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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耳曼（Germanic）各蛮族在406年的最后一天跨过冰冻的莱茵河时，他们进入的是一个由奢侈享乐（sybaritic）的寡头们、被毁弃的防卫力量和灰心绝望的农村民众构成的阴暗世界。这些入侵者的社会秩序是什么样的呢？当罗马军团在恺撒时代首次与日耳曼人部落遭遇时，他们是定居的农民，畜牧经济占主要地位。一种原始的公社生产方式在他们中间通行，没有听说过私人土地所有制。每年一个部落的领导人都要决定公有土地的哪个部分要耕种，并将它划分和分配给各个部族，他们集体耕作和占用这片田地；定期重新分配，防止了部族和家庭之间财富上有大的差距，虽然畜群是私人所有的，并为属于领导地位的战士们提供财富 [1] 。在和平时期没有对全体民众有权威的酋长，非常设的军事首领在战争时期是选举产生的。部族中有许多仍是按母系组织的。这种原始的社会结构不久就由于罗马人来到莱茵河地区而改变了。罗马人在公元1世纪暂时占领了直至易北河（Elbe）的德意志地区。跨越边疆的奢侈货品贸易迅速地在日耳曼人部落内产生了增长着的内部的阶层分化。为了购买罗马的货物，居于领导地位的部落战士出售了畜群，或袭击其他部落，俘虏奴隶以出口到罗马的市场。到塔西佗的时代，土地已不再由部族分配，而是直接分配给个人，再分配也不是那么经常性的了。耕作仍然是经常轮作的，周围是无人的森林地带，因此部落没有大的领地固定性；这种农业体制鼓励了季节性的战争，并使经常的大规模迁徙成为可能 [2]
。一个有着财富积累的世袭贵族阶层组成了一个常设会议，在部落中行使重要的战略权力，虽然自由人战士的全体大会仍能否决它的建议。朝代性的准王族世系处于形成之中，它们提供位于常设会议之上的选举性首领。最重要的是，每个部落中属于领导地位的人在他们周围聚集了由战士组成的“扈从”（retinues）作为突击队，他们跨越了亲属部族团体的界限。这些扈从是从贵族中征召来的，由分配给他们的土地的产品来供养，并且脱离了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他们构成了持久的阶级划分的核心，并将这些原始社会结构中的强制性权力制度化了
。在普通的战士们和以他们的王家扈从的力量企图篡夺部落内的独裁权力的野心勃勃的贵族领袖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多地爆发，托伊托堡森林（Teutoburg Forest）之战的胜利者阿尔米尼乌斯（Arminius）就是这些斗争之一的积极参与者和牺牲者。罗马用外交手段积极煽动这些自相残杀的斗争，通过提供援助和联盟的方式以抵消蛮族对边疆的压力，并造就一个愿与罗马合作的贵族统治者阶层。
这样，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通过贸易交换和外交干涉，罗马的压力加速了日耳曼森林中的社会分化和公社生产方式的瓦解。所有与罗马帝国接触最密切的民族，必然表现出最“先进”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并在最大程度上背离了部落的传统生活方式。黑森林（Black Forest）的阿拉曼尼人，尤其是波希米亚（Bohemia）的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Quadi），都拥有罗马式样的别墅和以战争俘虏作为奴隶劳动力耕种的地产。马科曼尼人还使其他日耳曼人部落臣属，于2世纪在中部多瑙河创建了一个国王统治的有组织的国家。他们的帝国不久被推翻了，但是它是将要发生的事态的形式的一个征兆。150年后，西哥特人在奥列里安（Aurelian）从达西亚撤出军团后占领了那里，在4世纪早期表现出同样的社会进程更为进一步发展的迹象。他们的农业技术更为先进，他们大多数人是种庄稼的农夫，有着农村手工技艺（使用制陶工的陶轮）和原始的字母表。西哥特人在这个曾是罗马的省份有着残存的市镇和堡垒，此时他们的经济是如此依赖于与罗马帝国的跨越多瑙河的贸易，以致罗马人能够成功地凭借商业封锁作为反对它的一种决定性的战争手段。战士们的全体大会已完全消失。权贵者（optimates）组成的一个联合会议对臣属的村庄行使中央政治权力。权贵者们是一个拥有地产、扈从和奴隶的阶级，与他们人民的其余部分是明确划分开来的 [3] 。事实上，罗马的帝国体系维持得越长，它的影响力和榜样就越吸引它边疆上的日耳曼人部落向更大的社会分化和更高水平的政治与军事组织发展。因而从马可·奥勒略时代起，蛮族对帝国不断增加的压力并不是罗马坏运气遇到的意外灾祸，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存在和成功的结构性后果。这种导致它外部环境的缓慢变化，通过仿效和干涉就会积累起来；当罗马的文明逐渐改变日耳曼边疆地区时，来自那里的危险就增加了。
在这期间，在罗马帝国内部，在帝国军队的士兵中使用日耳曼人战士的数量在增长。罗马的外交手段在传统上企图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以同盟者（foederati）的外部缓冲区来环绕帝国边界，结盟式附庸的首领们在罗马边界之外保持着他们的独立地位，但在蛮族世界中保卫罗马的利益，以换取财政援助、政治支持或军事保护。然而在晚期罗马帝国，帝国政府经常性地从这些部落征召士兵到自己的部队中。同时，蛮族的逃亡者或俘虏作为外来定居者（Laeti）被安置在空闲土地上，在军队中服役以回报他们的土地占有权；并且，许多自由的日耳曼人战士志愿加入罗马的军团，这是为在帝国军事机构中得到报酬和提升的期望所吸引
。到4世纪中期，精锐的宫廷军队中相当高的百分比的军官和将军是日耳曼人出身，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被结合进罗马的社会整体之中。像西里瓦努斯（Silvanus）或阿尔博加斯特这样的法兰克人将军，在西方达到了总司令（magister militum）的官阶，也是常有的事情。因而在帝国国家机构本身中就有某种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因素的混合。大量条顿族（Teutonic）士兵和军官被整合进罗马人世界，对日耳曼人世界产生的持久的或暂时的社会或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是不难设想的；这有力地加强了在边界外的部落社会内部已经在进行的分化和阶层化趋势。政治专制、社会等级、军事纪律和金钱酬报，所有这些从外部学到的东西都被故土的当地首领和权贵们欣然吸收了。因此，到5世纪民族大迁徙（Völkerwanderungen）的时代，当整个德意志由于从中亚细亚来的匈奴人（Huns）游牧入侵者的压力而陷于动荡之中，各部落开始涌过罗马边界时，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已经使日耳曼人社会与其在恺撒时代的形态有了很大的距离。到那时，一个巩固的扈从贵族阶层和个人土地财产制已经几乎在所有地方取代了粗陋的原始部族平等。罗马和日耳曼人社会结构在边境地区的长期共存，逐渐缩小了两者之间的差距，虽然差距在最重要的方面仍然是巨大的 [4] 。正是从它们之间最终的、大变动性的冲突和融合中，封建主义终于产生了。
[1] 这个论述是根据E.A.汤普森《早期日耳曼人》（ The Early Germans ），牛津，1965年，1—28页：这是一个对从恺撒到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社会结构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一个明晰而优雅的模式。汤普森的著作构成了一个有无比价值的始末，事实上涵盖了日耳曼人社会从古代的这个时期直至西哥特人在西班牙的王国陷落几乎7个世纪的整个发展过程。
[2] M.布洛克，《一处澄清：论入侵》（Une Mise au Point: Les Invanions），《历史文集》, 第1卷，巴黎，1963年，117—118页。
[3] 汤普森，《乌尔斐拉时代的西哥特人》（ TheVisigoths in the Times of Ulfila ），牛津，1966年，特别见40—51页；这是又一项明了清晰的研究，构成了他较早著作的续篇。
[4] 在20世纪，在历史学家中有时有一种倾向，即夸大这两个世界先前共存的程度以反对传统的概念。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波尔什涅夫（Porshnev）认为，整个罗马上层建筑是完全建立于被俘虏的蛮族奴隶劳动之上的，因此这两种社会体系从开头在结构上就连接在一起；早期日耳曼人各民族的战士大会只不过成为对罗马人掠夺奴隶的远征的防卫性反应。根据这种观念，罗马帝国与它的蛮族边缘地带总是构成一个“错综的和对抗性的统一体”。见B.F.波尔什涅夫，《封建主义和人民群众》（ Feodalizm i Narodny Massye ），莫斯科，1964年，510—512页。这种观点大大地夸大了俘虏奴隶劳动在晚期罗马帝国的作用和甚至在罗马帝国早期从日耳曼人边疆（limes）掠来的奴隶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