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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国文之教学，自来论者甚多，至大学中文系之教学问题，则尚未有为之讨论者。此或缘大学乃传授高深学术之所，教学之法，应各具自由，无庸涉及也。惟以现状而言，则多数大学中文系之教学，类皆偏重考据。此自近代学风使然。而其结果，不能无蔽。兹就此点，略陈愚见，苟荷通人赐以商榷，曷胜企幸！
愚此所谓蔽者，析而言之，盖有二端：不知研究与教学之非一事，目的各有所偏，而持研究之方法以事教学，一也。不知考据与词章之非一途，性质各有所重，而持考据之方法以治词章，二也。详此二蔽之所由兴，则实皆缘近代学风之一于考据。案满清学术，一由于明学之反动，二由于建夷之钳制，考据遂独擅胜场。而咸同以来，朝政不纲，人心思动；所谓汉学，亦久王将厌，以有今文家言之发生。公羊学派，又考据之反动也。然此学派，本依附政治而光昌，亦以政局之变更，不旋踵而消灭。及西洋学术输入，新文化运动勃兴。全盘西化之论，格于政治社会之阻碍，未克实行；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二十年来，仍承胜朝之余烈，风靡一世者，职是之由。大学中文系之教学既受其影响，故二蔽生焉。
先就其第一点言之：研究与教学，为大学教员所当并重，此人而知之；而二者之间，虽有其同，亦有其异，则多习而不察。夫吾国学术，义理、词章、考据三者，略可尽之。然义理期于力行，词章即是习作，自近人眼光视之，皆不足语于研究之列。则考据一项，自是研究之殊称。考据之学，无非以新材料推翻旧知识，或以旧材料创获新论证，或参合新旧材料以得之。要之，不犹人者近是。故各持一说，纷纭不已。而年寿有尽，耳目难周，好名之徒，急于自见，未为定论，已著篇章。故往往一论方造，踰月自败；甲考既出，乙驳旋来。此虽近代学风，好为异说，实亦考据之学，本质则然。所谓“不惜以今日之我，攻击昨日之我；更不惜以明日之我，攻击今日之我”，则解嘲之名论也。此在个人，或如日月之蚀，无伤其贤。然以未定之谈，离奇之论，施之讲授，则断乎不可。盖学程之授受有定时，学业之始卒有定限。要在于极短之时间内，先与以平正通达之知识，为其基础，则进可自力，退亦有常。若朝言夕改，月异日新，将令承学之士，何所适从？亦徒增其迷罔已。不特此也，既以新异为高，遂耻论不己出。故于自具心得者，则肆力铺陈，以鸣所长；因循旧说者，则略加敷衍，藉讳其短。其所详，固学者之所当知欤？不问也。其所略，固学者之所不当知欤？不问也。其可乎哉！此研究之目的与教学不同，不可以研究之方法施诸教学之一端也。
且考据之文，或立或破，最重客观之论证。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昔人所引为异者，今则尤有过之。举事既多，费词尤众。枝分叶布，歧中有歧。盖但求明晰，不惮烦琐，其事则然，或难避免。然以施诸讲授，则实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何则？大学四年，既极仓卒，学者不仅期望教员能与以平正通达之基础知识；尤在能于此极广大之知识中，详所当详，略所当略，提纲挈要，示以完全之系统。非然者，所得于一事或多，于全貌则少，究其终极，皆属零碎之见闻，了无一贯之认识。譬之铁环虽固，而各不相连，终无所施其力。则辨章之业，考镜之功，虑末由矣。重以研究工作，既属教员之自由，故七略四部，无不包括。教者炫博矜奇，往往即以一己研究所得，开设课程。此类课程，范围多甚狭隘，以教时繁征博引，遂亦斐然成章，至于学者之需要，学术之重轻，殆均未尝顾及。据教育部之统计，大学中课程之重复纷乱，以中文系为最，不同之名目，计达一百六十余。此其中必有一部分受教员以研究之偏嗜而任意设课之影响，亦要非教学之本意矣。此研究之目的与教学不同，不可以研究之方法施诸教学之又一端也。
更就其第二点言之：方今大学中文系之课程，经史子集，靡不在内。教学方法，自亦各有不同。然以考据之风特甚，教词章者，遂亦病论文术为空疏，疑习旧体为落伍。师生授受，无非作者之生平，作品之真伪，字句之校笺，时代之背景诸点。涉猎今古，不能自休。不知考据重知，词章重能，其事各异。就词章而论，且能者必知，知者不必能。今但以不能之知而言词章，故于紧要处全无理会。虽大放厥词，亦复何益。昔人谓治词章，眼高手低，最为大病。若在今日，则并此低手亦无之矣。往闻日本人盐谷（温）以治我国文学为时流所称，及阅所著书，诧其荒陋无识。后友人殷石臞东游反，出示盐谷所为台湾纪行诗，差免舛律而已。乃知其不知，正以其不能也。且以吾国现代文体言，所受西洋文学之影响，实远过于前代文学之沾溉。故以历史眼光论之，殆属脱节。此亦由不习旧体，即无法创变新体。盖文学自有其历史上之继续性，初期之词人多工诗，初期之曲家多工词，则其明证。惟如是，乃能蜕旧生新。学术自有源流，抽刀安能断水。现代文学之发皇，初不如提倡者之预计，岂非矫枉过正之咎欤？此考据之性质与词章不同，不可以考据之方法治词章之一端也。
若夫考据重实证，而词章重领悟，此则人亦知之。然其教人悟入处，仍从考据下手，则犹是蔽于时也。盖词章者，作家之心迹，读者要须“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氏之言，实千古不易之论。古今作品，固多即目惟见，羌无故实，不悉主名，而极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之能事者，若仅御之以考据，岂不无所措手足乎！王逢原诗云：“满眼落花多少意，若何无个解春愁？”大可借咏于前文神妙处毫无领悟之辈也。以鄙意言之，领悟前文，要当从习作入手。往尝发其义曰：“古代文体之习作，每为髦士所鄙弃。岂知虽能斲轮，犹恐不喻疾徐甘苦，况其不能者乎！此之不为，即彼辈所侈言之欣赏批平，亦无由得其道也。”盖能作，则于古人经心用意处能得较分明之了解，亦于历代源流同异能得较了澈之领会。斯其所知，乃近真知。隔靴搔痒，何来真赏？此又非可以口舌争者。此考据之性质与词章不同，不可以考据之方法治词章之又一端也。
约此四端，以明二蔽，则研究与教学非一事者：研究期新异，而教学必须平正通达。以新异之研究而从事教学，则学者势无法获得平正通达之基础知识。研究伤烦碎，而教学必须提纲挈要。以烦碎之研究而从事教学，则学者势无法获得提纲挈要之一贯知识。考据与词章非一途者：考据重知，而词章重能。以重知之考据方法而从事重能之词章教学，则学者势无法受前文之沾溉。考据贵实证，而词章贵领悟。以贵实证之考据方法而从事贵领悟之词章教学，则学者势无法赏前文之神妙。若一专攻中国文学之学生，其所受读，既不能得平正通达之基础知识，及提纲挈要之一贯知识，以资进修；又不能受前文之沾溉，及赏前文之神妙，以资借镜，则其所畜，不问可知。虽欲不谓为教学之失败，胡可得耶？
准斯而谈，则大学中文系教学之道，一于考据，其蔽显然。盖学术多方，各有攸当。研究以教员为主，教学当以承学之士为主，则所施不同。义理者意，所以贵善；考据者知，所以贵真；词章者情，所以贵美，则为用不同。此宁可以一概齐哉？抑尤有进者：《庄子》称战代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道术将为天下裂”。《汉志》讥当时经师，“碎义逃难，便辞巧说”。今日偏重考据之学风，奚以异此？大学为造就通才之所，中文系尤有发扬民族文化之重任，故其动态与风气，关系国运者至深。而今日师生之所致力及成就者，类皆襞积细微，支离破碎，求如太史公所谓“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杳不可得。其故若何？深识之士，盍亦反其本矣。
1942年2月写于乐山
（原载《国文月刊》第十六期，194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