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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20世纪无疑是巨变最烈的一个百年。而如果要在中国选择一个巨变的文化标本，北京可以算是很有典型意味的。
北京，拥有几百年故都的历史。金碧辉煌的故宫、厚重威严的城墙、四平八稳的四合院，是它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标志。它曾经是王宫贵族的乐园，也是顺民百姓的乐土。19世纪以来，统治者的腐败导致了国运的衰颓。八国联军的枪炮，军阀政客的喧嚣，日寇铁蹄的蹂躏，接连摧毁了古都的宁静。而民众也不再如从前那般逆来顺受：五四青年的呐喊、抗日救亡的悲歌、红卫兵运动的狂涛、四五运动的怒潮，也在几十年时间里改变了北京的面貌。百年沧桑，北京多次成为历史漩流的中心，其中几分天时、几分地利，几多偶然、几多必然？民性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得天独厚的历史机遇又在多大程度上改造了、重塑了北京的文化品格？
北京不仅长期是政治风云的中心，也一直是新文学运动的重镇。这里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祥地，是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的大本营；是毛泽东时代许多文艺运动的策源地；也是新时期文艺风云变化的重要舞台。从老舍的《正红旗下》、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杨沫的《青春之歌》、邓友梅的《烟壶》、刘心武的《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风过耳》、陈建功的《找乐》《放生》、张辛欣的《封·片·连》、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那样的“京味小说”到老舍的《茶馆》、苏叔阳的《左邻右舍》、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那样的“京味话剧”，从萧乾的《北京城杂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样的“京味散文”到刘心武的《树与林同在》那样的“京味报告文学”，都焕发出特有的北京文化气息，使“京味文学”成为中国当代城市文学中成就格外突出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中奥妙，虽然已有多位专家探讨过，但依然散发出诱人的吸引力。这里，笔者感兴趣的话题是：“京味小说”驳杂风格的后面昭示了怎样复杂的民族魂和城市文化品格？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京味小说”中透出的不同文化气息中又怎样使人在明显感受到“京味”“与时俱进”的活力的同时也给人以“万变不离其宗”的奇妙感觉？——从老舍到王朔，其间有宽阔的历史鸿沟，又何尝没有某些十分相似的精神气质？
时代的巨变也许是历史的幸事。从旧朝古都到现代大都市，是多少代人的奋斗促成？可在巨变的同时，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会情不自禁地产生怀旧的感伤？从古朴淳厚到追新逐异，其间看似千里万里，蓦然回首，却又好像只在咫尺之间。
一切都耐人寻味。一切也都一言难尽。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品格。这品格蕴藏在从风味小吃、建筑风格、名胜古迹到方言土语、民间娱乐、民风民情中。那么，在由涮羊肉与“杂拌儿”、皇城与四合院、京腔京韵共同组成的“京味文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怎样的文化精神——北京之魂呢？
厚重的城墙、封闭的四合院，显示了北京的朴素与保守。宋永毅注意到：“老舍笔下的北平城廓市廛有两个特点：一是它作为名城的美丽；二是它作为古城的封闭。与美丽的纯自然景观相比，老舍显然更注重描写人文景观的封闭。……这种封闭，主要是由‘墙’所围成的。”
当年，郁达夫写《北平的四季》，就曾以“北京的空气太沉闷，灰沙太暗淡，生活太无变化”和“幽闲清妙”来概括他旅居北京的感受，而“沉闷”“幽闲”正好是“封闭”“保守”的别名。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却没有成为广州那样的“革命大本营”、上海那样的现代化“十里洋场”，与北京的“沉闷”“幽闲”气质显然有关。也正因为这“沉闷”“幽闲”不合于浮躁时代的精神渴求，所以，正视北京文化中体现的“国民劣根性”就成了“京味小说”中一个常见的主题。而“讲礼”就成为“沉闷”“幽闲”的一个突出的文化象征。从《四世同堂》中写沦陷中的北平人“做亡国奴还要庆寿”，还要去北海“看升平的景象”到《正红旗下》中写“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热爱北京的老舍批判起北京人的麻木、迂腐来，锋芒十分锐利。在邓友梅的《那五》中，没落贵族那五耐不住寂寞又干不成正事儿，像“马勺上的苍蝇混饭吃”还没忘了“我这金枝玉叶，再落魄也不能去卖苦力呀”，也透露出“礼教误人”的主题。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描写“文革”中的工宣队员韩德来因为有过进中南海与领袖握手和“整治”大学的经历而一度“人五人六”，到了新时期却因为“门庭冷落鞍马稀”而感到失落，而怀念“人五人六”的往事，不还是出于“面子”上的原因？刘心武的《钟鼓楼》里的海老太太，就因为“渴求着人们对她产生一种高于她本人实际情况的估计”而吃了不小的亏。正是：“面子”使人难以活得自在、洒脱。“面子”使人活得累。
可问题又不这么简单。否则，为什么《正红旗下》里的福海“到处受欢迎”？除去文武双全的人品，不也因为他最“讲礼”？《钟鼓楼》里的路喜纯没有在动乱年代里堕落为“胡同串子”，就在于他的老师、师傅一直对他进行着严格的“礼教”。从这个角度看去，“礼教”和“面子”观念又能使人活得正直，活得融洽。尤其是在世道巨变、人心不古的现代化进程中，在浮躁情绪、尚争之风大行其时的当今社会，重读那些描写“老北京”淳朴人生的作品，常常能催生出深长的感慨来：如果说“礼教”只是国民劣根性的象征，那又该如何去评说新时代的“怀旧热”？今天的时代迫切地呼唤“讲礼貌”，呼唤“诚信”，足以表明“礼教”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绝非冰炭可比。而现代人格心理学对“自尊”的研究也足以表明：讲“自尊”（讲“面子”），是每一个人的基本心理要求。
如此说来，“讲礼”的得失，“保守”的是非，“面子”的功过，实在一言难尽，生活，从来都是一团深不可测的混沌。
在人际关系上“讲礼”，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与此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北京人在生活方式中的“找乐”心态。“找乐”是对“讲礼”的补充和调剂。“找乐”是“忘忧”的需要，也是中国人“乐天”精神的证明。当然，“找乐”的是是非非也难以尽述。像苏东坡那样“无所往而不乐”固然令人神往，在醉生梦死中“直把杭州作汴州”则使人唾弃。“人生的艺术化”就是理想的境界吗？可《四世同堂》中却写着：“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贡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他们听到了革命的枪声便会把头藏在被窝里，可是他们的生活艺术是值得写出多少部有价值与趣味的书来的。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意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地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在这番描写中，有多少嘲讽，又有多少感叹！还能触发人产生这样的思考：在“人生的艺术化”与“玩物丧志”之间，在“游戏人生”与“创造文化”之间，距离究竟有多远？再来看看陈建功的《找乐》中的一段描写：“北京人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乐子’也实在好找得很。养只靛颏儿是个‘乐子’。放放风筝是个‘乐子’。一碗酒加一头蒜也是个‘乐子’。即便讲到死吧，他们喜欢说：‘去听蛐蛐叫去啦’……世道在变，可是‘找乐子’的‘雅好’还是继续下来了。就说街上那些往蛤蟆镜上贴外国商标，往劳动布裤子的屁股后面钉洋文铜牌儿的伙计们吧，那也是一种‘找乐子’的法儿。混得不怎么样，再连这么点儿乐呵劲儿也没有，还有活头儿吗？”这叫作：变中有所不变；万变不离其宗。贵族有贵族的玩法，百姓有百姓的乐子。贵族耽于玩乐而误国害民，百姓则在找乐中忘却人生的烦恼，使生命流逝得有点滋味。可见同一个“玩”字，意义却有天壤之别。因此不好一概而论。中国有那么多的游戏和玩法，也许堪称举世无双。由此形成的游戏心态很值得研究。也许游戏心态是中国民族性中最耐人寻味的要素之一。有多少帝王因玩物而亡国？有多少士大夫因游戏人生而在险恶的社会上避祸全身？有多少草民百姓因沉溺于疯狂的游戏而败家？又有多少人因有平凡的游戏相伴而度过了充实的一生？还有多少人成功地把政治也变成了游戏？——就像王蒙在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中调侃的那样：“我们有文化革命，革命就是狂欢，串联就是旅游，批斗就是最最现代后现代的滚石乐、霹雳舞、即兴剧、意识流、黑幽默，革命就是大震荡大出气大过瘾大联欢！”游戏在推动着政治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政治，这实在是文化的奇观。而当王朔那“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的文风与人气在20世纪末盛行于中国的文坛和社会时，也就显示了中国人的游戏心态与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天然合拍。这也实在是文化的奇观。中国社会巨变不断，游戏心态却一直显示出不可思议的适应力。从这个角度看：北京人的“找乐”心态和北京作家对这一文化心态的琢磨与描绘，无疑具有“重新认识民族性”（而不仅仅是“改造民族性”）的文化意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文革”后流行的“信仰危机”使冷漠之风窒息了不少人的生命热情时，北京作家对“找乐”主题的书写显示了传统的“找乐”心态具有从百姓的游戏心态中汲取抵消“世纪末情绪”的力量的深远意义。只是，那些描绘老北京人淳朴、乐观民风的作品（从《烟壶》《找乐》到汪曾祺的《云致秋行状》
、韩少华的《红点颏儿》）与那些刻画新北京人浮躁、冷漠的作品（如张辛欣描写“集邮热”的《封·片·连》、邱华栋反映“高消费热”的《新美人》、查建英表现“出国热”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毕淑敏记录“炒股热”的《原始股》以及陈建功传达当代人“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莫名烦躁情绪的《鬈毛》、王朔渲染当代青年玩世不恭风气的《橡皮人》和刘心武讽刺当今无行文人蝇营狗苟的《风过耳》等等）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似乎又在提醒着人们：传统“找乐”心态中那份“为怡情而找乐”的趣味正在商品化大潮的冲击下异化为“为欲望而疯狂”的情绪。那种老北京人“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的“高度的艺术性”，那种知足常乐、逍遥自在的情趣终于被永不安宁、永不知足的贪婪与狂热所取代，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又何尝不是游戏心态发展的必然产物？当刘心武在《风过耳》中告诉人们：“北京城渐渐拥有两个世界第一。高档豪华饭店数目与密集度第一，‘卡拉OK’歌厅数目第一”，连“玩深沉，玩忧郁”也成为青少年中“最高雅的游戏”时，他就写出了游戏心态从“小刺激与小趣味”蜕变为“纵欲”与“矫情”的“现代化”转变轨迹。
找乐，找乐，“老北京”在“小刺激与小趣味”中找到了绵长的快乐，“新北京”却在现代化的浮躁与狂热中体会到迷惘与空虚。命运是怎样在捉弄着“找乐”的人们的？弥漫于描绘“老北京”“找乐”生活作品中的浓浓怀旧情与闪烁在嘲弄、悲悯“新北京”浮躁心态作品中的批判锋芒都耐人寻思。
古人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老北京”也有句老话：“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前一句的意思是做人要本分，后一句的意思是临事讲刚直。应该说，这是北京文化传统的另一面。北京人“讲礼”，就包含有“本分”之意。而当本分受到伤害时，北京人是会抗争的。
《正红旗下》中的十成，仇恨洋鬼子，仇恨汉奸，习武、造反，他的铮铮誓言是：“有朝一日，我们会叫皇上也得低头！”谌容的《散淡的人》中的翻译家杨子丰（原形为杨宪益）在政治运动中也敢发牢骚，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坦白隐私”一心与极“左”路线较劲儿，显示了难能可贵的铮铮铁骨（看来，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那个年代里患了“软骨病”的）。
由此就想到了老舍之死。在红卫兵的围攻中，他敢于抗辩，甚至动手还击红卫兵的凌辱。他敢于反抗，是因为他深受“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传统影响，每当危难时刻，常常想到“杀身成仁”。
“文革”刚开始，他就对儿子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
老舍的正直、刚强，是北京刚烈民魂的一个缩影。老舍之死，是当代知识分子凛然人格的证明。
一面是知足常乐，一面是耿直不屈；一面是“生活的艺术化”，一面是做人的道义感。这相反相成的“二重人格”，都深深植根于传统的“礼教”中。中国的传统教育，既讲究礼仪与“面子”，快乐与闲适，也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的修养与志气。古往今来，多少士大夫和普通人都是在平时平静地修身养性，到了关键时刻成就了烈士的事业的！从“找乐”的认真到“成仁”的慷慨，贯穿其间的，是中国文化“刚柔兼济”的传统精神。
宋永毅注意到：“在老舍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自杀者有十余人之多……他们都是善良者、严肃的生活者……他们都是忠烈者。”
无论是为生活所迫而自尽，还是为了正义慷慨赴死，都体现出为了尊严不惜舍弃一切（当然包括“乐子”）的决绝。就像陈建功在《放生》和《耍叉》中概括的那样：“北京人，舍命都不舍脸。”有这样的豪情，才能理解北京人在20世纪上演的一幕幕悲壮的大剧：从义和团运动到五四运动，从“三一八”请愿到“一二·九”示威，直到“四五”运动……一切都令人感动。一切都发源于“有事不怕事”的民风。正因为有这么一股正气在天地间飘荡，那些普通人的几句平凡话也会为充满“乐趣”的作品平添苍凉之色——像《烟壶》中聂小轩的话：“我一向做人光明正大。”还有乌世保的话：“杀人不过头点地，没有过不去的河！”而这些话，都是老北京人常常挂在嘴边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甚至那些痞子，那些“胡同串子”，也都会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张承志在长篇小说《金牧场》中记录下了他对“四五”运动中“胡同串子”烧汽车的思考——“也许小痞子、愣头青、小胡同串子们就这样粗野地撕下了历史的旧一页……那一页又霉又烂，可是从来没有人敢掀它，更不用说撕了它。你只敢用小里小气的伤感来发泄，……然而痞子们是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什么？人民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历史常常就是普通人在忽然间凭着刚烈性情创造出来的。这点，“痞子”们未必知道。这样的刚烈，与聂小轩的正直、石义海的倔强、杨子丰的豪爽有所不同：后者多少还合乎“礼教”，刚强中透出“正气”，而前者则完全背离了“礼教”，显出不顾一切的“泼”来。
说到这“泼”字，宗璞在中篇小说《三生石》中有这样的发现：“经过‘文化大革命’，凡是还有点‘人’气的人，都学得几分‘泼’的。”这“泼”，是一部分底层百姓对命运不公平的抗议，自然具有与“礼”不合的品格。另一方面，“文革”对“革命”的诠释对于改变北京的民风也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泼”“粗野”，成了“革命”的时尚。老鬼在长篇小说《血色黄昏》中生动刻画了“兵团战士”“热血无敌”“为自己脏而自豪”的风格，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养成的好舞弄拳头的土匪气”的继续，是在地下读书中产生的“崇拜海狼，崇拜暴力”的结果，也是知青生活艰难困苦磨砺的结果。其中那种混合了粗鄙与豪放、自卑与自傲的品质既与“革命”相联，又与西方“反文化”的“后现代”冲动遥相呼应。
讲“礼”就讲它个热热闹闹；讲“泼”就弄它个轰轰烈烈。——这，就是北京人的脾气，也是中国人中十分常见的生命形态：在理性（实用理性）与非理性（从“找乐”的陶醉到造反的狂热）之间不停地往返奔突。
“文革”改变了历史。“文革”改变了民风。“文革”也改变了相当一部分描写现实生活的“京味小说”的格调。从老舍的淳厚到邓友梅的幽默、刘心武的深沉、张辛欣的泼辣再到王朔的调侃，在“京味小说”的流变史线索中不是可以明显看出北京人文化心态变迁的走势吗？在1985年以前，《找乐》《烟壶》《钟鼓楼》《散淡的人》等作品基本上还是走着老舍的路子，从容而淳厚；此后，《鬈毛》《橡皮人》《风过耳》这样冷嘲热讽的作品异军突起，蔚然成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风气的变化显然是时代精神变化的产物。就像萧乾在谈到《北京城杂忆》的写作时感慨的那样：“每当我看到有人在讲卫生的横幅标语旁边照样吐痰，每当我看见人们围起来像看耍猴的那么看斗殴的却没人出来劝解，每当我看到售货员半边笑脸对熟人、半边横脸对顾客的时候，我就诅咒那帮打着‘兴无灭资’旗帜的家伙们。他们把散发着芳香的花盆砸个粉碎，把好人能人插了招子拉到街上示众，把上千年的古物砸成烂泥，最可怕的是把人与人之间异于禽兽的那种相互体贴谦让消灭殆尽，把人间化为大林莽。”
也就如陈建功在《耍叉》中感叹的那样：“现如今，北京的老少爷们就是这样，都跟不想过了似的，有事没事爱找气生。过去的北京人可不这样。过去的北京人就怕活得别扭，活得窝心，活得不舒坦……可这会儿，完啦，明白这事的人是越来越少啦。这北京人还有救儿吗？”这的确是个问题。是“文革后遗症”和现代化、商品化浪潮共同作用中产生出来的严重问题。当然，也有张承志那样的作家有时对喧嚣的时代精神是取理解的态度的——例如他就在1985年末发表的短篇小说《GRAFFITI——胡涂乱抹》中讴歌了摇滚的精神：“在那些胡涂乱抹的歌子里深藏着已经必须掩饰才能免受伤害的真诚。”“伟大的北京城，伟大的中国年轻人，其伟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也渴望一场胡涂乱抹。他们讨厌公允和平庸……北京真是座奇异的城。它不会永远忍受庸俗，它常常在不觉之间就掀起一股热情的风，养育出一群活泼的儿女。”“GRAFFITI是年轻人最后的特权，也是古老民族再生时热烈的噪音。”——这样的思考不无道理：浮躁，是青春活力的体现；泼辣，是对僵化的反拨。但更加普遍流行的“怀旧风”仍然在提醒着人们：老北京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在北京作家的阵营中，最忠厚的人道主义作家代表是刘心武；最狂热的理想主义作家是张承志；最痞气的犬儒主义作家是王朔。他们各以自己风格独特的“京味小说”勾勒出北京城在风云变幻的世纪末忽热忽冷、忽晴忽雨的多变面孔。“京味小说”乃至“京味文化”似乎从来不曾像今天这么五光十色、变幻莫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文化有一份韵味独特的方言。而方言又正好是地域文化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人“讲礼”“找乐”的讲究，北京人“刚直”“浮躁”的品格，都在京腔、京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赵园所说：“北京方言是北京文化、北京人文化性格的构成材料。”北京话的“‘甜亮脆生’与‘平静安闲’中，有闲逸心境，有谦恭态度，有潇洒风度，有北京人的人际关系处置，有北京人的骄傲与自尊。北京话中极为丰富的委婉语词，更标志着一种成熟的文化，敏于自我意识、富于理性的文化……”
这样的概括，已经成为大家的基本共识——在《正红旗下》里，老舍用“轻脆快当”“漂亮”来赞美北京话的神韵，称之为“高贵语言”；在《云致秋行状》中，汪曾祺以“不损”“不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和“很逗”形容北京人的“爱聊”与“会聊”，以及“聊天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反映出他对生活，对人，充满了近于童心的兴趣”的闲情逸致。
不过，不是早就有“京油子”一说吗？正是这“油”为京腔的“变味”埋下了种子。《鬈毛》中主人公的“口头禅”是“没劲”，“真他妈没劲”，“更他妈没劲”，是当今许多人满腹牢骚的常用语。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中那些俯拾即是的“那他妈”“真他妈”“我他妈”“他总是他妈”“他妈的”充满了冷漠气息，还有那句“我真想用我的天赋优势把北京所有的嗲声嗲气通通乱骗一通，那该多有乐儿！”和那幅“心情总是莫名其妙地愉愉快快、恍恍惚惚，过马路时不会看看是否走在人行横道上”的形象也都惟妙惟肖写活了新北京人玩世不恭的神态。当然，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王朔。从“只要你不把自个当人就没人拿你当人找你的麻烦你也就痛快了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一点正经没有》）这样的油腔滑调到“人家都说我是当代活‘愚公’，用嘴侃大山，每天不止”（《浮出海面》）这样令人捧腹的“改写”“革命经典”的俏皮话，以及“我的嘴仍是茅厕的石头”（《空中小姐》）这样使人啼笑皆非的比喻，还有“任何真理都具有两面性，都是那么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我是你爸爸》）这样的“大实话”，在他的作品中是一起上阵，汇成“杂语喧哗”的声浪。亦“损”亦“贫”，调侃一切，嘲弄别人也作践自己；戏谑政治也解构美德。对此，王朔曾这么说过：“我借助最多的是城市流行语，老北京的方言我并不太懂。这些流行语的来源很多，有语录中的，重大事件中的，还有新典故，等等。”“有些话必须这么说，你正着说就没意思了。”“逮谁拿谁开涮”……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我虽然不怎么样，但你也没什么。“弄得你没辙没辙的”，“这都是北京人的生活形态”，“新京味儿”之“新”，正在于此。
在经历过一个人人熟读“小红书”，“革命口号”满天飞的年代以后，“王朔热”的流行无疑具有解构“伪崇高”的积极意义。同时，“王朔热”的流行又何尝不是“京油子”传统的新生和当代人游戏人生心态的绝妙象征？在油腔滑调的深处，有民间的机智，还有百姓的“找乐”和狂欢心态。在那些没心没肺的油腔滑调中，“甜亮脆生”的韵致和“委婉”“闲逸”的古风已经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看破一切的冷漠与调侃一切的狂欢的水乳交融，是无所顾忌的放肆与妙语连珠的俏皮的共生互动。由此可见，“王朔热”不是一个“痞”字就能概括得了的。其中包含有丰富的文化奥秘：对于王朔笔下的“橡皮人”，人生一点正经没有，可以嘲弄一切；可是对于《我是你爸爸》中的主人公马林生那样一个“在年龄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挣扎”，常常“想不起有什么现时发生的令人高兴的事”，而且“连玩都不会！连一份哪怕是像打麻将这样的庸俗乐趣都不具备”的小人物来说，调侃常常是化解烦恼的唯一选择。就这后一方面（这一方面似乎常常被评论家忽略）而言，马林生与阿Q倒是十分相像。后来，刘恒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对底层百姓的自我调侃和自我安慰做出了进步的阐发：“张大民的幸福”在于“知足常乐”。“精神上的飞檐走壁只是为了减轻自己精神上的负担”。“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参与竞争的能力不强，怎样接受这个现实，只有乐观主义，而不是怨天尤人。”
当前的中国，有多少下岗工人和贫穷农民是像马林生和张大民那样在苦中作乐！
京腔的粗鄙化、芜杂化进程是时代巨变的一个缩影，也是新北京浮躁情绪的一面旗帜。那么，当“新京腔”已经以咄咄逼人之势把“传统京腔”从生活与文学的中央位置挤到边缘地带的时候，究竟是文化的悲剧还是喜剧？如果是悲剧，为什么“王朔热”大受青少年的欢迎？而如果是喜剧，为什么“怀旧”的主题在当代“京味小说”中那么流行？这又是一个一言难尽的话题了。
时代还在巨变中。在新的世纪里，传统深厚的“京味小说”还能产生新的种类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又会是怎样的一片风景呢？
原载于《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