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趋向综合

最终产生的历史综合体当然是封建主义。这个明确的用语——“综合体”（Synthese）是马克思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历史学家一道提出的 。两种瓦解中的先前生产方式，即原始的方式和古代的方式的灾难性碰撞，最终产生了遍布整个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秩序。西方封建主义是罗马和日耳曼传统的融合的特有结果，这个事实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已经是明显的，当时首次对其起源进行了辩论 ^[1] 。近现代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始于孟德斯鸠（Montesquieu），他在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中主张封建主义的起源是日耳曼的。从那时起，终于产生了封建主义的罗马—日耳曼因素混合中的确切“比例”问题，激起了一系列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热情。确实，对古代末期这段历史本身唱出的调子经常依据编年史家的爱国主义情绪而变化。对于道普什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奥地利写作的人而言，罗马帝国的崩溃只不过是日耳曼人各民族几个世纪来和平吞并的高峰，它是在西方居民的平静的解放中进行的。“罗马的世界从内部被日耳曼人逐渐战胜了，日耳曼人和平地渗透了几个世纪并吸收了罗马的文化，确实经常接管了它的行政管理，因而去除它的政治统治只是一个长期的变化进程的最终结果，就像更改一个企业的命名，而它的旧名字已经长期与这个财团的实际董事长不相符了……日耳曼人不是破坏或消灭罗马文化的敌人，相反，他们保存并发展了它。” ^[2] 对于洛特（Lot）这个同一时期在法国写作的人来说，古代的终结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是文明本身的浩劫：日耳曼人的法律对后来时代“连续不断的、肆无忌惮的、疯狂的暴行”和“财产的不安全”是负有责任的，他们“可厌的堕落”使后来时代成为“历史上一个真正不幸的时期” ^[3] 。在英格兰那里没有罗马和日耳曼秩序之间的对抗，而只有一段休止期，这场争论转移到了“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这场相反的入侵，弗里曼（Freeman）和朗德（Round）继续就“盎格鲁—撒克逊”或“拉丁”因素对当地封建主义贡献的相对功过进行争论 ^[4] 。这些争论的余烬今天仍在闪烁；苏联历史学家在俄罗斯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对这些争论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5] 。事实上，罗马或日耳曼的因素一旦混合为纯粹的封建生产方式，其混合的精确比例本身就远没有它们各自在出现于中世纪欧洲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的分布状况来得重要。换言之，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必须有一种欧洲封建主义的 类型学 ，而不只是一种起源上的研究。

特有的封建制度的最初起源经常显得无论如何也难以搞清，这是由于原始资料的模糊难解和在这两个先前的社会体系内发展的并行状况。因而，封臣制（vassalage）的主要根源可能是日耳曼人的侍从（comitatus），或者是高卢—罗马人的庇护制（clientela）：贵族扈从的两种形式在帝国终结之前就存在于莱茵河两岸，这两者无疑都对封臣制度的最终出现作出了贡献 ^[6] 。恩地（benefice）最终融合到采邑（fief）的形式中，它同样既可以追溯到晚期罗马帝国教会的做法，也可以追溯到日耳曼人部落的土地分配 。在另一方面，庄园（manor）肯定是源自高卢—罗马人的田产（fundus）或田庄，它没有对应的蛮族起源；巨大的、独立自足的由依附农民隶农耕种的地产，缴纳实物产品给他们的大土地所有者，这是领地（domain）经济的一个明显雏形 。相反，中世纪村庄的公社飞地，基本上是一种日耳曼人的遗产，是蛮族农民通过自主农到依附佃农这个总的发展进程之后，最初森林中的农村制度的残存。农奴制本身可能既源自隶农制的古典时代法规，也源自自由的日耳曼人农民由于半强制性地向部族武士“委身”（commendation），而缓慢地趋于地位恶化的结果。在中世纪发展的法律和宪政制度同样是混合性的。一种民众特色的民间法律和在一个共同的部落社会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形式上相互负有义务的传统，在封建主义的司法结构上留下了广泛的印记，甚至在像法兰西这样正式的民众司法没有存留下来的地方也是如此。在封建君主制内部后来出现的等级制度，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这后一种传统。在另一方面，罗马人编纂法典和文字法律的传统，对于中世纪特有的法律综合体也具有核心的重要性，而古典基督教会的宗教会议传统同样无疑对等级制度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7] 。在中世纪政治实体的顶端，封建君主制度本身最初体现为一种兼具下述两方面的不稳定的混合物，一方面是日耳曼人的军事领袖，它是半选举性质的，并具有原始的非宗教性职能，另一方面是罗马的帝国统治者，它是神圣的独裁君主，并有着无限的权力和职责。

这个下层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合成体，将组成欧洲封建社会总体的一般结构，因而有着深刻的双重根源，并在“黑暗时代”的崩溃和混乱之后形成。然而，一种唯一的制度，却以其实质上的连续性跨越了从古代到中世纪的整个转变，这就是基督教会。确实，它是从古典世界的文化蓄水库跨越到封建欧洲的新世界的主要的脆弱渠道，在这个世界中读写的学问变成了教士的事情。教会这个特别（par excellence）非同一般的历史客体，它特有的世俗的一面从来不与从一种到另一种经济或政治实体的简单关联相一致，但是却以它自己的节奏与几个经济或政治实体并存且比它们更为持久，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对教会从未进行过理论探讨 ^[8] 。在这里，不能试图对这种不足进行弥补，但是对它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过渡中的重要作用必须作一些简短的评论，因为在对这个时代的许多历史讨论中它不是被夸大就是被忽视。在古代晚期，基督教会正如已论及的那样，无疑对削弱罗马帝国体系的抵抗力量起到了作用。它靠的不是如启蒙运动历史学家所认为的，是败坏士气的教条和超现实世界的价值观，而是完全靠它在现实世界的庞大规模。因为在帝国晚期滋生起来的庞大教士机构是耗竭了罗马经济与社会的寄生性过重负担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一个第二种添加上去的官僚阶层，教士机构已与世俗国家很沉重的负担如此这般地联合起来。到6世纪，在剩下的帝国内，主教和教士的数量实际上要比国家的行政官员和职员多得多，并且得到的薪金也要高得多 。这个头重脚轻的结构的难以忍受的负担，是帝国崩溃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吉本的明确论点，认为基督教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两个基本原因之一，对这种表现了启蒙运动的唯心主义的总结，在今天可以作一种唯物主义的再度概括。

而这同一个教会，也是从一个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世界的局限中解放技术和文化的最初征兆的发生场所。希腊—罗马文明的卓越成就是一小部分统治阶层的拥有物，完全与生产脱离。体力劳动被看作与奴役是一回事，其本身就是可耻的。在经济上，奴隶制生产方式导致了技术的停滞；其中没有节省劳力改进的动力。正如我们已论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文化的技术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完整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几乎没有作出什么重大发明，没有什么曾被广泛应用。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奴隶制使得人与自然万物之间隐秘的和谐成为可能，这是古典古代许多艺术与哲学的显著特征。毫无问题的免于劳动，是它平静地没有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的前提条件之一。物质改造的艰苦劳动或甚至是它的管理性监督，作为一种下层基础的事情，实质上被排除在它的领域之外。罗马帝国知识和文化遗产的辉煌不只是伴随着技术上的停滞；由于上述这种前提条件，它就被局限于大都市和行省统治阶级浅薄的一层人之中。它的深度的局限最能说明问题的指标是这个事实：在古典异教的帝国人口中，大众是不懂拉丁文的。这种政府和文学的语言本身为一小部分精英所垄断。正是基督教会的兴起，成为这种模式瓦解和改变的第一个信号。因为基督教斩断了人与自然、精神与肉体世界之间的联盟，潜在地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扭曲到对立的、令人苦恼的方向：禁欲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 ^[9] 。教会在晚期罗马帝国中的胜利，从直接方面来说并没有做什么改变对技术或奴隶制的传统态度的事情。米兰的安布罗斯（Ambrose of Milan）在他谴责天文学和几何学这类纯粹的理论科学为邪恶的时候，表达了新的官方观点：“我们不知道皇帝的秘密，而我们却宣称知道上帝的秘密。” ^[10] 同样地，从保罗（Paul）到杰罗姆（Jerome），这些教会教父一致接受了奴隶制，只是劝告奴隶要服从他们的主人，主人要公正对待他们的奴隶，真正的自由，毕竟不是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可寻求的 ^[11] 。在实际中，这几个世纪的教会常常是社团性的大奴隶主，并且它的主教们有时还以超乎一般的惩罚狂热地施行他们对逃跑的所属奴隶的法律权利。

然而，在这些教会机构本身的边缘，修道制度的发展指出了一个不同的可能方向。埃及的农民有在荒凉的沙漠隐居或隐修（anachoresis）的传统，以此作为对税收或其他社会邪恶表示抗议的一种形式；在公元3世纪晚期这被安东尼采用来成为一种禁欲的宗教隐修制。它在4世纪早期被帕科米乌斯发展为在尼罗河附近耕种地区的群居修道院制度，在那里农业劳动和学问与祈祷和斋戒一样，是被告诫应做的事 ^[12] ；在公元4世纪70年代，巴西尔（Basil）首次将禁欲主义、体力劳动和知识教导结合为一种统一的修道教规。然而，尽管这种发展回顾起来可以被看作社会对劳动的态度缓慢地重大转变的最初迹象之一，但是在晚期罗马帝国，修道院的发展本身可能只是加剧了教会的经济寄生性，因为它从生产中抽去了更多的人力。因而它也并没有对拜占庭经济起到任何特别的刺激作用，在那里，东部的修道院不久就变得最好的不过只是冥想，最糟的就是懒惰和蒙昧主义了。在另一方面，在6世纪这个阴郁的文明低落期由努西亚的本尼迪克特（Benedict of Nursia）移植到西方并加以改造的修道制度原则，从“黑暗时代”后期起已被证明在组织上是有效的，在意识形态上是很有影响的。因为在西方的修道团体中，知识与体力劳动在向上帝祈祷的事业中暂时结合起来了。农业劳作获得了向神礼拜的尊严，并且由有文化的僧侣进行：“工作就是祈祷”（laborare est orare）。这样，对技术发明和进步的文化障碍之一就消除了。将这种变化归因于教会内部任何自信的力量，是错误的 ^[13] ，只有从东部和西方的事件的不同发展进程才足以弄清这是个社会关系中总体性的复杂问题，而不是宗教制度本身并最终只是修道院制度起到的经济和文化作用。它的生产性事业只能在古典奴隶制的瓦解解放出另一种动力的各因素时才能起步，并因封建主义的形成而有所成就。在这个困难的过渡期中，是教会的可塑性而不是它的严格性显得格外突出。

然而在同时，对罗马帝国最后几个世纪中另一个巨大而静悄悄的转变，教会无疑负有更直接的责任。吉本所斥责的古典文化的那种粗俗化和堕落，事实上是它为更广泛的人口所吸收和同化的巨大进程的一部分，这在它的传统下层基础的崩溃中既毁坏它，也拯救了它。这种传播的最显著的表现又是有关语言的。直到3世纪，高卢或西班牙的农民们一直在说他们自己的凯尔特语言，与古典统治阶级的文化相隔离；这些省份在这个时期的任何日耳曼人征服，对后来的欧洲历史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后果。但是，随着帝国的基督教化，西部省份的主教和教士们由于企图使农村大众皈依，在4世纪和5世纪期间持久地使他们的语言拉丁化 ^[14] 。罗曼斯语言就是这种民众化的成果，是古代和中世纪之间连续性的主要社会结合媒介之一。这些西部省份若没有它们先前的拉丁化，只要想象一下一次日耳曼人征服的后果，这个成就的极大重要性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早期教会的这个主要成就显示出它在向封建主义转变中的真实地位和功能。它自主性的效应是不能在经济关系或社会结构的领域中被发现的，有时有人会错误地在这些方面探求。而应当是在位于它们之上的文化领域去寻找，在它的一切局限性和无限性之中去寻找。古典古代的文明是由无比丰富和复杂的上层建筑的发展所确定的，并建立在比较而言一直是粗陋和简朴的物质下层基础之上：在希腊—罗马世界中一直存在着在过度膨胀的知识和政治天空与在其下狭隘的经济地盘之间极为显著的不相称。当它最终的崩溃来临时，没有什么比它的上层建筑遗产在不可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却存在下来这一点更显著的了，尽管是以一种妥协的形式。这必须有一个特别的载体，这个载体足以与古代的古典制度分离，却又是在这些制度中铸就的，因此能够逃过这场总劫难，将过去的神秘信息传递给不那么先进的将来。教会在客观上扮演了这个角色。在某些关键方面，古代的上层建筑文明在一千年里仍比封建主义的文明优越，直到有意识地称自己为“文艺复兴”，以此标明中间一段退步的那个时代。它具有穿越“黑暗时代”混乱而原始的几个世纪的力量，其条件是教会的持久性。没有其他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有动力的转变能显示出上层建筑发展的同样延伸；同样地，也没有其他转变能容纳这样一种可与之比较的跨越性体制。

教会因而是在两个时代之间，在两种生产方式“灾变性”的而不是“渐进性”的过渡之间（因而它的结构必然在整体上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不同）不可缺少的桥梁。有重大意义的是，它是第一个系统地在西方企图“革新”帝国的加洛林王朝君主的官方教导者。与加洛林王朝国家一起，正式的封建主义历史开始了。因为这场在意识形态上和行政上大规模“再造”旧世界的帝国体制的努力，事实上是一种典型的颠倒，包含和掩饰着无意识地奠定新体制的基础的实质。正是在加洛林王朝时代，封建主义的形成迈出了决定性的步骤。

这个新的法兰克人王朝规模宏大的扩张却几乎没有对它留给欧洲的传统有什么直接的暗示。它占主要地位的公开主旋律是西方的政治和军事统一。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于732年（原文为753年，误。——译者）在普瓦提埃（Poitiers）打败了阿拉伯人，阻止了刚吞并了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国家的伊斯兰教徒的推进。此后在短暂的30年中，查理曼（Charlemagne）吞并了伦巴德人统治的意大利，征服了萨克森和弗里斯兰（Friesland），合并了加泰罗尼亚（Catalonia）。他因而成为拜占庭疆界之外这个基督教大陆的唯一统治者，除了达不到的阿斯图里亚沿海地区以外。在800年，他僭取了已长期废止的西方皇帝头衔。加洛林王朝的扩张不只是领土的扩大。它的帝国称号与在大陆西部的疆界内整体的行政和文化复兴是相称的。货币制度改革和标准化了，对铸币的中央控制权恢复了。在与教会的密切配合下，加洛林王朝的君主提倡文学、哲学、艺术和教育的复兴。宗教传教士们被派遣到帝国之外的异教地区。德意志大片的新边疆地带，由于征服了萨克森人部落而扩大，第一次被严密地管理和系统地使之皈依基督教，这个计划由于加洛林王朝的宫廷向东迁移到亚琛（Aachen）这个在卢瓦尔河和易北河之间的中点而得到了促进。并且，一个精心安排和中央集权化的行政网被设置在从加泰罗尼亚到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从诺曼底（Normandy）到施蒂里亚（Styria）的整个广阔土地之上。它的基本单位是伯爵领（county），源自旧罗马的市镇（civitatis）。受信任的贵族们被任命为具有军事和司法权力的伯爵（count），以国家当局明确而牢靠的委任统治这些地区，并可由皇帝撤职。在整个帝国，这些官员大约有250人到350人，他们没有薪金，但接受一定比例的当地王家财政收入和被授予伯爵领中的土地 ^[15] 。伯爵的职务不限于某一个地区；一个称职的贵族可以不断地被转派到不同的地区，虽然实际上伯爵职务的撤销或转派是不常见的。从帝国各个地区来的拥有土地的家族的通婚和迁徙，为帝国意识形态所鼓吹的“超种族”贵族阶层创造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16] 。同时，伯爵领的地区体制上添加了一个教俗大贵族的较小的中央群体，主要从洛林和阿尔萨斯召集，通常与皇帝本人的个人近侍有密切关系。这些人充当王家巡按使（missi dominici）这种可流动的人才资源，即以皇帝的直接代理人的身份，作为全权代表，被派出处理边远地区的特别困难或急迫的问题。巡按使从802年起成为查理曼统治的一个常规制度，通常是成对地派遣，他们越来越多地从主教和修道院长中征召，以使他们在执行使命时避免当地的压力。是他们大体上保证了分布在广大地区的伯爵领地网的有效统一合作。书写文件运用的增加，尽力改进了从墨洛温王朝继承下来的粗陋的无文化教育的传统 。但是在实际上，这个机构在运转中有许多缺陷和延误，它的工作效能常常是极为缓慢和笨拙的，缺少任何正规的王廷官僚阶层所提供的一种非个人化的制度统合。尽管如此，就这个时代的状况而言，加洛林王朝的行政目标的范围和规模已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然而，这个时代真正的萌芽中的革新是在别的方面，是帝国政府机构之下封建主义基本制度的逐渐出现。墨洛温王朝的高卢已经有了个人对在位君主的忠诚誓言和向贵族侍从授予王家土地，但是，这些从来没有结合为一种单一的或重要的制度。墨洛温王朝的统治者们常常将地产彻底分配给王家扈从，借用教会的用语“特恩”（beneficium）来称呼这种赠予。后来，许多以这种方式分配的地产是阿努夫（Arnulfing）家族从教会没收来的，以供养他们军队中增加的部队 ^[17] 。而由丕平三世（Peppin III）推行什一税给教会以补偿，此后该税就成为法兰克国家中唯一近于普遍性的税收。但正是在查理曼本人统治的时代形成了土地授予和服役义务之间的关键性结合。在8世纪晚期的进程中，“封臣制”（个人效忠）和“特恩制”（土地授予）慢慢地融合了，而在9世纪的进程中，“特恩制”又逐渐同化于“授爵制”（honour）（王家授予的官职与司法权） ^[18] 。统治者授予的土地因而不再是赠予而成为有条件的保有权，即以宣誓履行义务作为占有的交换条件，并且较低的行政官职趋于几乎归他们合法所有。此时，一个王家巡按使阶级——作为皇帝的直接封臣，从查理曼本人那里保有他们的特恩地——在乡村中发展起来，形成一个地方上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分布在帝国的伯爵领当局之间。正是这些王家封臣提供了加洛林王朝军队的核心，年复一年地被征召来在查理曼不断的对外战争中服兵役。但是，这种制度完全扩展到了对皇帝的直接忠诚之外。其他封臣是王公的特恩地持有者，而王公们本人则是最高统治者的封臣。同时，最初教会特有的法律——“特免权”（immunities），即在“黑暗时代”早期被授予的免除日耳曼人法典不利的司法管辖的权利，开始扩大到世俗的战士之中。此后，这些拥有这种特免权的封臣就有了反对伯爵干涉他们财产的保障。这种趋同化发展的最终结果是“采邑”的出现，这是一种受委托的土地授予并被赋予司法和政治权利，以军事服役作为交换条件。大约在同时，军事上重甲骑兵的发展促成了这种新的制度关系的巩固，虽然这对它的出现并无责任。正式的采邑制度用了一个世纪才在西方成型和扎根，但是它最初明显无误的端倪在查理曼统治下就可以看到了。

在这期间，这个朝代连续不断的战争越来越使得农村人口大量下降。传统日耳曼人社会的自由人战士农民阶层的前提条件是，流动耕作和战争是当地的和季节性的，一旦农业定居和稳定化，而军事作战却成为远程和较长期的，战斗和耕种的社会统一体的物质基础就不可避免地被破坏了。战争成为一个骑士贵族的明确特权，而一个定居的农民阶层则在家乡劳动，以维持不变的耕作节律，并被解除武装并负担供给王家军队的各种需求 。其结果是农村人民大众地位的普遍恶化。因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由依附农民耕作的特有封建生产单位形成了。加洛林帝国实际上大部分是内陆地域，除了它的地中海和北海疆域外，只有极少的对外贸易和滞缓的货币流通；它对于隔绝的经济反应是一种庄园制度的发展。查理曼统治时的“庄园”已经预示了早期中世纪庄园的结构，即一个由一块自营地和许多小农份地组成的一大片自给自足的地产。这些贵族或教士的领地的规模常常很大，在范围上达2000到4000英亩。农业生产量仍是极低的，甚至1∶1的播种收获比例也绝非仅有，因而农作方法是原始的 ^[19] 。领主保留地本身，即“领主份地”（mansus indominicatus），可能占总面积约四分之一；其余部分通常由安置在小块“份地”（manses）上的奴隶或所有奴（mancipia）耕作。这些人构成了大量依附性的农村劳动力，虽然他们的法律名称仍然是相当于“奴隶”的罗马词语，实际上他们的地位此时更接近于后来中世纪的“农奴”。8世纪在使用“servus”这个词汇上的语义学上的变化标志着一种改变。“奴隶囚所”（ergastulum）消失了。加洛林时代的“所有奴”一般是被束缚于土地的农民家庭，向他们的主人缴纳实物租和服劳役，他们被榨取程度事实上也许比过去的高卢—罗马时代的隶农所经受的要更大。加洛林时代的大地产也能容纳自由农民佃户［在“自由人份地”（manses ingenuiles）上］，他们担负地租和劳役，但没有奴役性的依附地位；然而这种情况远非普遍性的 ^[20] 。更为通常的情况是，“所有奴”在自营地上的工作由雇佣劳动力和真正的家内奴隶（这还决没有消失）来补充。由于这个时代专门用语的模糊不清，因而不可能在任何严格的意义上确定加洛林时代欧洲奴隶劳动力的真正规模，但估计是在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 。“庄园”制度当然不意味着土地财产完全由贵族掌握。由自由农民所有和耕作的小块自主地产——“庄户”（pagenses）或中等阶层（mediocres）——仍继续存在于领主地产的大块土地之间。他们的相对数量还不能确定，虽然很清楚，在查理曼本人统治的早年，农民人口的很大部分仍处于农奴制状况以上。但是，一个新时代基本的农村生产关系此后越来越获得了它必然会有的地位。

到查理曼去世时，封建主义的主要制度就这样已经呈现在一个仿罗马的中央集权化帝国的笼罩之下了。事实上，不久就变得清楚的是，特恩地的迅速扩展和它们逐渐成为可继承的，促进了整个笨重的加洛林国家机构的基础被破坏；这个机构的野心勃勃的膨胀从未与其行政统合的实际能力相符，这是因为8世纪和9世纪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帝国的内部统一不久就垮台了，陷于王朝的内战和曾将它结合在一起的大贵族阶级的逐渐地方化之中。接着，西方就划分为不稳定的三部分。从海上和陆地各个方向而来的北欧海盗（Viking）、萨拉森人（Saracen）和马札尔人（Magyar）入侵者猛烈而突然的外来进攻，又粉碎了剩余下来的保护帝国整体制度的伯爵统治。不存在常备的陆军和海军以抵抗这些猛烈袭击，法兰克人的骑兵的调动是缓慢和笨拙不灵的，加洛林王朝的贵族阶层理想的精华已经在内战中被消灭了。查理曼遗留下来的中央集权化的政治结构消失了。到850年，特恩地在各个地方实际上都已成为可继承的；到870年，最后的王家巡按使已消失了；到880年代，王家封臣已成为地方上有权势者的附庸；到890年代，伯爵实际上已成为世袭的地区领主 ^[21] 。正是在9世纪最后几十年，当北欧海盗和马札尔人团伙蹂躏西欧大陆时，“采邑”（feudum）这个词首次开始被应用了，这是“采邑”（fief）正式的中世纪名称。也正是此时，特别是在法兰西的乡村，纵横交错着乡村领主们未经帝国许可而建立起的私人城堡和堡垒，以抵抗新的蛮族进攻和保卫他们在当地的权力。这种新的遍布城堡的地貌对于农村民众，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监狱。农民阶层在查理曼统治的那些货币紧缩、饱经战争破坏的最后年代中，已经落到了越来越趋于从属的地位，而此时则终于被迫落到了普遍农奴化的地步。在地方上，当地伯爵和土地所有者们通过新生的采邑制度将自己保护起来；庄园制地产和对农民的领主权力的巩固，在下两个世纪中，将被证明是遍及欧洲和慢慢巩固起来的封建主义的基础。

注释

[1] 关于文艺复兴的辩论，见D.R.凯利（Kelley）：《封建制的起源：一个历史问题的开端》（ De Origine Feudorum: The Beginnings of a Historical Problem ），载《观察》 （Speculum）， 第39期（1956年4月），第2号，207—228页。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讨论见《论法的精神》（ De L'Esprit des Lois ），第30章和第31章。

[2] 阿尔方斯·道普什，《从恺撒到查理曼时代欧洲文化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 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Grundlagen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entwicklung ausder Zeit von Caesar bis auf Karl den Grossen ），维也纳，1920—1923年，第1卷，413页。

[3] 费迪南·洛特，《古代世界的终结和中世纪的开端》（ La Fin du Monde Antique et le Début du Moyen Age ），巴黎，1952年再版，462、469、463页。洛特是在1921年后期完成他的书的。

[4] 对于弗里曼而言，“诺曼征服暂时推翻了我们民族的存在。但这只是暂时的推翻。对一个肤浅的观察者而言，英格兰人民也许看来似乎在一段时间中在民族花名册中被抹去了，或只是作为外来统治者的农奴存在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但是在几代人的时间内，我们俘获了我们的征服者；英格兰再度成为英格兰。”见爱德华·A.弗里曼，《诺曼征服英格兰史，它的原因和后果》（ The History of the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Its Causes and Results ），牛津，1867年，第1卷，2页。弗里曼对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颂扬遭到了朗德对诺曼人的到来毫不逊色的热烈赞美的抗辩。在1066年，“长期和平造成的脓疡起了作用。这片土地对于侵略者已成熟到可以动手了，一个社会的救世主即将来临”。诺曼征服毕竟带给了英格兰“在我们贫乏的本地编年史中比简单无意义的占领要好的一些东西”。J.H.朗德，《封建的英格兰》（ Feudal England ），伦敦，1964年再版，304—305、247页。

[5] 见《中世纪》（ Srednie Veka ）第31分册，1968年的长篇讨论，关于A.D.柳勃林斯卡娅（Liublinskay'a），《西欧封建主义早期类型与罗马—日耳曼综合体问题》（ Tipologiya Rannevo Feodalizma v Zapadnoi Evrope i Problema Romano-Germanskovo Sinteza ），17—44页。参加者有O.L.魏因斯泰因（Vainshtein）、M.Ya.修久莫夫（Siuziumov）、Ya.L.贝西默特尼（Bessmertny）、A.P.卡日丹（Kazhdan）、M.D.洛尔德基帕尼泽（Lordkipanidze）、E.V.古特诺娃（Gutnova）、M.L.艾布拉姆森（Abramson）、S.M.斯塔姆（Stam）、T.I.杰斯尼茨卡娅（Desnitskaya）、M.M.弗里登伯格（Friedenberg）和V.T.西罗坦科（Sirotenko）。特别要注意魏因斯泰因和修久莫夫参加讨论的论调，他们各自是蛮族还是罗马帝国对封建主义形成更有所贡献的拥护者，后者是一个拜占庭史学家，明显无误地有着一种反日耳曼人的民族语调。总的来说，苏联的拜占庭学家显得职业性地倾向于特别强调古代在封建化综合中的重大作用。柳勃林斯卡娅对这场讨论的答辩是平静和理智的。

[6] 比较道普什《经济社会基础》第2卷300—302页和布洛克《封建社会》（ Feudal Society ）第2卷147—151页。中间的类型是高卢—罗马人的“护卫”（bucellarii）和法兰克人的“宫廷侍卫”（autrustiones）或“武装扈从”（leudes）。关于后者，见卡尔·斯蒂芬森（Carl Stephenson），《中世纪诸制度》（ Mediaeval Institutions ），伊萨卡，1954年，225—227页，他认为“武装扈从”（leudes）是加洛林时代（Carolingian）“封臣”（vassi）的直接祖先。

[7] 欣策（Hintze）在他的论文《代表制宪政在世界历史中的状况》（Weltgeschichtliche Bedingungen der Repräsentativverfassung）中的论述，见奥托·欣策，《论文全集》（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第1卷，莱比锡，1941年，134—135页。

[8] 源自一个后部落社会的少数民族，在古代晚期获得胜利，在封建主义时代处于统治地位，在资本主义时代堕落和新生，罗马教会已经生存得比与它在历史上同时代的其他文化的、政治的、法律的或语言的制度更长久。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Ludwig Fenerbach and the End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伦敦，1968年，628—631页）中简短地回顾了它的漫长冒险历程；但是他自己限于指出它的转变依赖于生产方式总体历史的转变。它自身的区域自治性和适应性，以任何比较标准而言，都是卓越的，这还要进行认真的研讨。卢卡奇（Lukács）认为，这是基于人与自然、与这种宗教宇宙观不可见的基础的关系的相对持久性。但是他除了说些离题的话外，从未进一步对此加以探讨。见G.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伦敦，1971年，235—236页。

[9] 这种断裂当然不是这个新宗教所特有的，而是同样扩及到了传统的异教。布朗以特有的风格回顾了它：“在经历了明显地满意于公共活动的几代人之后，仿佛是从人的内心体验平静地过渡到外部世界的进程被切断了。从熟悉的环境中而来的热情枯竭了……古典的外罩不再适合于包装这个宇宙万物朦胧莫测、不可思议的内核。”《晚期古代世界》，51—52页。但正如他指出的，异教对此最强烈的反应是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这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内部和谐的最后学说；感官上的 美丽 的第一个理论，在另一个时代为文艺复兴所重新发现和运用。

[10] E.A.汤普森，《一个罗马的改革者和发明家》（ A Roman Reformer and Inventor ），牛津，1952年，44—45页。

[11] 恩格斯嘲讽地说：“基督教对于古代奴隶制的逐渐灭亡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它在罗马帝国和奴隶制和睦相处了好几世纪，以后也从来没有阻碍过基督徒买卖奴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570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6页。——译者）。这个评判作为一种有影响的意见是过于武断了，这可以从布洛克在《古代奴隶制是怎样和为什么终结的？》（ Comment et Pourquoi Finit l'Esclavage Antique? ）（特别见37—41页）中对于教会对奴隶制态度有着细微差别的分析中看到。但是布洛克的实质性结论与恩格斯的观点没有很大分歧，除了他对此加上的必要保留条件以外。关于早期基督教徒对奴隶制态度新近有确切证据的讨论，见韦斯特曼，《希腊与罗马古典时代的奴隶制体系》，149—162页；A.哈吉尼可拉奥-马拉瓦（Hadjinicolaou-Marava），《拜占庭世界奴隶生活研究》（ Recherches sur la Vie des Esclaves dans le Monde Byzantin ），雅典，1950年，13—18页。

[12] D.J.奇蒂（Chitty），《一座沙漠之城》（ The Desert a City ），牛津，1966年，20—21、27页。令人遗憾的是，这看来是近来唯一对早期修道制度的长篇研究，在研讨上竟如此专注于虔诚。琼斯对古代晚期修道制度的各种各样的记载的评论，是尖锐而中肯的，见《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930—933页。

[13] 这是林恩·怀特（Lynn White）的论文《是什么促进了中世纪西方的技术进步？》（What Accelerat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Western Middle Ages?）的主要缺点［载于A.C.克龙比（Cronbie）编, 《科学的变革》 （Scientific Change） ，伦敦，1963年，272—291页］。这是对修道院的影响作用的一个大胆探讨，在某些方面要优于他的《中世纪的技术与社会变革》（Media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技术没有被崇拜到历史的第一原因的地步，而至少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怀特断言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反万物有灵论的本质；作为它后来技术改革的一个前提条件的重要性的观点，看来是颇具吸引力的，但却忽略了这个事实，即伊斯兰教在不久之后以更为彻底地“摆脱现世的魔力”（Entzanberung der Wclt）起着作用，对穆斯林的技术却没有明显的影响。修道制度作为对古典劳动力体制所起到的先兆性瓦解作用的重要意义不应被夸大。

[14] 布朗，《晚期古代世界》，130页。这部著作在某些方面多年来是对古典时代终结最富才智的深入思考。它的中心论题之一是，基督教对古典文化掺杂式的传输有生命力的创新，它产生了古代晚期独特的艺术，影响了较低的阶层和后来的时代。社会和文化水平的降低是拯救它的有益的严峻考验。与这种由布朗比其他任何作者远为强有力地表达出来的概念相类似的，是葛兰西（Gramsci）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间关系的独特见解，这值得一提。葛兰西认为，文艺复兴的文化辉煌，一种贵族精英的高雅风尚，必须由宗教改革的蒙昧主义将其粗糙化和模糊化，才能将其传输给民众，并因而在一个更广泛、更自由的基础上最终再度展现。《历史唯物主义》（ Il Materialismo Storico ），都灵，1966年，85页。

[15] F.L.冈绍夫（Ganshof），《加洛林王朝和法兰克人的君主制》（ 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Frankish Monarchy ），伦敦，1971年，91页。

[16] H.菲希特瑙（Fichtenau），《加洛林帝国》（ The Carolingen Empire ），牛津，1957年，110—113页。

[17] D.布洛（Bullough），《查理曼时代》（ The Age of Charlemagne ），伦敦，1965年，35—36页。

[18] L.阿尔方（Halphen），《查理曼与加洛林帝国》（ Charlemagne etl'Empire Carolingien ），巴黎，1949年，198—206、486—493页；布特吕什，《领主制和封建制》，第1卷，150—159页。

[19] J.布萨尔（Boussard），《查理曼的文明》（ The Civilization of Charlemagne ），伦敦，1968年，57—60页；杜比，《战士和农民》，38页。

[20] R.H.博捷（Bautier），《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ediaeval Europe ），伦敦，1971年，44—45页。

[21] 布萨尔，《查理曼的文明》，227—229页；L.缪塞，《入侵，对基督教欧洲的第二次攻击》（ Les Invasions. Le Second Assaut contre l'Europe Chrétienne ），巴黎，1965年，138—165页。 E0yD5/v2S5b3V9hKeof1kjN1GLU6mM3TUT+Ncyv6QfqlztdSiNUTBwc6VNaUae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