口减少导致了贵族相互残杀的无政府状态和领主司法权的一个新高涨。将耕地转变为牧场在广泛实行，大地产的面积在增长。1470年代卡拉布里亚的起义，不像在西欧所有其他农村起义中实际发生的那样，没有任何城市的响应；农民阶层没有得到自由，乡村陷于长期的经济萧条。而另一方面，在北部意大利，城市早期和绝对的优势，促进了第一批大规模利用工资劳动者的商品农业形式的出现，以伦巴底地区为先驱，发展出了短期租约和分成制佃农，这种现象开始缓慢地向北越过阿尔卑斯山，传播到法兰西西部和南部、勃艮第和尼德兰东部，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到1450年，在法兰西、英格兰、西部德意志、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由奴役劳动耕种自营地已经是过时之事了。

注释

[1] 对这场危机最好的一般论述仍是利奥波德·热尼科（Leopold Génicot），《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危机》（Crisi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Modern Times），载《中世纪的农村生活》（ 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 660—741页。也见R.H.希尔顿，《封建制有一场总危机吗？》（Y Eut-Il le Crise Générale de la Féodalité？），载《经济、社会与文化年鉴》，1951年1—3月，23—30页。杜比最近批判了对于一场总危机的“浪漫”概念，根据是在中世纪最后几个世纪中确实在某些方面有着重大的文化与城市进步，见《中世纪社会：一个总体探讨》（Les Societes Médièvales: Une Approche d'Ensemble），载《经济、社会与文化年鉴》，1971年1—2月，11—12页。但这是将危机的概念与倒退混淆了。没有任何生产方式的总危机只是一种直线的衰落。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限制出现在14世纪中期萧条的最低点不但不矛盾，并且特别在市镇中经常是它不可缺少的方面。只是因为它在浪漫的文献中一直被渲染，就对一场总危机的存在提出疑问，这是不必要的。

[2] 波斯坦，《中世纪晚期人口下降的一些经济证据》（Some Economic Evidence of Declining Popula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载《经济史评论》，第3号，1950年，238—240、244—246页；范·巴特，《西欧农业史》，132—144页。这些事实是在主要的生产关系中生产力危机的明确证据。它们正是表明了马克思所说的这两者之间的一种结构性矛盾。这场危机的另一种解释，曾被多布（Dobb）和柯斯明斯基尝试性地提出过，它在经验根据上是有问题的并在理论上过于简单化。他们认为，14世纪封建主义的总危机主要是由贵族的剥削从11世纪起直线上升而引起的，这最终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起义，因而摧毁了旧秩序。见E.A.柯斯明斯基，《从11到15世纪英格兰封建地租的发展》（The Evolution of Feudal Rent in England from the 11th to the 15th Centuries），载《过去和现在》，第7号，1955年4月，12—36页；M.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44—50页；多布有更多的细微差别。这种解释看来不适合于那个时代西欧地租关系的总趋势；并且，它倾向于将马克思复杂的客观矛盾的理论曲解为只是一种阶级的意志的主观斗争。一种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危机的 解决 总是要依赖于阶级斗争的直接干预，但是这类危机的 萌发 也许在一个既定的历史总体中对所有社会阶级都是意外事件，是出自其结构层次的其他方面，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直接对抗。他们在展现出来的危机时期中的冲突，如我们在这场封建危机中会看到的那样，在后来决定了它的结果。

[3] 见H.米斯基明（Miskimin），《14与15世纪英格兰的紧缩力量：货币运动和市场结构》（Monetary Movements and Market Structure: Forces for Contraction in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载《经济史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第24期，1964年12月，第2号，483—490页；热尼科，《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危机》，692页。

[4] “鉴于我们的主人国王近来发布的敕令，并经过他的谘议会中高级教士、伯爵、男爵和其他人的同意，以反对仆役们的恶行。他们懒惰，在这场瘟疫之后没有过高的工资就不愿服务。有这类行为的仆役，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必须强使服务，接受他们应服务的那个地方在本国王临朝第二十年或五六年之前惯常的薪金和工资，以这类行为拒绝服务的那些仆役们应受到人身监禁的惩罚，……这些仆役不理会这道敕令，而只图安逸并特别贪婪，除非他们有相当于二十年或更早以前通常得到的衣食和工资的两倍或三倍，就拒不为贵族们和其他人服务，给贵族们造成很大损害，并且使所有的民众贫穷。”A.R.迈尔斯（Myers）编，《英国历史文献》（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第4卷，1327—1485年，伦敦，1969年，993页。这个法案适用于所有那些没有足够的土地维持生计的人，强迫他们以规定的工资为领主们工作；因而它同样打击了小土地拥有者。

[5] 弗里德里希·吕特格（Friedrich Lütge），《社会与经济史中的14与15世纪》（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载G.斯特劳斯（Strauss）编，《宗教改革前的德意志》（ Pre-Reformation Germany ），伦敦，1972年，349—350页。

[6] 在欧洲有一个农民阶层独自成功地反抗了封建阶级。在讨论中世纪晚期欧洲大规模的农村暴动时瑞士的情况常被忽略。虽然瑞士各州的运动确实在许多方面表现了一种与众不同（sui generis）的历史经验，与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或低地国家的农民起义有所区别，但不能将它们完全隔裂开来。它是这块大陆上同一时代的农业萧条和社会斗争的中心事件之一。它的历史重要意义在这项研究的续集《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301—302页中讨论。

[7] E.柯斯明斯基，《从11到15世纪英格兰封建地租的发展》，28页；R.希尔顿（Hilton），《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的衰落》（ The Decline of Serfdom in MediaevalEngland ），伦敦，1969年，39—40页。

[8] K.B.麦克法兰（MacFarlane），《变质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载《历史研究所学报》（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 20卷，1945年5—11月，161—181页。

[9] 高桥幸八郎（Kohachiro Takahashi）：《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am），载《科学与社会》，第16卷，第41号，1952年秋季，326—327页。从劳役租到货币租的发展在英格兰更为直接，因为这片岛屿没有经历较早在大陆上于13世纪向实物租的转变；对劳动力的榨取必然比其他地方以其原始形式存留得更长。关于英格兰在12与13世纪的振荡（租役的减轻而后又强化），见M.波斯坦，《关于劳役的年代学》（The Chronology of Labour Service），载《王家历史学会学报》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第20卷，1937年，169—193页。

[10] 关于阿拉冈农奴制的特点和持续性，见爱德华多·德·伊诺霍萨（Eduardo de Hinojosa），《阿拉冈耕地的农奴制度》（La Servidumbre de la Gleba en Aragon），载《现代西班牙》 （La Espana Moderrea） ，190号，1964年10月，33—44页。 YKcdVAJ8XpCObE1AV69pH83AGM42Qv+zjrgyMeCp0GZvjm2d8cDchkZNDlcRXW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